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4月04日訊】（Joseph Pearce撰文／大紀元記者雲川編譯）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現代性的鐵蹄一路前行，殘酷地踐踏了無數人類寶貴的財富。這些「時代精神」（Zeitgeist,18至19世紀德國哲學中的一個概念，泛指歷史上統治或主導某個特定時代特徵的無形力量）的盲從者忘記了歷史的教訓，不顧一切地追求虛無的未來，以創造神話般的進步為名，塗炭了數百萬生靈。
法國大革命中的進步主義開啟了恐怖的統治時代，以及對法國旺代人民的種族滅絕政策，屠殺任何抵抗「進步主義」的人。受法國大革命的原共產主義的啟發，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滾滾車輪在「進步主義」的祭壇上殺害了數千萬平民。
中共也不示弱，以這種同樣致命的進步主義為名，殺害了數千萬人。在德國，以國家社會主義為名的另一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也開始蠢蠢欲動。透過斷頭台、古拉格和毒氣室，這些現代主義信條的猙獰清晰可見。
此外，技術的進步賦予現代性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其能夠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上個世紀見證了現代主義帶來的科技發展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殺戮，使其受難者徒增了數千萬，最終導致在兩座城市投下原子彈。
近幾十年來，現代性引入了一種死亡文化，在這種文化中，系統性地殺害嬰兒是被允許的，甚至被強制執行，以「進步」的名義向最弱小者開戰。
在現代的混亂和瘋狂中，文學的力量常常發出強大的反抗聲音。
科學主義被委以重任
在現代性發展的早期，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愛爾蘭諷刺作家，散文家）就在《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中諷刺了科學主義的危害，這部作品可以說是科幻小說的鼻祖。斯威夫特向我們介紹了一些奇怪的外星生物，如柏拉圖式的慧馬和人形野獸耶胡，並向我們展示了浮島的「科學」奇觀和瘋狂科學家的「科學」失誤。
斯威夫特的寫作並不僅僅是為了發揮科學的想像力，而是為了消除現代主義和科學主義的胡說八道，他們把物理學崇拜為仲裁一切真理的偶像。
斯威夫特是一位深諳傳統的基督徒，在小說中他利用科學來揭露當時新興科學主義的弊端。他開啟了科幻小說的先河，後世許多作家都遵循這個傳統，即儘管使用的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但靈感來自古老、傳統意義上的科學。不管情節中出現了多少宇宙飛船、時間機器和五條腿的外星人，哲學才是最好的科幻小說的基礎和靈感來源。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英國小說家）在《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中把科學主義描繪成一個怪物，它吞噬無辜的人，最終毀了自己及其追隨者。這部由18歲的少女寫的小說，引人入勝，儘管有種種缺陷，仍然深深地吸引了大眾。
這部小說在出版之後的兩個多世紀仍然廣受歡迎。因為它不僅探討了科學與道德關係的終極問題，還涉及生存與死亡的基本問題。它超越了生命本身，因為它敢於和死亡較量。
對抗社會的固有弊端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英國作家兼社會評論家，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最偉大的小說家）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抨擊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形式的工業化物質主義的無情，與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英國詩人、畫家和版畫家，生前不為人所知，現在被認為是浪漫主義時代詩歌和繪畫藝術史上影響深遠的人物）對「黑暗的撒旦磨坊」的蔑視遙相呼應。他的暢銷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銷量超過兩億，描述了一個無私的愛戰勝邪惡的永恆故事，同時也揭露了那個黑暗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邪惡。
20世紀的出現的一些反烏托邦小說，例如羅伯特‧休‧本森(Robert Hugh Bension)的《世界之主》(「Lord of the World」)，奧爾德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的《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場》（「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中都發出了警示的聲音。這些小說向我們展示了這樣的前景，如果我們不逆轉和審視某些固有的積習，那麼人類的世界真的會變成「糟糕的地方」——反烏托邦之地。
在本森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世俗主義的危險和大眾煽動家的躥升；赫胥黎讓我們見識了享樂主義的危險和安逸成癮的麻木不仁；奧威爾向我們展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固有腐敗和現代世界中導致全球暴政的不祥隱患。從這些荒誕的警示性場景中，我們受到啟發，更加明白應該讓事情怎樣發展。
技術失控
戰爭詩人齊格弗里德‧沙遜(Siegfried Sassoon)和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揭露了技術「進步」所促成的工業化戰爭的醜陋面目和殘忍殺戮。在《失落的頌歌》(「The Litany of the Lost」)中，沙遜諷刺了「進步」導致的人性的倒退。
打破對人性本善的信念，(In breaking of belief in human good;)
在人類對機器的奴役中，(In slavedom of mankind to the machine;)
面對可怕的暴政帶來的浩劫，(In havoc of hideous tyranny withstood;)
預見了原子時代厄運的恐怖，(And terror of atomic doom foreseen;)
我們必須拯救我們自己。(Deliver us from ourselves.)
另一位詩人伊迪絲‧西特維爾(Edith Sitwell)在她的《原子時代詩三首》(「three poems of the Atomic Age」)中的第一首《該隱的影子》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恐怖場景：
「我們沒有留意天空中的雲彩，它的形狀就像人類的手……但是傳來一聲巨響，彷彿太陽和地球匯合在一起，然後太陽緩緩落下，地球慢慢升起，取代太陽在天空的位置……原初物質，所有生命誕生的地方，支離破碎。然後，在死去的太陽上，塵土的圖騰立起來了，那是紀念人類的墓碑。」
在《萊博維茨的頌歌》(「A Canticle for Leibowitz」)中，沃爾特‧米勒（Walter M.Miller，美國科學小說家）描繪了這樣一個世界：一場核屠殺使現代性的瘋狂戛然而止。而在這個世界裡，永恆的真理在這種極端的破壞中顯示出了自己的堅韌，帶著對上帝和人類的信仰，像鳳凰一樣從無神的虛無主義和無情的科學主義的灰燼中浴火重生。
現代暴政的解藥
在《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中，切斯特頓（G.K.Chesterton，英國作家、哲學家、世俗神學家、文學和藝術評論家）揭示了思想、更確切地說是壞的思想，是如何產生不良後果的，展示了虛無主義是如何湮沒了善、真、美的品行。不過更重要的是，切斯特頓的小說指出了消滅虛無主義本身的光明之路。
在《太空三部曲》(「Space Trilogy」)中，劉易斯(C.S.Lewis,英國作家和世俗神學家，曾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任教)揭露了唯物主義包藏的邪惡之心和科學主義帶來的惡果，並展示了真正的自我犧牲的愛，特別是婚姻之愛，才是化解現代性毒素的良藥。
在艾略特的（T.S. Eliot, 美國詩人，散文家。被認為是20世紀的主要詩人之一，現代主義英語詩歌的核心人物）被譽為上世紀最偉大的詩作《荒原》(「The Waste Land」)中，我們看到了現代性如何造就了「空虛的人」，他們沒有感情，缺乏智慧，對維持人類繁榮的更深層次的真理視而不見。
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俄國小說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新聞作家）的作品預言了虛無主義思想的危害。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俄國小說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作品揭露了蘇聯暴政的罪惡。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生活中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展示了人類如何在「進步」的千斤頂下被壓垮，同時也表現了人類精神如何戰勝最不人道的政治制度。
正如這些偉大的作品所警示的那樣，文學超越了現代性，以其永恆的遠見，閃耀著美麗的光芒，使我們能夠瞥見穿越一切黑暗的人性之善，以及戰勝一切謊言的亘古真理。
原文：Literature Versus Tyranny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約瑟夫‧皮爾斯(Joseph Pearce)是《索爾仁尼琴：流亡的靈魂》(「Solzhenitsyn:A Soul in Exile」)一書的作者（伊格內修斯出版社）。他是美國萬福馬利亞大學的文學教授和駐校作家，知名的傳記作家，還曾著有《托爾金傳》、《切斯特頓傳》、《王爾德傳》等著名作家的傳記，頗受好評。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