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第四部分 亞洲的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大屠殺之間(112)

《共產主義黑皮書》:死亡無處不在

作者:讓-路易斯‧馬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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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9月21日訊】謀殺作為一種政府手段

「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所有需要的就是100萬名好的革命者。僅此而已。我們寧願殺死10個朋友,也不讓一個敵人活著。」紅色高棉這樣的言論在合作社會議上司空見慣;其實,他們已將這種種族滅絕邏輯付諸實踐。在波爾布特的統治下,暴力致死比病死或老死要常見得多。在別處所稱的「最高刑罰」,在這裡使用的頻率是如此之高,使用的原因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變得平淡無奇。這裡有一個奇怪的顛倒:在被認為很嚴重的案件中,人只被判入獄,即使在實踐中這僅僅意味著緩期執行,因為正是在獄中他們被要求坦白其陰謀的細節及其同謀的名字。監獄系統的真實情況被精心掩蓋起來,這種神祕感使它更加令人恐懼。儘管如此,一些被放逐者對該系統的運作方式仍有一個合理的認識:「我認為,也許有兩個平行的懲罰系統:其一,監獄系統。它是官僚機構的一部分。官僚機構需要被養活,以證明其存在是合理的。其二,一個非正式系統。它給了合作社領導人予以懲罰的自由。但每個系統對囚犯的影響最終都是相同的。」這一描述受到了亨利.洛卡德的支持。還有第三種方式將人們處死,它在該政權的最後一年十分常見,這就是軍事清洗,在形式上類似於1793年至1795年的法國旺代事件。失勢的地方幹部團隊、整個村莊的「嫌疑人」甚至和東部大區一樣大的地區的全部人口都被政府軍集體屠殺。在這些案件中,沒有提出任何指控,誰也不許為自己辯護,人們死亡的消息從未傳遞給親戚或同事:「Angkar殺人但從不解釋。」這些年間出現的新諺語之一就是這樣流傳的。

很難擬定一份被處以死刑的具體罪行之清單。問題不在於缺乏信息,而在於極難找到任何明顯不被處以死刑的罪行;紅色高棉幹部被鼓動以最偏執的方式解釋一切反常的行為。那麼,以下要講的,只是對訴諸死刑的主要原因的概述,從最常見的開始。毫無疑問,盜竊食物名列榜首。鑑於大米在當地飲食中的重要性及其對該政權的神祕意義,死刑被廣泛應用於任何被逮到在田間偷竊或者從廚房或儲藏區搜尋補給品的人。搶食物的人經常被用鎬柄當場打死,然後在他們死去的地方任其腐爛,充當一個範例。偷竊蔬菜或水果的人有較大機會只挨一頓打就逃脫。但也有例外:坤講述了一名婦女偷竊幾根香蕉的例子。這名婦女當時正在照料一個飢餓的孩子。作為偷盜的結果,她被殺死了。在另一個例子中,一群從果園偷走一些水果的青少年被他們的同志(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配合)審判,被判處死刑,並立即被射中後腦勺身亡。「我們在顫抖。他們說,這應當成為我們的一個教訓。」隱密地屠宰動物較為罕見;家禽和寵物迅速消失或被非常密切地看管。由於狹小的生活環境,祕密處理大型屍體極其困難。但在某些情況下,全家因分食了一頭奶牛而被殺。

對家人的祕密探望,甚至是短暫的探望,都會被視為擅離職守,因此是極其危險的。如果再犯,這個人的生命就顯然處於危險中了,因為他因此犯下了誤工的大罪。過於親近自己的家人也不被贊成;就此而言,與他們或其他任何人爭論也一樣。一個人可能用生命償還這樣的罪行(儘管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初犯也很少給予死刑的懲罰)。氣氛非常禁慾;男女相互交談被要求站在相距至少3米處,除非他們是近親。婚外的任何兩性關係都會被系統地處以死刑。對年輕的戀人來說,生活是極其艱難的,正如對於好色的幹部一樣,其中許多人因為肉體犯罪而受到懲罰。消費通常包含發酵棕櫚汁的酒精飲料是另一項死罪。不過,通常只有幹部和農民被判犯有這些罪;新人僅餬口都已足夠困難。宗教活動是不被贊成的,但或多或少地被容忍,只要他們保持謹慎,並只在個人之間進行(這在佛教中是可能的,但在伊斯蘭教中卻是極難的)。然而,任何冥想儀式都被處以死刑。不服從就意味著立即死亡。少數人在早期利用了在會議上被給予的所謂的言論自由,批評給他們的食物不足或要求他們穿的衣服質量差。他們很快「消失」了。一群勇敢的教師也一樣。他們於1975年11月組織了一場示威,反對食物配給量太少。儘管他們的抗議並沒有真的停止,但不久之後所有人都被放逐。要求結束該政權或越南人勝利(許多柬埔寨人在1978年以前所期望的)的失敗主義言論──或者甚至承認人飢餓,都可能產生致命的後果。chhlop的任務是記錄甚至誘騙人們發表這種顯示有罪的言論。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未能完成被分派的任務都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沒有人能免於意外事故、不幸事故或輕微錯誤,但所有這些都是潛在致命的。許多殘疾人和精神病患者被殺,主要就是因為未能完成任務。任何未能執行其任務的人都是破壞者,甚至比大多數新人更無用。來自共和軍、在戰爭中受傷或失去肢體的任何人也都失蹤了。尤其處於危險中的是無法理解或執行被給予的指示的人。一個瘋子採摘木薯幼芽(一種塊根作物)或者甚至是語無倫次地表達他的不滿,通常都會遭槍殺。高棉共產黨人實際上正在實行事實上的優生計劃。

在民主柬埔寨,暴力的總體水平令人震驚。但對大多數柬埔寨人來說,最可怕的是失蹤的神祕性和看似隨意性,而不是死亡的場面。死亡通常被謹慎地隱藏起來。在這方面,它與士兵和柬共幹部幾乎無一例外採取的方法相一致:「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他們的言辭也非常親切和禮貌。在不放棄這種語氣的情況下,他們竟然往往可以做到謀殺的地步。他們用仁慈的話語來執行死亡……他們可以承諾任何我們想要聽到的,以便給我們造成一種安全的錯覺。但我知道,他們的甜言蜜語緊隨可怕的罪行而來,或者是這些罪行的前奏。無論哪一種可能的情況,紅色高棉都是彬彬有禮的,甚至在他們像屠宰牛一樣屠殺我們之際。」對這種行為的第一種解釋,不可避免的是一種策略性的,正如雅特海所暗示的那樣,是為了確保對他們採取的行動的突然性,並阻止反抗。基於佛教自律的高度聲望以及任何情感流露隨之而來的顏面喪失,也可以做出文化上的解釋。最後,還有政治上的解釋。正如文革前中國共產主義全盛時期一樣,情感的缺乏用來顯示黨無情的理性。在這種理性中,任何事情都不曾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結果。黨被證明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無所不能的。處決安排周密,可能被視為他們由中央協調的證據。原始和自發的暴力,諸如大屠殺中的暴力,毫無愧色地彰顯出其本色。一天下午或晚上,士兵們逕直到來,帶你去審訊、學習,或講述伐木詳情。你的手臂綁在背後,就是這樣。有時他們會在後來找到你的屍體,讓其丟在樹林裡無人掩埋,為的是向其他人灌輸恐懼;但正因為很頻繁,這些屍體才無法辨認。在每個被調查的省份,已發現千餘個墳地;共有20個省。偶爾,紅色高棉實際上確實將其不斷重複的威脅──用人的屍體做稻田肥料──付諸實踐。「男男女女經常被殺死做成肥料。他們被埋在農田附近,特別是正種植木薯的地方的萬人塚裡。通常,當你拔出木薯根時,你會拔起根部向下長時所紮進的一塊人骨。」幾乎就像是,該國領導人確信,沒有任何比人類遺骸更好的農作物肥料了;這是任何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人人性被否定之合乎邏輯的結局。它與幹部們的吃人行為一道,在這裡都變得清晰可見。

該體制的極端野蠻在處決的那一刻重現。為了節省子彈,也為了滿足劊子手的虐待狂本能,射擊並不是最常見的處決手段。根據斯利文斯基的研究,只有29%的死難者以此方式死亡。約53%的死難者死於頭部受擊,是用鐵棒、鎬柄或農具進行的擊打;6%的人被絞死或用被套上塑料袋窒息而死;5%的人被割斷喉嚨。所有的證人陳述一致認為,僅2%的處決是公開進行的。這些處決大多是為了樹立一個榜樣,涉及那些失寵的幹部。他們通常被以特別野蠻的手段殺死,這些手段都以某種方式涉及火。這些失寵的幹部往往被埋在填滿柴火的溝渠裡,被埋到胸部,或者他們的頭部被澆上汽油並點火焚燒。(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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