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8月01日訊】台灣前總統李登輝30日因病去世後，人們對他的紀念如潮水般湧現在互聯網上。被稱為「台灣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對於中國民主運動也相當關注。據六四事件後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之一、旅美牧師張伯笠披露，李登輝在六四後，曾經多次贊助中國海外民運。
在美國的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在個人推特發帖，推崇李登輝是「民主先生、台灣的巨人」。楊建利還分享李登輝在2019年5月發表《李登輝：關於六四天安門的中國民主發展契機》的文章提到，當時他剛接任總統一年多，北京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李登輝發表聲明指出，「中共所採取毫無人性的做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李登輝說，為什麼要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原因就在於學生運動的本質既熱情又單純，不是為了哪一個個人謀求利益。他認為，中共領導人原本應該多聽聽年輕人的聲音，培養他們成為未來國家的領導人。
事實上，李登輝不只是發表譴責聲明，他對海外民主運動也以具體行動支持。
旅美牧師張伯笠在個人直播節目中憶及，1993年海外民運的民陣（民主中國陣線）以及「民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舉行「海外民運華盛頓合併選舉大會」，當時大家公推德高望重的王若望接任合併後「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主席。
張伯笠說，王若望是被中華民國接待待遇最高的海外民運人士。王若望到了台灣，李登輝親自接見，完全不一樣的待遇。「大家覺得王若望很好，台灣總統接見，還帶回8萬美金的會費。」
李登輝禮遇余英時 慷慨資助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張伯笠還舉了另一個例子。六四之後好幾位中國學生、學者流亡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有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台灣中研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希望他們能夠在此過渡。所以包括劉賓雁、蘇曉康、蘇紹智，以及張伯笠、柴玲等人，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當了幾年訪問學者，訪問學者需要經費，美國籌了一些錢，也有一部分是從台灣籌款。
「我在普林斯頓，我們普林斯頓大學項目，有一部分的錢也是李登輝先生給的。余英時先生在李登輝那裡籌的。」
張伯笠稱，余英時告訴他們，他到台灣就打電話給總統府，想見李登輝總統，總統府說「隨時，只要余英時到總統府，李登輝總統就跟你吃午餐。」余英時事先已經安排多場演講，只有一個中午有空，李登輝非常尊敬余英時，就約定那個中午見面。李登輝當時還勸余英時到台灣當中央研究院院長，但被余英時婉拒。
張伯笠：「余英時見到李登輝，談了我們這批大陸流亡海外學者的情況，李登輝說『這批人是中華民族的人才，我們理當保護，我們能做的儘量去做。』我們也很感謝李總統。」
不過，張伯笠自己在節目也承認，海外民運合併選舉可以稱為海外民運「轉折點」，也可以稱為海外民運「滑鐵盧」，大家想用民主方法鍛鍊自己，很多人關係搞僵了。
李登輝對中國海外民運曾給予厚望，但是幾次不愉快的接觸經歷迫使他決定保持距離。
1989兩岸轉折點 台灣、中國選擇不同道路
曾在海外創辦網絡雜誌《大參考》和《小參考》的李洪寬提出，雖然很多人認為李登輝是台灣民主先生，但是他認為李登輝只是忠實地執行蔣經國交給他的任務，搞民主化。因為美國的壓力已經扛不住，所以蔣經國在離世前，精挑細選李登輝做接班人。
李洪寬說：「就是因為我們大陸發生八九『六四』事件，當時李登輝已經接班，中國大陸極權專制，共產黨更加腐敗。台灣恰恰走上一條相反的道路，真的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中華民國《四六憲法》兌現，這兌現不是李登輝的創舉是小蔣的決定。」
李洪寬說，在大陸長大的人，對國民黨印象也不好。後來有幸離開中國，能夠看到台灣真正的民主就是李登輝搞起來的，李登輝親手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實踐，讓他們對台灣的觀感逐漸改變。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張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