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劉澤鋒:重拾港人尊嚴 愛國非愛共

【大紀元2020年07月06日訊】(香港大紀元記者黃采文、梁珍採訪報導)中共倉促強推「港版國安法」,壟斷9月份立法會選舉被視為主因之一。參與選舉的民主派與本土派候選人,或將成為中共打壓與報復對象。立法會初選候選人劉澤鋒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希望進入議事殿堂,捍衛本土的文化與歷史,重新拾回香港人的尊嚴。

身為本土派的他說,對抗中共這隻龐大怪獸,未必有100%贏的信心,「但我們不是去看有沒有把握贏,才去做那件事;是覺得做那件事是對的,要堅持這個信念,所以我們繼續走下去。」

「港版國安法」出台,香港民眾人人自危。參與9月份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派與本土派人士,可能面臨遭到DQ(取消資格),甚至被羅織違反國安法罪名的風險。參與初選的劉澤鋒說,「坦白講,其實每一個人,不管是否參選,普羅大眾都會擔心國安法實施之日,不單是一個政治問題,更加影響民生問題,所以人們都會害怕。」

「我承認我自己是怕死的。但是,我更加怕的是香港人以後生不如死。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崗位上,儘量做。」

1996年出生的劉澤鋒,16歲時經歷「反國教運動」,港人高文明的自律舉動,令他驕傲,開始感受香港人擁有思想自由與中共的極權統治,存在極大不同,於是本土意識與香港身分的認同逐漸萌芽。而這場運動成了他的政治啟蒙。

2017年,劉澤鋒當選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為幫助「魚蛋革命」(2016年旺角警民衝突)抗爭者,同年10月與學界朋友籌組學聯抗爭者支援基金,之後連任兩屆主席。

當時社會氛圍瀰漫著不理解、也不支持「勇武派」抗爭者,劉澤鋒向社會募款,感到極大的挫折,「很心灰意冷,但沒有質疑自己做錯,因為他們冒了很大的風險,承擔的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罪名,我們作為同路人,是不應該去割席(劃清界限),要更加去支持他們。」

直到去年反送中抗爭,警暴氾濫,「勇武派」開始受到港人的支持與認同,這對劉澤鋒而言是件最開心的事,也是鼓舞前行的動力,「終有一天,手足不會被扣上政治犯的罪名,得到真正的自由,流亡的手足可以回到香港這個家,這些事是推動我去盡力去做(的原因)。」

7月1日國安法出台,38萬港人走上街頭抗議惡法,劉澤鋒認為今年的遊行賦予了一層新的意義,「這一年當中,我們的手足遭受很多迫害,坐牢、流亡、被自殺,當時他們冒著很大的風險。現在國安法實施之下,其實是將風險分攤了,每一個人走出來冒的風險都很大,代表著我們都願意為犧牲了的手足,共同承擔同一份高風險,願意和他們一起去承擔這一份苦難。」

他認為,國安法是將「國」和「黨」混為一談,「很多人之所以反中國,是反對這個掌管國家政權的共產黨。」身為本土派的他對中共無好感,「但我不需要太憎恨一個國家,我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精神專注於本地上。」

劉澤鋒也尊重身邊「愛中國」的理性香港人,「他們會將『愛共產黨』和『愛中國』分開。他們愛中國是愛當地的風土人情,愛中國的文化歷史等等。對共產黨糟蹋中國這塊土地感到痛心疾首,他們很希望中國有一天會得到民主自由,去實施普世價值。」

他說,本土派以重視本地的利益為依歸。「在一共一國之下,就使得這些本土的文化、歷史全部被忽略。所以,我們本土派很希望去捍衛這些東西。」

他認為香港短短200年的歷史,卻有很多歷史事件值得被挖掘與省思。包括六四事件,讓港人意識到中共的殘暴本質,不再相信它,「當去到歷史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繼續站出來告訴中共,我們是不會相信它會有轉變呢?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香港人去讀、去想的。」

「我常常想:香港人會不會有一天可以當家做主?去選一個特首,而不是由中共去委任。香港人會不會自強不息?在經濟產業上做到多元化,不需要再依賴中國這個單一的市場。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拾起我們的尊嚴,不需要繼續被一些高官、建制派,或者是一些大陸的人去說:香港人如果沒有他們的資源、水源、米等,就不行呢……」

眼前的路似乎黑暗,但光明總在黑暗之後。「現在本土思潮開始茁壯成長,我希望能將本土派手足的聲音和意志帶入議會。」他希望參選成功後,翻轉議員角色,拋下光環、榮譽感與高貴的形象,走出議事廳,「在這個亂世之中,議員要走到前線,和手足一起並肩作戰。」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無懼國安法高壓 堅持參選立法會議員

劉澤鋒:我是劉澤鋒。曾經擔任學聯的抗爭者支援基金主席。回顧之前,看到「魚蛋革命」的義士慘遭泛民「割席」,我們一幫本土派看到一幫手足孤立無援,所以當時就和其他學聯的同學們成立了學聯抗爭者的支援基金,希望手足不會因為義武抗暴被民主派邊緣化,也是肯定他們當時的行為。所以我們一起成立這個基金陪伴手足共度經濟難關。

現在本土思潮開始茁壯成長,我希望能將本土派的手足的聲音和意志帶入議會。

記者:「港版國安法」已通過了,無論是參選還是準備參選,都是一個高危的職業。怎麼看?為什麼要參選?不擔心被DQ(取消資格)嗎?

劉澤鋒:國安法7月1日就實施。坦白講,其實每一個人,不管是否參選,好多普羅大眾都會擔心國安法實施之日,不單是一個政治問題更加影響民生問題,所以人們都是會害怕的。但是我們回顧過去一年的抗暴運動,從6.09,6.12,7.21,8.31,10.01到中大保衛戰,我們的手足都是在面對很高危的情況下,繼續選擇抗爭。如果我們不繼續選擇對抗下去,是對不起一幫已經犧牲了的手足。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帶出一個信息:對待已經犧牲了的手足,包括犧牲了前途、青春、自由的手足,不是用完即棄的。我們不是光會喊「齊上齊落」的口號,而是願意和他們一起並肩作戰。

記者:「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文匯報》、《大公報》說,甚至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唱「榮光歸香港」都會違反國安法。與你同一年的學運領袖黃之鋒、羅冠聰都退出「眾志」,你是前學聯成員,怎麼看在這個情況下,本土派的前景。

劉澤鋒:《文匯報》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唱「榮光」都是觸犯了國安法。這個報導恰恰指出,在國安法的實施之下,就算你講任何東西,喊任何口號,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都會隨時觸犯國安法。國安會採取一個濫捕、濫告的行為。

記者:會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嗎?

劉澤鋒:老實講,每一個人,包括我都會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承認我自己是怕死的。但是,我更加怕的是香港人以後生不如死。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崗位上,儘量做。如果能成為代議士就最好,可以利用代議士,即立法會議員的影響力,影響力所附帶的信任與民意基礎,繼續在香港本地和海外去支援我們的手足。就算不行,也可以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多做一些。最近的「鬥黃」現象,我覺得香港應該跟自己「鬥黃」,國安法實施以後,我們要跟自己「鬥黃」,問問自己:我們能否再繼續多做一些,冒多一些風險,令香港早日得到光復。

記者:你96年出生,政治啟蒙何時?何時開始對這個政權進行反思?

劉澤鋒:我自己的政治啟蒙是(始於)2012年的「反國教」,在「反國教」之前,我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其實是既不反感也沒好感的。但在「反國教」期間,發現原來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分是有一些排他的,有一個抵觸,因為我們見到,中(共)國那套思想是不同的,他們是走集體主義,沒有思想自由,總之你是中國人你就一定要愛國,那就不會和你講太多人權自由,總之你就是要愛國,就要去為這個國家奉獻自己的所有,你是沒有其它選擇可言的。

但在「反國教」之中,我們認識到,其實愛國是一個自己發自內心的情感,如果我們去認識到這個國家的時候,但我們又做不到愛國的話,都應該給人留一個空間,有不愛國的自由的。那麼,除此之外,在「反國教」期間見到,香港人有著國際級的文明素質,見到許多人,雖然大家素未謀面,但都很願意去奉獻自己,有的人捐錢,有的人捐水,有些學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就幫忙去派派傳單,去安慰自己身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或者幫忙去開開路,有人暈倒,都願意(去幫忙),好像「分紅海」,分開人群,讓救護車進去,讓那位市民可以儘快送到醫院(救治),見到其一是,香港人的自律性和團結,令我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提高了許多,也意識到中國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這件事成為自己的政治啟蒙之餘,也是種植了本土的種子。

愛國非愛共 且應屬個人自由意志而非被強制

記者:覺得愛國和愛共產黨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

劉澤鋒:我也認識一些愛中國的香港人,我認為愛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我自己喜歡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一些,但與此同時我也不會禁止其他人去愛中國,這種愛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除此之外,我對愛共產黨這件事,有些我認識的愛中國的人,其實他們會將愛共產黨和愛中國分開的,他們愛中國是愛當地的風土人情,愛中國的文化歷史等等,一些比較理智的愛中國的香港人,他們會將黨和國分開,他們對共產黨糟蹋中國這塊土地感到痛心疾首,他們很希望中國有一天會得到民主自由,他們將一些普世價值去實施,我們會尊重他們的。

傳承本土文化和歷史 認清中共本質

記者:《國安法》是不是將黨和國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劉澤鋒:我認同《國安法》是將國和黨混為一談。事實上,現在很多人會所謂反中國,其實是反對這個掌管國家政權的共產黨。其二,我自己作為本土派,我對於中(共)國是沒什麼好感的,但我覺得我支持本土主義,我不需要太憎恨一個國家的,我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精神專注於本地上。

我常常會想:我們香港人會不會有一天可以當家做主?由我們香港人去選一個特首出來,而不是由中共去委任,我們香港人會不會自強不息?我們在一個經濟產業上做到多元化,不需要再依賴中國這個單一的市場,我們經濟產業面對的市場是一個更加廣大的國際市場,我們香港人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拾起我們的尊嚴,我們不需要繼續被一些高官、建制派,或者是一些大陸的人去說我們香港人如果沒有他們的資源、水源、米等,就不行呢?我希望是,我們本土派可以繼續將我們的焦點、精神放在本地,我們繼續將這股思潮發揚光大,繼續告訴香港人,要學習獨立自主,要捍衛香港人的尊嚴。

記者:作為本土派的一員,這次52個參加初選的候選人中,不少是你們年輕的學生,或者是本土派的支持者。你覺得本土派和傳統民主派之間有什麼不同?在這一場運動中,你們抗爭的作用在哪裡?

劉澤鋒:關於這次很多本土派參選,我都很樂見這個情況。好像梁天琦(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社會運動者,「本土民主前線」的前發言人)所說,他希望之後出現更多代議士是本土派的。怎麼看泛民和本土派之間的分別?我覺得本土派是會以重視本地的利益為依歸。對於泛民來說,他們可能覺得中國和香港的價值,或者制度之間是有一個兼容性的。但是我們本土派意識到,原來當靠近中共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保護本地的文化,包括我們香港人的歷史,我們的文化特別是語言。

講到歷史,現在在這個教育系統之下,主要是叫學生要去認識中國的歷史,培養他們的愛國精神或感情。與此同時,我們發現,這使香港的學童忽略了我們香港的歷史。雖然香港的歷史不長,只有200年,但我覺得,很多歷史事件是值得去挖掘出來,給學生去反思,比如對於不同的事件,香港人是怎麼看的,當中其實是包括「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對我們香港人來說,是意識得到中共的殘暴本質,我們不能再相信它。當去到歷史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繼續站出來告訴中共,我們是不會相信它會有轉變呢?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香港人去讀,去想的。但是在一共一國之下,就使得這些本土的文化、歷史全部被忽略。所以,我們本土派很希望去捍衛這些東西。

記者:主權移交23年了,你覺得現在香港是什麼狀況?而你們抗爭的路應該怎麼去走呢?

劉澤鋒:關於7.1大遊行這個傳統,是來自於03年的。2020年之前的7.1,大家參與,除了是一個傳統之外,更加見到,原來我們在03年的時候,可以使得這政府讓步,所以大家就覺得,每一年去參加這個傳統的遊行,可以和政府有商量,是一個商討的空間。但是這十幾年的7.1遊行,我們是見到,其實政府真當它是一個傳統,已經不再重視當中市民的訴求,包括政治訴求和民生訴求。

為什麼本土派會覺得7.1、「六四」等是例行而已,就是我們意識到,以前是有一個商討的空間,但現在已經是沒有了,這些行動已經無用,雨革(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派很喜歡提「無用論」:做這樣東西沒用,做那樣東西也沒用。但到了2020年的7.1,其實已經賦予了一層新的意義,我們知道這些東西是無用,但是在這一年當中,我們的手足已經是遭受了很多迫害,有的人坐牢,有的人流亡,有的人被自殺,當時他們冒著很大的風險。現在《國安法》的實施之下,其實是將風險分攤了,每一個人走出來冒的風險都很大,今年7.1走出來的意義是代表著我們,都願意為這幫犧牲了的手足,去共同承擔同一份的高風險,我們願意和他們一起去承擔這一份的苦難。

成立基金會幫助手足 回報雖差但未質疑自己做錯

記者:你在「學聯」期間成立基金會去幫助這幫手足,這個過程中有沒有一些特別難忘的故事?遇到什麼波折和受到什麼打壓?

劉澤鋒:當時我和學聯的同學們去成立這個基金(會)的時候,大家都和身邊的朋友宣傳,結果是,好一些的就是冷漠;不好的,他們會反問,為何要去幫那幫「暴徒」?

當時很多人沒經歷(過),警暴的情況沒那麼廣泛,很多人對於警察會有些同情的空間,會覺得「其實警察都是打工的,為什麼要打警察?」、「為什麼要去投擲磚頭?」事實上我經歷過,我看到幫過的手足,他們自己親身,或他們的親朋好友2014年都經歷過警暴,所以我們對這些行為是很同情的,但當我去這個基金的時候,遇上很多的對於抗爭支援的不熱情,或者對義士的不了解,那時候所面對的是一個低谷,那時,學聯拿出100萬來幫,但是支出很多,收入很少,當時一段時間都很心灰意冷,但都沒有質疑自己做錯,因為他們冒上了很大的風險,他們承擔的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罪名,我們作為同路人,是不應該去割席(劃清界限),而更加要去支持他們。除此之外,社會代表人士,去找他們幫忙做事也很困難,當中有成員都和我們透露,自己很多朋友都是泛民主派的,當提及他們去幫助「魚蛋革命」(2016年旺角警民衝突)的義士的時候,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和批評,和不被理解。一度,一個基金都很難去做的。

好些的情況就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當很多人遭受了警暴之後,也都明白到我們要「和勇」不分的時候,才能爭取到更多的一些抗爭的空間,大家就會由當時的不了解、批評、割席(劃清界限)到同情,再到現在的認同、支持,所以都是開心的一件事。

記者:鼓勵你不斷向前走的動力是什麼?

劉澤鋒:其實是保持抗爭支援,我看到很多手足,(一般人)對於前線的印象是很高大,很威猛,學了很多搏擊、武術的技能,很勇武的,打到警察逃跑的。但事實上,我認識的前線是不同的,很多前線只不過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20多歲甚至是14、15歲,16、17歲,很瘦小、個頭很小的小朋友,甚至有些連聲音還沒有變,當我見到他們在前線被黑警打到頭破血流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作為(他們的)「命運共同體」,作為民族的一分子,我不可以放下這一幫手足,他們犧牲了,我們繼續去扶著他們,一起去前行,同時我們也都要繼續,儘快光復香港,令這幫手足終有一天,不會被扣上一個政治犯的罪名,同時希望一幫手足,包括一幫流亡的手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幫流亡的手足可以回到香港這個家,這些事是推動我去盡力去做(的原因)。

記者:上一代的香港人為逃避共產黨而來到香港,從雨傘運動到了去年,更多的一批年輕人走出來。覺得現在新香港人的精神是什麼?你們這一代人,對和中共極權(打)的這場仗,是否有信心去贏呢?

劉澤鋒:其實作為一個本土派的人來說,大家都見到中共是一隻很龐大的怪獸,說老實話,我們未必有100%的信心會贏的,但作為本土派大家的想法就是,不是去看有沒有把握贏才去做那件事,我們覺得做那件事是對的,我們要堅持這個信念,所以我們繼續走下去。

放棄高貴烏紗帽光環 到前線保衛香港

記者:如果你參選成功的話,將會給議會帶來什麼變化?

劉澤鋒:我覺得是分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體制內的東西呢,靠聯邦(學生聯會)怎樣去參選,因為,以往大家對於立法會議員的印象是,很高貴的,做了立法會議員是一個家庭、家族的光榮,很有面子的,衣著打扮光鮮亮麗,好像做了官似的。但事實上,我這個年輕人走出來,就是想消除這些印象,在這個亂世之中,其實,議員是要走到前線,不可以只留在議事廳裡,要放下我們的所謂光環,那個榮譽感、那個面子,走到前面,那個高貴的形象,我們要走到前線,和那幫手足一起並肩作戰。我們隨時遭受的待遇是,給那些黑警打,本來黑警應該被我們監察的,在這個亂世,我們要去放下自己的尊嚴,我們被黑警拿警棍打,被胡椒噴霧噴,或者我們會被拘捕,由一個尊貴議員淪為階下囚,這些事想告訴那幫泛民議員,我們所要面對的是繼續,去轉化一個議員的身段,和一幫手足並肩作戰,議員不是一件前路很順暢的事,像岑子傑所講的,我們是在拿一個苦杯去喝的。

責任編輯:連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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