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04日訊】對馬丁．瑪利亞來說，知識分子某一派別的這場暴力行動代表「法國革命的幻想再現，是政治恐怖主義（與孤立的暗殺行為相對立）作為現代世界一種系統性策略的開始。因此，除了1789年到1871年西方革命傳統所提供的最初合法性之外，始於下層的大規模起義之民粹主義策略，連同始於上層的精英恐怖之策略，在俄國合力給政治暴力增添了進一步的合法性」。
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俄國生活的共同特徵的暴力，助長了處於社會邊緣的這種政治暴力，正如埃萊娜．卡雷爾．當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在其研究專著《俄羅斯綜合症》（The Russian Syndrome）中所強調的那樣：「這個國家，在其空前的不幸中，對於學習其歷史的學生來說，仍然是個謎。在試圖揭示這一古老悲劇的根本原因時，在奪取或維持權力與政治謀殺的慣例之間，出現了一種特定的、總是具有破壞性的聯繫，無論它是個別的還是普遍的、真實的還是象徵性的……這種長期的謀殺傳統無疑創造了一種集體意識，它對一個包容的政治世界幾乎不抱什麼希望了。」
被後人稱為「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的君主伊凡四世（Ivan IV）於1543年讓數隻狗吞食了他的宰相、舒伊斯基親王（Prince Chuisky）。當時，他只有13歲。1560年，他妻子的死使他陷入想殺人的狂怒，導致他懷疑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叛徒，並在不斷擴大的圈子中消滅了他真實或想像中的敵人。他創建了一支擁有廣泛權力的新的衛隊，稱為「直轄禁軍」（oprichnina，譯者註：係俄國歷史上首個祕密警察組織），它著手在民眾中散播恐怖。1572年，他肅清了「直轄禁軍」的成員，然後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和繼承人。彼得大帝對俄國的敵人、貴族或人民幾乎沒有更多同情心，他也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子。
從伊凡到彼得，出現了一種牢固的傳統。其中，絕對權力下的進步與對人民的奴役相連，而精英則同獨裁和恐怖國家相連。正如瓦西里．格羅斯曼就1861年農奴制的終結所指出的：「正如隨後那一世紀所顯示的，此舉比十月革命更具真正的革命性。農奴的解放動搖了俄羅斯生活的千年根基，而彼得和列寧都無法動搖它們：雖有所進步，但奴役仍然存在。」一如往常，這種奴隸制通過高度的持久性暴力已持續了幾個世紀。
捷克斯洛伐克偉大政治家和1918年首任總統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在革命期間頻繁訪問俄國，因此很了解這個國家。他迅速將君主時代的暴力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繫起來。他於1924年寫道：
俄國人，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都是君主制下的國民：幾個世紀以來，這一直是他們的文化和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除掉了君主，卻無法在一夜之間擺脫君主制。他們仍舊穿著君主制下的制服，即使它是前後顛倒的……布爾什維克並未準備好進行積極的行政革命。他們想要的是一場消極革命。他們可以用它教義的狂熱、精神的卑劣和文化的普遍缺失，作為從事諸多破壞行為的藉口。讓我尤其對他們有看法的一件事，就是他們以謀殺為樂，就像在他們之前的那些君主一樣。
暴力文化並非強者獨有的專利。當農民大眾開始反抗時，他們對貴族進行了屠殺，從事他們自己的、著實野蠻的恐怖活動。有兩次這樣的起義在俄羅斯人腦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記。它們是1667至1670年的斯捷潘．拉辛起義（Stenka Razin revolt）和1773至1775年的普加喬夫起義（Pugachev rebellion）。後者迅速蔓延並對凱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譯者註：即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在整個伏爾加地區留下了一道長長的、血淋淋的傷疤。在被俘後，葉梅利揚．普加喬夫（Emelyan Pugachev）以一種殘暴的方式被處決──被肢解並切成碎片餵狗。
馬克西姆‧高爾基是1917年以前俄羅斯文化的重要闡釋者，如果他說的可信，那麼暴力就源自社會本身。他不贊成布爾什維克的手段，並在1922年寫了一篇近乎有遠見的長文：
殘忍令我終生為之驚愕並痛苦不已。人類殘忍的根源是什麼？對此，我思考了很多，對它仍舊沒有絲毫的了解……但現在，在這場歐洲戰爭的可怕瘋狂和革命的血腥事件之後……我不得不說，俄羅斯的殘忍似乎根本沒有演變過；其形式依然如故。16與17世紀之交的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在他那個時代，實施了以下酷刑：「嘴裡塞滿了火藥，然後點燃；其他人的私處充滿了火藥。在婦女的乳房上鑽洞，繩子穿過傷口，婦女們被用繩子吊起來。」1918年和1919年，頓河地區和烏拉爾地區使用了相同的做法；男性讓人把炸藥放在他們後方並將其引爆。我認為，正如英國人擁有一種獨特的幽默感，俄羅斯人有一種獨特的特別殘忍感：一種冷酷的殘忍，試圖探究人類抵抗痛苦的極限，並研究生命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人們可以感到，俄羅斯人的殘忍有了惡魔般的提煉；它有一些相當微妙和精緻的東西。這種特質不能完全用「精神病」或「虐待狂」這樣的詞語來解釋，這些詞實質上根本解釋不了任何東西……如果這種殘酷行為是少數個人的反常心理表現，它們就不會在這裡引起我們的關注；它們就會是精神病學家的研究素材，而不是道德家的。但我在這裡關注的是人類苦難作為一種集體娛樂……誰是更殘忍的人呢，白軍還是紅軍？他們很可能是一樣的，因為他們都是俄羅斯人。無論如何，歷史回答得相當清楚──最殘酷的是最活躍的。
儘管存在這種暴力傳統，但到了19世紀中葉，俄羅斯似乎採取了一條較為溫和、西式和民主的路線。1861年，君主亞歷山大三世（Aleksandr III）廢除了農奴制，並建立了地方權力中心──地方自治局（zemstvo）。1864年，他批准將司法獨立作為走向法治的第一步。大學、藝術和報刊都蓬勃發展。一股文明化潮流流經社會，暴力處處都在減少。就連1905年失敗的革命都具有激起社會民主熱情的效果。矛盾的是，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已征服暴力、朦昧主義和過時方法之際，1914年8月1日歐洲所見過的最嚴重的大規模暴力的爆發打斷了這一進程。
正如馬丁．瑪利亞所寫道的，「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筆下的俄瑞斯忒亞（Oresteia）的負擔是，犯罪招致犯罪，暴力招致暴力，直到鏈條中的第一項罪──本有的原罪通過累積的痛苦得到贖罪。同樣，正是1914年8月的鮮血，就像阿特柔斯的兩個兒子（Atreidae）對現代歐洲家庭的詛咒一樣，產生了主導當今時代的國際和社會暴力鏈。因為這場戰爭的暴力和屠殺對任何一方來說，與任何可以想像的收益都是不相稱的。戰爭本身招致了俄羅斯革命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列寧是不會拒絕這一分析的。自1914年起，他就不斷呼籲把「這場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內戰」，預言社會主義革命將從這場資本主義戰爭中產生。
這場世界大戰的暴力是極端的，持續了4年。這是一場似乎完全不能解決的持續大屠殺，導致850萬名士兵喪生。這是一種新型戰爭，魯登道夫將軍（General Ludendorff）稱之為「全面戰爭」。它不僅導致士兵死亡，也導致平民死亡。不過，暴力雖然達到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水平，但仍受到整個一系列法律和國際公約的制約。
每天的殺戮往往在可怕的條件下進行：毒氣、人被活埋於爆炸拋起的泥土之下。戰線之間的長期痛苦，沉重地壓在每個相關者的心頭，並削弱了每天面臨死亡的人的心理防線。這些事件使許多人變得完全麻木了。1920年，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和理論家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重新提到這一主題：
事情開始向殘忍的方向發展。導致這一變化的真正原因……可歸咎於這場世界大戰……因此，戰爭的爆發實際上將全部健康的男性人口拖入其中4年。此時，軍國主義的粗俗化傾向墮落到深度的殘忍和缺乏人類情感及人情。連無產階級都再也無法逃脫其影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軍國主義的影響，當再次返家時，在各方面都變得像野獸般的殘忍。由於習慣了戰爭，從前線回來的人太多時候處於一種心理和情感狀態，使他即使在和平時期和自己的人當中，也準備通過暴力和流血行為來實施其主張和利益。這可以說是變成了這場內戰的一個因素。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實際上都沒有參戰，要麽是因為他們在流放中，如列寧、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要麽是因為他們被發配到西伯利亞，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中大多數人傾向於在官僚機構工作或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說。大多數人沒有軍事經驗，從未真正見過戰鬥或其涉及的死亡。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前，他們所知道的只是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口水戰。他們對死亡、屠殺和人類災難的看法純粹是抽象的。
這種對戰爭恐怖的個人性無知本身可能是一個造成更多暴行的因素。布爾什維克對階級進行了很大程度的理論分析。這種分析忽略了衝突的深刻民族性方面，雖說不上是民族主義的方面。他們使資本主義成為替罪羊，並預先批準了針對它的革命暴力。通過加速資本主義的終結，革命將終止殺戮，即使這意味著要除掉一定數量的資本主義領導人。這是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賭博，基於應以惡制惡的理論。但在20世紀20年代，由對戰爭的厭惡而引起的某種程度的反戰主義，對於使人們皈依共產主義往往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然而，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在《幻覺的消逝》（The Passing of a Illusion）中強調的那樣，情況仍然如此
平民大眾被組織成軍隊，投入戰爭。他們已經從公民身分自主變為軍事服從，持續時間不明，並被投入煉獄。在那裡，主要目標是活著而不是變得智慧或勇敢，連勝利都成為一種遙遠的抽象概念。數百萬人被迫放棄平民生活，並被困在戰壕裡。對他們來說，極少有什麼事情能比服兵役更加高貴……戰爭是最遠離正常平民生活的政治狀態……這是一種純屬本能的事情，與其它利益和對知識的追求完全不同……交戰中的軍隊是一種社會秩序。在這種社會秩序中，個人不再存在；其非人性創造了一種幾乎不可能打破的慣性。
戰爭給暴力賦予了新的合法性，貶低了人類生命的價值；它削弱了先前蓬勃發展的民主文化，為奴役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
20世紀初期，俄羅斯經濟進入了蓬勃發展時期，社會逐漸變得更加自治。但是，戰爭對人民和生產資料施加的特殊限制突然凸顯了政治體制的局限性。這種體制明顯缺乏挽回局勢所需的活力和遠見。1917年2月的革命是對災難性局勢的回應，並使社會走上了一條經典的道路：一場包括制憲議會選舉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伴之以工人和農民中的一場社會革命。隨著1917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政變的發生，一切都發生變化，接踵而來的是一個暴力性大大增加的時期。剩下的問題是，為什麽在歐洲所有國家中這場災難唯獨在俄羅斯發生？（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