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國富論)導讀—回到亞當·史密斯的世界

吳惠林

人氣 1255

【大紀元2020年07月02日訊】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661∼702)

《登幽州臺歌》

 

迄2 1 世紀今日,「經濟學」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了,自1776年開創以來,經過幾次大的變革,先是1890年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 的經典名著《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提出了供需圖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並引入數學工具,出現了「新古典學派」。

到1920年所謂的「混合經濟大師」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了《福利經濟學》(Wel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市場失靈」現象被凸顯,於是政府出面「校正」市場失靈備受肯定。到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供給過剩」、「失業遍野」,市場機能失靈,引出了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簡稱一般理論或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政府創造有效需求」的解藥,不但政府名正言順站上經濟舞臺,以總體經濟政策「精密調節」整體經濟,而且「總體經濟學」誕生了,「國民所得」、GDP也成耳熟能詳的專詞。到1948年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 1915∼2009)的《經濟學》(Economics)問世後,經濟學成為顯學,「社會科學之后」的稱呼也出現了,而數理分析也正式進入經濟學,經濟學數理化快速發展,如今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相應蓬勃開展,於是「經濟可以從事實證」,可以拿出「數字證據」來大聲說話,能評估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而經濟學晉入「嚴謹科學」殿堂後,在1968年被列入諾貝爾獎行列,正式被認定為「科學」。

這種「自然科學化」的進展,雖然普遍受到正面肯定,也就是進步的表徵,但其實早就有一股批判聲音出現。在薩繆邇遜的「經濟學聖經」出版的次年,也就是1949年,奧國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出版了千頁巨著《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第二百三十五頁裡,這麼寫著:

「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就這麼認為:「這幾十年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關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確是愈來愈多,但在這門學科的認識上,始終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基礎。說得具體一點,也即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始終欠缺基本的正確認識。」

夏先生應是最先將奧國學派學者引介到華人世界,也是最了解該學派的哲人,他更是最先翻譯《人的行為》者,應能體會米塞斯的感慨。

那麼,真正的經濟學是什麼呢?最簡單的和正確的答案是:回歸亞當.史密斯。畢竟他是經濟學的始祖,經濟學就是由他在1776年出版的一本書奠定的。這本書就是世人都耳熟詳、琅琅上口的《原富》(又譯「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Wealth of Nations。 )

這本書早已被稱為「經典」,不過,正如已故的經濟學名家哈利.強森(Harry G. Johnson, 1923∼1977),在1961年5月,於《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這本全球數一數二經濟學術期刊發表的”The General Theory After Twenty-five Years”這篇論文中所言:「大凡被稱為經典名著,就是每一個人都聽過,卻沒人真正看過的書。」(⋯⋯ a classic – meaning a book that every one has heard and no one has read.)對於20世紀之後出生的世人來說,應該非常適用。

就我個人而言,1968年進入臺大經濟學系就讀,幾乎每堂關於經濟學的課,雖然老師和書本都時常提到和出現亞當.史密斯及這本經典,但我都不曾去尋找該書,遑論去閱讀了!縱然耳聞有中譯本,也沒興趣去找來看。即便如此,史密斯在書中所強調的「分工」、「自利」、「不可見之手」、「自由市場」等等卻經由老師和教科書及其他的書本和文章廣為散布。

其實,由於當時的經濟學原理課所用的教本是英文版,邊讀邊查字典、整頁都是密密麻麻的中文旁注,讀起來都非常辛苦,哪有餘力去讀課外書,而當時薩繆爾遜那本紅遍全球的《經濟學》並未授權在臺出版,其難得的原版書才是最受歡迎和渴望的課外書,該書正是經濟學數理化、科學化,並且發揚凱因斯理論的最主要教科書了,如此一來,就更不可能會去接觸史密斯的這本只有文字敘述的經典了。直到博士班畢業,到中華經濟研究院從事經濟研究工作之後,接觸蔣碩傑院士(也是中經院創院院長)、精讀其文章並受到夏道平先生(當時也受聘在中經院服務)和邢慕寰院士的薰陶,以及有機會大量閱讀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的經濟散文和其巨著《經濟解釋》,才逐漸了解「現代經濟學」的缺失,並對上文所引米塞斯在1949年

對當今經濟學的評語有所領悟,也很幸運的獲得閱讀奧國學派海耶克(F. A. Hayer, 1899-1992)和米塞斯等名家的著作,對於經濟學應對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靈魂有人性的「人的行為」,以及「人的社會」作研究並作解釋,而不是只重視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

巧的是,好友兼同事謝宗林先生在2000年和2005年分別重新翻譯《原富》上下冊並送我閱讀,至此才總算有緣親炙史密斯的經典。2014年退休之後,潛心撰寫幾位自由經濟名家傳記,《亞當.史密斯》在2017年2月出版。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一些書本和資料,對史密斯有比較全盤了解,也才知道《原富》並非史密斯最刻意撰寫的書。史密斯是倫理學家和法理學家,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他將在倫理

學課程講述的內容寫成《道德情感論》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於1759年出版,該書在英國和歐洲大陸獲得極大贊揚,史密斯也因而躋身英國頂尖哲學家行列,並獲聘當一位公爵的導師,且伴隨該公爵到歐洲遊學數年增廣見聞。在這期間,史密斯得與諸多歐陸頂尖學者接觸,如重農學派的創始者揆內(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其實,身為道德哲學家的史密斯,其終生一貫的研究目的,係在於想作一部完整的人類文化發展史,而在研究社會進化的事實中,發現古代與近代對於財富的觀念,有著巨大差異,在希臘羅馬時代,認為財富是墮落國民品性的東西,因而極力排斥,但近代國家的政策則完全相反,不但不歡迎貧困,還想方設法唯恐不能增加國民的財富。近代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無一不是依賴豐富的財富,而民眾自由獨立的要求,當然是由於印刷術的發明而促進知識的進步以及普及

所致。人民之所以能獲得印刷品,乃因他們的經濟環境有餘裕。

史密斯深覺財富的增加,對於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認為,對於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們參與立法與否的問題,也不是他們參與構成政權與否的問題,而是政策本身的問題。史密斯識破能夠增加財富的政策,遠比空虛的政治論,對於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關係。他在研究文化發展史的過程中,發現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影響最大,於是引起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濃厚興趣,在1764年初,當他帶領公爵赴歐遊

學在法國土魯斯(Toulouse)城待一年半,人生地不熟又無人相識,生活十分無趣,乃開始寫一本書來消磨時間,這就是《原富》的開端。當1767年春,史密斯回鄉伴母親,乃開始專心撰寫《原富》。1773年史密斯赴倫敦,在那裡除繼續潤稿外,還不時會晤在倫敦的蘇格蘭同鄉人士,並與當時著名的傑出人士在文藝俱樂部歡聚,美國開國元勳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是其中一位。史密斯將

《原富》稿子一章一章地向富蘭克林朗讀,在場還有友人細細聆聽,並提出評論。史密斯將那些意見帶回家並參酌修改書稿,經過三年時間的潤稿後,《原富》就在1776年正式出版。出版後獲得熱烈反響,史密斯繼續修改,於1778年出修訂版,1784年再擴增為第三版。

總而言之,史密斯研究經濟學是受其格拉斯哥大學的老師哈奇遜(Francis Hucheson, 1694∼1746)的引導和鼓勵,在「分配」問題上是得自重農學派,而其「自然秩序」學說,則是承襲自哈奇遜和重農學派,關於自由貿易係受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的影響,關於利己心的研究則受孟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rille, 1670∼1733)和休謨的啟示。史密斯長於綜合之才,一方面把之前各流派的思想兼容並蓄,另

方面為後代學者提供百般問題學說的端緒,被比喻作「蓄水池」,多數河川注入其中,復又從其流出,因而被公認為「經濟學的創建者」。

《原富》共分五篇,第一篇分為十一章,主要內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勞動生產力的原因,分析國民財富分配的原則。它從國民財富(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引起「交換」,接著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第二篇論物品積蓄的性質、累積及運用,共分五章,主要內容是討論資本的性質、累積方式,分析對勞動數量的需求取決於工作性質。第三篇論不同國家財富增加的過程,共分四章,主要內容

是介紹造成當時比較普遍重視城市工商業,輕視農業政策的原因。

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的思想體系,共分九章,主要內容是列舉和分析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各種經濟理論。

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共分三章,主要內容是列舉和分析國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為全民還是只為少數人服務。如果為全民服務有多少種開支項目,各有什麼優缺點:為什麼當代政府都只有赤字和國債,這些赤字和國債對真實財富的影響等。

《原富》出版後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除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首版標誌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18世紀以前,《原富》就已出了九個英文版本。人們以「一鳴驚人」來形容《原富》的出版,並一致公認亞當.

史密斯是一門新學科—政治經濟的創始者,他因而聲名顯赫,被譽為「知識淵博的蘇格蘭才子」。據說當時英國政府的許多要人,都以當「史密斯的弟子」為榮。國會進行辯論或討論法律草案時,議員常常徵引《原富》的文句,而且一經引證,反對者大多不再反駁。《原富》出版後被譯為多國文字,傳到國外,一些國家制定政策時,都將《原富》的基本觀點作為依據。這本書不僅流傳於學術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為不少國家社交場合的熱門話題。

《原富》的中文翻譯, 最早由翻譯大師嚴復( 1 8 5 4 ∼1921)在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10月,以文言文譯出,無新式標點符號而且是節譯;1931年郭大力和王亞南兩位先生合作將全文譯出,以《國富論》為書名分為上下冊出書。1968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再出版周憲文和張漢裕合譯的《國富論》上下冊。2000年時,謝宗林再重譯《國富論》上冊,2005年,謝宗林偕李華夏合譯《國富論》下冊。

2017年適值五南出版公司五十週年,推出「經典名著文庫」作為獻禮,將亞當.史密斯的這本巨著納入,嚴復的文言文節譯本不合適,周憲文和張漢裕兩位先生的譯本已被謝宗林和李華夏的譯本取代,而謝李譯文的出版社又不肯割愛,於是採用郭大力和王亞南的合譯本修飾出版。

此版本完成於1931年,中國尚未赤化、更未遭受文化大革命摧殘,也未施行簡體字,兩位譯者的譯詞介於文言和白話之間,某些用語稍加修飾之後即適合當代華人閱讀。書名改為嚴復的譯名《原富》。

最後, 有必要說一說為何捨棄一般人通知的「國富論」,改回「原富」。本書英文原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旨意就是「探索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本質及其肇因」,主角是「the Wealth」,亦即「財富」,問題就在「誰的財富?」史密斯明確指出是「Nations」。關鍵點就是這個小小的「s」。

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夏道平先生(1907∼1995),在1988年10月10日於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的《經濟前瞻》上,撰寫了〈經濟學者應注意的一個小小「s」〉這篇短文,內容是由他寫給某刊物文稿中提到史密斯的這本經典名著,他用嚴復的中文譯名《原富》,卻被編輯改為《國富論》,所引發的感想。夏先生說他知道《國富論》這個中文譯名在早年中國大陸和後來在臺灣印行的版本都用,但他不願用它而樂於用《原富》。夏先生表示,從表面上看,這好像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在觀念上卻會衍生對立的差異,以致在政策上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問題就發生在原著的書名中「Nations」這個字的尾巴,「s」是否有受到重視。夏先生鄭重嚴肅的指出,這個小小的「s」之有無,關係到這本書所講的是什麼經濟學:是國際主義的,還是國家主義的?這的確是個很重要的區分。夏先生說:「代表古典學派的亞當.史密斯,失敗於他的價值論;而他的偉大處,在於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在於理想中的國際主義;從而他排拒集體主義的思想方法,排拒國家主義的偏狹立場。所以當他討論財富問題的時候,他不以一國為本位(儘管他書中講到的一些『事例』大都是英國的),而是著眼於多國。因此他在這部書名上用的『Nations』是多數式的。」因此,夏先生認為《原富》這個譯名,雖未顯示出那個小小「s」所蘊含的國際意義,但不至於誤導到經濟國家主義。

而用《國富論》這個譯名中的「國」字,卻可能有這種危險。這是因為中國文字的名詞,其本身沒有單數式和多數式之分。夏先生強調說,這不是他在咬文嚼字,也不能說他過於顧慮。事實上,當代各國的經濟學者,儘管不會不知道李嘉圖所發現的「比較利益法則」,但是,其中能夠一貫地忠於知識,而其意涵和言論不被政治神話中的「國家」陰影所籠罩者,畢竟還是少數。

夏先生於是在文末語重心長地說:「此所以世界各國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幾乎沒有不是以鄰為壑,而弄得國際市場秩序——自動調整的市場秩序,經常陷於混亂。而且在混亂中的對策,不是苟且式的牽籮補茅屋,就是荒唐的抱薪救火。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仔細分析,即可看出經濟國家主義之作祟。基本的利益法則,是沒有國界的,如果它一時受阻於國界,其終極的後果是大家受害。」我非常認同夏先生的說法及其疑慮,尤其對照當前的世界,各國都在從事貨幣戰爭,也在進行經濟戰爭,新重商主義的「經濟國家主義」瀰漫全球,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國際經濟談判司空見慣,自由貿易受到抹黑、訕笑。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克魯曼(P. Krugman, 1953-)剛出道時,由其「國際貿易」專業領域立場,大力針砭「經濟國家主義」, 對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佘羅(Le s t e r C. Thurow, 1938∼2016)大力撻伐。佘羅在1992年春出版的《世紀之爭》(Head to Head )一書暢銷全球,被克魯曼認為與該書副標題「一場即將來臨的經濟戰爭」密切相關,該書並獲得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及許多有影響力人士的支持,可見「經濟戰爭」、「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戰爭」普受認同。本來,將經濟「競爭」比擬成「戰爭」,是「非經濟領域人士」的習慣,優勝劣敗的達爾文(Darwin, 1809-1882)進化論也不適用於經濟界,但佘羅這位全球知名的經濟學家竟帶頭鼓吹,這對亞當.史密斯的經濟學是一種反動。正如克魯曼所言: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來說,把國際貿易當作與軍事敵對相似的戰爭觀點,聽起來是非常奇怪的。

不過, 我們必須承認, 現實世界是有許多貿易衝突和「策略性貿易政策」的事實,這也是各國政府決策者、商業領袖,以及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之看法,也就是這些地位關係重要的人士抱持「貿易是類似軍事戰爭」的觀點,他們基於自身的利益,對於「競爭是互利的道理」故意無視或全然無知,於是「商戰」不但在輿論上居絕對優勢而流行,也表現在競逐「國家競爭力」上,致使「貿易保護」成為常態。其實,這也正是重商主義和新重商主義者的論點及主張,是亞當.史密斯反對,甚至要破除的。

所以, 將史密斯的這本經典用「國富論」這個中文譯名,的確有「一國本位」的味道,與史密斯的「多國」、「全部國家」的本意有所扞格,而夏先生的提醒也非小題大作,而應嚴肅辨正。

雖然曾有學者辯說史密斯當時的英國, 擁有許多殖民地,因而史密斯所指的多國還是只指大英國協。不過,縱使如此,一來「日不落國」幾已包括全球,二來不分本國、殖民地都一視同仁。因此,既然史密斯意在探尋財富的本質和起源,當然含括的對象就是諸多國家的人民,亦即如何讓全球民眾都能得到愈來愈多促進生活福祉的財富。

《國富論》這個中譯名的確容易被誤導到「經濟國家主義」,讓各國的領導者及其人民只顧自己國家的財富之增進,於是在觀念的錯誤引導下,衍生出「保護主義和保護政策」,而「以鄰為壑」的不幸後果也就層出不窮。夏先生特別提醒我們注意: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仔細分析,即可看出經濟國家主義的作祟。史密斯的經典大作講的是「分工合作」,由之引出的基本經濟法則,也應該是沒有國界的,一旦不幸受阻於國界,其終極後果是大家都受害。那麼,《國富論》這個中文譯名是不該再繼續使用了,但選用什麼譯名較恰當呢?在沒有更好的譯名出現前,就讓我們回頭使用偉大翻譯名家嚴復先生最先用的《原富》吧!

責任編輯:朱穎

 

相關新聞
金融風暴中   緬懷自由經濟導師  夏道平
吳惠林:經濟學是講道德的
吳惠林:「經濟學」應返本歸真
吳惠林:返還亞當.史密斯的世界——找回經濟學的本質
紀元商城
這種肥皂不會耗損 永遠陪伴你
每日更新:春天裡的素色清道夫 不知疲倦
這種杯子為何如此火爆 加州女子偷65個被捕
這些亞馬遜好物 讓你生活品質大提升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