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3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慧真、梁珍香港報導）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商業環境愈發令人擔憂，一些從事金融業的泛民主派人士被捕，許多在港銀行及基金陸續撤離。駐紮香港15年、由美國億萬富豪辛格（Paul Singer）創立的對沖基金Elliott Management ，最近也決定關閉香港辦公室，將部分員工調往倫敦和東京。
外界普遍認為，多家金融機構相繼撤出香港，是因為全世界的投資者對這裡的一切能夠免受中共掌控缺乏信心。近期一些撤出的經理接獲香港證監會等四機構來電詢問，也不同尋常。有業界高層指，要不是疫情的阻礙，離港潮會更大。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錢志健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專訪時表示， 香港現在多了一個「政治風險」，譬如黎智英和五十幾位泛民人士被捕，當中還有醫護界人士，整個香港給人的印象「走得很左很極端」。在外面的資產管理公司眼裡，已經沒有什麼還能令人家覺得這裡完好無缺。
香港變成了人治社會，「港版國安法」權力無限大。而整個商界早已政經不分，開公司做金融的可能不懂得中共派系權鬥，都怕成了犧牲品，因此有錢的藍營和太子黨也在挪出資本。
知名人才被捕 在港員工風險大
金融機構要成立一個對沖基金，會考慮員工的風險在哪裡。而現在抓了最高知名度的那些人，「包括律師、人權律師，包括做了半個世紀上市公司的主席，我說的是黎智英，那麼這些人被寬泛地概括為正常的香港做生意的人。」
香港法院也受到來自北京的很大壓力。現在怎麼判決呢？他舉例說，剛離任的香港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最後告別演講時，有人問他很多事，他回答都有「等下一任處理」的意思。「就是整個信心崩潰瓦解。」
「監券機構、證監說，他們的規章制度不看政治。但現在的問題是，政治凌駕了監管條例，這樣就令人十分不安。」
他說，設立對沖基金，除了要租地址，最重要的是人才，和其它地方相比，人才在這裡安不安全？新加坡和東京「現在很想吸納做金融的人去那裡，我認識的對沖基金走了一部分」。
如果一個全球的對沖基金在美國、倫敦和亞洲都有分部，它未必想把資源放在香港，「因為它會想到，現在的一國兩制技術上來説根本就是沒了。」
香港整個商界怕被國安法牽扯
香港曾經是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中共「黨安法」、「港版國安法」在去年6月30日晚11點落實之後，全世界的投資者都會想得很清楚，香港是不是從此變成了一個人治的社會。
「如果我是做公司金融的，我不知道這些權鬥是什麼東西。中國（中共）有很多派系的權鬥，你不知道得罪了誰的關係、犯了什麼類似『國安法』的事情，又走不了。」
他舉例說，就像香港常住居民、人權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那樣，他的美國護照，因「顛覆國家政權」在香港被沒收了。也有一些金融人士在香港做了很久，是永久居民，但現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這些防火墻都沒有了。
「那些人不是傻的，不是只炒股什麼也不管的。這件事情我想，那些人的金融地位，說實話我覺得是動搖了。」
以前人們說政經分開、三權分立，有了「港版國安法」之後，金融機構就得考慮，是不是要跟著黨去賺錢。那些有實力的大企業，做了幾十年大陸生意，「搞著搞著，所謂的金融機構裡面不是人大就是政協，那就變成你有個政治立場了。」
他強調，剛發布的政府年度財政預算案，其實就是將香港的角色淡化了，變成了大灣區下面的香港，「很清晰的，就是它要讓香港變成大灣區的一部分。」
「問題就是這個司法制度，你一有問題的時候就變得政治化。」他以壹傳媒為例說，「本來是一個商業的行為，那麼可能它指控你犯了『港版國安法』，那你『港版國安法』之下權力就無限大了。可以不讓你出境、不讓你入境，封了你的銀行戶口。」他相信，這些是金融和商界都很關注的東西。
特別是他認識的藍營，「他們很怕這個東西」，「有錢的藍營那些人走得最快」，因為他們有很多貸款，比普通人賺的錢多很多。
「這些東西就是一環扣一環，也不只是說那麼窄，只有金融這麼簡單，是整個商界其實是怕。」
權鬥產物 太子黨資本也離港
事實上，近來不單外資撤離，江澤民孫子江志成創立的「博裕資本」也將部分業務從香港總部搬去了新加坡，據知情人透露，兩名聯合創始人也已遷至當地。
中共所有太子黨的離岸資產，據報導共有3、4萬億美金，是一筆龐大的錢。「港版國安法」不只對付那些支持民主的人，「講的是一個權鬥之下將要來到的一個物體。」
錢志健表示，現在中共當局搞得這麼激烈，連博裕基金這些太子黨公司都走了，「因為他都不相信，到底香港的那個法治可以頂得多久。」至於終審法院的法官，不管他判決判得公平與否，一旦犯了「港版國安法」，根本就走不了了，「他是不可以保釋，你未審已經是這樣了。這就是大家所見到的香港。」
完整訪問請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責任編輯：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