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梁晃維:港青年爭民主不惜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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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5月29日訊】(香港大紀元記者林嘉麗、梁珍採訪報導)中西區觀龍選區是多年的建制派老巢,去年區議會選舉中,一個22歲的年輕大學生,抱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參選區議員,在無政治經驗、無政治黨派的情況下,竟然扳倒親共陣營,成功當選。他就是香港大學生物醫學系的梁晃維

中西區議員梁晃維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專訪時表示,他之所以能夠勝選,是因為反送中運動中香港年輕人的付出,特別是區議會選舉前發生的中大和理大保衛戰,觸動了很多香港人的心,使得投票率超高,民主派因此大勝。

而他參選區議員的初衷,是因為參與反送中運動之後,看到「香港的情況已經差得已經不能再差」,所以希望利用自己能言善辯的才能,在新的戰線、新的平台上去幫助整場運動。

作為一個區議員,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喚醒民眾的公民意識,「區議會裡應該多提一點政治性和全港性的議題。」社會都到了這樣的地步,每個人都無法從這個政治氛圍中脫身,與其迴避,不如就將這些東西帶進社區,跟民眾一起談論,一起思考:希望這個香港變成什麼樣子?「無論哪個年齡階層的人,都應該要有機會參與其中。」

他批評港府防疫工作做得很差,許多街坊都買不到口罩,或買不起口罩。而且政府採取很多手段架空區議會,阻民眾發聲。香港100萬、200萬人上街遊行,港府都沒有任何反應,「政府不是聆聽市民的意見,嘗試解決他們的需求,反而做更多無謂的事情去限制大家的自由,我覺得是一個本末倒置的狀態。」

對於香港的疫情輕微,梁晃維談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從來不相信中國(中共)。從這個疫情開始到現在,中國(中共)都有很多的隱瞞,例如最開頭隱瞞疫症能夠人傳人,到後來隱瞞確診數字、死亡數字。如果香港人真的聽信中國(中共)講,不需要害怕這個疫症的話,我相信我們今天絕對不會有那麼少的確診個案。」

他3月份參與了黃之鋒、張昆陽國際戰線的一個行動,向美國提交了15萬個香港團體和巿民的聯署,促請美國即將出台的首份《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年檢報告,考慮啟動制裁機制的搜證程序。他認為整個國際戰線除了要打空戰,就是直接向外國政要遊說之外,也要打地戰,就是香港本地民眾的意願也非常重要。他舉例說去年美國快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因為香港人堅持抗爭,讓美國看到香港人對民主人權的強烈渴望。

在香港因為反送中運動被捕的人士,很多都是大有前途的學生,選擇豁出來,為香港的未來去拼搏,是因為:「香港的年輕人真的是非常渴望民主,真的是不惜代價地做一切能夠做的事情。」

「香港人沒有忘記初衷,仍然在追求民主」,梁晃維非常希望國際社會能夠繼續幫助香港人。他也相信,「只要香港人這個群體存在一天,香港這個地方就一定有希望有出路。」

以下是訪談內容整理。

23歲港大生 參選區議員扳倒親共陣營

記者:你很年輕,只有23歲,第一次參選就已經贏了中西區那個傳統建制派票倉,怎樣看這次獲勝的原因?

梁晃維:老實說我當時是抱著一個「打白區」的心態,純粹是不希望保皇黨可以那麼容易當選。觀龍選區是中西區一個很大的票倉,因為那裡有一個公共屋村,以前一些保皇黨的「大佬」例如葉國謙都曾經是這一區的區議員,他們在那裡的勢力非常大。曾經參選過這一選區的政治明星,例如長毛梁國雄、梁頌恆等等都輸了,而且輸的票數都挺多。我當時純粹是抱著挑戰一下的心態,沒有想過真的會勝出。

為什麼最終能贏,我覺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一班手足的付出。尤其是區議會選舉之前,發生了兩場大學攻防戰,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之戰,牽動了很多香港人的心。很多香港人都會問:為什麼我們的社會變成這樣?為什麼我們的政權要這樣對待社會上一班有想法、有理想的年輕人?就是因為這樣的社會氛圍影響了大家,最後才造成了那麼高的投票率,也使我能夠成功當選。

記者:參選過程中,有沒有比較難忘或感動的故事?

梁晃維:都有的。因為做區議員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以前在大學裡面做過學生會,但那是一些比較社運形式的工作,和做區議員,去服務社區是兩個很不同的面向。一開始落區時,很多事我都要摸索,學怎樣跟街坊相處。尤其一些老人家可能對政治上的事情沒有概念,反而著眼於一些民生的事情。這些不是我最擅長的,就要在其中慢慢摸索,去了解居民的需要,才能成為一個好的區議員。

講一件難忘的事,我在那裡認識了一些老人家,因為當時選區裡的公共屋村要加租,那些老人家和一班街坊就組織了一個關注組,希望制止加租這件事。我當時作為區議會選舉的參選人,之後是候任議員,都有幫他們爭取這件事。那些老人家看到你投入去幫助他們的時候,他們會感受到的。有的老人家之後跟我說,其實他以前是幫民建聯做義工的。到現在他們都變成了我的朋友,也很支持我的工作。

記者:他們怎麼稱呼你?

梁晃維:因為我比較年輕,除了叫我梁議員,有時他們會叫我的名字「維仔」。老人家看到一個後生仔(年輕人),都感到開心。

記者:很親切啊。你以前是港大生物醫學系的學生,這次參選獲勝,港大的同學朋友有沒有來支持?

梁晃維:當然有。我的選區很接近港大,整個競選過程中都有很多同學來幫我,甚至競選團隊裡大部分都是我大學的同學和朋友。另外我覺得很特別的就是,這次區議會選舉,在全港各區都有很多港大的學生或畢業生參選,當中很多我們互相都認識。當你感受到比較熟悉的人在整個香港都一齊奮鬥的時候,無形之中都給我一股動力,去推動自己不斷進步,在這場選舉中勝出。

記者:對去年7月1日港大梁繼平那番感言,你有什麼感受?跟你參選有沒有關係?

梁晃維:其實我不認識梁繼平,當然聽過他的名字,因為他在港大上學時出版了《香港民族論》,這是每一代港大人都會記得、也非常尊敬的一件事。他當時講的一番話,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香港已經退無可退,如果我們輸了,我們的公民社會最少會倒退十年。」從主權移交到現在,大家都會説:「啊!香港還有機會。」或者是覺得香港都還沒差勁到一個極點,我們仍然有機會去改變它。而從整個反送中運動,延續到現在的這一場運動,大家都看到:其實香港的情況已經差得已經不能再差,真的是很急切地需要一個比較大的改變,「香港重返正軌」才有機會。

那時聽了他的一番話,我想:以自己的能力和資源,除了做一個運動的普通參與者之外,是否還能多做一點事呢?我對政治有些概念,又算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那覺得不如嘗試參選區議員,在新的戰線上、新的平台上去幫助整場運動。

記者:你的同學估計都從事對口專業,你是否其中唯一的一個區議員?他們對於你的選擇有什麼看法?

梁晃維:他們其實沒有太大反應。因為以前上學時,同學都知道我的興趣不是在讀學科上面,反而對社會、政治的東西比較關注。那科的學生很少會參與學生會的事務,我估計我是那一科裡第一個去參選學生會幹事的人。他們可能有些意外,就是我最後真的選了區議員作為我的終身職業,但是大家普遍的態度都是支持的。

把政治議題帶進社區 喚醒港人公民意識

記者:剛才講到想帶一些改變給這個社會,你是身體力行去做這件事。你會帶給這個地區一個什麼樣的改變?

梁晃維:我覺得要成為一個更好的地區,除了一些硬件的東西,軟件也很重要,就是指社區裡面的人。因為以前的區議員,不論是保皇黨還是泛民主派,在區議會的層面都有一點被香港整個政治環境割裂了。大家只會注重區裡面一些民生的改善工作,跟居民平時的相處啦,幫助啦,給一些不同的小禮物蛇齋餅糉啦。當然幫助居民不是錯,這是需要保持的,因為服務社區都是我們其中一個職責。但是我覺得區議會裡應該多提一點政治性和全港性的議題。

尤其是社會都到了這樣的地步時,每一個人,無論是否支持這場運動,都沒有辦法從那個政治氛圍中脫身。與其迴避,不如我們就將這些東西帶進社區,跟區裡的市民一起談論,一起思考到底這個社會應該怎樣繼續走呢?或者現在走的方向是否正確呢?這是我做得多一點的事情,我覺得作為一個區議員,有責任繼續提醒大家的公民意識。

以前大家可能覺得這些政治的東西,只是一小撮人參與的事情,或者只是一些年輕人的權利。但我覺得不是。無論哪個年齡階層的人,都應該要有機會參與其中。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例如我們在區裡面設立一些連儂牆,給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另外我們比以前的區議員更加敢講一些政治議題,或者做一些政治宣傳。

因為每一次香港都是要等到有一個很大型的社會事件才令大家覺醒,這樣可能很久都不會令香港有真正的改變。那麼在社區裡面一個那麼好的平台,我作為區議員,有社區裡面的聯繫網,我們就應該好好應用這些資源,跟那些街坊説我們希望這個香港變成什麼樣子,希望大家怎樣參與。

港府架空區議會 阻民眾發聲

記者:中西區區議會說過要拆除中聯辦前的政治花槽,現在結果是什麼?

梁晃維:中聯辦外面有寬闊的行人路,但是前幾年突然一夜之間建了一個很大的花槽,說是美化環境,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個政治動機很明顯,就是阻礙傳媒採訪,阻礙一些人士去請願。我們聽過一些街坊意見,尤其是一些同事住在中聯辦附近,他們都會説,那塊東西(花槽)很佔地方,又不美觀,跟附近的環境格格不入。以前區議會會動用撥款去做一些社區的改善的工程,例如平整某些路段,或者移除路上的一些障礙物。

所以我們在區議會裡提出動議,希望移除中聯辦的花槽。當然能不能成,現在就比較難評估。因為整個政府由民政總署牽頭,明顯試圖架空這屆區議會的職能。我們區議會平時反映的一些意見他們都不聽,當涉及到反送中運動,或警察執法的問題,政府很明顯是一個迴避的態度,甚至是很刻意不想處理這些問題。

比如我們區裡面有些行人天橋被鐵絲網封住,如夏慤道的天橋,和中聯辦附近港澳碼頭的天橋,都被鐵絲網封了。我們區議會曾經收集居民的意見,很明顯大家都不希望有那些鐵絲網。但現在面對的困難是,政府説那是一個更加高層的決定,並不是由下面的部門決定。其實政府是用推卸責任的方法,用刻意迴避的手段,避免區議會去做一些跟他們想法不同的事情。

記者:是的,香港很多事背後都有深層的原因。中聯辦的政治花槽,其實跟2002年法輪功學員去中聯辦請願有關係。當時他們被誣告阻街,打了三年官司,最後法輪功學員勝訴。後來中聯辦就弄了一個政治花槽,使人們不能在那裡表達意見。你可否再介紹一下,那個行人天橋的鐵絲網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原因是什麼?

梁晃維:鐵絲網是大概去年12月或今年1月的時候開始的。它當然沒有講安裝的原因,但是大家都很明顯估計到,他們是希望阻止在天橋上面扔東西下去阻塞交通。政府做這樣的工程其實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為什麼大家要用阻塞交通這些手段去表達政治訴求,就是因為當大家和平示威的時候這個政府都不聽。當我們100萬、200萬人上街遊行,他們都沒有任何反應,那麼市民很自然就會採取一些更加激進的行為。政府不是聆聽市民的意見,嘗試解決他們的需求,反而做更多無謂的事情去限制大家的自由,我覺得是一個本末倒置的狀態。

例如我們那一區,有一個天橋底的一根柱子,本身可能是給那些街坊來做連儂牆,它(政府)現在都用路政處的水馬去圍住那裡。為了要阻止大家表達意見,為了要將社區裡的聲音消滅,政府是無所不用其極,無論那些工程多破壞這個社區的觀感,多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它都會做。他們只是希望香港看上去歌舞昇平,從來都沒有想過解決問題的核心。

港青年不惜代價爭民主 渴望國際社會幫助

記者:港大一直都是風眼,風暴的中心,去年中大理大事件,而港大似乎算是保住了一點,沒有給檢查出來。你覺得港大的學生,他們的特性是什麼呢?起了些什麼作用呢?

梁晃維:很多時候港大的學生不一定會走在最前線,但是他們比較有策略性,他們會很清楚自己的目標是什麼,然後就會朝著那個目標一步步邁進。以我自己為例,我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裡,那麼我就嘗試做一些跟我的才能吻合的事。例如我擅長演講,那麼在運動初期,我就跟同學一起組織了一些宣傳隊伍,去學校或在各區做一些宣傳,向民眾解釋反送中運動。到了後期我發現可以更進一步去參選,成為一個區議員。我想港大每一個同學都很會利用自己的資源,我相信很多港大同學都在這場運動的不同崗位上默默的做著貢獻。

記者:你最近幫忙做一些國際戰線,跟張昆陽,黃之鋒等等?

梁晃維:上次我們國際戰線的一個行動,就是希望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第一份年檢報告,向美國提出一些建議。黃之鋒、張昆陽他們國際線的手足,會找像我這樣的區議員一齊做這件事,是因為打國際戰線,除了一定要有像他們那樣的代表性人物出外遊說之外,本地民眾的意志聚集其實也都非常重要。

區議員大部分都是用一個民選的方式來產生的,跟立法會不一樣,立法會有一半的議席是功能組別。如果一大班區議員能夠團結在一起,我們代表到的民意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民意,能夠直接代表到香港人這一刻到底想要些什麼。整個國際戰線除了要打空戰,就是一些人直接跟外國的政治人物談判、遊說之外,我們也要打地戰。

例如去年美國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如果香港人不能夠展現出真想要這條法案的意願,美國的國會議員也是愛慕能助的。因為我們11月份一連串的行動,還有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的結果,讓美國的政府、議會看到,香港人非常渴望有這個民主的到來,非常渴求外國能夠做一些事情來幫助香港人追求民主,所以他們才那麼快的速度通過了這個議案。所以這次我們應該找一個類似的手法,再一次找一些不同的手段告訴外國社會:香港人沒有忘記初衷,仍然在追求民主,希望國際社會在疫情中能夠抽一些時間來繼續幫助香港人。

記者:現在進展如何?因為五月份就會出這個二讀審議報告。

梁晃維:上次我們將那些聯署交給美國駐港的領事,他們會帶給美國國務院。我相信美國國務院那邊已經在準備這份報告。但是什麼時候發放,現在還沒有消息,可能美國受到疫情的影響,那麼本來應該是四月份之內出的,可能現在要延後了。

記者:你們提供的制裁名單,大概有多少人左右?

梁晃維:制裁名單最終有多大或者有多少人,這個還是未知數。但能夠講的就是,這份報告能夠預期是一份比較強硬的報告。其實美國在上個月都出了一份人權報告,其中關於香港的章節很長,很詳細、很清晰地描述了過去這一年在香港發生的事情,例如新屋嶺拘留所,例如8·31太子站的恐怖襲擊,反映出美國對於香港的情況可以說是瞭如指掌。

記者:這個制裁名單的重要性是什麼?

梁晃維:這個制裁名單最重要的就是給中共和港共的一幫爪牙一個警示。就是要跟他們說,如果你們繼續打壓香港的自由,是必然要付出代價的。當然就算制裁他們,凍結一些資產,禁止入境美國等,比起他們過去一年對香港做的事情,是真的微不足道。

因為有那麼多香港人因為這場運動而被捕、受傷,甚至有些人失去性命,而這一班打壓我們的高官、保皇黨和香港警察,他們依然毫發無損,依然每一天都在拿工資。所以這個制裁名單只能夠說是第一步,但是距離我們真正能夠制裁到這一班賣港的人,真正能夠幫助香港實現民主之路,我想仍然要有一段時間。

我個人覺得另一個著眼點是,我們應該看看,美國即將遞交的這份年檢報告,對於香港普選的態度到底是什麼。因為美國去年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支持香港在2020年全面普選的,但是在時間上現在暫時就不可行,因為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即將到來了,只有幾個月時間。所以美國到底會怎樣寫關於香港普選狀況的這個部分?下一年會不會將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或者普選,作為驗證香港自治的一個條件?會不會因為香港不能夠實現普選,而對香港的政策做一些改變呢?我覺得這一方面都值得我們期待。

記者:我之前採訪過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遊說團,他們說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國際社會非常重視香港年輕人,特別是這些年輕大學生的聲音,他們可能提供了很多意見給了美方那邊。而港大都有很多手足被捕,有沒有將他們的聲音帶過去呢?

梁晃維:作為一個大學生,身邊都一定有一些同學被捕的,我覺得他們的聲音當然跟我們想法相近。而更重要的是,我覺得要跟國際社會說,在香港看到的一班被捕的人士,或運動的參與者,他們不是烏合之眾,其實他們都是可能很有前途的學生。

例如我身邊都有一些醫科、法律系的學生因為這場運動被捕。看到一班原本是大好前途的人,都要選擇豁出來,為自己這個城市的未來去拼搏,我相信國際社會都能夠知道香港的問題有多大。不僅跟美國,而且跟全世界其它國家,我都會不斷重複這一點。就是跟他們説,其實香港的年輕人真的是非常渴望民主,真的是不惜代價地做一切能夠做的事情。

記者:你在爭取民主過程中有沒有受到壓力?因為很多區議員都被捕,包括你們區議會主席。

梁晃維:在2020年成為一個區議員、一個有名有姓的反對派人士,一定是會有風險。尤其現在的警察要拘捕人的時候,根本不需要一個合理的原因。例如上一次區議會主席鄭麗琼被捕時,警察引用的都是殖民地時代的法例,根本是隨便編造理由去報復,因為之前在議會當中鄭主席對待警察的態度。

現在不可以太奢望完好無損地完成整個任期,我有心理準備,可能有一天,因為參與示威行動,因為一些言行,警察甚至可能會像對鄭麗琼主席那樣,將我拘捕,我覺得都不意外的。或者我們每一個區議員這次走出來參選之前,也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心理準備。

港府防疫工作差 區議員幫找口罩

記者:很多區議員上任之後,第一個挑戰就是找口罩,你們好像都有一些故事?

梁晃維:找口罩應該是所有區議員一個共同的回憶。大家都沒有想到上任不久就遇到這個疫情,打亂了很多人的計劃。但是不要緊,疫情也有疫情帶來的一些機遇。整個社區比以前更加團結,因為大家都很想能夠守住社區,防止疫情擴散到社區。不論是議員,大廈的管理組織,或者街坊,都比以往更願意主動分享資訊,互相求證,確保社區沒事,居民安心。

找口罩,我有這樣的經歷,例如訂完口罩被人截單,或者給了錢之後,到現在都收不到口罩。但幸運的是,透過一些有心市民的捐贈,或者自己最終能夠買到口罩,在過去幾個月,都不斷給區內的居民提供一些口罩。可以看到整個社會都有很大的問題。當然我明白在疫情期間,口罩等防疫物資的價格會水漲船高。

但是當社會上的口罩漲到這樣的價格,很多人真的負擔不起。以我自己的區為例,有公共屋村,還有一個老區有很多獨居的長者,要他們現在200多300元買一盒口罩,真的不可能。平時可能300元夠他們吃一兩週, 要他們取出兩個星期的飯錢來買一盒口罩,合理嗎?他們會覺得不值,所以寧願不戴口罩上街,都不會花錢買。

政府在整個防疫工作上,尤其是在防疫物資方面,完全做得不夠。例如現在台灣是每個人兩週可以買9片口罩。但在香港,疫情已經三四個月了,仍然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措施。説是資助一些本地生產線,但是生產出的口罩都賣200、300多元。基層市民在這場抗疫戰中完全感受不到政府的幫助,反而要靠社區自救,例如一些有資源的街坊,將多餘的口罩分給其他市民;或者靠我們區議員張羅口罩派給他們。

那些公公婆婆每次都在等這週區議員派口罩,或者下週派口罩,但是這不能夠持續做下去,因為即使我們區議員每次自己掏錢去買,能夠買到的口罩都很有限,而且不是每一個區議員都很有錢,所以最後要真正解決這些事情,是要靠政府主動建立一個更好的全香港口罩發售的制度。

染疫人數少 重要原因是港人不信中共

記者:這個疫情已經感染了500多萬人,死了30幾萬。香港和台灣,是最近大陸的地方,反而相對來說是較少。你覺得有什麼啟示?

梁晃維:我覺得那個啟示就是我們的公民意識。台灣和香港都經歷過2003年的SARS,對於疫症這個東西很有警覺性。從疫症還不嚴重的時候,我們已經全民帶口罩,減少外出,不去外遊,可以說這是一個民間自救的成果。而另外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們從來不相信中國(中共)。從這個疫情開始到現在,中國(中共)都有很多的隱瞞,例如最開頭隱瞞疫症能夠人傳人,到後來隱瞞確診數字、死亡數字。如果香港人真的聽信中國(中共)講,不需要害怕這個疫症的話,我相信我們今天絕對不會有那麼少的確診個案。

記者:你對香港前景有什麼看法?

梁晃維:能夠估計到,中共和港共政府對香港的打壓必然會越來越強。但是我相信:只要香港人這個群體存在一天,香港這個地方就一定有希望有出路。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是從去年6月到現在的這場運動當中,看到每個香港人展現出的靈活性、主動性和堅持,會使你感受到這個群體、這個共同體系是有希望的。我相信將來不論這個打壓有多強,香港人都必定有他們的方法變通,必定能找到一些新的出路,帶領香港繼續向前。

記者:經過這一年多的洗禮,你有些什麼改變?

梁晃維:我覺得是成熟了,因為從一個學生變成一個社會人士,當中的轉變其實都很大。以前在學校裡,朋友與朋友之間沒有那麼多猜忌,不需要顧慮。但是進入社會,尤其是成為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做每一樣事都要比以前更加小心,又要處理不同的人之間的一些人際關係,這方面都學了不少東西,我相信將來都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一個網友問,區議會有沒有官方直播?

梁晃維:有的,這要看不同區議會的情況。我們中西區區議會有一個Facebook的專頁,就叫作「中西區區議會直播」,上面會直播我們整個的區議會大會和委員會的會議。這是我們之前跟中西區區議會的秘書處討論,¬而做出這個安排的。我所知道的還有南區區議會有他們的官方直播。

記者:關於選舉的問題,海外的一個網友問,已經移民去外國、沒有香港住址的香港人,是否可以有投票的資格?

梁晃維:如果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在香港曾經登記過選民,理論上選民資格是不會消失的,移居海外,回來香港投票,據我所知,理論上是按照最後一個地址的那個選區來投票的。如果想知道選民資格還存不存在,可以到選舉事務處的網站核對。

責任編輯: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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