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法罩頂 支聯會燭光悼念30年首度遭禁

照舊去維園 六四親歷者:活著為了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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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6月04日訊】(香港大紀元記者梁珍採訪報導)「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必須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1989年六四當晚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見證軍隊開真槍殺人,並在北京同學肉身掩護下而活著逃出來的人權律師林洋鋐(即前學聯領袖林耀強),31年來,每每談起當年一幕,仍忍不住落淚。

今年是六四31周年,香港警方首次禁止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悼念晚會」,令這項全球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活動,持續30年後首度熄燈。儘管港府聲稱是因應疫情下的「限聚令」所做出的決定,不過,支聯會批評這是政治打壓,並質疑警方的做法與正在強推的《港版國安法》有關。

去年30周年的六四晚會,因正值「反送中」運動爆發前夕,當晚有18萬人參加。而今年支聯會即使面對警方打壓、上訴被駁回,但也表示會以8人一組形式到場悼念。民間也有遍地開花的悼念活動。

面對香港的自由進一步被收緊,親歷六四屠城、如今兩鬢已少許花白的林洋鋐在油麻地的辦公室,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欄目採訪時,坦言很鬱悶,但他強調不會缺席悼念六四。

6月3日,在大批防暴警察的戒備下,他已率先和另外一位學聯代表陳清華,到中聯辦前悼念六四。至於六四當晚,「只要維園不封,我都會去的」,他堅定地說。

去年支聯會悼念六四晚會有超過18萬人參加。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權出於恐懼,禁止今年晩會。(宋碧龍/大紀元)
去年支聯會悼念六四晚會加入反送中主題。(宋碧龍/大紀元)

親眼目睹軍隊在天安門廣場真槍殺人

31年前,林洋鋐是學聯代表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生。年僅21歲的他,帶同香港人的捐款和物資抵京,是第一批北上支援的香港人。

1989年5月,學聯代表會主席、香港中大學生林洋鋐(本名林耀強,左)與另一香港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展示「香港學聯支持你們」白布,獲在場學生歡迎。(資料圖片)

6月3日晚上11時多到6月4日凌晨4、5時,他一直在天安門廣場留守。這一晚,林洋鋐親眼看到中共軍隊開槍殺人,「第一次抱著垂死的人,血像水龍頭一樣流,是這麼的沉重」。

林洋鋐回憶,6月3日晚11時多,第一輛裝甲車駛進廣場,速度非常快,當時的民眾非常憤怒,想嘗試去攔阻這輛裝甲車,阻止它前進,但只是徒勞。

到了凌晨2時左右,一列長長軍隊,由西面向東門步行進廣場,沿途掃射,地上偶爾有火花。當經過毛澤東畫像前,一輛雙節巴士正朝著士兵駛去,以圖阻止士兵前進,但最終停下來。林洋鋐看到幾名士兵衝上巴士把司機拉下來,用槍柄不斷痛擊已倒地的司機直到沒有反應,同在廣場的幾名工人見狀非常憤怒,走出二三十米,喝止這些士兵不要毆打司機,其中一名工人把手中玻璃瓶擲向士兵時,他突然聽到槍聲,後面的人喊著快點去救人。

林和六七名男生,一起抬著這名中槍垂死的工人,工人的背脊一直在流血,「好似開了水龍頭」,雖然後來送去了救護站,但當時林看他已沒有生命氣息,眼睛已經反白了。「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廣場上接觸到士兵開真槍去殺死當晚的學生或工人。心情非常沉重。」同時間,在東單及西單的殺戮更厲害。

槍林彈雨中 北京同學以血肉之軀護港生

凌晨4時多,五六個手持衝鋒槍的士兵,衝上人民紀念碑。當時林洋鋐坐在紀念碑最頂層,距離士兵只有幾米之隔,「如果當時他們要開槍,我必死無疑」。這時,身邊的北京同學,不需要任何眼神交流,也沒說一句說,用他們的身體包圍著他,然後推著他離開紀念碑的頂層。

「他們一邊推我的時候一邊對我說,他們叫著我的名字……」說到此,林洋鋐已眼眶泛紅,他用普通話重複著當年北京同學的囑咐:「小強(本名林耀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必須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這句話成為林洋鋐一生的囑託。多年後,即使他已成家立業,轉為低調,甚至在40歲改行做律師時,名字已改,但只要有六四座談會的邀請,他每場必到。去年六四30周年,他做了無數的訪問,甚至30年前他在六四天安門廣場的照片,也被外媒記者重新展現出來。

1989年6月4日屠城之夜,林洋鋐(左)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資料圖片)
八九民運民眾在紀念碑前打出的標語。當年北京學生就在這裡用身驅擋子彈護林洋鋐逃生。(網友「不再沉默」提供)

今年的五六月,空氣特別鬱悶。因為《港版國安法》的殺到,香港人對前景普遍感到失望,移民、走資潮再現。5月22日,消息公布當晚,林洋鋐和另一名六四見證人、學聯前代表陳清華,在中聯辦前拉起「背信棄義、中共可恥」橫幅,旁邊是一百多名持槍的防暴警察。

「當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卻沒有心情慶祝。」林洋鋐坦言很少出去示威,「但這一天很憤怒,也很難過。」

林洋鋐說,他們這一代人,親歷《中英聯合聲明》及草擬《基本法》,當年中共曾信誓旦旦,會給予香港高度自治,但最終成為空話。「今天看到那個《國安法》,包括將中國內地有關顛覆中央政權、分裂國土這些非常之惡名昭著的罪名,去鎮壓異見人士的罪名帶來香港,而且還說會在香港成立它們的執法機構,這完全將當年的承諾撕破。」

上一代人為了逃避中共迫害來到香港,林洋鋐說,小時候年長的人都會告訴他,「中共是一個背信棄義、不可以相信的政權」。但他年輕的時候,仍幻想中共這次真的會實踐它的承諾,但沒想到九七主權移交僅僅23年,它們便撕破臉皮,「所以必須發聲譴責中共政權背棄自己的承諾,踐踏一國兩制」。

他坦言擔心自己的安全,「因為作為律師,經常要代表被告去挑戰政府,但將來不知道會怎樣?究竟中央政權包不包括香港政府,它也是中央政權的一部分,你去挑戰它,行不行?是不是叫做顛覆它的政權呢,或者我們說林鄭月娥下台,是不是以後不可以講的呢?」

但他強調在六四這一天會堅持走出來,「在第31年開始,香港不再見到六四的燭光集會,這個也會給全世界見到,其實中共的那個監控,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就是香港不能像以往那樣,可以有一個很不同的異見聲音,也不會容許香港像過往那樣發出有良知的聲音。我想這會令人很難過的。」

人性光輝與醜陋 今日香港與89六四何其相似

談到紀念六四的意義,除了毋忘歷史、揭露中共政權的邪惡外,林洋鋐還說,89六四和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何其相似,令他見證人性光輝和醜陋的一面。

其中人性美麗的地方,在於八九年參加絕食的北京學生,是無限期絕食,他們是真的以死明志。而這些學生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犧牲了個人前途、甚至生命,為了國家更好的發展而選擇發聲。中共黨政幹部、不同年紀的北京市民,走出來支持學生;戒嚴之後,他也親眼目睹北京民眾聽到有軍隊入城,用身體躺在路上,嘗試攔截軍車進城。

林洋鋐從1989年參加絕食的北京學生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輝美麗。當年那批中國社會的精英,犧牲個人前途、甚至生命,為了國家更好的發展而選擇發聲。圖為1989年5月14日天安門廣場上絕食、以死明志的學生。(CATHERINE HENRIETTE/AFP)

而30年後,為參加抗爭的香港年輕人擔任義務律師,林洋鋐看到被捕者都是很平凡的港人,有的甚至是學生,他們為了保護、捍衛香港的一國兩制而犧牲自己,明知道會遭遇警暴、身體受傷,會遭拘捕檢控,義無反顧走上街頭抗爭。「這些其實跟我在31年前所經歷的八九民運很相似,就是人性很光輝美麗的一面,牽動了整個國際社會,令大家都如此關注香港。證明我們所說的這種人性的光輝美麗,其實並沒有消失,並沒有因為強權的壓榨和監控而消失。」

六四30年後,香港年輕人為了捍衛香港的一國兩制,無懼犧牲,義無反顧挺身抗爭。圖為2019年10月2日,抗議警察濫暴的香港中學生表明「子彈不能摧毀我的良心」。(余天佑/大紀元)

另一個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醜陋的一面。「我們見到在89年6月9日鄧小平慰問戒嚴部隊,當時所有人,包括我們都會記得查良鏞(小說家金庸)說,『(六四事件)傷害了很多人的心』,因為當時還有個希望,希望鄧小平可能是會出來撥亂反正,但是想不到當時鄧小平是來慰問戒嚴部隊。而由那一刻開始,我們又見到很多的官商權貴陸續為這個政權去解脫,塗脂抹粉,甚至到今時今日,有的人甚至說『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這些人應該出來對質,起碼我們這些見證人都沒有死;甚至有些歪理(出現),就是說其實當年的鎮壓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這樣屠城,這樣殺人,才可以換來多少年的經濟(發展)。這些完全是泯滅良知的一些講話。」

在反送中運動中,當警察殘害香港人,警暴活生生地展現在鏡頭前時,「我們見到陸陸續續有一些官商權貴走出來去支持這個政府,和支持警察的暴行。我想這個也是和八九民運之後,我們見到官商權貴因為個人名利靠向政權那邊,何其相似。」

「我覺得中共的打壓只會越來越大,監控越來越強,到底選擇(彰顯)人性光輝的一面,還是醜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但是林洋鋐強調,「極權的統治是不會將人性美麗光輝的一面粉碎的,我們仍然會活出這一個部分。在歷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極醜陋一面的人,我將會和他們劃清界線,不會走進他們那一個群體裡面。」

責任編輯:連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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