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5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黃采文、梁珍香港報導）去年6月以來，上街抗爭的香港民眾成為警察攻擊施暴的目標，而在鏡頭外，執鏡的記者也處在這場衝突的浪尖上，他們由幕後走向幕前，是記錄者、見證者，同時他們也是爭取民主、法治、自由的香港公民。
《立場新聞》資深記者陳朗昇投入媒體工作，即開始報導警察新聞，爾後也報導多場群眾運動。日前他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分享入行15年來記者工作的血淚史，也剖析香港警察從專業冷靜執法，直至情緒失控的暴力行徑。
今年3月21日，香港民眾發起紀念「7.21」元朗事件，在現場報導的陳朗昇，無預警的被警察刻意以胡椒噴劑射眼睛，「那一刻是很生氣的，生氣之餘也很傷心，不過這些情緒出現之後，過一會兒我就忘記了，不理它，不是忘記，其實是忘記不了的……」
陳朗昇右眼刺痛難耐，呼吸困難，不斷嚎叫，現場警察不按《警察通例》協助他，反而模仿他的尖叫、嘲笑他。「不是警察專不專業的問題，而是他們的智商是否有問題。」「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小時候讀書，有沒有做過風紀。我做過風紀，如果我看見有人嘲笑遭受不幸的同學，我一定會去批評他，不要說那是一個成年人。」
早在2014年採訪佔中事件，他已嘗過這痛苦滋味，法新社攝影記者還捕捉到這瞬間畫面，「當時的警察暴力是有的，但是沒有這麼誇張，雨傘運動的時候警察還可以保持那種冷靜。」
從事記者工作，去年反送中事件前，他報導過韓國農民事件、皇后碼頭事件、保育事件、反高鐵事件、佔中等群眾運動。「韓國農民是反對世貿組織，不是反對香港警察。可以看到（警察）是沒有情緒的，所以整件事處理得較理想。」2005年香港反對世貿遊行衝突，是他報導的第一場群眾運動。
「以我的理解，香港警察是旺角騷亂、朱經緯案、七警案之後，變得很憤怒，他們可能覺得我只是在工作，你卻在欺負我們警察，我為什麼要給你欺負，你們不斷抗爭……」他形容反送中抗爭後，港警情緒是「滾燙的」。
去年6月後，陳朗昇上街頭做直播，一做六七個小時，自稱愛講話的他，也如魚得水，「我太喜歡說話了，我就那樣說呀說呀。」有港民說要看了他們的直播後才能安心睡覺，「他們關心是不是很多人被抓，關心那些年輕人是不是無端端的受苦，被人抓、被人打。」
「但做為記者還是不習慣於成為一個台前的人物。」他說，記者成為公眾人物不是好現象，如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賈馬爾·哈紹吉2018年10月2日進入沙烏地駐伊斯坦堡總領事館，從此人間蒸發。
而在他的記者生涯，最難忘的是去年11月28日港警攻入理工大學時，那慘烈的畫面，「我在理工大學外面見到紅十字會的人拿著旗子，抬著擔架走過，我覺得好像去到戰場一樣。」當時他遭到警察惡意以胡椒球槍射中腳。
印象最深的則是去年6月12日晚上，抗爭者集結金鐘太古廣場外，一位女生用揚聲器鼓勵在場抗爭者，陳朗昇看不到她的樣子，卻忘不了她的聲音，她說，「如果香港沒有前途，我也沒有前途的了，大家繼續堅持下去吧！」
6月9日晚在立法會外，他看著年輕的抗爭者整晚到處走，不斷拉來鐵欄杆與警察對峙，「6月12日死也不肯走，催淚彈打來了才後退。」但當時的他並不理解眼前這群年輕人，「他們看到警察過來，他們知道後果的，輕則被人抓、被人鎖，重則會被人打、被人使用武力，為什麼他們都不願意走？我一直都不明白……」
女生的那一席話，撼動了他，「感動、感動，真是很觸動的。就會想，我們是『回歸』時候成長的一群人，97年我剛好Form4（中四），如果當年我們與他們現在一樣，去抗議的話，但我們完全沒有選擇這條路。」
成長於80年代，陳朗昇得利於90年代香港繁榮經濟，有住房，不擔憂工作問題，警察也是正常的警惡懲奸。「我們成長的年代真的不會擔心香港有沒有民主，有沒有『一國兩制』、有沒有『高度自治』、有沒有飯吃，這都與我沒有關係。」
漸漸的，他近距離接觸抗爭者，97年左右出生的年輕人，他們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在上很好的大學，「比我讀書厲害很多，但是他們對香港的前景是很不樂觀的，是很脆弱的……」
「看到的是『一國兩制』、自由民主永遠都是大話、謊話，人大釋法，釋完法之後你反對、你抗議，要抓你鎖你，警察也是這樣，司法系統也是這樣，他對社會沒了信心，沒了前景，所以他們變得義無反顧。」
而香港也有一群記者，在這場抗爭中義無反顧，走向前線。陳朗昇看到身邊記者的勇敢無懼，「看到警察拿著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到哪裡，我當然馬上要走。有很多記者不是，他繼續在那裡攝影，他沒有想過警察看不到周圍，會打中自己的，他照樣攝影著。正是記者這麼勇敢的行為，將真相、本來面目、將大家未必看到的事情報導出來。」
陳朗昇走向前線，雖沒收到死亡威脅，但他的名字、住址、電話、個人資料被放上「暴徒網」，家人與妻子因此為他擔憂。他說，香港需要更多記者，去捍衛新聞自由，「說到新聞自由，其實很老實說現在只剩下一些前線記者，大家一點一滴，一汗一淚去堅持。」
「因為有前線記者在頂著，寫篇稿、寫幾個字，和老闆吵架。一個鏡頭，可能會被警察罵得很厲害，甚至有皮肉之苦，但是他們還在努力去做。」他說，接觸的左派媒體記者，也在這場抗爭中努力的紀錄著，「在建制派媒體的記者對我說，他老闆所謂也變『黃』了。當他們都中過水炮車，變成一泡泡藍色的樣子，他們怎麼會對警暴沒看法呢？」
被警察公然羞辱、攻擊，甚至被公然抓捕，「我們堅持在這裡，不是僅僅因為那份工作、那份工資，是因為我們希望見證歷史、記錄真相，這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感。」
「所以不是你（港警）叫我兩句『黑記，死曱甴（蟑螂）』，我就會走的，甚至你要拉、要鎖，我們在合法的情況下，我是對的，我是不會走的。你要拉我，你就做你的事吧。但是我會提醒你，『你這麼做是非法的！』」陳朗昇說。
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初做港聞在《文匯報》 早期限制相對少
梁珍：您入行已有15年了，第一份工作在《文匯報》？
陳朗昇：我第一份工作在《文匯報》（當記者）。在《文匯報》前有好幾份短期的工作，但不是做港聞記者。後來在一位老師的介紹下去了《文匯報》做港聞記者。嘩，可以做港聞記者，我已經很開心了。
我在《文匯報》開始接觸到警察新聞，還有當時的《文匯報》是相對較Liberal（自由派），沒那麼多的限制。比如採訪一些民生的議題，我們可以請民主派議員作回應，當然只提了他的名字沒提到他的政黨，他的相片還是可以刊登出來的，其實當時環境不是太差的。
當時我們的主管也曾做過主流媒體，對我們的要求都很高。我不敢說自己很棒、很聰明，但那時候也學了很多東西，還練就了一身功夫。
梁珍：當時你找我，我第一時間感覺《文匯報》記者找我聊天，找《大紀元》的記者聊天會有什麼效果呢？因為《文匯報》、《大公報》、《新華社》等找我們，要麼就像你那樣很有勇氣，要麼他們都是從大陸過來的，是有政治任務的。
陳朗昇：是的，他們是有些心思的，但我們沒有那些心思。那時我們的港聞部，大部分同事都是在本地出生的年輕人。其實今天有一個現象，大家會針對一些傳媒機構，可能對那機構很不滿，便對他們的記者、攝影師很不客氣，其實我們在《文匯報》工作的時候，同事之間的想法不會與《文匯報》的政治立場相同，所以我們就沒有這個困難。
梁珍：你當時跟我說：「我是《文匯報》的，但我只是打份工而已」。
陳朗昇：最簡單的說法就是這樣了，就能讓你明白我們沒有任何的心思，沒有特別的想法，其實我也就是打份工罷了。
我太喜歡說話了，所以我們現在做直播，要做五六七個小時，時間是長了點，但也不是處理不了的，我們就那樣說呀說呀。
梁珍：去年的8月份，他們說你是反送中十大爆紅記者之一。
陳朗昇：這種說法真是……，其實這是反映社會的一種現況，大家都喜歡看直播，很喜歡看，很關心。大家可能都會問，你們那些年紀大的人為什麼當年不抗爭啊？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是天下太平的年代，不需要抗爭。當然想不到20年後社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有的人說晚上要聽了我們的直播才可以安心睡覺。很誇張，其實也反映了大家很關心這件事。關心是不是很多人被抓，關心那些年輕人是不是無端端的受苦，被人抓、被人打。
我們做記者的不是太習慣於成為一個台前的人物。
梁珍：記者成為台前人物就代表一定有些事情發生的。
陳朗昇：這是不好的現象。大家記得最清楚的國際新聞就是卡舒吉案，這個記者被拉到大使館後被害，連屍骨都找不到。這一定不是什麼好事，其實都是蠻困難的。當然我們記者長時間在前線工作，讀者朋友看到我們喊一聲「加油」，那一定會感覺到窩心（溫暖）、開心，那是一種肯定。但是如果認真的想一想社會的現狀，這真的不是太理想。
梁珍：最近看到你被射胡椒噴劑。你和警方打交道的經驗多，從《文匯報》的時候就開始了，你很清楚這個守則，而且也非常遵守它。怎麼警察還要射你呢？
陳朗昇：我很清楚（守則）。我從2005年在《文匯報》時就開始接觸警察新聞了，而且在做警察新聞之餘，我也做了很多群眾運動的報導。2005年韓國農民事件、皇后碼頭事件、保育事件、反高鐵事件，還有佔中事件。接下來就是「反送中」事件。這些經驗累積下來是很有用的。我們看到這些轉變，看到這些方法，我們做這些新聞本來就是對這些有興趣。比如警察的部署、安排，這隊是什麼部門的警察，那隊是什麼部門的警察，用的是什麼武器，什麼時候用什麼武器，我們一直都在看這些東西。
慢慢累積下來的就是一些經驗、一些看法。用我最喜歡舉的例子說就是：我沒有水晶球，我沒有內線，我是看現存的資料，慢慢的自己整合梳理出來。當然香港市民平日大多只會見到穿軍裝的警察，對那些防暴警察和那些機動部隊打擊暴動的方法就不一定認識了。所以我們這次就有機會在這個空間裡去把它講出來。
韓國農民抗議世貿 當年警察處事冷靜
梁珍：你有沒有覺得他們改變很大呢？
陳朗昇：警察如果是對付我們以前所知的那種古惑仔、黑社會，他們都是這樣做事的。前幾個禮拜說長洲那邊打人，其實就是警察要查一些他認為的黑社會犯罪分子。他會封鎖一個很大的範圍，然後就在裡面搞一輪了。
至於說是不是有很大的轉變？那當然有很大的轉變。我第一次接觸群眾運動就是韓國農民的事件，也就是世貿事件。當時那個環境不同，那是一個世界性的事件，全世界的傳媒都在這裡。大家知道有些人會來抗爭、抗議。但不是針對特區政府的。我記得很清楚，當時警察的指揮中心那裡有一句口號：你們是我們的可敬對手。其實他們把韓國的農民當作是他們（的一個對手），因為香港其實很長時間都沒有亂過。之前是89年的旺角騷亂，或是什麼出租車加價的騷亂。所以他們20多年來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他們把這當成了一個很好的，可以認真訓練的場所。
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什麼裝備的。最誇張的就是韓國農民拿著一些鐵馬的架子衝撞時。我身邊的一個記者，他一邊拍攝一邊流眼淚。因為他沒有豬嘴（防毒面具），沒有頭盔，什麼都沒有。
那個時候從傳媒發布的畫面可以看到（警察）是沒有情緒的，你犯法那我就制止你了。你不犯法，只是抗爭，那個時候韓國農民是喊「Down Down WTO」，是反對世貿組織，不是反對香港警察。因為警察沒有情緒在裡面，所以整件事處理得較理想。
當時韓農把鐵馬的架子拆開，一群人拿著它往前衝。如果用現在的所謂非法集結、暴動、襲擊警察的罪名來控告那些韓農，我猜他們要坐十二、三年的監獄。但實際上是警察抓完了那些韓農以後，第2天就釋放他們。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所以那件事就這樣結束了。
到了今年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了。當然當中有很多背景因素，包括七警案，朱經緯案、旺角騷亂事件，警察帶有很多情緒在裡面，那些情緒就像滾燙的水，他們在前線看見記者就會叫「黑蟑螂、黑記」，你是完全沒有批評過他，也沒罵過他，他就叫你黑記。
中胡椒噴劑 警察不幫忙反嘲笑
梁珍：我記得今年3.21那次，警察走過來就向你噴胡椒噴劑，他還學你叫，你肯定是痛苦的？
陳朗昇：是，那一刻是很生氣的，生氣之餘也很傷心，不過這些情緒出現之後，過一會兒我就忘記了，不理它，不是忘記，其實是忘記不了的，只是不理。你已經噴我了，很明顯就是不合理、不合法，我痛苦的在整理、在治理，附近根本沒有人衝擊、完全沒有人去扔汽油彈，附近全部都是警察，你們警察完全包圍住，所有人全副武裝，之後你看見我受傷，本來警察通例說明你用完胡椒噴劑是要遞水給我的，在過往的日子，在6月我看見他們噴完年輕女孩，他們手上沒水，我遞瓶水過去，警察都願意幫她沖洗。你不幫忙也沒關係了，你還指著我說，我是假裝的，也沒關係，你還學我叫，嘲笑我，那個憤怒可以讓我說出很多難聽的話，但我不講了。
這已經不是警察專不專業的問題，而是他們的智商是否有問題。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他們小時候讀書，有沒有做過風紀。而我自己小時候在學校執法經驗很豐富，我做過風紀，如果我看見有人嘲笑遭受不幸的同學，我一定會去批評他，不要說那是一個成年人。別人已經很受苦了，不應該在傷口上撒鹽。
梁珍：五年前在雨傘運動的時候，警察還會保護記者？
陳朗昇：當時的警察起碼會冷靜些，警察暴力是有的。我第一次看見警察暴力是我讀書時，還沒畢業的時候，2005年人大釋法那年，TVB播出罵警察那一次的新聞，他們硬把攝影師拉走，那次他們是用了相對的暴力，找一些機動部隊警員在中間隔開，記者拍不到市民，警察在裡面抬走一些人，踢那些人，踢得很厲害，踢得最厲害的現在升上去當總警司，這段時間我有看見他。其實暴力是有的，但是沒有這麼誇張。雨傘運動的時候還可以保持那種冷靜。
以我的理解他們是旺角騷亂、朱經緯案、七警案之後，他們變得很憤怒，他們可能覺得我只是在工作，你卻在欺負我們警察，我為什麼要給你欺負，你們不斷抗爭，也預料到可能會被警察打，打的又不是很傷，又不是把你打到殘廢，為什麼朱經緯要承受罪責呢？所以種種事情累積形成警察帶有很多情緒。
比如最近大家看到網上一條虐兒視頻，很明顯那個父親不是在罵兒子，不然的話他不會說「你這麼垃圾」，「你對這個社會沒有貢獻」，一個冷靜的人不會期望3歲、6歲、或12歲的少兒對社會作什麼貢獻吧。看到他的情緒是很滾燙的，當他回到家就用拳腳，當他在前線拿著武器的時候，就會用武器，這是很令人擔心的。
612金鐘女孩一番話 觸動內心
梁珍：反送中運動到現在抗疫之戰，最難忘的經歷是什麼？
陳朗昇：最難忘的是，打得很激烈的，例如就是理工大學那一次，我在理工大學外面見到紅十字會的人拿著旗子，抬著擔架走過，我覺得好像去到戰場一樣。
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6．12那天。那天我已經工作了很長時間，我是之前那晚6月11日做《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那個基督徒集會一直到6月12日晚上九點。在下午六點多，警察已經收復大部分政府總部外面的範圍，抗爭者們繼續在金鐘太古廣場外面集結，有個女生用揚聲器呼叫鼓勵大家，我沒有見到她的樣子，後來很多的記者都提及那個女生說的話，她說，「如果香港沒有前途，我也沒有前途的了，大家繼續堅持下去吧！」
6月9日晚上在立法會外面，看到夜晚整晚抗爭者年青人到處走，不斷拉來鐵欄杆與警察對峙，6月12日死也不肯走，催淚彈打來了才後退。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他們看到警察過來他們知道後果的，輕則被人抓被人鎖，重則會被人打被人使用武力，為什麼他們都不願意走，我一直都不明白，我們這些人雖然都是熱血的人，但是好漢不吃眼前虧。
很認真地說，我們成長的年代真的不會擔心香港有沒有民主，有沒有「一國兩制」、有沒有「高度自治」、有沒有飯吃與我沒有關係，就算香港我以為香港沒有「一國兩制」沒有「高度自治」我們都會有工作，都不會餓死，都有房子住，但是現在的年青人未必是這樣想的。
我接觸過很多的90後，97年左右出生的，他們對前景很擔心，沒有前景可言，他們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在上很好的大學，比我讀書厲害很多，但是他們對香港的前景是很不樂觀的，尤其是很脆弱，看到法官這樣說話，他們心想：「那還有法治嗎？」
大家成長的背景是不同的，我在香港80年代成長，90年代已經懂事，香港經濟很好，覺得住房是很正常，家裡可以正正常常有房子住，警察是正常的，是警惡懲奸的。但是年輕人現在看到不是這個現象，他看到的是「一國兩制」、自由民主從來永遠都是大話、謊話，說過07年08年有，但又沒有，2012年也沒有。而且人大釋法，釋完法之後你反對、你抗議，要抓你鎖你這樣，警察也是這樣，司法系統也是這樣，他對社會是沒有了信心、沒有了前景，所以他們變得義無反顧，會嘗試用不同的方法。我對整個事情的理解會很深刻一點。
梁珍：那個時候是在現場聽到的嗎？
陳朗昇：感動、感動，真是很觸動的，就會想，我們是回歸的時候成長的一群人，97年我剛好Form4（中四），回歸之後第一年我們考會考，如果當年我們與他們一樣去抗議的話，上街遊行的是我們那個年齡，我們完全沒有選擇這條路，完全沒有選擇去阻止回歸，沒有選擇去question、去質疑為什麼要回歸？為什麼是這樣一個《基本法》？為什麼這樣安排？我們完全沒有這些。當然我會解釋，告訴他們，對不起我們那個年紀不是這樣的想法。
梁珍：堅持這麼長時間做直播，你為什麼可以堅持下去呢？
陳朗昇：其實說起立場呢，是每個人都這麼前的。有的時候我都跟同事說，「你們不要這麼勇敢」。例如721大家都看到我的同事被人打，他被人打完以後我都有想過，叫他不要走那麼前，很危險的。
後來他告訴我，他不是特意走那麼前，真的是因緣際會他站在那個位置，那些人走到他附近，他才顯得在前邊，他不是特意。當然他非常勇敢，他沒有後退，給人打就繼續攝影，辛苦的是去救他幫他的那個人，那個人被人打得很厲害，但相對地同一個同事都攝影到。尤其是7月1日那天，立法會有一個小女孩說要闖進去，她明知道警察在附近，她要衝進去救那些要留守的那些人。
梁珍：其實這改變了很多人對整件事的看法。
陳朗昇：所以如果他不在前邊，他攝影不到的。我自己對警察的理解，有些事我會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會站後一點，但是有很多記者不是，例如一些記者看到槍擊，我看到警察拿著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到哪裡，我當然馬上要走。他不是，他繼續在那裡攝影，他沒有想過警察看不到周圍，會打中自己的，他照樣攝影著，正是記者這麼勇敢的行為，將真相、本來面目、將大家未必看到的事情報導出來。
我在鏗鏘集說過，在香港做記者環境不理想、工資不高，當然立場不是太差，工時很長，很多很多辛苦的事，我們堅持在這裡，一定不是僅僅因為那份工作，不是因為那份工資，一定是有些希望做到的事，可能是因為我們希望見證歷史、希望記錄真相，希望我們可以盡量去攝影多一些市民看不到的東西，這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感，所以不是你叫我兩句「黑記」、「死曱甴（蟑螂）」我就會走的。甚至你要拉要鎖。老實說，我們在合法的情況下，我覺得我是對的，我是不會走的。你要拉我，你就做你的事吧。但是我會提醒你，你這麼做是非法的。你要執法就不要非法，我一定要提醒你，原因就是這樣。
名字被放「暴徒網」家人擔憂
梁珍：有没有受到人身威脅？
陳朗昇：我的名字被放上「暴徒網」，家庭地址、電話號碼都被放上。（私人資料）被擺上「暴徒網」後，是有多點電話打來，没有到死亡威脅的地步。我們自己見慣了，能評估得到。其實太太和家裡人都會擔心的，所以我也要顧及他們。如果有什麼騷擾電話，我原本經常和他們鬥嘴。我太太聽到後，就說「你不要這樣，不要挑釁他們吧」。我說，他們那麼「辛苦」打長途電話來，不要浪費了，不要說兩句話就收線吧。但是我也不能夠太任性。人大了，責任大了，兼顧關顧的事情就多了。
梁珍：你什麼時候加入立場新聞的？
陳朗昇：我是2018年3月加入的。我以前做Fact Wire（傳真社），後來因為資金和工作安排等，我後來就離開了。半年沒有工作，拿了記者協會的失業救濟的，真的不是開玩笑。今天大家前後都稱呼我昇哥，其實在香港做新聞界是憋足了一口氣的。
後來立場新聞的總編輯來找我，他說需要一個資深一點的人來幫忙。我記得他說，他的立場，他的想法，價值觀，就是希望為一些無權的人發聲。有些事我未必認同，比如說港獨。我們未必要去表達我們是否認同，但是我們需要給那些人去說。在這個過程中，就一定有機會有結果的。
比如23條後會怎麼樣？他說，如果23條後要全部關門拉人，那就全部關門拉人啦。我說，你要做烈士嗎？他說，那就做烈士囉。好吧，那什麼時候返工？在公司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可能完全一樣，但是對香港社會的承擔、看法、對新聞的堅持，雖然我們有做烈士的想法，堅持到最後一刻，但是我們做新聞不會太情緒化。
我們看見警察打人，甚至連警察打人都不說，我們會說，「警察拿起警棍」，鏡頭看到警棍正在揮動著，然後有個受傷者受傷了。因為知道有很多人在看，我們說話，我們的語氣，我們的速率，都會影響大家的情緒。大家可能會憤怒，可能會傷心，可能會有很多不好的感受，所以需要記掛著這些事情。所以我們不能說得太情緒化，令大家很生氣。睡覺前聼到這些事，可能會很激動。我們只能很中性地說那條警棍揮動著，有人受傷了，大家其實可能都看到的。還有就是一定要公道，警察打人我們會錄影，抗爭者向警察總宿舍扔（雜物）我們也都會錄影。當然這中間有時候難免會有一些個人的看法和分析，但都會平衡一下，說這是我們個人的看法。
新聞自由靠前線記者硬挺 有左派老闆變黃
記者：香港新聞自由的前景？
陳朗昇：前景是不樂觀的了。現在看到有三個問題。我們接觸資訊的困難程度，就算雖然理論上有什麼公開資料收集，有什麼檔案的個別機構的立法會去披露自己檔案的原則，但我們接觸資訊是非常艱難的。很簡單，在疫情下，CSI口罩，我想沒人相信這些口罩出納的記錄是沒有的。那些口罩去了哪裡？其實怎麼會不知道呢？但是有政府，有議員去問都問不到。以前我們記者問不到，議員去問應該能問到，但是現在議員都問不到。接觸資訊的困難高了很多。
第二就是記者的安全。當然可以說我們還沒去到卡舒吉的情況，不會被拉到一個地方，接著人間蒸發，屍骨都找不到。完全沒去到這種情況。但是公然抓記者、公然攻擊記者、公然去侮辱記者是存在的。
你說內地那些城管打記者沒出現，其實是個別的。有一次我們在山東街錄影一個被捕人士，我們在彌敦道被他們（警察）推開，沒有其他記者在場。我就是被他們不停的撞，但是我不可以還擊，我不可以還手，我甚至不能擋得太大力。如果我擋他們擋得大力一點，他們都會告我襲警。
記者：如果抽離記者的角色，你還最想做什麼呢？比如寫本書，留下些什麼？
陳朗昇：其實記者都有在想出一本書。就像六四時出了一本《人民不會忘記》，北京的記者一生的經驗。我們都在醖釀中，留個記錄是好的。
我沒想過不做記者會做什麼，畢竟做了記者十幾年了。很老實說，香港需要更多的記者。說到新聞自由，其實很老實說現在我們只剩下一些前線記者大家一點一滴，一汗一淚去堅持。你見到很多傳媒，其實都是有立場，有他們的金主。大家看看新聞，都還沒太過分，是因為有前線記者在頂著，寫篇稿、寫幾個字，和老闆吵架。一個鏡頭，可能會被警察罵得很厲害，甚至有皮肉之苦。但是他們還在努力去做，其實真是靠住。很多謝大家去支持那些前線的記者，希望大家的支持不會太有差別。不是做建制派、做左派媒體的記者都是這樣想的，其實沒有的。我聽到一個在建制派媒體的記者和我說，他老闆也變「黃」了。當他們都中過水炮車，變成一泡泡藍色的樣子，他們怎麼會對警暴沒看法呢？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