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6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劉淇晴新西蘭編譯報導）6月15日，奧克蘭大學生物科學學院教授兼院長艾倫·羅德里戈（Allen Rodrigo）在非營利性媒體網站對話 (The Conversation)中，發表了一篇探討COVID-19（中共病毒）從實驗室泄露假設合理性的報道。本文根據該文編譯如下。
在 G7 峰會結束時，各國領導人呼籲進行新一輪的透明調查，以確定 COVID-19疫情的起源。
對於人們重新關注 SARS-CoV-2（引發COVID-19 疫情的病毒）的潛在「實驗室泄漏」起源說，我表示歡迎。這也並非第一次從研究實驗室意外釋放傳染性病原體的事件。
我從個人經歷中知道。早在 1994 年，我在斯坦福大學獲得獎學金的第一天，我就在接待處撿到一個潮濕的快遞包裹，並將其帶回實驗室。我的教授立即戴上了乳膠手套。包裹內裝有一個感染 HIV （艾滋病毒）淋巴結的小瓶。
用於包裝樣品的乾冰已經蒸發，浸濕了紙板。我以前沒有接觸過艾滋病毒，由於處理這個裝有活病毒的箱子，手被弄濕了。
我沒有感染該病毒，但這次經歷讓我敏銳地意識到，造成一起事故到底有多容易。2018 年的一項審查發現，僅在亞太地區，從1982 年至 2016 年間，就新增了27例實驗室獲得性感染病例。清單上列明了各種病原體，從引起登革熱的病毒到 SARS 冠狀病毒不一而同。
美國生物安全協會 ( ABSA ) 維護著一個可搜索的實驗室獲得性感染報告數據庫。該數據庫記錄了諸多實例，包括「負壓運輸室中塑料袋的泄漏」以及「清潔溢出物時接觸到了液滴」。
僅從科學的角度來看，調查實驗室泄漏假說很重要，因為如果屬實，我們必須加強安全程序以防止將來發生泄漏事故。
兩個實驗室泄漏假說
在大約 18 個月前，該來自武漢的病毒首次被報道時，人們提出了該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可能性，該研究所正在進行對 SARS 冠狀病毒的研究。
這種實驗室泄漏假說有兩種形式。首先，作為研究的一部分，該病毒可能是從感染了 SARS 冠狀病毒的動物（或動物組織）中跳出來的。感染者隨後感染了社區中的其他人。
病原體從動物到人的傳播稱為人畜共患病傳播（Zoonotic transmission）。這個過程也發生在實驗室之外，可能會在與受感染的動物有密切接觸或吃掉該動物時發生。
第二個假說表明，有人對冠狀病毒進行了有目的的基因改造，產生了更具傳染性和人類傳播性的變異，然後泄漏到社區中。這種類型的基因改造被稱為功能獲得（Gain-of-function），因為工程病毒獲得了新的生物學特性。
不幸的是，這些假說被錯誤地認為是等價的，並且經常被描述為「自然起源」假說的替代說法。
當我和其他計算生物學家想到起源時，我們會想到進化祖先：病毒的進化血統。如果 SARS-CoV-2 是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從一個或多個宿主中發現的祖先變體進化而來，那麼這種宿主動物或來自受感染宿主動物的樣本很可能是實驗室研究的對象。
由於一些不幸的事故，該實驗室中的某個人很可能被感染。
為什麼調查很重要
支持或反對這些假說的論據通常根據其可能性來表達。2 月，世衛組織 (WHO) 在其對 SARS-CoV-2 起源的全球研究中列出了四種情況：直接人畜共患傳播、通過中間宿主間接人畜共患傳播、通過食物鏈或冷鏈產品傳播和實驗室意外釋放。
通過中間宿主的間接人畜共患病傳播被認為「很可能」，而實驗室意外釋放被認為「極不可能」。WHO 專家組拒絕了蓄意的功能獲得操作的可能，因為該可能性「在對基因組進行分析後已被其他科學家排除在外」。
但這並不是最終定論，因為 COVID-19 病毒的確切起源仍然是個謎。
SARS-CoV-2 的基因組測序表明，該病毒與馬蹄蝠中發現的一種毒株有關（相似度約 96%）。儘管這看起來高度相似，但這意味著 SARS-CoV-2在幾十年前就與該菌株不同。因此，尚不清楚這種溢出是直接傳給人類還是通過中間物種。
無論如何，這種進化分析無法區分該傳播是在實驗室內還是實驗室外造成的。
由於武漢實驗室嚴格的生物安全規程，WHO專家組認為，實驗室獲得性感染極不可能發生。但是美國生物安全協會的數據庫已列出，即使在具有最高生物安全認證的實驗室，也會發生意外感染，其中包括 SARS 冠狀病毒感染。
在支持和反對實驗室意外釋放的論據中，WHO的報告指出，武漢實驗室於 2019 年 12 月上旬遷至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的新址，但「並未報告因搬遷造成中斷或事故」。沒有理由不相信 WHO 專家組的結論，但實驗室搬遷確實存在出錯的機會。
實驗室泄漏假說至少是合理的，因此對其進行調查很重要。如果它與實驗室的操作或搬遷有關，我們需要重新檢查安全協議。對於搬遷，我們可能需要對重要人員進行獨立監控，並在搬遷前後將其隔離。
責任編輯：藍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