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5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施萍紐約報導）兩個多月前，當史坦頓島萬德比特高譚公立醫院（Gotham Health Vanderbilt）的華人兒科醫生梁穎斯（Sally Wing Sze Liang）剛剛從媒體上得知中共肺炎的時候，她並沒有當回事，她以為就是像流感一樣的疾病。
直到她報名參加了接聽市政府的病毒諮詢熱線電話的時候，那來自城市各個角落的求助電話讓她第一次體會到這場瘟疫的「嚴重性、持久性和毀滅性」。
「那些打進來的電話真是無窮無盡的，每一通電話都是一個新病人，他們在哭泣，在憤怒，許許多多電話都是這樣。」
她在5月7日接受電話採訪時說，「那一刻我感到震驚，（中共病毒）正在感染整個城市、整個國家以致整個世界。它在影響著我們所有人，不論我們的種族和地區。」
相對於梁醫生對瘟疫感受的猝不及防，同一醫院的華人內科醫生簡國俊（John Gian）更加有準備，因為他的家人在中國大陸，在疫情來紐約之前已經知道了中國的情況，所以他有一種「擔心的事情終於來了」的感覺。
「剛開始我聽說疾病的時候我就知道會在紐約造成大流行。」簡醫生在電話上說，因為紐約是一個人口如此密集的城市。「原來是擔心，最終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問題。」
不管人們當初抱有什麼心態，一場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疾病從中國武漢傳出，迅速席捲了世界，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包括在前線醫護人員的生活。
梁醫生：與家人成「陌路」
梁醫生是在兒科工作，負責看2歲以下的幼兒疾病。瘟疫流行之後，她的90%的業務是通過遠程視頻進行的，偶爾她也會讓人們來醫院就診。2個月內，她每天最害怕的就是把病毒帶回家。
「作為一線醫護人員，我們最主要的擔心是把感染帶給家人，所以我有一整套的清潔程序。」
她每天進家門前要用消毒劑噴鞋子和褲子，進門後不和任何家人接觸，直接走進浴室，換下所有的衣物，開始清洗。
「甚至我吃飯都是單獨的，我用自己的碗筷。」她說，她家還有一個成員是醫生，乾脆都不回家，自己出去住。「我們幾乎不見面，如果有什麼事都在外面的院子裡說，從來不進門。」
梁穎斯是香港人，2歲移民到美國。因為喜歡自己的家庭醫生而選擇了當醫生。她說，因為父母給她豐富的中國文化和語言的教育，所以她熱衷於服務中國社區。在紐約州立大學下州醫學院畢業後，她就一直給中國人看病。2018年，她決定加入萬德比特高譚公立醫院。
「一個是因為這是史坦頓島的聯邦資助的公立醫院，你知道這裡很多社區原來需要到外區去看病，我一直想回到我成長的地方，服務這裡的居民。」她說，「另外很多中國人現在也搬到了史坦頓島，所以我希望貢獻給這些缺少服務的社區，讓他們在這裡也可以找到中國醫生。」
在這次疫情中，她沒有因為兒童患者少而掉以輕心，她一直在鼓勵幼童的家長們給孩子打疫苗。
「作為一個兒科醫生，我鼓勵二歲以下兒童的家長給他們打疫苗，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們不想讓一些可以防止的疾病，如麻疹、百日咳或者腦膜炎因為沒打疫苗而爆發。所以，我現在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促進家長打疫苗。」她說。
梁穎斯的理想是，向她兒時的家庭醫生學習，沿著前輩的腳印，做一個優秀的兒科醫生。
簡醫生：經歷「情緒的過山車」
作為內科醫生，簡國俊以前是為病人提供初級保健的人。大流行開始後，他進行了更多的電話看病。病人們不僅問自己的問題，還問家人的問題；不僅問醫療，還問飲食以及所有與病毒有關的事情。
在疫情開始時，他也接待重病人，給他們做測試，直到醫院外的測試站普及為止。「做測試、打電戶、做日常的覆配藥物，還要做電話訪問……那段時間是非常忙碌。」他說。
「（瘟疫）改變了我們看病人的方式，改變了同事們在工作的接觸方式，改變了我們家人在一起的方式。我們不僅要考慮到我們自己，不僅要考慮病人，還要考慮到我們在診所以外的互動。」
他和其他人一樣，不論在哪裡都帶著口罩，這讓他感到情緒上的不舒服。
「我們看病人的時候說話受到限制，戴口罩呼吸也不容易；和病人溝通、走到外面、到公眾場所，整個一天都要戴口罩，甚至在家裡，與你親人在一起也要保持距離……」
他說，他們從一個只負責照顧病人的醫生，到了一個要照顧自己、病人、同事、家人到整個社區的人，「這就像坐一個持續的情緒的過山車。」「這個疾病改變了 一切。」
簡國俊來自中國大陸，在紐約上醫學院，之後從實習醫生做到住院醫生，已經有15年以上的行醫經驗。他的志向是做一個預防保健的好醫生。
「我喜歡與社區互動，保持社區健康，防止疾病傳播，讓病人從一開始就制止疾病的發展，因為那樣治療起來會困難得多，對於整個社區來說治病也昂貴得多。」
隨著疫情的高峰下去，復工的日子也快到了，簡醫生也看到了希望。
「我想今後我會更加解脫，希望我能夠再次接待我的病人，能夠再次面對面地與他們交談細節，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能在手機上和他們說話。」他說。
責任編輯：楊亦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