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暴行與謊言」系列之八

【百年透視】中共的經濟謊言

程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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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7月02日訊】(編者按:中共借百年黨慶企圖通過歪曲歷史、掩蓋真相再次操控媒體與輿論,吹捧其「偉、光、正」,搞全民洗腦。本系列文章通過不同角度回顧中共的百年暴行、謊言及反人類歷史。)

中共在經濟方面靠一系列謊言左右了許多國人對時局的認知。究竟中共的改革結果是什麼,中國的經濟前景如何,本文從幾個最大的謊言入手,為讀者們剖析其中的真相。

一、為誰發展誰受益?發展不是硬道理

過去幾十年直到今天,中共最大的經濟政策謊言就是「發展是硬道理」。經濟發展只是個過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國這卻顛倒過來了:過程成了一切,目的卻變得微不足道。這是中國過去60年來經濟政策話語中的一個絕大錯誤。發展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經濟高增長嗎?當然不是,增長不過是手段而已。發展的目的是增強國力嗎?衡量發展成功與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設的豪華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艦的能力嗎?那是政府的目的,卻不是這個國家民眾的目的。所以,發展只有以民眾的利益為中心,才是正當的。

談到經濟發展,首先必須回答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倫理問題,那就是,經濟發展是否符合社會公正?如果經濟發展只能滿足各級政府和統治集團的需要,而大多數民眾受益相對很少,這樣的發展就背離了社會公正;而如此的經濟發展越快,社會的貧富差距就越大,對多數民眾來說,就是一種不利於他們的發展。

其實,這個問題在中國是老生常談了。早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期,中國經濟學界為了批判華國鋒、李先念的那套「大幹快上」的經濟路線(鄧小平當時也是贊成派),曾開展過「什麼是生產目的」之討論。那時就明確提出,生產的真正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為了達到什麼經濟指標(如鋼產量、石油產量)。當時的批判有鮮明的政治背景,服從於陳雲等人奪回經濟決策權的需要。等到華國鋒、李先念讓位,這場討論就悄然中止了。

發展有各種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齊。若走上了畸形的發展道路,則走得越快、越久,損害就越大。這本來是常識性的道理。可自從鄧小平講了「發展是硬道理」之後,全中國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關於發展的認識誤區。發展成了掩蓋錯失的「金字招牌」,不管什麼樣的工程、付出什麼樣的環境代價,只要戴上了「發展」這頂桂冠,就變得堂而皇之、無可質疑了。

中國之所以會陷入關於發展的認識誤區,首先是因為中共誤導國民。中國習慣於在詞語系統裡混用政府和國家,一百多年前皇上稱「朕即國家」,現在則經常講「黨和國家」。兩種說法殊途同歸,都把國家機器(the state)與由國民組成的社會(country)混為一談,由此又進一步混淆了「黨和國家」的利益與國民利益之別。這樣的混淆引導著國民把統治者的目的當成了國民的目的,把本應為國民而存在的國家機器,變成了國民獻身的對象。上世紀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因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導致連續三年的全國性嚴重饑饉,但毛澤東寧可聽任數千萬農民餓死,也不願停止耗資巨大的原子彈、導彈研製;為了「兩彈」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外匯,出口了大量農產品,代價是更多農民餓死。這樣的發展過程,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是「國力增強」;若站在當時瀕臨死亡的農民的角度,結論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觀念誤區,以國民為國家(country)之本(這種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理解與儒家傳統文化中的「民為貴」、「以民為本」完全是兩回事),把國民的需要視為國家的終極需要,那麼,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只有一個唯一的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務於它的大多數國民。大多數國民如何從發展中獲得最大收益,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道路優劣正誤的唯一標準。

二、貪官為何層出不窮?

中共的第二個經濟方面的謊言是,貪官只是個人行為,中共的制度總是好的。事實上,中共改革中出現的腐敗,是從高層親屬到各級機構全面腐爛的必然結果。如果只看被抓的貪官,而看不到整個中共制度的腐敗糜爛,就看不到腐敗的真正溫床。

共產黨建立政權是為了得到現實利益,為了各級官員們有不受挑戰的權力和特權享受。改革之前,官員們的以權謀私主要表現為按級別分配特權,從三年大饑荒時食品的分級別特供,到住房的按級別無償供給,醫療的按級別服務,再到私生活上以權謀性、淫亂不究,都受到共產黨制度的保障。毛澤東等中共高官的淫亂已多少為人所知,其實,各級官員也同樣效仿。我在安徽插隊期間1973年到巢縣開會,就偶然看見巢湖軍分區政委把招待所的年輕女孩抱坐在自己腿上,權力讓他肆無忌憚到連房門都不關。民眾對制度型腐敗往往只從貪官的個案去認識,而制度化的腐敗不但改革前如此,改革後更是滲透到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中。

改革中,從中央政府到縣級政府,過去行使集權式管理的龐大的黨政部門和政府機構的組織架構依舊運轉,其隨時插手日常經濟活動的權力從未被徹底取消或否定過,各級黨政機構和官員個人的行為目標在改革中表現為「創收」或「撈錢第一」。他們一方面代表政府執行公務,同時利用執行公務的權力獲取額外經濟利益;他們的社會身分是公務員,但他們每個機構和多數個人又同時像商人一樣,在執行公務時算計如何藉此使個人利益最大化。其結果是,一方面,黨政機關為了謀利,不但製造機會,增加對日常經濟社會活動的干預,還會把這種干預變得更沒有規則、更隨機;而在這種出於官員私利的干預背後,以權謀財就成了常態,少數正派一些的官員若置身事外,反而會成為其他官員發財途中的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

從80年代中期開始,以北京的幹部子弟帶頭,倒賣計劃分配物資指標,把低價的計劃內分配的物資高價出賣,從中賺差價,或倒賣汽車或家用電器進口指標,這些非法、欺詐型的做法往往被稱為「撈第一桶金」,極少受懲處。90年代初期,通過賄賂批地蓋房,再倒手發財,一度在海南蔚然成風。接下來,通過為外國金融企業做代理,不少高官子女成了巨富。本世紀開始,官場上的受賄賣官更是給大批官員帶來了坐地發橫財的良機,郭伯雄、徐才厚只是兩個後來被揪出來的例子之一。

三、「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來

中共改革以後的第三個政策謊言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改革開放已四十餘年,富起來的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中,除了中共官僚集團和依靠他們做大生意的商人以及少數文化精英之外,還有一部分家有父輩單位分配住房的人,因房地產價格暴漲而獲利。當然,後一種與前一種相比,只不過是小富而已,而前者則是迅速暴富。

中國社會中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會群體是農村居民。上世紀毛時代的制度第一次把他們整體變成了下等國民。改革30年後他們的活動自由增大了,但社會經濟地位仍未改變,無論是在社會福利分配、還是在子女的社會經濟權利方面,農村居民時時處處都體驗著「下等國民」的苦楚。他們為了改善經濟處境,一代又一代進城打工。中共統治之前,農民進城沒有戶籍限制,務工時與城市務工者也沒有戶籍差異,租一個住處,就成了城市居民,其子女可以進學校念書,一兩代之後他們就自然成為城市人口了。但中共治下直到今天,農村居民僅僅因為中共的歧視性戶籍限制,在城裡如果不能買房,就永遠是「農民工」,沒有長久的醫保、社保,子女無法與城市居民的孩子一起就學、高考。農民工在建築工地和工廠流水線上辛苦半輩子,最後仍然得回到農村養老。

雖然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曾經比較快,經濟果實的「餅」也足夠大了,但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一小部分權貴占有,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小部分人富得進入世界前列,而大部分農村居民卻依然相對貧困。若沒有那一億多苦幹苦熬、省吃儉用的農民工對家鄉親族的貢獻,近6億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就更加可憐了。2019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15,163元,人均日消費是41元(相當於6美元)。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貧困標準是每天生活費5.5美元。也就是說,中國數億農村居民經過了幾十年改革開放,他們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貧困線上下。很顯然,這個事實表明,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政策謊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後體現為「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來」,而農村居民及其二代、三代則幾乎永遠沒有提升經濟社會地位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長期以來推動的經濟增長和發展背離了社會公正。農民並非唯一未能從改革開放中翻身的群體,在城市中還有上億城市貧民,同樣處於相對貧困狀態,其中的主體是90年代的下崗工人。

如此龐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顯示,中國的經濟高增長不是帶來社會的相對均富,相反卻造就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相對貧困的社會;與此同時,也造就了一個僅占人口極少數但家庭財富規模大大超過西方國家中上階層平均水平的權貴階層。

四、國企「改制」就是肥官害民

中共的第四個政策謊言是國企「改制」。1997年中共開始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但中共至今仍然掩耳盜鈴,拒不承認它二十多年前已完成了私有化。當局用來掩蓋私有化的用語是模糊不清的國企「改制」,至於改為誰所有,則故意避而不談。

時任總理朱鎔基之所以強制推行中小國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國企的部分私有化(經理持股和上市),原因是中共的企業公有制完全失敗了,國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經濟負擔,導致銀行系統瀕臨崩潰。90年代初四大國有銀行20%以上的國企貸款屬於壞帳;1996年銀行系統的國企壞帳加上逾期呆滯貸款已占貸款總額的70%左右。為使銀行系統免於崩潰,1997年下半年中共全面推行了國企私有化,把幾十萬家國有工商企業裡的大多數作為「包袱」甩掉。

由於中共掩蓋真相,所以至今許多從未在國企工作過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謂國企「改制」。所謂的「改制」,就是讓國企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就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而政府則置身事外。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也不會白白當這個「替罪羊」,他們得到了巨大的好處。私有化的關鍵是誰來購買國有企業,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平均月薪只有幾百元,他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收購企業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產;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國企廠長經理們能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闆,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為這重重黑幕,所以中共一直不許國內研究私有化過程,媒體也基本上不報導國企私有化的真相。

我曾分析了29個省市130個國企的私有化案例,發現中共的國企私有化方法主要是,一方面讓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的名義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國有財產,並准許這些管理精英把他們管理的企業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分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銀行貸款;另一方面,由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出資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了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所以等於是逼迫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係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准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抬高股價大獲其利。

1996年全國工業國企為11萬家,到2008年底只剩9,700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私有化的大型國企。根據世界銀行等機構資助的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大約50%到60%的企業都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企業的買主來自企業外部,屬於國內其它行業的投資者,其中外資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占一成。這種國企「改制」幾乎就是企業管理層夥同其上級(地方政府官員)和紅二代們對全民所有制資產的公開瓜分和掠奪。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過去所謂的「全民所有制」也是個巨大的謊言。

從1998年到2003年,當紅色精英通過私有化大範圍侵吞中小型國有企業的資產時,當局特地關閉了負責監管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在這私有化高潮的關鍵6年裡製造了國有資產監管「空窗期」,為紅色精英們侵吞國企資產提供了方便。私有化期間,從1997年到2005年,全國到處都發生大規模的勞資衝突,根源都是廠長、經理通過私有化侵吞公有資產,而各級政府站在廠長、經理一邊,因為官員從中也可以得到好處。原來以企業為基本單位的福利體系垮了,許多企業給工人很少一點錢,把他們趕走,就死活不問。當時中共宣傳,國企工人下崗是為改革做出必要的犧牲,但政府卻不願意為下崗職工建立統一的失業救濟,而把這項支出甩給私有化之後的紅色老闆,如果企業的新老闆不想付,政府也不管。結果,幾千萬原國企職工就這樣淪落到城市貧民的狀態,生存艱難,再也沒有翻身之日。中共的私有化不但冷酷無情,而且是道地的肥官害民。

五、中國模式真相:寅吃卯糧,國債民償

中共現在大肆吹噓其經濟將超越美國,這是本文要講的第五個謊言。不知就裡的民眾很容易被城市建設和高鐵等基礎設施的表面繁華所迷惑,以為那是中共的成就,其實,那是中國經濟寅吃卯糧的結果,後患無窮。中共的經濟發展模式最後將留下什麼?那就是巨額的債務和越來越嚴重的內在困境。

由於中共的經濟發展只讓少部分人大大獲益,這種模式已經陷入難以解脫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長期收入分配嚴重不公造成的經濟結構失衡。大部分人的消費十分拮据,整個經濟就必得另外尋找一個拉動力來支撐。從本世紀初到現在,中共從一度依賴國際市場,到完全依靠房地產和公共工程來拉動經濟。房地產的過度膨脹已經產生了極為危險的泡沫經濟,令銀行系統命懸一線。而地方政府長期以來依靠賣地收入維持地方財政,這條路現在也走到頭了。

在依賴向國際市場出口的情況下,中共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於美國及其它發達國家國民的過度借貸;換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錢,中國的經濟才能維持下去。這就是今天中共在中美關係方面仍然期待美國能取消進口關稅,讓中共再搭上出口「快車」的原因。但是,這條路走不通了,因為美國不願意為了中共的生存而犧牲自己的未來。

出口「快車」沒有了,房地產泡沫又越來越危險,中共正不斷用高利息借外債,來進口維持經濟所必須的糧食、石油、鐵礦石和芯片。這就是在國際金融方面寅吃卯糧的的表現。在國內,中共財政部不久前承認,「2020年末全國政府債務累計46.6萬億元,占GDP的46%」。這還沒包括地方發現的許多城建債券和中央政策性銀行發債的數量。可以說,各級財政的寅吃卯糧也快到了背不動的時候了。

本來,地方政府大手筆發行債券,大興土木搞基礎設施投資,是指望用賣地收入償還,現在這種國內寅吃卯糧的途徑又因中央和地方爭奪財源而被切斷了。今年7月1日起,中央財政宣布,今後地方賣地收入轉歸中央,先在滬、浙、冀、內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國統一如此辦理。這對地方政府而言是個致命打擊,地方政府為基礎建設和開發房地產所發行的巨額債券將無法償還。為了活下去,地方財政將會加快開徵房產稅,由此便擊破房地產泡沫,有房族將掏出大筆資金來為當局的寅吃卯糧還債。

現在中國的房市、財政、銀行紛紛陷入吃緊狀態,不但經濟繁榮再難重現,而且高失業率和低工資體現出來的經濟困難日復一日地加劇,中國經濟上的「好日子」就這樣終結了。現在部分年輕人開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職、不求偶、不結婚、靠父母的退休金過最低檔次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悲觀情緒。

(作者程曉農是中國經濟學家、旅美學者,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1989年起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並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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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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