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6月16日訊】文化大革命：無政府極權主義（1966-1976）
與土地革命和大躍進駭人但幾乎未知的恐怖相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看起來幾乎不大。死亡人數的估計值差異很大：大多數作者引用的數字在40萬到100萬之間；不過，多梅內克計算的數字在100萬到300萬之間。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文化大革命都影響了世界的想像與記憶，不僅源於其話語和行動的極端激進主義，也是因為它直接呈現在了人們面前；它主要是一種都市現象，出現在電視時代，為此，它呈現出一種宏偉的政治儀式圖像，組織巧妙，充滿感染性狂熱。此外，與早期的運動不同，文革幾乎是一結束，就在中國本身受到官方譴責。當時，控訴紅衛兵的暴行變得完全可以接受，特別是如果暴行涉及較老的幹部和共產黨領導人。不太受歡迎的是控訴解放軍在恢復秩序期間進行的大屠殺。
文革充滿了悖論。首先，它是一個極端主義看似幾乎肯定會獲勝的時刻，也是一個革命進程似乎被牢固地制度化、一年內已席捲所有權力中心的時刻。但與此同時，它是一場範圍極其有限的運動，幾乎沒有蔓延到城市地區以外，只對學童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農村仍在從大躍進中恢復，與蘇聯的緊張關係達到頂峰，「中央文革小組」（CRG）決定，農民、軍隊和科學研究（它很大程度上是以核武器為中心）應不受影響。CRG的理論是，該國必須稍微退一步才能更好地前進：從長遠來看，社會或國家的任何部門都無法逃避革命進程。但農村人緊緊抓住劉少奇給予的小小自由不放，特別是他們小小的私人地塊。無意摧毀國防或經濟：最近的大躍進經歷在後面這一點上激發了謹慎態度。相反，主要目的是在社會的知識和藝術「上層建築」方面奪取主動權，並控制國家。最後這個目標從未完全實現。儘管有時違反了那些規則，但在絕大多數人口仍活著的村莊沒有重大衝突或屠殺的報告；約64%的農村事件發生在主要城市地區的邊遠地區。不過，在革命出現的最後階段，有大量處決的報告。處決的是在衝突中站錯隊的個人以及逃往農村的紅衛兵。這些事件與20世紀50年代清洗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在這種情況下，消滅整個一部分人從來沒有明確的目標。甚至一開始就特別受影響的知識分子，也沒有長久成為迫害的主要目標。而且，迫害者往往來自他們自己的隊伍。最凶殘的事件通常是警察暴行或局部範圍內相對自發的暴力行為的結果，而不是總體戰略的結果。在極少數情況下，中央政府確實發布了命令，下令進行軍事行動，導致了大屠殺。這些本質上是對被認為已經失控的局勢的應對措施。總的來說，這種情況與土地革命的相似性甚於與1989年事件的相似性。在許多方面，文革都是中國共產主義陷入僵局並正在失去動力的最初跡象。
採用比較方法，還有一個悖論為文革的存在提供了解釋：紅衛兵運動是一種「壓制性造反」，而它被撲滅的方式則更具壓制性。一定程度的恐怖，自20世紀20年代末以來就存在於中國的共產主義之中。1966年至1967年，以襲擊國家機構為主要目標的最激進團體仍然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並在那裡不乏支持者，包括毛澤東本人。每當需要採取手段時，毛就會動手，從不停息。按照中國的偉大傳統，這些激進團體甚至在叛亂本身當中也會使用政府的權威。在鎮壓方面，他們從不拒絕相互超越。他們批評政府對階級敵人太過軟弱，為此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全副武裝的「調查組」、自己的道德警察、自己的「法庭」以及自己的監獄。在整個文革期間，「低層對高層的鬥爭層出不窮。但對『低層』進行動員、訓練和恐嚇的正是政府本身。精英階層也有捲入，但不敢承認。」政府改頭換面，允許自己受到批評甚至懲罰，代表著「毛主義明確的套路。經過漫長的探索，它最終建立起一種超越國家和社會的另類政治的永久性原則，將反叛和權威結合到其中」。當然這並非真正的替代性選擇，因為它建立在幻想之上；因此，那些真正試圖創造革命的人有著巨大的挫折感。《氣蓋山河》（The Leopard）中的名句「萬物要保持永恆，就必須做出改變」，最終意味著人們不僅質疑革命，而且質疑整個權力中心。這是一場少數人的運動，但產生了重要後果，例如促成了1979年民主牆（Democracy Wall）的產生。其最大膽的理論家魏京生強調了一場源於合法性不滿的運動中最終致命的矛盾：
這種憤怒的爆發迅速變成了以暴君為中心的個人崇拜，並被引入鬥爭中，把暴政強加於人民……這導致了一種荒謬而自相矛盾的情況，即一個民族起來反對自己的政府，目的是捍衛它。人們出來反對正導致他們如此遭難的等級制度，同時揮舞旗幟支持該制度的創立者們。他們要求民主權利，同時又在詆毀民主，並讓自己在爭取權利的鬥爭中得以受暴君思想的指導。
文革產生了大量能引起人們極大興趣且具有高質量的文獻，從受害者及其迫害者那裡均可獲得許多目擊者報告。因此，它遠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以往的事件更加為人所知。與其說它僅僅是又一場群眾運動，不如說它真的是一場革命（儘管是流產的、不完整的，像是對解放軍的模仿，但仍是一場革命）。遠不止於鎮壓、恐怖和犯罪。它是一場極其多變的運動，在影響方面，從一地到另一地差異很大。我們在這裡只會關注鎮壓方面。這些可分為三個截然不同的類別：主要發生在1966至1967年的、針對知識分子和政治幹部的暴力；1967至1968年紅衛兵各派之間的一系列對抗；1968年軍隊為恢復秩序而進行的野蠻鎮壓。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來自1966年的一些變化被以一種相當敷衍的方式制度化了。同時，宮廷內開始了一場爭奪毛澤東繼任權的鬥爭。那時，他因疾病已變得相當虛弱。發生了很多震動：正式繼承人林彪於1971年9月被除掉；鄧小平於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大批作為「修正主義者」被淘汰的幹部，被重新納入權力結構；1974年，黨內發生了一場重大的「左派」攻勢；1976年1月溫和派總理周恩來之死與9月毛澤東本人之死之間，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的「上海四人」試圖奪取權力；到了10月，這四人只是一個「幫派」而且都已入獄。然後，該國由華國鋒領導了兩年。他正式宣布文革結束。在粉碎紅衛兵之後的幾年裡，鎮壓很嚴酷，但與50年代的非常相似。
革命中的重要人物
文革是一個人和整整一代人的交會。那個人當然是毛澤東。由於在大躍進的災難期間處於政府的核心位置，他的聲望受到了損失，並被迫於1962年將權力移交給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兩年。被降到（公認有聲望的）黨主席職位後，他開始越來越依賴他的口才，因為作為一名公眾演說家，他幾乎沒有競爭對手。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老活動家，他意識到同時被作為傀儡首腦崇拜並在該職位上被有效邊緣化的危險，因此他開始尋找更有效的方式來強加他的選擇。黨由劉及其助手、祕書長鄧小平所完全掌控，並免受任何外部影響。像在所有共產黨國家一樣，政府處於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實際上由周恩來所掌管。他是一位聰明的機會主義者，在思想上屬溫和派，如果不是行動上的話；事實上，他在兩派之間的對抗中是一個相對中立的人物。毛意識到，他在1957年的清洗中失去了許多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支持，在1959至1961年的饑荒中又失去了農村大眾的支持。但是在共產中國這樣的國家，分裂和害怕的大多數人，相比那些地位顯要的少數活躍人士，遠遠不是那麼重要。自1959年以來，解放軍一直由林彪領導，林彪是毛澤東的忠實支持者之一。林逐漸將解放軍轉變為另一個權力中心。1962年後，它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運動致力於提升軍事素質，如清教主義、紀律和對黨的事業的奉獻，實為反右派清洗。1964年以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新政治幹部是解放軍行伍出身。他們與一小群知識分子和失敗的藝術家密切合作。這些藝術家聚集在江青及其計劃周圍。該計劃是徹底摧毀所有未遵循黨的路線的藝術和文學。軍訓成為所有學生的義務。1964年以後，所有工廠、地區和農村地區都建立或重組了武裝民兵組織。軍隊本身從來就不是權力的候選人，因為它實際上是由黨控制的；被廣泛傳言為海洛因癮君子的平庸的林彪沒有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軍隊首先是毛的人壽保險單，或者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那樣，是他自己的長城。
毛認為他總能指望的另一個戰略槓桿是年輕一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接受中學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在專業培訓機構尤其是軍事院校中接受培訓的那部分年輕人。這些院校是解放軍被授權訓練紅衛兵的唯一機構。它們集中在城市，特別是主要城市，這是個巨大的優勢。那裡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權力鬥爭。上海四分之一的居民就讀過一所或另一所這樣的學校。1966年年齡在14至22歲之間的人將成為毛最狂熱的工具，因為他們既狂熱地相信教條，又非常沮喪。他們屬於1949年革命後完全受過教育的第一代人，既過於年輕又過於都市化，而對大躍進的恐怖一無所知；劉及其親信會後悔沒有正式批評大躍進。受到政權的放任和勸誘，他們相信，對毛來說，他們是那張要書寫中國共產主義偉大史詩的白紙。毛向他們保證稱，「世界屬於你們；中國的未來是你們的。」他們很快得知，「黨就是我們的爹娘」，正如一首紅衛兵歌曲所唱的那樣。面對任何關於親子關係的衝突，他們的選擇很明確：要與父母斷絕關係。帕斯夸里尼講述了一個孩子──「一個10歲或11歲左右的卑劣小鬼」1962年到勞改營見到其父親的故事：
「我本來不想來到這裡」，他大聲地說，「但是我媽媽讓我來的。你是個反革命分子，有辱門第。你已經給政府造成了嚴重損失。你坐牢是活該。我唯一能說的是，你最好好好改造自己，否則你將受到你應受的懲罰。」甚至警衛都對這番憤怒聲討感到震驚。囚犯流著淚（本身是被禁止的）回到牢房，咕噥道，「要是我知道會發生這種事，我就會在他出生那天勒死他。」田（Tien）[警衛] 放過了這件事，連一句責備都沒有。
1966年，這個孩子已經15歲了，加入紅衛兵正適齡。最年輕的往往是最具暴力性的，羞辱受害者時也是最積極的。
與此同時，這些年輕人也感到沮喪。他們沒有機會展現英雄氣概，而他們的父母一代總是告訴他們革命或戰時的經歷：長征、第一批紅色根據地、1936年至1938年的抗日游擊戰。再一次，套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歷史就是要重演，但這次是鬧劇。面對體制化的革命自身造成的灰色的混亂，以革命的名義，他們發出疑問，僅用他們那些少得可憐的關於毛，或許加上些微關於列寧的知識。文學傳承和自由討論的權利被剝奪。有幸逃過1957年「整風」鎮壓的教師們，被剝奪了這些權利，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中很多人來自「黑」類，遭遇過諸如基於階級的選擇程序和配額等障礙，幾乎從未真正希望在生活中找到一份工作或實現他們的價值或抱負。「黑」類常常占多數的精英學術機構也往往是最具革命性的。1966年10月1日，中央文革小組頒布法令，針對出身不好的人正式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這是啟動這個過程的關鍵一步。
11月16日和12月15日，授權在工廠和村莊組建紅衛兵組織，決定性地擴大了這場運動。同一時期廢除了在文革開始時為控制工人而制定的很多負面的政治立法。那些已被平反的人抓住機會，尋求廢除「右派」的標籤，並銷毀保存著每個人觀點和「錯誤」的機密文檔。有兩類工人與學生聯手：「落後分子」和其他不論年齡大小都受到政治歧視的人（儘管實際上一切都已成為政治）；季節工──他們一般都很年輕，工資按日計算，因此沒有工作保障或工會會員資格，希望加薪和簽下長期合同。後一類群體實際上在大型新工廠工人中占了大多數。還有許多看到一個意外機會來推動其事業的年輕幹部、過去以某種方式受到懲罰並渴望進行某種報復的管理者，以及通常的機會主義者。由此產生的聯盟是一群不滿現狀者的大雜燴。他們心裡充滿了苦澀，渴望改善自身的社會地位，準備對所有機構──學校、工廠和辦公室發起攻擊。歸根結底，他們總是占少數，只占城市居民的20%，在全國範圍內占更小的少數。因此，只有當國家因中央相互矛盾的命令而癱瘓以及解放軍受其自身規定阻礙時，他們才能成功。最終，交替地刺激與抑制革命步伐的總是毛本人，儘管他也常常不確定該怎麼做；權力鬥爭和迅速變化的當地局勢使他不斷尋求在叛亂與自己對權力的掌控之間進行調解。「造反者」這個名字體現出他們唯一的共同之處。當他們最終奪取權力（更確切地說，移交給了他們）時，他們隊伍中的矛盾和他們自身自私的野心立即占了上風。他們自稱僅僅是為了反對某事，卻引起了可怕的鬥爭，經常是武裝鬥爭。（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