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7月30日訊】2021年7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葉倫（Janet Yellen）在訪問歐洲一週後表示：「我個人的觀點是，對中國徵收關稅的方式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沒有考慮問題在哪裡，也沒有考慮美國的利益。關稅是對消費者的稅收。在某些情況下，在我看來，我們傷害了美國消費者，而前政府談判的交易類型實際上在很多方面並沒有解決我們與中國的根本問題。」
美國將中止美中貿易戰？
很明顯的，民主黨拜登政府的財政部長認為前總統川普對中共採取的徵收關稅的做法是錯誤的。這是不是明示拜登政府已準備取消此政策，甚至有意停止美中貿易戰了呢？
針對葉倫的談話，川普的白宮貿易顧問，也是川普的主要關稅設計師之一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教授立即回應，他說：「在不公平貿易的世界中，關稅是美國工人和製造商與各種貿易欺詐和血汗工廠勞工競爭的重要工具。」納瓦羅指出，美國的鋼鐵、鋁和一些耐用消費品從關稅中獲得了必要的支持。他寫道：「通過徵收反對不公平和大規模傾銷的關稅，川普政府拯救了美國的鋼鐵和鋁業。」
對於葉倫暗示美國近期的通貨膨脹是由關稅造成的，納瓦羅回應說：「當前的通脹飆升主要歸因於四個主要因素：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瘟疫大流行導致的生產和供應鏈瓶頸、喬‧拜登對石油和天然氣發起的戰爭，以及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導致的工資上漲，而這也是瘟疫大流行的結果。
關稅與通貨膨脹毫無關係。零關係，無可置疑。在川普政府執政期間，我們徵收了多年的關稅，但並沒有發生通貨膨脹。這是拜登執政期間的現象。在川普政府時期，由於強勁的增長和生產力的提高，加上戰略能源優勢和管制的放鬆，通貨膨脹率有所下降。中國通過讓人民幣貶值，抵消了關稅可能帶來的通脹影響。」
重看川普關稅政策
撇開政治攻防不談，就事論事，葉倫說關稅是對消費者的稅收，害了美國消費者。這個說法並沒有錯，因為課徵關稅，對商品進口國來說，被課稅的進口商品很可能就會漲價，或者根本無法進口，對進口國的消費者當然不利，要麼沒東西可買，要麼要多花錢，跟被課了稅致所得減少是一樣的。不過，這是在「自由貿易」或「公平貿易」的情況下才說得通，若商品出口國是利用不正當的生產方法和不公平的方式出口商品，對商品進口國的生產相同產品或可替代產品的生產者來說，可就造成了大傷害。遺憾的是，美中貿易實際的情況就是不公平貿易，更別說是自由貿易了，而納瓦羅的說法比較合乎事實。也就是說當今的世界是不公平貿易，尤其中共更是用「貿易欺詐和血汗工廠」的不正當和不公平手段，來嚴重傷害美國的製造業者。所以，對中共施用高關稅，只是扭轉不公平貿易的手段，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以毒攻毒」、「以戰止戰」的暫時性策略。
持平而論，川普的「關稅政策」有效地擊中中共要害，不但美國製造業回歸、就業提升、失業減低、美國經濟也有效復甦。美國企業家、專欄作家韋恩･埃林･魯特在2018年6月5日就曾為文指出：「貨幣市場已經打開，大家又開始購買、又開始寫支票了。我是活證據，我正在籌集資金用於商業交易，一些財團主動上門來投資。……我們又可以自由地賺錢了，太陽出來了，天空變藍了，各領域都有工作機會，『川普奇蹟』展現出來了。」
其實，川普只是對中共祭出「提高關稅」這種保護政策，對國內是鬆綁管制法規和減稅，對其他國家是朝向「零關稅」、「零補貼」的自由貿易前進，如果不將中共的「新重商主義政策」打垮，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知道，川普的施政就是「重建美國」、「重塑中國」，以及「重振世界」，最終讓全球和諧分工、互助互利互惠，而最關鍵的就是「重創中共、重塑中國」，讓中國徹底進行「結構改革」，真正的達成「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體制，若不將「新重商主義政策」掃除，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共新重商主義禍害無窮
眾所周知，中共的「強國崛起」是在1978年鄧小平「放權讓利」經濟開小門的經濟自由之後開始的，而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更是最為關鍵。原本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幫助中國加入WTO(入世)，是要藉經濟自由改變中共「讓中共中國進行政治改革、轉向西方自由主義」。沒想到這個如意算盤完全落空，中國入世後，並未進行深層次的結構改革，沒有走向西方國家預期的經貿體制，亦即：市場導向的資本分配、匯率靈活性、國有企業改革、尊重知識產權、公平的工業政策、無歧視的競爭政策、資訊共享、法治和市場經濟。反而採用「新重商主義」政策，對全球進行「經濟掠奪」，讓各國經濟深受其害，美國是重災區。
財經專家史蒂爾特･帕特森(Stewart Paterson)在2018年10月出版的《中國、貿易和實力：西方的經濟接觸政策為何失敗》(China, Trade and Power: Why the West’s Economic Engagement Has Failed)書中，就對中共入世後帶來的不良後果詳細解了。
帕特森說：中國入世後，採用「新重商主義」政策，各國經濟深受其害。2001至2011年間，美國和英國的製造業就業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在歐盟，製造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30%下降到2010年的25%。西方國家在對華貿易中非但沒有獲得實質利益，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還下降。在中國入世後10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名目（nominal terms）增長率，從5.3%放緩至1%，若以實質（real terms）增長率觀之，則下降了10%。而且，中國經濟崛起導致第三世界國家政治忠誠度的轉變，這些國家視中國為潛在的朋友、投資者和陪伴者。不過，北京則是要獲取第三世界國家的「心靈、思想和錢包」。
總之，中國入世後將其商品大量出口到全球，藉此成功地避免了深層次的市場經濟改革，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增強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而且，北京的經濟模式被視為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替代品，而西方國家則多了一個與其價值觀相對立的競爭對手。
中共已開始實施「創新重商主義」
美國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創始人兼總裁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在一份題為《創新阻力：中國經濟對發達國家的影響》（Innovation Drag: China’s Economic Impact on Developed Nations）的報告中說，對中國經濟的傳統觀念「過於樂觀，且其（中國經濟）危害比許多人所預期的還要糟糕。」而「中共中國崛起的原因，大多是來自不公正的重商主義政策，其損害了全球經濟的創新，特別是北美和歐洲的經濟。鮮少有人關注（中共）對這些經濟體創新的影響，更遑論對全球創新影響的關注。」
阿特金森說：多年來，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促使中共融入世界經濟，不僅可以提高中國的福利水平，還可以提高其他國家的福利。」他們相信，全球市場的整合可以提高所謂的「有效分配」，從而提升英國紡織品或葡萄牙葡萄酒的生產效率。然而，這種假設僅在市場力量發揮作用時才能見效。「現在是經濟學家和決策者該思考的時候了，重商主義貿易完全不同於市場導向貿易。」
他更提醒，中共已開始實施「創新重商主義」（innovation mercantilist）政策，包括提供數千億美元的政府補貼支持重點行業。此外，還採取了各種策略，例如工業間諜活動、網絡盜竊、要求外商技術轉讓、以合資換取市場准入，以及收購外國公司來獲得敏感技術等。這些政策雖然刺激了中國的創新，但是，這是以犧牲西方經濟體的創新來作為代價的。「創新者需要市場及利潤投資研發，然而重商主義貿易通過萎縮市場和降低利潤阻礙創新。中共中國通過扶持疲弱的競爭對手、封閉市場、產能過剩和限制收入等手段，重創這兩項動力（市場及利潤）。」
謹防中共「新重商主義」再起
在川普對中共採取提高關稅政策下，僅僅兩年已有效阻遏中共的重商主義政策，讓美國產業恢復競爭力，而「重振美國」也立竿見影，「重創中共」更是顯而易見，而其他國家也都醒了過來，築起「抗共陣線」，而「重振世界」也指日可待。雖然川普無法連任，沒法完成最後一哩路——徹底打垮中共，讓中國完成體制（結構）改革。但拜登政府在抗共這件事情上，迄今仍持續，即便未有實際的大作為，卻也沒有撤除川普的政策。不過，如今在財政部長葉倫的談話中卻有意無意的表露出退卻的端倪，尤其在關稅政策上竟明白表示反對川普作法，是否拜登政府會很快地撤掉對中共國的關稅，進而終止美中貿易戰呢？
俗話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尤其對邪惡的中共，不將其徹底剷除，其再生、甚至更強大是很有可能的，而其「新重商主義」再起，世人將吃不完兜著走——慘矣！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