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8月19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Gabriël Moens撰文／信宇編譯）全球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帶來了許多有趣的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向警方舉報所謂的違反公共衛生令的行為，而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被圍繞疫苗辯論而產生的大量真實和虛假資訊所淹沒。
毫無疑問，大流行病加速了這種「告密」（也被稱為「打小報告」）的發展趨勢，因為據稱蓋因違反了COVID限制、封鎖和邊境關閉等規定，而這些規定是由各州政府官員根據其醫療顧問團隊的建議制定和實施的。
我們只需看看最近在悉尼舉行的旨在反對封鎖的抗議活動之後，當局收到投訴數量的驚人增長——新南威爾士州警方收到了超過2萬份舉報。
當然，這種現象並不新鮮。
2002年12月9日，《悉尼先驅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發表了一篇頗具挑釁性的文章，題為「新的告密文化」。
該文指出，澳大利亞已經成為「告密者的天堂」，在20世紀末，告密你的鄰居是不可想像的，那「絕對不是澳大利亞人」。但如今，普通公眾被「強制說教，要求提供各種資訊以檢舉揭發同胞」。
從那時起，更嚴格的環境管理規則促使人們去告發那些被認為違反了這些新標準和法規的人，而其中不少規則是由全球變暖運動所驅動的。
在這個過程中，民眾之間更密切地相互觀察，包括在人行道上亂扔垃圾、在灌木叢中傾倒垃圾、浪費水源或亂丟菸頭等問題，已經變得很普遍。
2009年12月23日，塔斯馬尼亞（Tasmania）州的一家當地報紙《水星報》（Mercury）聲稱，澳大利亞已經成為「一個由告密者組成的國家」和「世界級的線人」，他們告發逃稅者以及「福利侵占者、罪犯、亂扔垃圾者和水源浪費者等等」。
這一趨勢已經得到了各方重視，許多機構推出了供民眾登記投訴的熱線電話。
例如，新南威爾士州警方的網站允許人們在網上進行投訴。聯邦衛生部和「廣告標準」（Ad Standards ）等組織也設立專門的網站供人們投訴近鄰的不當行為。
此外，許多熱線電話允許匿名投訴，如果能夠對假定的不法分子定罪，一些熱線電話還提供可觀的經濟獎勵。
大多數人在他們的職業生涯和日常生活中可能都會成為告密現象的受害者。
我在多家不同的大學工作了四十多年，我知道第一手資料，即使是傑出的教授也經常被人告發。
例如，年輕同事向大學管理部門舉報一些教授敢於去其它大學進行有償講座，而沒有徵求所屬學校許可。通常情況下，這些投訴包括在網上獲得的各類講座「證據」。
一般情況下，這樣的事件會觸犯大學堪稱愚昧的行為道德規則，必然會導致訓斥或更嚴重的紀律處分。
基於種種原因，「告密」文化的發展令人擔憂。因此，有必要考慮這種文化是源自澳大利亞本土還是外部輸入。這種發展對澳大利亞的「夥伴情誼」（mateship）哲學究竟有什麼影響？
澳大利亞從英國人那裡繼承了「告密（to dob）」這個動詞。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這個詞卻很少人使用，可能是因為人們認為告發左鄰右舍不符合澳大利亞人的傳統習慣，而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澳洲作為犯人流放地的時代。
布魯斯‧摩爾（Bruce Moore）發表了一篇頗具份量的論文，題為「『告密』發展史」。該文認為，「告密」（dob）一詞曾在19世紀的英語方言中使用，有幾種含義，其中之一就是「指控」（to incriminate）或「告發」（to inform upon）。
「長期以來，在澳大利亞社會中，對人進行告發是一種禁忌，特別是對自己的夥伴，但更普遍的是對任何人。這可能與一個事實有關，即任何這樣的告發通常都是向『權威』告發，因此與澳大利亞人心理中強烈的反權威主義傾向相悖。這也與夥伴情誼和機會均等等概念相悖。」
摩爾對於告密文化源自英國的解釋，可能會讓廣大讀者想起唐納德‧霍恩（Donald Horne）在1964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幸運之國》（The Lucky Country）。霍恩大膽地指出，「澳大利亞是一個幸運的國家，卻主要由分享其幸運的二流人物管理。」
在1976年出版的續著《幸運國家之死》（Death of the lucky country）中，霍恩解釋稱，「幸運之國」一詞源自「國家歷史淵源的幸運」，澳大利亞人「只是順應了英國的一些習俗」。
人們確實想知道，那些促成新的告密文化發展的人，其動機究竟是什麼。是嫉妒他人成功，還是認為一個人不能享有他人無法享有的權益，即高大罌粟花綜合症？（見段後註） 即認為一個人不能享有他人無法享有的權益？抑或是有一種過高的公民責任感，推動人們去舉報那些試圖繞過越訂越多的法規的人？
譯註：高大罌粟花綜合症（Tall Poppy Syndrome）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一個流行用語，用來形容一種在社群文化中集體地對某類人的批判態度，屬於意識形態表達的一種方式。當任何一個人在社會上達到某種程度上成功時，會惹來社群中不約而同的、自發性的、集體性的批評。通常這種批評也會從社區領袖們口中而出，亦帶有反智主義，特別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懷疑和鄙視。
無論形勢如何，告密文化顯然已成為流行病，嚴重到這種行為甚至可視為是非澳大利亞式的，與同伴情誼和堅實的個人主義理想相衝突。
原文：Has Dobbing Become a New Cultural Phenomenon in Australi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加布里埃爾‧莫恩斯（Gabriël Moens）是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名譽法學教授，曾任莫道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副校長和法學院院長。他出版了一部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小說《扭曲的選擇》（A Twisted Choice, 2020），最近還在短篇小說選集《內陸》（The Outback，2021）中發表了短篇小說《貪婪的採礦者》（The Greedy Prospector）。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