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12月09日訊】（香港大紀元記者張宛採訪報導）在中美高科技對抗的大背景下，中國芯片自主研發離不開台灣產業精英協助，但近來，中芯國際（SMIC）三名台灣籍研發高層或辭職，或是離開董事會，凸顯了「外來者」不受北京信任的現實。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在2018年以後發生明顯逆轉。其中一個逆轉過程，是以全球供應鏈重組為核心的產業調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括歐盟國家、日本、韓國、澳洲、加拿大，以及擁有全球最先進半導體製程的台灣，正在組建一個新的高科技供應鏈。這條新的供應鏈，將和中國工業體系間建立一個隔絕機制，以阻止中共在未來掌控高科技。
與此同時，中共也在加緊籌劃建立自主的高科技產業鏈。中共在這方面投入鉅額資金，設立由習近平政治盟友劉鶴（國務院副總理）為首的委員會，領導這一工作。其第一項工作，就是建中國芯片生產鏈，確保高科技產品的核心產品在中國大陸生產。
而引入台灣半導體產業高端人才，是中共高科技產業戰略的重要一環。中共提供的高額報酬，吸引部分有共同語言和文化背景台灣人。但這個戰略，如今遇到了「信任」障礙。
引入台灣產業高端人才
今年11月16日，中芯國際在發布的公告中宣布，蔣尚義博士辭任中芯副董事長、執行董事以及董事會戰略委員會的職務。另外，梁孟松博士辭任執行董事職務，專注於公司聯合首席執行官一職；楊光磊博士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職務。
這幾位代表中國芯片先進製程未來的前台積電研發主力，是在中共快速推進半導體產業的大戰略下，由中芯國際前董事長周子學親自招攬、大力引入中芯的。他們的加入，也讓中芯國際有躋身先進半導體生產第一梯隊的可能。
中共工信部在2014年6月發布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要求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在2030年前「速成」到世界先進水平。為此，除了給予資金和稅收優惠等大力支持，還鼓動中國企業大量引進半導體業界的優秀人才、技術和資金。
2015年2月，中芯國際獲得中共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大基金的支持。同一年，中芯國際28納米製程芯片正式量產。不過，中芯在之後衝刺14納米以下製程的研發工作，卻因為技術難度大而進展緩慢。2016年，中芯引入了台積電前研發副總裁蔣尚義。
台積電研發老將在大陸黯然離場
在擁有全世界最先進半導體製程的台積電內部，蔣尚義被尊稱為「蔣爸」。幾乎在台積電所有重大發展節點上，都有蔣尚義作出關鍵決策的身影。
2016年12月，從台積電退休3年多後，蔣尚義加入了中芯國際擔任獨立董事職務。由於中芯內部的權力糾紛，以及發展後段封裝技術小芯片（Chiplet）的願景未獲得支持，蔣尚義在2019年夏天離開了中芯國際，加入了武漢弘芯——中國另一家芯片企業。但是他萬萬沒想到，號稱千億投資的武漢弘芯，似乎只是想利用他的名氣來獲取融資，直到陷入爛尾，弘芯連一顆芯片都沒有造出來。甚至連蔣尚義憑藉關係買到的一台寶貴的阿斯麥公司（AMSL）深紫外光刻機（DUV），也被弘芯抵押給銀行。
蔣尚義後來形容在弘芯的經歷就是一場噩夢。
去年12月，蔣尚義出人意外地回到中芯國際出任副董事長。從蔣尚義對媒體的回覆看，他認為中芯會並行發展先進製程和先進封裝。但業界人士分析，中芯請回蔣尚義，一個重要原因是看中了蔣尚義在半導體界的人脈，希望他能幫助買到被美國管制的ASML極紫外（EUV）光刻機。
EUV成無法逾越的障礙
中國新浪網在去年12月的報導說，蔣尚義一上任副董事長，就協助中芯國際準備與ASML就EUV光刻機進行談判。但是，經過近一年時間，ASML中國區總裁沈波在今年11月上旬表示，極紫外光刻機無法出貨給中國客戶。
擁有精準的戰略眼光、幾十年研發和管理經驗，以及深厚的國際人脈，蔣尚義滿腔雄心壯志卻無施展空間。
台灣《今週刊》近日採訪了正在交接工作、打算返美的蔣尚義。蔣尚義表示，他已經75歲了，目前除了過平靜的退休生活，還沒有具體規劃。
中芯無法拿到ASML的EUV光刻機，也讓梁孟松發展先進製程的計劃陷入了困境。
2003年台積電0.13微米銅製程的研發團隊獲得了台灣行政院「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獎」時，有6位獲獎人。梁孟松是緊隨蔣尚義之後排在第二位的功臣。不過，他之後因為在升職問題上有所不滿而離開了台積電。
在去中芯之前，梁孟松曾在韓國三星供職，台積電懷疑梁孟松洩漏技術祕密給三星，因而對其提告，最終台灣法院裁定梁孟松在2015年底前不能為三星工作。
2017年10月，也就是在蔣尚義進入中芯國際十個月後，梁孟松也加入了中芯擔任共同執行長及執行董事。
「不是你們台灣人的事」
作為台積電的前研發處長，梁孟松深度參與了台積電包括FinFET技術（鰭式場效電晶體，可大幅省電）等專利的研發。加入中芯後，梁孟松改善了中芯28納米製程的良率。2019年第四季度，中芯國際宣布量產14納米芯片，成為中國首家掌握IC製造先進製程的公司。
不過，2020年12月3日，中芯國際被美國國防部列入「中國涉軍企業清單」。12月18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將中芯國際及部分子公司納入關鍵技術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開發先進製程必須的ASML EUV極紫外光刻機由於使用有美國技術，也被美國禁止出售給中芯。中芯發展10納米以下更先進製程之路被美國截斷。
面對大環境變化，中芯從去年7月到今年9月，分別在北京、深圳、上海三個城市布局28納米以上成熟製程的生產廠，似已將發展戰略轉向了成熟製程。
台灣《今週刊》今年11月17日的報導說，業界傳出消息，隨著先進製程不再是中國發展半導體芯片的重點，梁孟松目前雖然仍留任CEO，但他與中芯的合約明年到期，屆時也「很可能會離開」。
至於蔣尚義等人的離去是否意味著中國對台灣半導體人才將停止挖角，對此《今週刊》引述業界人士的分析認為，即使中國不再追先進製程，但台灣半導體人的管理能力仍會被青睞，只是未來分工可能更明顯：那就是台灣人來幫執行、拚良率，但是有關決策和發展，那「不是你們台灣人的事」。
前美國德州儀器工程師創中芯國際
然而，兩位半導體高級人才，並不是最早赴中國大陸的台灣高科技人才。事實上，中芯國際本身，就是由台灣半導體產業人張汝京創立的，他帶領一批台灣的工程師於2000年4月赴中國，於上海創辦了能夠「與台積電競爭」的半導體企業。
2000年6月，中共國務院發布了鼓勵軟件和集成電路發展的18號文件，為中國IC產業引入外資打開了閘門。
張汝京於1970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後於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和南方衛理會大學分別取得碩士和博士。1977年加入德州儀器，20年後回到台灣創立世大半導體。台積電收購世大之後，張汝京帶隊赴大陸，決心在中國創立公司與台積電再拚高下。
中芯國際建立初期，張汝京利用自己的人脈為中芯帶進數百位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工程師。在9年時間內，張汝京推動中芯快速擴張。而在IC工藝方面，張汝京帶著中芯從最初的0.25微米工藝，歷經0.18微米、0.14微米、90納米一直推進到2009年的45納米製程。
2009年6月，中芯45納米工藝通過良率驗證。就在同年11月，中芯在台積電的侵權訴訟中敗訴，張汝京被迫辭職，黯然離開了他一手創立的中芯。
台積電控告中芯的案子官司始於2003年12月，當時台積電在美國加州法院提起訴訟，控告中芯國際竊取台積電的知識產權以及侵犯其專利權。
據美國電子工業雜誌《EETimes》2005年4月的報導，在72頁的訴狀中，台積電提交了一份引人矚目的證據，據稱是由時任中芯國際運營副總裁馬克·莫拉（Marco Mora）發送給當時的台積電質量控制項目經理凱蒂·劉（Katy Liu）的電子郵件。在郵件中，莫拉聲稱已要求劉提供從0.35微米到0.18微米工藝的詳細流程、台積電的中英文培訓材料、實驗室設備布局、掩模車間布局、原材料規格以及供應商和設備清單等。訴狀說，中芯國際的先進工藝開發速度之快不可思議，如果不是利用了台積電的技術和運營信息是做不到的。
中芯成為中共國有企業
官司持續了6年，最終中芯敗訴。2009年11月，陪審團裁定中芯竊取並使用了台積電的商業機密。2009年11月10日，中芯發布公告承認與台積電達成和解。中芯分4年向台積電支付2億美元賠償；台積電可取得中芯約10%的股份。此外還有一條競業協議，從2010年起，3年內張汝京不得從事芯片相關工作。
同日，中芯宣布一條重磅消息，總裁暨執行長張汝宣布辭職，由曾在中國華虹半導體擔任過高管的王寧國接任。對此，業內解讀認為，北京早已深深介入中芯體系，與台積電的官司敗訴，只是壓垮張汝京的最後一根稻草。
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觀察總結中芯國際20年發展歷程介紹，中芯國際在2001年就引入了有中共政府背景的上海實業、北大青鳥。在2004年上市後，上海實業持股13.6%，是中芯的第一大股東。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芯片價格暴跌，中芯大幅虧損。為緩解資金壓力，中芯再次引入中共國企大股東。2008年11月，大唐電信以1.72億美元收購中芯國際16.6%的股份，成為中芯第一大股東。交易完成後，大唐控股有權提名中芯9個董事席位中的兩個，並有權提名一名中芯的副總裁。
中國投資人海外投資平台格隆匯在2017年11月的一篇文章分析說，實際上，2009年敗訴後，對於中芯的大股東們而言，張汝京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下一階段要請更多行家參與芯片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只要台積電裡面有人可以把中芯帶起來，why not? nothing to lose!（為什麼不？什麼也損失不了！）」一位曾經參與中芯營運的專業經理人說出了中芯董事會的心聲。
2010年之後，中芯的決策就完全掌握在大唐控股、上海實業這些中共國企手中。
中共制度不適高科技創新
香港財經專欄作家廖仕明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制度下的國有企業，並非普通意義上的「企業」，而是中共制度的某種延伸。內部設立黨委或黨支部，決定企業發展和人員升遷；內部職工組織，由中共控制的工會說了算。在這種結構之下，「外來的」台灣技術人才，一旦完成技術升級的協助性工作，很快會被排除在核心之外。
廖仕明說，被納入中國大陸高科技發展的台灣人才，絕大多數在美國受教育，並在美國高科技企業長期工作，他們在高科技創新產業中獲得的美式經驗，很多時候會和中共式企業結構發生衝突。而中共作為封閉式的政治組織，並不相信外來者，包括大部分在美國留學的「非公派學生」，更不用說這些沒有受過「共產洗腦」的台灣人。
「這也是中共在高科技領域和美國競爭的最大軟肋之一。」廖仕明表示。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