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6月03日訊】
文／宏鐸
個人簡歷
1947年2月，我出生於中國山東濟南市。我的記憶中，是在青島度過的童年。在我上學前有件深深留在惱海中的事，大約1953年，在青島匯泉公園南的大廣場，家人帶著我去看「鎮壓反革命」。主席台在北面，觀眾在南面。台前從西到東跪了一排人，離我最近的是個女人，只綁了她一隻手臂，她另一隻手抱著個小孩。每個人背後被插上個細長的牌子，然後，這排人被拖到廣場東邊槍斃了。我長大了才知道，中共強迫老白姓去看的，那叫「殺一警百」，連婦女兒童都殺，是「斬草除根」。
我跟父母到北京上小學，在我們這一代長身體的時候，正是「大饑荒」。父母為讓我們少挨餓，而自己卻得了一種在當時很流行的「浮腫病」。1966年高中二年級，正準備為考大學而努力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沒有了學習和上大學的機會。我小妹妹一直到去日本打工，才有了上大學機會。中共把老百姓分成紅五類和黑五類，我父親是中醫，母親是教師，都劃在黑五類裡。父親被關在「牛棚裡」，被打斷了好幾根木棍，雖然活著出來，但一直病到1975年去世。母親1993年病故。
「文革」實際是毛策劃的政治清洗有預謀的屠殺。據「紅衛兵」透露，他們是按照公安局的名單抄家抓人的。我目睹了一個婦女被31中「紅衛兵」打死，「罪證」是她寫了首懷念丈夫的詩，她丈夫隨國軍到台灣去了。我記得有一天，我從學校騎車回家，20分鐘的路途中，就看到5具用三輪車拉的被打死的受害者。在中共的當權者大部分是紅五類，有「紅衛兵」經歷，很多是有血債命案的。1967年毛下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回到祖籍山東掖縣（現在的萊州）農村，當了8年農民。在這8年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中共的邪惡本質和他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腐敗。在勞動生產實踐中，我得出結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路必然失敗，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共產黨，也必然垮台。
當地有個特殊人物叫王忠林，他是中共在山東發展的第一批黨員，好像是1928年就是黨員了。但是因為他是文盲又沒有能力，雖然屬於元老級，但一直是個普通黨員。當地新上任的歷屆中共官員，都要上門拜訪他，表示尊敬。他眼裡只有兩個人看得上，其他都是平庸之輩。我和一個叫尚京良的人，我們是當地文化水平和能力最高的青年。尚京良後來成為萊州市長。在當時入黨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是當官和提高地位的首要條件。當王忠林全力推舉我入黨時，我藉口父母被劃為黑五類而拒絕。
從《九評》廣泛傳播後，中共在死亡的威脅臨近時，一改過去的做法，拼命拉人入黨，拉人入它的傀儡黨，「民主黨派」如九三學社之流。我在科技館是技術骨幹，卻成為極個別的，連九三學社都不入的另類。
1975年我帶著一身的病回到北京，在無線電元件廠當了三年廚師。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我利用這難得的機會，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4年後畢業，來到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所屬的中國科學技術館，做科技普及工作到60歲退休。
經歷六四
1989年6月4日我沒受傷純屬偶然，我天天都去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但在6月3日那天，一場戰鬥就發生在我家門口（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南大街104號，地名叫護國寺）。一隊共軍車隊，大約7輛大客車，滿載著穿便衣的士兵，頭車差百米就到平安里了，那是北京的一環，尾車在我家門口南20多米。就在這時，被老百姓識破了，老百姓們都自發地上街阻截共軍進城，數千老百姓把共軍車隊包圍得寸步難行。
要知道1989年時，北京人口大約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一，護國寺、平安里地區，至今也還是平房區，能聚集數千人已經是最大能力了。我們從清晨到天黑，一直包圍著共軍車隊，雙方都一天沒吃飯喝水，但士兵們是坐在車裡，我們是站著。迫使共軍棄車步行返回去。後來那些車都被老百姓燒了。
一天的疲勞，使我睡得很死，第二天的槍聲把我吵醒時，已經去不了天安門了，在路上看到從長安街帶回的屠城血證。一個人端著個洗臉盆，裡面是大半盆的血，這是我們老百姓的血啊。不知這個證據保存得如何。
六四屠城是中共早就預謀的，在前幾天（大約是6月2日），它設置了一個陰謀，在長安街和六部口交叉的十字路口，停著輛中型麵包車，車門沒鎖，也沒有人，車裡滿滿的一車舊槍，我立刻意識到中共的險惡用心。我擋在車門前對大家說，「不要上當！沒有子彈！可能連撞針都沒有。但是一旦有人動了這槍，他們就有藉口說暴動了，用軍隊武力鎮壓。」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看穿了中共的陰謀。我就是這件事的證人。
共軍在六四屠城時，還使用了毒瓦斯和達姆彈。我妹妹住家離長安街還隔著一條街，她們那裡都被毒氣嗆得睜不開眼。鄰居有個在郵電醫院（現在叫協和醫院分院，離長安街很近）的護士，說根本沒法救，子彈進口一個小眼，出口一個大窟窿，全都炸沒了。（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陳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