「我們要一直為地球做該做的事，但同時也要繼續努力拯救你心愛的『具體事物』――它可以是社區、機構、荒野、面臨困境的某個物種。就算這樣的努力只有小小成績，也是一劑強心針。此刻行的善，固然可說是對抗日後酷熱的一種避險措施，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它在當下便成就了善。」——強納森·法蘭岑
兩年前，印第安納州有個律師寄了張七萬八千元的支票給我。這筆錢是我姑丈沃特給的，距他過世已經六個月。我從沒想過沃特會給我錢，當然更不可能指望有筆錢從天而降。我因此覺得為了紀念沃特，應該把這份遺產用在特別的地方。
那時正巧我多年女友（土生土長的加州人）答應我要一起好好度個假。她母親高齡九十四，身體不太好，短期記憶越來越差，她便搬回聖塔克魯茲定居，以便照顧母親。她為了感謝我的體諒，衝動之下脫口而出：
「我願意跟你一起去旅行，去你一直想去的地方，全世界不管哪兒都行。」
我聽了這話之後的反應是：
「南極嗎？」（但實在想不起為何有此一答）
她立時杏眼圓睜，我早該更敏銳讀出那眼神的含義，然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加州人習慣了溫帶氣候，我想讓她的南極之旅舒服一點，便決定用沃特留下的那筆錢，訂了最豪華的行程——為期三週的「國家地理雜誌林布拉德郵輪探險之旅」，去南極、南喬治亞島、福克蘭群島等地。
付了定金之後，只要我和加州人聊到這件事，不免忐忑開起玩笑，說天氣會冷得要命啦、船到了南冰洋一帶會顛簸得很厲害啦等等，不過這些她都願意承受。我一直要她放心，等她看到企鵝，一定會很高興走這一趟。然而等到該付餘款了，她卻問我有沒有可能延期一年再去。她母親的狀況不太穩定，她不願意離家那麼遠，萬一有事絕對趕不回來。
事情到了這地步，我也隱約生出不太想去的心情，更想不起自己當初為何會提議去南極。要說是出於「在南極融化之前去親眼看看吧」的念頭，未免也太悲觀，像是自我放棄——幹麼不等南極真的融化，把它從「想去景點清單」直接劃掉算了？
而且我對這「第七大陸」變成世人的某種戰利品，也頗不以為然，它實在太遠、花費太高，一般觀光客根本去不起。當然，南極不僅有企鵝，也確實有奇特的鳥種可看，好比白鞘嘴鷗（Snowy Sheathbill），和在全世界最南端繁殖的鳴禽亞南極鷚（South Georgia Pipit）。只是南極的鳥種實在不多，況且我已經逐漸學會接受「不可能看遍世間鳥種」的事實。
那幹麼還要去南極？我想得出的最好理由，就是「我和加州人完全沒做過這種事」。我兩從累積的經驗學到，我們最理想的出遊就是三天行程。我想要是我和她在海上共度三週，完全無處可逃，說不定會開發出我兩的新極限。如此我們就能一起做一件「這輩子本來有可能一起做，卻始終沒做的」事。
於是我同意延後一年再去，自己也從紐約搬到聖塔克魯茲定居。後來加州人的母親跌了一跤，雪上加霜，她更怕放母親一人在家。事已至此，我明白自己不該增加她的負擔，便主動說她不用去南極了。所幸我二哥湯姆剛退休（這世上可與我同住一間小艙房達三週之人，我也只想得到他了），可以遞補她的空缺。
我把原先訂的雙人床改成兩張單人床，又訂購了保暖橡膠靴，和一本非常詳盡的南極野生生物圖鑑。
但即使都走到這一步，眼看出發日期越來越近，我還是無法坦然說自己要去南極，只會不斷說「看樣子我是真要去南極了。」
湯姆說他很興奮，只是我自己覺得這一切越來越不真實，也越來越沒有開心等待啟程的那股興致。也許是因為南極讓我想到死亡——想到飽受全球暖化威脅的南極生態之死；想到我自己的死也代表看到南極的最後期限。
但我變得分外珍惜與加州人尋常的生活節奏——望見她早晨的臉龐；聽見她傍晚探望母親歸來，開啟車庫門的聲音。我打包行李時有種感覺，彷彿走這麼一趟，只是因為錢已經付了。
時間回到一九七六年八月的聖路易。傍晚很涼爽，我和爸媽就在露臺上吃晚飯。廚房裡電話響了，我媽起身去接，隨即叫我爸去聽。
「是依爾瑪。」她說。
依爾瑪是我姑姑，和沃特住在德拉瓦州的多佛。顯然大事不妙，因為我記得我也去了廚房，站在我媽身邊，依爾瑪當時不知在電話裡對我爸說了什麼，只見我爸猛然打斷她，像是動了怒，對著話筒大吼：
「依爾瑪，我的天啊，她死了？」
沃特和依爾瑪是我的教父教母，但我其實和他們不熟。我媽受不了依爾瑪——她堅稱依爾瑪被父母寵得太不像話，而為此吃虧的則是我爸。沃特是退役空軍上校，後來當了高中輔導老師，儘管他感覺好像比依爾瑪可親，我對他的了解，大多還是從他自費出版的書《博大精深的高爾夫球》而來。
書裡講的是他從高爾夫球習得的人生智慧，他送了我們一本，我既然什麼都讀，這本當然也不例外。和我比較熟的，是沃特和依爾瑪的獨生女蓋兒。
這女孩高䠷秀麗，天不怕地不怕，後來到密蘇里州念大學，就常過來看我們。這通電話響起的前一年，蓋兒大學畢業，在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找到銀匠學徒的差事。依爾瑪打電話來是通知我們，蓋兒在大雨的夜裡獨自開車，要趕去俄亥俄州聽搖滾演唱會，結果車開到西維吉尼亞州，在某條狹窄多彎的公路上失控。
那幾個字依爾瑪顯然說不出口，但我們都明白，蓋兒死了。
十六歲的我懂了什麼是死亡，不過或許是因為爸媽並沒帶我一起去出席葬禮，我並沒為蓋兒哭泣或悲傷，反倒有種感覺，覺得她的死以某種方式進入我腦中——彷彿我對她的記憶串成的網絡，被什麼惡毒的電燒針燒成壞死，如今成為一片無用的空間，一片充塞最底層醜陋真相的空間。
這空間無比險惡，神智清楚之人絕不會越雷池一步，但我可以感覺得到，有個真相存在某道心理防線後，那就是我的美麗表妹再也無法復生。
這場意外的一年半之後，我到了賓州成為大學新鮮人。有回我媽轉告，依爾瑪和沃特邀我去多佛度週末。我媽嚴詞叮囑我非去不可。
我想像中那個多佛的家，正是我腦中充塞醜惡真相的空間之化身。我惴惴不安赴約，結果那個家果然一步步讓我的憂心成真。屋內整理得井井有條，散發官邸那種令人窒息的簡潔端正之感。垂地的窗簾十分硬挺，每道褶子都一絲不苟，彷彿在說蓋兒的呼吸或舉動，也動不了這些物事一絲一毫。姑姑頭髮全白，頂著如窗簾硬挺的髮型，赭紅唇膏和厚厚的眼線，把她的臉襯得更白。
我這才知道，原來只有我爸媽叫依爾瑪「依爾瑪」，大家都叫她「法蘭」，也就是她娘家姓的簡稱。我原本很怕會有聲淚俱下的傷心場面，沒想到法蘭對我話匣子一開，竟然沒完沒了，只是語氣顯得刻意，嗓門又拉得老高，從幾分鐘講到幾小時。
而她講的內容——這房子的裝潢啦、她和德拉瓦州的州長很熟啦、我們國家的走向啦，這些都和我們的尋常感受毫不相干，也因此無聊至極。沒多久，她講到蓋兒，也是同樣的語氣——談蓋兒的本性、蓋兒藝術天分的特質、蓋兒對未來的規畫太過理想化等等。
我很少開口，沃特亦然。我姑姑滔滔不絕固然令人難以忍受，但我或許已然明瞭，她所處的那片空間，本身就令人無法承受。用這種高高在上的姿態，聊這種無謂的話題，而且沒完沒了，是或可在那空間倖存的一種方式。
確實，她也可能藉此讓訪客在那空間得以倖存。講白一點就是我覺得法蘭因為這場巨變，神智已經不太清楚。那個週末，我唯一得以脫離姑姑喘息的空檔，是沃特開車帶我遊覽多佛，參觀多佛的空軍基地。沃特是斯洛維尼亞裔，個子瘦高，鷹鉤鼻，頭上只剩耳後那撮頭髮，而有了「光頭」的綽號。
我讀大學那幾年，又去過沃特和法蘭家兩次，他們還來出席我的畢業典禮和婚禮。這之後的許多年，我和他們除了寄寄生日卡片、聽我媽轉述她和我爸去佛羅里達州看他們的經過（我媽不喜歡法蘭，總免不了加油添醋）之外，就沒什麼聯繫了——沃特和法蘭後來搬到佛州的波因頓海灘（Boynton Beach），住進一個環繞高爾夫球場的公寓社區，我爸媽不時會出於義務去探望他們。只是我爸過世後，在我媽逐漸不敵癌症的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件妙事——沃特突然愛上了我媽。
這時的法蘭已因阿茲海默症神智錯亂，住進了安養院。由於我爸生前也罹患阿茲海默症，沃特便主動打電話給我媽，一來尋求建議，二來相濡以沫。照我媽的說法，沃特後來竟自個兒去了聖路易一趟，他們才察覺這是兩人首次獨處，發掘出彼此諸多共同點——他們都樂觀開朗、熱愛生命；另一半不僅都是法蘭岑家的人，而且個性同樣頑固陰鬱。
沃特和我媽就此墜入目眩神迷、水乳交融的二人世界，愛苗隨之萌生。沃特帶她去市中心她最愛的餐廳，飯後他開她的車，卻不慎害輪胎上方的車側擦過停車場的牆，微醺的兩人呵呵傻笑了半天，最後達成共識，平均分攤修車費用，就當成兩人的祕密，誰也不許說出去（沃特最後還是跟我說了）。
他回佛州後沒多久，母親病情加重，搬到西雅圖我二哥湯姆家，度過最後的時光。沃特卻做了規畫，打算去西雅圖看她，延續兩人方燃的愛火。他兩對彼此的感覺是——他依然展望未來，她則悲喜交集，心知自己早已錯失良機，悵惘不已。
是母親打開我的眼，引我看見沃特是何等難得的好人；是母親驟逝，讓沃特未能與她再見一面的失望與心傷，打開我與沃特的友誼之門。他需要有人知道他對她萌生愛意，那是何等的驚喜；他需要有人懂得正因如此，他失去她是何等椎心。
而我，一來在母親這輩子的最後幾年間，同樣意外體會到自己對她的敬愛之情與日俱增；二來我既無子女，又離了婚，工作不穩定，如今爸媽也走了，有不少空閒時間，於是我成了沃特可以傾訴的對象。
母親過世後幾個月，我頭一次去看他，兩人做了些身在南佛州的必做之事——在他的社區打九洞高爾夫；到戴爾瑞海灘（Delray Beach）找他兩個九十好幾的朋友，玩兩盤三局兩勝的橋牌；也去了我姑姑住的安養院探視，只見她在床上緊緊蜷縮成一團。
沃特溫柔地餵她吃了一盤冰淇淋和一盤布丁。待護理人員進來幫她換貼在髖部的OK繃，她突然哭起來，小嬰兒般整張臉揪成一團，哭喊說好痛啊，好痛啊，好恐怖，沒天理啊。
我們把她交給護理人員，回到沃特的住處。法蘭當年精心擺設的那批家具，有不少從多佛搬了過來，但如今沃特獨居，雜誌和早餐穀片紙盒散置四處，沖淡了那股正襟危坐的肅穆之氣。
沃特毫不掩飾他的情緒，對我談起失去蓋兒的心情，以及怎麼處理她的遺物等等。我想不想要她畫的幾幅畫？願不願意接收他送她的Pentax單眼相機？看她那些畫的模樣，應該是學校作業，再說我也不需要相機。可是我感覺得出，他實在狠不下心把這些東西捐給慈善機構，得另想辦法卸下心頭的這個重擔。我說我很樂意接收。
到了智利的聖地牙哥（Santiago），在我們全團搭乘包機赴阿根廷最南端的前一晚，我和湯姆去了「林布拉德」在麗池卡爾頓酒店宴會廳辦的歡迎晚會。我們要搭的郵輪名為「國家地理雜誌獵戶座號」，客房價格是兩萬兩千元起跳，最高等級甚至接近這個數字的雙倍，所以我先有了刻板印象，假定同船旅客都是有錢有勢的愛好自然之人——想必是雞皮鶴髮的退休人士，身邊有個花瓶配偶，在避稅勝地坐擁豪宅之類，搞不好還會有一兩個我認得的電視名人。
只不過我完全想錯了，原來那種等級的貴賓，另有專屬的特別遊艇。當天出席歡迎晚會的團員，並沒有我想得那麼光鮮體面，也沒我想得那麼老，其中有滿多人是醫生或律師，我只看到一個男的穿高腰長褲。
我對這趟旅行的三大最怕排行榜：第一怕暈船，第二怕打鼾會吵到我哥，第三怕行前對南極特有鳥種的功課做得不夠。有個林布拉德的工作人員（是個澳洲人，行李全被航空公司搞丟）出來主持晚宴、歡迎大家，也回答了來賓的一些問題。我也隨之舉手，自我介紹說我喜歡賞鳥，問現場有沒有同好，希望可以藉此找到有力的後援團，卻只看到兩隻手舉起。
那個澳洲人先前對來賓的提問，都一一回以「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卻沒對我講這一句，只含糊回說船上會有懂鳥的工作人員。
沒多久我便得知那舉手的兩人——克里斯和艾妲，是船上唯二沒付全額費用的旅客。這對夫妻檔五十來歲，都是保育人士，住在加州的沙斯塔山。艾妲有個妹妹在林布拉德上班，因為有人臨時取消行程，公司在這團出發前十天，給他們客房減價大優惠，這讓我覺得和他們更加投緣。
我固然付得起全額，但要是我自己出遊，不會選林布拉德這種郵輪團行程。我當時這麼做是不想讓加州人覺得去南極太辛苦，這會兒卻自覺像個意外踏上豪華之旅的觀光客。
隔天，我和湯姆在阿根廷烏蘇懷亞（Ushuaia）的機場，排在護照查驗人龍很後面的位置，人龍往前移動的速度偏偏又慢。我們離開美國前都收到林布拉德的緊急通知，要大家繳一筆阿根廷政府向美國觀光客收取的「入境費」，我就繳了。
湯姆三年前去過阿根廷，阿國政府的網站這會兒竟不讓他再繳一次費用，他便把「無法繳費」的訊息印出來帶著，想說有這張當證明，外加他護照上有當年在阿根廷通關時蓋的章，應該可以過關，但是這次阿國卻不讓他入境。
我們同團的旅客都已經上了遊覽車，準備前往下一站的「雙體船水上午餐之旅」，我們兄弟兩卻杵在原地，不斷拜託查驗證照的移民官讓我們過去。半小時過去，又二十分鐘過去。林布拉德的工作人員急得快發瘋。最後湯姆終於獲准再繳一次費用，我連忙往外跑、跳上遊覽車，只見全車怒目而視。我們的旅程還沒開始呢，我和湯姆已經成了問題團員。
登上獵戶座號後，我們的探險團團長道格請大家到船上的交誼廳，興高采烈歡迎所有團員。道格體格魁梧，一臉白色落腮鬍，以前是劇場設計師。
「我愛死這趟旅行啦！」他對著麥克風喊：「這是最棒的公司辦的最棒的行程，要去全世界最棒的景點。我和各位一樣開心。」然後很快補上一句：這趟旅行不是豪華郵輪之旅，是探險。
他還不忘特別跟大家說明，他這種探險團團長，假如和船長發現大好機會，可是會把原先的規畫全部作廢，重點是帶大家「追求美好的冒險」。
道格接著說明，這一路上會有兩名工作人員給大家上攝影課，也會為想要精進攝影技巧的團員個別指導。另兩名工作人員只要有機會就會潛水，提供大家海下風光的畫面。
至於那個行李搞丟的澳洲工作人員，可沒丟了他的新款無人機，那上面裝了高解析度的攝影機，他花了九個月，才申請到在這趟旅程使用無人機的許可。當然，這無人機也會拍照片回來。
此外還有一名全職拍片的攝影師，之後會把影片做成DVD，旅程尾聲即可供團員購買。我覺得在座的這些團員人人都比我清楚——赴南極旅遊的重點，顯然就是帶一堆照片回家。「國家地理雜誌」這塊招牌讓我以為此行可以充實科學知識，結果我應該滿腦子想著照片才對。「我是問題團員」的感覺這下子更強烈了。
後來的幾天，我學會在林布拉德郵輪上認識新團員的標準問句：「你第一次參加林布拉德嗎？」要不就是：「你之前參加過林布拉德嗎？」
這種措詞讓我有點發毛，好像「林布拉德」有那麼點宗教意味，而且還所費不貲。到了傍晚，道格在交誼廳回顧一天的開場句，多半是問：「大家今天過得讚不讚啊？」然後等著現場一陣歡呼。
他再三強調我們這次能平穩通過德瑞克海峽（Drake Passage），真的是老天保祐，讓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搭上名為「黃道帶」的小船，登上南極半島附近的巴里恩托斯島（Barrientos Island）。這次登島極為難得，林布拉德不是每團都有機會在這裡上陸。◇（節錄完）
——節錄自《地球盡頭的盡頭》/ 新經典文化出版公司
（〈文苑〉）
責任編輯：李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