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11日訊】
婚後我就又找了一個工作。地點是東四附近，是日本人辦的「東亞書院」，管圖書館，月薪60元偽幣。有個叫「聯合什麼東西」的銀行，淨換錢，具體名字我都忘了。他也掙60元，我倆掙得一邊多了。可是我是一個人吃飯，他們家呢，他妹妹雖然有工作，但我們結婚後沒拿回過一分錢去，和他媽一起吃我們這120元。不單那個，那時有工作的都配給一袋平價面，他妹妹配的一袋面也存在學校，不拉回來。
我們是1942年4月4日結的婚。那時老太太雖然60多了，可身體挺好，我中午不回來吃飯，晚上下班回來還要做全家的飯。他妹妹還對他媽說：「你別刷碗，你要摔了呢？」這就是讓我一個人刷碗。而她自己呀，這個又黑又胖的27歲的老姑娘吃完飯之後，就把手背到身後揣起袖子，挺起肚子，嘴裡叨嘮著：「飽遛，飽遛，吃飽了就遛。」上街坊家串門去了，直聊到快睡覺時分才回到她教書的學校去睡覺。
就這樣，她飽遛了幾個月，這時正是麥收，她媽回村裡收麥子去了，不久她也放了暑假，回村裡去度假了。沒待幾天，她又回來了，我還納悶，她這回怎麼變和氣了呢？原來那個學校換了新主任，原來那個衝她哥哥的面子給她當小學教師這個關係不行了，新主任不認老臉，開除了她。她從村裡接到了通知，就回到學校拉回了面，也不回村了，就吃我們倆人。
過來人都知道，日本時期，一個人養一個人沒有富餘，再說郭篤民婚前說戒了酒，可婚後又喝上了酒，經常喝，還學抽菸，本來不會。我問他「你婚前不是戒酒了嗎？」他說：「那時天熱不喝了，誰戒酒了？」你想這點錢養活4口人，他又抽菸又喝酒，怎麼能夠？他妹妹跟我們這兒住著，黑不提白不提，就是白吃，只是和氣多了。這樣，日子一天天地特別難過。
不久，大秋到了，老太太又回老家了，大概是去分糧食了，具體我也不清楚，因為他們從來都跟我保密。婚前，他們家分了糧食，都是磨好了拿進城，為的是省錢。可是結婚後，他們一斤糧食也沒拿回過，一定是全賣了花錢了。大秋時，老太太回家，他妹妹沒走，我們在報子街的房子房東賣了，我們就搬到了小醬坊胡同，在西單商場北邊一點兒。她一直跟我們一起住，回家去了什麼也沒拿回來，當然她也想找工作，可是事不好找，就一直閒著。
那年冬天我們搬的家。搬家前有一位姓蘇的涿縣同鄉老到我們家來，來幹什麼也不知道，搬家後他又來了，原來，結婚時郭家沒錢，通過他賒錢買的被裡被面之類的東西，他是來要錢的，可當著我的面不好說，一直單獨跟他們說，所以我就蒙在鼓裡。這時快過年了，他要回老家，我就說，你給老太太帶個信兒，說我們搬到這邊來了，省得她再來找不到我們。我要寫個條讓他帶著，他說日本人淨搜身，要是搜著該打我了，你別寫。我就沒寫。
過了幾天，老太太讓郭敬培接來了，一進門就罵我們，說我誠心搬家讓她找不到了，老找事罵我。她們娘倆沒事兒，早早做完飯吃完了，剩下的晚飯還藏在床底下。我下班回來，老是什麼東西也沒有，還得現做。做白面省時省事兒，可我不敢做，都是做粗糧。有一次，我回來後火挺不好的了，我就用鐺烙小米麵餅，這糙糧費火，越烙越不熟，待會兒一看火快滅了，我也沒心做了。就吃了幾口半生不熟的餅不做了。這時郭篤民下班了，問我火怎麼了，我說要滅，天又晚了，甭生了。本來老太太一直躺在床上裝睡覺的，這時聽這話坐起來了：「好啊，你這是要凍死我啊？」然後就罵起我來了。她說：「你們易縣婁山王家是有名的家，都說我娶了王家的姑娘該享福了，應該是舒心了，可你是這麼不孝順啊！」我也不敢還言，怕街坊笑話。
我們住兩間半房，兩口子住裡面的一間，婆婆、郭敬培住外面的一間半，她倆睡一個床。婆婆白天睡足了，晚上睡不著，又愛抽菸，咳嗽，還老挑我的眼，嫌我不下地給她捶腰。你想，我上班上了一天，本來就挺累的了，何況那時窮買不起鞋，我書包裡還老帶著郭篤民一隻鞋底子，中午休息時納鞋，夜裡哪還有精力捶腰去。她就罵，裡外屋之間也沒有門，她大聲罵，裡面聽得清清楚楚，我也睡不好。
過了一冬天，她們娘倆又回家了，去賣家裡的閒房。這時郭篤民的二姐三姐從老家來了。二姐是寡婦，她家不讓嫁人，老爺子活著時給接來養著，可老爺子一死，婆婆又說她不好，給罵走了，不許再登娘家門兒。她倆一塊來的，告訴我們婆婆、小姑是回家賣房去了。我們也不知道啊，郭篤民聽了就說：「她賣房，沒我簽字，就賣不成。」這話就讓他二姐帶回去向村裡人說了，「買她的房，我兄弟沒說，也不算數。」結果房子村裡人沒人敢買了。這樣，郭敬培就風風火火地趕回來了，把她哥哥提著回家去簽字了。他是一點主心骨也沒有，就去了。過了幾天回來了，他一分錢也沒帶回來，還帶了一身虱子。
到了第二年春天，她們就把村裡的13間房賣了，因為那村裡沒有有錢人，她們就把房砣賣給了外村，房基賣給了本村人。可是郭敬培依然沒有帶回一分錢給我們。她可是對我說：「趕明兒我給你買個大褂。」可以後根本就沒買。我因為容忍她們慣了，雖然心裡不樂意，嘴上也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有一天我下班回來，就見郭篤民一個人在家呢，我就問「她呢？」「走了，」他說，「我們倆人吵架了。我問她，你這麼吃我們，我們也不婁吃，你們賣房的錢，為什麼一點也不拿出來？」那個自然不讓說，啐他一臉吐沫，他就推了她一把，兩人就打了起來。街坊給勸開了，郭敬培就拿東西走。去抄我們床上的一個獨身毯，這是老爺子給他兒子買的，他就說：「這可是我爹給我留下的吧？」她聽了就沒拿，可是抄走了篤民學生送給他的毛巾被。還拽走兩隻箱子中的一隻，這是從老家拿來的。還有兩個郭篤民借的椅子，她也抄走一個。
婚後三天是拜朋友，第四天我就上班去了，沒婚假怕扣錢呀。過了幾天我下班回來，看見老太太眼哭得挺紅的，我就問郭敬培怎麼了，她說：「不知道，反正不是我氣的。」我就進屋去問郭篤民，他也不說。過了幾天就是麥秋，老太太回家了，後來他才告訴我：老太太覺得娶了兒媳婦，就該她享福了，她就想讓我辭了工作，跟她回家去。平時伺候她，洗衣做飯，有空就到附近的火車站去掃火車、汽車上掉下的煤。老太太說，這掃的煤夠燒的，富餘的還能賣錢花。過幾天，他二姐三姐來了，我就對她們說，老太太對我不滿意，嫌我沒辭了工作，跟她回老家，伺候她、掃煤去。他二姐說：「真是！放著北京的工作不做，讓回老家掃煤去，那掃煤是容易的嗎？那警察就追，追上也不能用手打掃煤的婦女，就踢屁股。」再說掃煤哪像上班那樣有固定的收入啊，村裡人也不燒煤，頂多是賣給烙燒餅的，換幾個小錢。可我在城裡一月掙60塊，還能買一袋平價面。你問我她這麼幹是什麼意思，就是想使兒媳婦啊。你想，她一個人在家，燒火做飯都是她一個人，我回去了她不就享清福了嗎？
郭篤民當時覺得她們倆這樣對我實在不合適，可他又是個窩囊廢，但還是有些內疚，就老對我說：「甭理她們，將來我一定對得起你。」這話不是偶然說的，反正是那幾年，家裡我老受氣，又窮，沒錢花，他一遇上難事兒，總跟我說這句話。我想：多少錢也難買一個人的人心，既然丈夫對我這樣，我就得了，為了將來的日子，現在有什麼苦、什麼氣，我也能忍受著。可是他後來又是怎麼對得起我的呢？
那次兄妹打完架，她就搬走了，過幾天把老太太接來，她們娘倆一起過。雖然沒工資，但是有那賣房的錢。即使如此，老太太也不能饒了我們，因為住得不遠，都在西城，所以過幾天老太太就上門來找茬打架，罵我們。雖然我們不給老太太錢，可是她兩邊住，她有賣房的錢，再說外屋的鋪也沒拆，她兩邊住著。她也知道我們錢挺少的，拿不出錢去。
一晃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就得了肺病，因為飢寒勞碌，姑婆給我氣受，又窮，沒有營養。這次其實是犯病。18歲我考上省立高級技術學校時得過一次，那次是低燒，這次開始是喘，所以起初沒想是犯了肺病，一檢查才知道。這次病得較厲害，夜裡喘不過氣來，睡不著覺，這樣我就請了假，在家養病。
沒過幾天，學校裡的同事就來找我，說日本人投降了，來了接收人員，學校裡的所有人員都要重新登記，你要不去報到就會被除名。我把這事跟他說了，他說，中國人來了，我一個人還養不活你？你就甭去了。這樣我就沒去，自然失去了這份工作。但不久，他所在的機關也解散了，兩個人都失了業。這時郭敬培時來運轉，在救濟院找到一份教流浪兒識字的工作，她得意地對街坊說：「他們倆都沒工作了，我倒找到一份工作。」
以後，郭篤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就賣了一個結婚時的金戒指，又靠了我在銀行工作的二弟弟幫忙，再加上他有時候賣一兩張畫，這樣對付著。
後來他託一個姓商的男師的同學找工作，他就在警官學校找了一份文書工作。他去了之後回來說：「我真不如不去。」原來，這是個培養訓練特務的地方，進門穿軍裝，還給了他一個中尉司書的銜兒。他過去一直穿大褂，現在穿軍裝、行舉手禮實在不習慣。過了幾天，他回來又說：「我可更不能在那兒幹了，聽說晚上他們竟出去拿槍暗殺人去，他們肯定是跟共產黨對著幹的。」可是因為生活無著，一時也不能辭掉，他還託人找工作。他有個同學在瀋陽東北電力局工作，就讓他去了東北電力局，還當文書。他去警官學校是1946年4月，去東北是1947年4月。
到東北不久，就趕上解放軍打四平、困長春，局勢緊張，國民黨地盤不斷縮小，人就越來越多，於是電力局就打發他回家了。這時瀋陽北京間的火車也不通了，人家給他買了張飛機票，給了他一袋面，這就算了。他在東北待了不到一年，1947年年底就回來了。
回來還是沒工作，雖然原來的住房也沒退，我們又怕老太太罵，就住在我大哥家。這樣又在天津找到一份臨時工作，在鐵路車站上收煤，我帶著一歲多的大女兒跟著他去了。住在一間挺小的房子裡，借了一塊多鋪板，湊活過著。可是沒過幾個月，他妹妹又把老太太送去了，我們這時特別困難，可是郭敬培把北京的房借出去了，老太太沒地方住，就給她送到我們這裡來了。這就更困難了。更要命的是沒地方住。本來夫妻倆帶一個孩子還可以湊合在那一塊半鋪板上睡，現在只好橫著睡，仨大人都把腳耷拉在床下邊。老太太自然難受，她就白天睡夠了，晚上坐著罵我們倆人，自然是我們怕街坊笑話，不敢還言。
過了些日子，男師一個姓喻的同學來看我們，瞧我們這麼困難，就又給他在通州女子師範找了一個教美術的工作。這時已經是1948年9月底了。這時正困難，而且工作又對他的專業，所以他特別高興，馬上就來了。到了通縣，正是快到10月10日民國國慶節的時候，人家又打發他先回來過節。過了節，他就來上班了，我們還在北京住。不久，通縣就解放了。隨之北京也解放了。
1949年初學校又開學了，他對我說：「學校吃大夥，飯食不好，你們搬通縣去吧，我吃不好飯。」我當時是以他的意志為轉移，就拿了點兒碗筷，馬上跟他來了。當時沒打算在通縣長期住。來了後，房子特別好找，又便宜，過了幾年，北京的房東把房子賣了，我們也回不去了，這樣就在通州住了下來，一住就是30多年。
「解放」後的頭兩年，華北大學大批地招生，不分男女老少，去了就要，訓練一段時間，就可以分配工作。他一看這情況，就對我說：「你帶著孩子回老家吧，我找一個地方進修去。」其實，他們校長說：他教書的能力是綽綽有餘的，用不著進修。但他執意要去。可是後來他找不到可以進修的國畫學校，華北大學這類學校沒有工資，只管飯，再說都是政治方面的專業，畢業後不定分配到哪個省。他不去幹那種土改工作隊的工作呀，就沒去成。他這次讓我不高興了，他一說讓我帶一個女孩回老家，我就不高興，心想：雖然我生在農村，可挺早就進城了，雖然也是幹活吃飯，可不會幹農活，一個婦女怎麼能回到沒親沒故的鄉下去挑家過日子？
他工作特別積極，工作幹滿8小時不說，晚上還和學生一起上晚自習，下了晚自習才回家呢。這時我又連著生了二女兒、三女兒，一個人帶三個孩子，忙得不可開交。但他不管，即使沒工作，下了課在學校打克郎球也不回家。直到估計飯快得了，才進家吃飯，而且是一邊吃一邊看錶，因為他要去上晚自習。吃完就走，我肺有毛病，一到冬天就愛感冒，又帶了三個孩子，有時就說他：「我發燒了，今晚你別去了。」他說：「我拿國家錢，在家伺候你？」說完，噔噔噔就走了。從來也沒為我生病請一次假。
後來，我們從如意胡同搬到挨著女師的貢院胡同。那時一到五一、國慶節，他就忙了，一夜夜地帶著學生美化校園，出板報，可從來不跟我說一聲，即使是派學生回來捎個信兒。其實家與學校就是咫尺之遙。往往是我上半夜給他等門不敢睡，因為我們住的是後院，我睡著了聽不見他叫門。到了夜裡2點，知道他不回來了，可又氣得睡不著了。為什麼他不捎信兒呢？因為他這時已經把我當成他進步的累贅。他跟我說：「你瞧人家藏少石（學校裡的一個女教師）一買公債就是100塊，我才買10塊、8塊。」
除了不關心家裡人，就是喝酒，嗜酒如命。學校校長對我說：「他喝醉了，就說醉話，得罪人，你最好別讓他在上班的日子喝酒。」可是我哪兒管得了哇？往往是，我一聽學校下課的鐘響（那時沒電鈴），就把麵條下在鍋裡，想著他進門就吃。因為要為他節省在家裡的每一分鐘時間，他放下筷子就要在家裡練畫。可是左等右等也不來，待半天從街上回來了。喝得眼紅紅的，醉醺醺的，回來吃飯來了。原來他下了課先奔酒館喝了一通了。我哪管得了。
有時學校聚餐，他喝醉了，跟那個姓方的女校長（黨員）鬧，弄得她都不敢出來見他。一會兒他又回家來，過會兒一群老師來家找他，因為學校裡找不到他了。他跑回家，常常是又吐又哭。你問我他有什麼可哭的，他「解放」後不是老說「共產黨把鬼（指他）變成人」了，老是高興嗎？他哭的是「小米粥」。
什麼是「小米粥」呢？那時他是中學四級，月薪81元。「解放」前他一直想拜大畫家王雪濤為師，可因為飯都吃不上，沒錢拜。再說王也不愛收。剛「解放」時，王經濟緊張，收了不少學生，一個學生一月收十塊學費。他這回有錢拜師了，就去學。那時月票也十塊，這就20塊，房錢9塊，喝酒抽菸買顏色、紙筆至少10塊，這就去了40塊。那時也不好細算帳，因為開了支，錢就放在箱子裡，他啥時花啥時拿，我既沒想限制他，也限制不了他。雖然校長都說他不需要進修了，可他非要繼續學，我還支持他呢。有時他不買月票，一個星期上北京拿兩三塊，花車錢，再吃點兒飯。他怎麼不哭哪，「小米粥，嗚嗚嗚」，可能是在外面喝小米粥了。可是他即使喝水當飯，也得喝酒啊，那他就不哭了。可他一個人要花30多，不算在家吃飯。車票、房錢、菸酒、顏色去了40元，還剩40元。還有我們住3間大北房，他冬天畫畫，顏色怕凍，得燒大火，煤特別費。
結果，每年都是布票快要作廢了，我還沒錢買呢。那會兒布才四毛錢一尺。當然，為了他當教師的體面，他也從未穿過帶補丁的褲子。別人如街坊、同事、同事家屬看了我家就常說：「有的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不算會過，非得像你們家似的，吃得不是特次，穿得挺好，才算是會過呢。」
我為什麼能做到這一步呢？就是寧做衣服鞋，不買，包括他穿的。有一次他穿了我做的一雙方口布鞋去王雪濤家上課，王直說做得好，結果我又給他上大學的兒子做了一雙。就那麼支持他學習。後來郭篤民的舊呢子大衣我給他改了一個夾克，他穿上王雪濤看了，非要買新呢子讓我給他兒子也做一件，我又不是真會，那麼貴的料子怎敢應承，就推辭了。
「解放」後老搞運動，最深刻的就是1955年，所有的老師都在暑假集中到縣一中去挨整，不許回來。開學前，別人都回來了，他還沒回來，我就上女師一位姓宋的老師家裡去問，他也不願把話說明了，就說「可能是沒回來」，也不說為什麼。我又打聽到外校一位老師也沒回來。不讓回來，也不讓我們去，不讓見面，倒是沒扣工資，每次發工資給他，他扣下生活費後，託人把其餘的錢捎回來。就這樣，整整關了他一年，直到1956年暑假才讓他回來了。這樣，雖然我們是1942年結婚，到1989年4月已是整整47年了，可是他1958年反右就被送去勞教了，在1942——1958一起生活的16年中，又要除去肅反整他的那一年。1980年以後他剛恢復工作，又離家出走，所以我們這對本來應該慶祝金婚（50周年結婚紀念日）的夫妻實際只在一起生活了15年！
（未完）
（執筆作者郭軍退休前為《中國青年報》主任編輯）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