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建中」的那一年

作者：謝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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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1-09-02 12:48 PM 標籤: 謝行昌

【大紀元2021年09月02日訊】

前言

自1963年8月底起，我在「東海東，玉山下」的台北市建國中學（以下簡稱為建中）混了九個月左右，那是我高中時期的最後一年。至於「東海東，玉山下」又是什麼「碗糕」？我想所有建中畢業生都會記得的，那是咱們校歌的頭兩句。

我自幼成長於高雄縣鳳山鎮（現今的高雄市鳳山區），所以原先讀的是省立高雄中學（以下簡稱雄中）。當然，台灣南部絕非「文化落後」地區，特別是位於高雄市的雄中與位於台南市的南一中，他們的畢業生在大學聯招之錄取比率都極高，只是建中的「名氣」好像更高一些，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之下，我經轉學考試進入建中，是1963年被錄取進入高三就讀的十名插班生之一。

「雄中」與「建中」之歷史與校區

雄中校區離火車站很近，校園北端與鐵道相鄰，剛離站的火車會鳴笛加速，噪音很大，最靠近鐵道的那排教室，聲音大到會掩蓋老師的授課聲。不過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習以為常，老師大概也樂於有約半分鐘的Break time吧。

建中校區則得天獨厚，與環境優美的「南海學園」相鄰，園區內有仿北京天壇而建的科學館，配以館旁植物園內的荷塘（或許是蓮池，事隔久遠，我記不得了），還有當時台灣最大的中央圖書館，與一棟美輪美奐的宮殿式建築物──歷史博物館。剛到台北時，這「南海學園」的景色，是讓我這南部來的「鄉巴佬」十分驚豔的。

在建校歷史上，建中、雄中與南一中等各地之「標竿」中學，大約都是在1910年左右的日殖時代創辦的，它們也全是台灣各地的「一中」之一，是只供日本殖民者之子女唸書的專屬中學。被統治的台灣人之子女，只能在校舍、設施與師質皆屬二流或更糟的「二中」（甚至於三、四中）就讀，日殖時代之不公不義，莫此為甚。

在此也附帶提及，日殖時代只有台中的「一中」是全台唯一兼收極少數台灣人子弟的中學，這是因為「中一中」原址是台灣人自己集資所辦的學校，遭殖民者強制徵收校舍且改名為「一中」後，不得不允許少數創辦人之子女留在原校就讀之故。

現在身在台灣的兩千三百多萬居民，有必要牢記一些當年日本殖民者欺壓台灣人的殘酷事實。根據日殖總督府自己公布的歷史紀錄，當年唯一的全科大學（就是現今之國立台灣大學），有三十三年之久是禁止台灣人入學的，直到1928年改制為台北帝國大學後，才逐漸開放讓台灣學生就讀，統計自1928年到日本戰敗投降之17年間，堂堂一個經常維持有千餘學子的台灣首學，其台灣籍學生之人數僅從1928年的6人，增加到1944年的60人，而這些在日本無條件投降時還在學的60位台灣籍學生中，有近五十位是被日寇指定去學醫的，那是因為二次大戰末期，在各地征戰之日軍傷亡極重，急需戰地醫護人員，醫學院只是配合著日本軍閥之侵略政策去招收台灣籍學生（仍然是二等公民）而已。

「雄中」與「建中」迥然不同的校風

在簡介兩校之校史後，請敞開心懷看看我對這兩所學校的感受罷。我無意在此判定「建中」與「雄中」之優劣，何況當時的雄中校長王家驥，與建中校長賀翊新，都是全國知名度極高，也備受學生愛戴與尊崇的教育家，我能比較的，只是這一南一北兩所「標竿」學校的校風而已。

簡單地說，「雄中」校風趨向「保守」，相較之下，「建中」則是相當「自由開放」的。您看，建中校歌中就有這麼一句「春風吹放自由花」，簡直像是在鼓勵學生去「搞怪」。而雄中在校歌中則搬出「禮義廉恥，是所遵從」作歌詞，八成是要求學生們循規蹈矩，最好給我「安分」一點。

想要比較這兩所中學的「校風」，還有個直截了當的方式，就是比較它們的「午休時間」之活動。

在雄中，午休時間是有門禁的，學生們必須留在校園內，每一班的值日學生（2至4位）在上午第四節課上到一半時，班長會提醒他們提前幾分鐘去廚房，把一早就送去加熱的五十個左右便當抬回教室，這樣子學生們在午休時才有熱便當可吃。

當然，沒有帶便當的同學，是可以在校門口（不可以出校門）向兜售食物的小販購買便當的。

那麼吃完午餐以後呢？雄中的學生至少有一半以上會自動自發地以臂作枕，趴在書桌上「打個盹」，主要原因是，沒有什麼「午間活動」。

相較之下，建中的午休時間則是完全開放的，學生們可以自由外出，吃自備的便當也好，在外面小吃攤（店）點餐也好，只要你下午一點整準時回教室上課，所有午間活動都沒有管束，我的午休時間通常是會出校門用餐的。

午休時間所幹的「壞事」

既然在「午休時間」學生們的活動完全自由，我這南部來的「鄉巴佬」生怕被同學視為「異類」，所以有時也會「入境隨俗」地跟著他們一起「搞怪」。當然，我所謂的「搞怪」，也絕不是去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只是行為約略超過了校規所釐定的範圍，譬如說，結夥去彈子房打撞球之類的「壞事」。

現在回想起來，打撞球真的不是什麼天大的「壞事」，之所以被「禁打」的原因，或許是與那些濃妝艷抹，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招徠顧客的「計分小姐」有關。有些顧客（非學生）來「消費」時，會刻意付錢找計分小姐「陪打」，她們為賺取小費，也就樂於執桿應付。但若是有客人「撞」翁之意不在「球」，與計分小姐糾纏不清時，就可能會產生麻煩。

在彈子房生意清淡時，常見計分小姐們乒乒乓乓地在「練球技」，熟能生巧，有些計分小姐也的確是身手不凡呢。

位於南海路的建中校門不遠（約五分鐘腳程），有一條與南海路垂直交會的南昌路，那兒就有一間彈子房，而且是具有特殊「逃生設備」的彈子房，好像是專門給咱們建中學生而設的，所以我們這群來「搞怪」的學生都「趨之若鶩」。

那間彈子房從街面上看起來，只有四座彈子檯，其實後面還有個門，門後有樓梯，樓上有一間較小的店面，擺了兩座彈子檯，我們建中學生怕「搞怪」時被巡邏的教官逮到，平常都「躲」在樓上打撞球。通往樓上的那個門有鎖，樓上有「客人」在時就上鎖。

樓下的計分小姐若是見到建中軍訓教官來「突襲」檢查，會撥一個隱藏的按鈕，啟動樓上的紅燈，計分小姐會機警地將我們建中學生統統趕進一間有反鎖的儲藏室裡，那儲藏室就是我們的「逃生間」啦。

我讀建中的那一年，好像這「逃生間」尚未被軍訓教官識破，我也不是經常去打彈子的，只是實際「演習」過，得如何「敏捷地」在幾秒鐘之內躲進「逃生間」。後來聽說這「逃生間」遭人密告，彈子房只好將二樓關閉，不過那時我已進入台南成功大學，「名正言順」地在校門口的「大千彈子房」，練就一身「武藝」。

其他的午休活動

當時，國聯電影公司的攝影棚就在校門斜對面的南海路上，古裝片「七仙女」正在攝影棚內攝製中，李翰祥是該片之導演，女主角就是當年火紅的江青（這藝名倒是與毛大王的壓寨夫人一樣）。攝影棚雖未對外開放，但是也沒有趕走站在棚外之旁觀者，由於「站位」有限，捷足者先登。有好幾次我想要在午休期間一睹「仙女」們之倩影，都因觀眾（幾乎全是建中學生）太擁擠而放棄。

所以放學後，在觀眾不太多時，我曾去當場看了幾次。但是同一場景常遭李大導演NG，重複拍攝的過程讓我看得有點兒嫌煩。還有，眾「仙女」們的化妝也嫌太濃了些，濃得像平劇裡的花旦，愈看愈不夠「仙」，看過兩、三次之後，我也就興趣大減。

這「七仙女」電影當年還鬧了個「雙胞案」，香港邵氏的「七仙女」原本也是李翰祥導演的，李大導不知為何與邵逸夫翻了臉，邵氏的「七仙女」已拍了一大半，李大導卻轉移陣地到台灣，用同一個劇本拍同名電影。邵氏的「七仙女」因為是由當年紅透半邊天的凌波主演（反串男主角董永），所以在票房上遠遠超過了國聯的版本。日後國聯的「七仙女」在台灣上映時，我居然還去戲院連看了兩遍，特意尋找那「似曾相識」的場景，現在想起來確實是有點兒閒極無聊，對罷？

「午休時間」也是建中鼓號樂隊的練習時間，地點就在名聞遐邇的「紅樓」寬敞玄關中，當年建中參加全省高中鼓號樂隊比賽之曲目，是我自幼就耳熟能詳的古典音樂之一，維帝（Verdi）所作之名歌劇阿伊達（Aida）中，那雄壯悅耳的「凱旋進行曲」（Triumphal March）。原本應該是由交響樂團演奏的名曲，在建中樂隊的鼓號聲中（缺絃樂器），其悠揚旋律依然讓我「振奮」不已。

那一年的全省高中鼓號樂隊比賽，建中就是以此曲勇奪全省中學組冠軍的。

威震八方的建中橄欖球隊

如果中學生「打撞球」是「壞事」之一，「打橄欖球」則正好相反，它是建中學生引以為傲的「鎮校之寶」，不但校方積極鼓勵，也是所有的課外活動中，最讓我欣羨的球類運動。

或許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橄欖球，所以那「鬥牛」式的打法讓我覺得十分新奇，經常站在操場邊看得出神。後來到了美國，入境隨俗地迷上了另類的橄欖球賽（打球之方式迥然不同），那就是被美國人「霸道」地稱之為Football的美式足球American Football。

您看，明明使用的是橄欖球，在美國卻被冠以足球之名，然後將世界各國公認，經國際足球聯盟（FIFA）確認的名字Football，硬生生地改名為Soccer，然後還強迫地將我在建中時看到的「橄欖球」比賽名之為Rugby，這不是「霸道」又是什麼？

你想要在建中被選為橄欖球校隊球員還很不簡單，除了要具備強健的體魄之外，功課還得維持在「前段班」中的「前段」才行，所以校隊球員們都是班上成績優秀的學生，日後也都進入了比較「理想」的大學或是科系。我們班上只有一位橄欖球校隊球員，他就是後來考上台北醫學院醫科的江明哲，聽說他日後也成為實力堅強的北醫橄欖球隊主將之一。

我讀建中的那一年，咱們的橄欖球校隊拿到台灣光復後的第十八座冠軍盃，而且還是連續十八屆呢。後來我在台南市的成功大學就讀時（忘記是那一年），全省中學橄欖球賽的冠軍居然第一次易主，被私立長榮中學（也位於台南市）奪得，害得我「心有戚戚」了好幾天呢！

震撼全台的「周鴻慶遭強制遣返大陸」事件

那1963年的下半年，國內外都出了些大新聞。在國際上最聳人聽聞的，莫過於美國甘迺迪總統於1963年11月22日遇刺的消息。但是在台灣的社會上，這「甘迺迪遇刺」事件，其轟動之程度還遠不如同一時段，那周鴻慶在東京「投奔自由」後，遭日本政府強制遣返中國大陸所引起的「群情激憤」呢。

之所以在此特別提及「周鴻慶遭遣返」事件，是因為有些「抗議活動」，有建中學生積極參與，而且確實是「自動自發」的，沒人在幕後指點。

話說這周鴻慶「投奔自由」後遭強制遣返事件發生時，中華民國與日本尚有正式的「大使級」邦交，當時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早已與中共在暗中眉來眼去地勾搭，例如鼓動日本油壓機械工業協會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去日本參訪等。

一位在中共油壓機械工業代表團裡擔任翻譯的周鴻慶，於全團返國前夕之10月7日，脫團「投奔自由」，因人生地不熟而誤入蘇聯大使館，被蘇聯大使館移交給日本政府相關單位羈押，不但沒了「自由」，最後還於1964年元月9日，遭日本政府僱用商船「玄海丸」（大概當時兩地尚未直通航機）強制遣返大陸。由於擔心中華民國可能會派艦在公海攔截，日本海軍居然還派了艘軍艦，一路「護送」玄海丸由大阪駛到大連港。

周鴻慶投奔自由遭日本遣返大陸事件之詳細經過，網路上已有不少文章，在此不多著墨，不過我得要提醒你，有幾篇文章強調他是「自動自發」回大陸的，但那是惡名昭彰，最擅扯謊的中共國務院直轄的「廣電總局」瞎掰的文章。君不見，周鴻慶回到大陸後就「失蹤」啦，在國外「丟」了毛記政權如此大的「臉」，他還會有好下場嗎？後來居然有一位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記者，想要去大陸訪問「堅決要重返祖國」的周鴻慶，毛共當局無法交代，只好一口回絕。以毛記政權之殘暴本質，我估計周鴻慶被遣返後，最多存活了不到十天。

此時台灣全島輿情激憤，元月14日（周鴻慶於12日「安抵」大連），數千群眾齊聚日本駐華大使館前抗議，當場若是沒有軍警攔阻，那使館早就被「攻陷」啦！

數日後的午夜時分，日本航空公司台北營業處的玻璃大門遭到磚擊，碎片滿地，現場照片也上了報紙社會版的頭條，「暴徒」則消遙法外。事隔一甲子後，我不妨在這兒爆個料，那是幾位當時就讀建中高三的學生幹的好事。不過請看倌們別過度地「舉一反三」，我謝某人可不是那「暴徒」之一。

那又如何證明我本人沒有參與「施暴」呢？非常簡單，看過我寫的「浮生六記所衍生出來的故事」一文之讀者，該記得我讀建中那年，被我父親「看管」甚嚴，與他老人家同住在位於當時還是台北市郊區的大直，一棟在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區內的軍官宿舍裡。再加上三軍聯大有特殊門禁，我半夜溜出軍官宿舍，穿過戒備森嚴的校門去幹「壞事」的可能性是「零」。

哦，不就是個軍校校門嘛，幹嘛搞得那麼神秘兮兮地，那是因為三軍聯大的前、後門之間的通道，是一條筆直的柏油路，也是通往被列為高度機密之「衡山指揮所」的主要道路，三軍聯大的後門與指揮所入口（當然，指揮所之入口絕不止一個）的直線距離，最多不超過五十公尺，其戒備豈止是用「森嚴」兩字可輕易描述的。

所以，我的確沒有參與砸日航營業處玻璃門的「壯舉」，充其量只算是「知詳情而未報」。至於是些什麼人幹的，我只能說，那一屆的建中高三學生超過900名，是其中的幾位熱血青年幹的。不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倒是曾經滔滔地告訴過當時與我住在同一間臥室的父親，他老人家瞪大眼睛，聚精會神地聽完後，面容嚴肅地命我「封嘴」。

我就這樣「封嘴」封了近一甲子，現在講出來後總算是舒了一口氣。

「玲姨」的故事

「玲姨」是彭繡谷，輩份上高我一輩，是我母親的小表妹，但年齡上只長我半歲而已。她的母親范新瓊是我母親的親姨媽，不但與我血脈相連，而且還是位非常疼愛我的姨外婆。范新瓊是早年「勤工儉學」留學法國的留學生之一，她老人家是畫家，我以前寫過一些她的故事。「玲姨」的哥哥，就是前台北榮總的院長彭芳谷醫師。

與小名「阿玲」的玲姨第一次相遇，是1949年在九龍牛池灣的難民營裡，她與家人也是因逃避赤禍而赴港，所以玲姨與我雖然差了一個輩份，但確曾是幼時的玩伴。我的姨外公彭襄（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文學博士）在留學法國時，與一眾左傾中國留學生是時相往來的朋友。避難九龍其間（前後約三、四年），他們都曾力勸姨外公回大陸「報效祖國」，但姨外公不為所動，反而與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另兩位留法時期好友，時任國府司法行政部長的鄭彥棻，與立法院長張道藩等聯絡上，舉家來到台灣「共赴國難」。日後他在台灣大學文學院任法文教授，家住台北新店，我則隨同父母住在高雄鳳山，玲姨與我就這樣「一北一南」地分別長大。

順便一提，法國里昂中法大學中的「中法」兩字所代表的，只是「勤工儉學」的里昂大學中國留學生而已，不是另外一所特殊學校，所有中國留學生的學習，沒有一堂課不是在里昂大學上的。

轉學去台北讀建中的那一年，我為大專聯招的升學考試而忙得不可開交，不過偶爾還是會隨父親去新店親戚那兒走走，因為除了姨外婆住在新店七張的十二張路之外，我的范表舅（母親的表弟范如仲）也在七張的「台灣三育書院」任教，兩家相隔很近，去一次可拜訪兩家。

玲姨嘴甜，我父親謝肇齊是她口中的「齊哥」，我母親余莉麗則是她的「莉姐」，我父母親都被她那張甜嘴「馴」得服服貼貼，好喜歡她。中國傳統家庭「長幼有序」，可是要我去喚只長我半歲而已的兒時玩伴為「阿姨」，我還是叫不出口，所以就執拗地只肯喊她的小名「阿玲」。

那年玲姨是政治大學外語系的「新鮮人」，當年在台灣，由中學生「升級」為大學生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更何況「政大」也是「文組」考生心目中的頂尖大學之一。總而言之，那正是玲姨「春風得意」之時，讓我這中學生欣羨不已。不過才三、四個月前，她也就是個中學生而已，八成與我一般，被大專聯考這人生「關卡」，煎熬得寢食難安，因為即使讀的是「明星」高中，也不是保証你一定可以考進理想學校與科系的。

那天，玲姨本來就已約好她中學時期（二女中）的兩位同學，一道去西門町的「紅樓」看場電影，見我皺著眉，一付心神不寧的樣子，乃向她的「齊哥」建議，讓她帶我一起出去看場電影輕鬆一下。我父親居然同意，因為當天下午，他得陪我的姨外婆打八圈家庭麻將，本來就擔心我會閒極無聊，無法打發時間，不但如此，還塞給玲姨幾張票子，講明這場電影是由他請客。

由於氣象預報是「晴時陣雨」，姨外婆交代我倆得帶傘出門，玲姨順手拿起一把時髦的折疊傘，兩人興沖沖地出門奔赴公車站。

到了台北公車總站，我倆都是體力充沛的「大孩子」，決定沿中華商場（現在早已拆除）走向西門町。走著走著，果然下起雨來，而且還不算太小，我撐開傘一看，不禁當場氣結，那根本是把給姑娘遮陽用的小花傘，由於那傘實在太袖珍，我倆擠在傘下還是各淋濕了一半，我一路氣急敗壞地嘟噥著玲姨，她脾氣真好，沒頂我半句，只尷尬地抿了抿嘴。

到了西門町後，兩人在約定見面的一間冰淇淋店門口傻等，見時間尚早，就進店叫了兩客霜淇淋，站在擁擠的騎樓下邊吃邊等人。才吃了兩、三口，突見兩個女孩子躡手躡腳地走到玲姨背後，我還沒來得及警告她，兩人就同步大聲喊「彭繡谷」！嚇得她差點把手中的霜淇淋掉落地上。

「難怪前陣子打電話找妳出來玩，妳都說沒空，原來‧‧」她倆上下打量著我。

「哼！妳未免太不夠意思啦！既然要帶男朋友來，也不事先通知一下‧‧」兩人妳一言我一語，玲姨被嗆得愣在當場。

「誰說我是她男朋友，她是我的‧‧呃‧‧」我搶著回答，但是要在公開場合叫她一聲「阿姨」，總還是有點兒「不甘心」。

「誤會一場，我是他的阿姨。」玲姨終於開口。

「呵？妳想騙誰？妳怎從沒提過妳有這麼大的一個晚輩？」

「他一直住在南部，上個月才轉學到建中讀高三。」

「個頭兒這麼大，才中學生嗎？剛才看到有『人』替妳打傘，我們都不敢認妳啦。」話說得酸溜溜地，兩人顯然已盯梢了好一陣子。

「那‧‧那又怎樣？我們只有這麼一把傘。」玲姨嗆了回去。

「她真地是我媽的表妹，我還有個比她大兩歲的哥哥呢，在輩份上我們都低她一輩。」我耐心地解釋。

「好罷！不過既然有個『男生』在，這場電影可是得援例由『男生』請客的。」兩人一付不肯罷休的樣子。

父親給我倆的零用錢是放在玲姨那兒，我無權做主。

「噯，好吧，那你去買四張學生票。」玲姨無奈地掏錢給我，我心中還覺得好笑，她這是在慷「齊哥」之慨。不過還好，西門町「紅樓」劇場的學生票特別便宜。

「等等，剛才不是講好由『男生』請客的嗎？」見是玲姨掏錢，這兩位女生還不肯罷休。

「那兒能要我『晚輩』掏腰包。」玲姨揚起頭，一邊掏錢出來，一邊故作正經地嚷嚷。我咬緊嘴唇，怕當場笑出來就「破功」啦。

自此以後，玲姨的好幾位「姐兒們」都知道有我這「晚輩」之存在，也與她們同去「紅樓」戲院看過好幾場電影，我常遭她們當「晚輩」支來使去，心有不甘，乃亟思「報復」。

有一次我與幾位建中同學一起翹課，去「紅樓」看了一部片名為「驚魂記」的恐怖片（Scream of Fear），導演（英國名導Seth Holt）之手法絕不下於希區考克，劇情令人毛骨悚然，觀眾中不斷地傳出陣陣驚叫聲，好像都是女性的聲音。

看完電影我心生一計，週末時約玲姨與她的「姐兒們」同去看這部電影，我已知曉電影情節，所以只顧藉著銀幕的微弱反光，偷看眾「姐兒們」的驚嚇表情，電影情節愈驚悚，我愈笑得樂不可支，終於被「姐兒們」之一看出我在幸災樂禍。

散場後我遭「壓倒性」地責怪，被眾「姐兒們」逼著掏盡腰包買「霜淇淋」給她們「壓驚」，要不是玲姨幫忙湊了幾個零頭，我連回大直的公車錢都沒啦。

不過她們這「霜淇淋」也不是白吃的，這幾位「姐兒們」後來都幫過我忙，至於幫的是什麼忙，且請眾看倌繼續讀下去。

轉眼間，這已是近一甲子前的往事。玲姨大學畢業後，在位於台北新店的台灣電子公司（主要是研製電視機之映像管）任職時，結識美籍電子工程師海國棟（Bill Hagadorn），他們於1968年結婚時，我正在馬祖服兵役，沒能參加他倆婚禮，婚後不久他們就搬到美國，住在田納西州東部的一個小城Morristown。

1972年我在美國就業的第一份差事，是位於田納西州西部的另一個小城Milan。田納西州州形東西狹長，這兩個小鎮，相距居然有300英里左右，見面不易。

1974年春，我已經接到去德州達拉斯工作之聘書，心想若再不與他們見次面，一旦離開田納西州後就更難了，乃開了近六小時車（那陣子高速公路行車的速率限制在55 mph），與他倆在美國第一次相聚，可惜這也是最後一次見到玲姨。

七十年代末，他們舉家西遷至Oregon州Portland市。1984年某日，玲姨遇車禍逝世，享壽不到四十，車禍原因是對方酒駕，高速撞到正在步行通過斑馬線的玲姨，真的是禍從天降。

在趕赴Portland參加玲姨葬禮的飛機上，我腦海裡儘是些往日情節，「各淋濕了一半的那場雨」，「西門町的霜淇淋」，「電影院裡的惡作劇」，「在美國重逢的歡愉」。它們就像跑馬燈似的「轉個不停」，也讓我的眼淚默默地「流個不停」。如今，每念及這近四十年前之慘事，仍令我扼腕唏噓不已。

籌辦畢業舞會

北部中學生名堂忒多，我們應屆高中畢業生在準備大專聯考上已經是夠心力交瘁的，居然還得「照慣例」，搞個什麼「畢業舞會」，而且還是由各畢業班「自籌自辦」，不像現在的美國高中應屆畢業生的Prom舞會，原則上是由校方主辦的。六十年前台灣的高中畢業班還沒這「規矩」，想要搞畢業舞會，得「自食其力」。

辦「畢業舞會」是需要租場地與音響的，沒鈔票就不能辦事，賺錢點子當然不少，也都是建中的「前輩們」傳下來的，其中被我們認為可行的，是租用「廉價」的台北中山堂，辦兩場「電影欣賞會」賺錢，記憶中好像每位同學都得負責「推銷」至少二十張票以上，否則自己得要「吞下去」。兩部電影的片名分別是「手提箱女郎」與「蓬門今始為君開」，前者是得了1961年歐洲影展首獎的義大利片，後者是得了1953年奧斯卡金像獎的美國喜劇片，雖然名氣都不算小，但當我們租來時，它們都已是在第三輪戲院放映過不少次的老片子啦。

想要推銷這麼多老電影的票，只有靠「賣人情」，而我的「哥兒們」與人脈之「基本盤」遠在高雄，眼看就得自己「吞」下新台幣四十元（每張票僅兩元）之際，腦袋裡靈光一閃，想到了玲姨的眾「姐兒們」。承她們幫忙，各自「勉強」認購了幾張，再加上當時在北一女高三良班（北一女以溫、良、恭、儉、讓為班名）就讀的「絳妹」也幫忙推銷了好幾張，最後只剩一張而已，就被我留下來當紀念品啦。

「絳妹」是我的堂妹謝絳光，她的尊翁是早年留日習農的謝鳴軻先生（長期擔任屏東農林改良場場長），鳴軻伯不但與我父親是同鄉同宗（共一位四世祖先），兩人還是中學住宿舍時的上下舖同學，所以兩家當年在台灣之交往十分密切。絳妹日後留學美國，是位雙科博士（營養學與醫學博士），一生成就非凡，她更是我倆的共同家鄉──福建武平，謝氏家族之光，可惜於盛年病逝，也是我生平的憾事之一。

至於那「畢業舞會」辦得如何啦？呃，好像還不錯，不過說來你或許不相信，我根本就沒參加，因為當時我隨同父親，住在位於大直「三軍聯大」校區內的軍官宿舍裡，那兒門禁森嚴，我這非軍人的「小朋友」，在夜間是進出不了校門的（除非我與我父親同行）。

「四國五強」籃球賽

我自青少年時期起就開始「集郵」，照台灣郵政總局的宣傳廣告，「集郵」是「益智，怡情，儲財」的最佳「嗜好」，所以我奉行多年。大概是受「集郵」之影響，所以我連帶也有「蒐集票根」的習慣。

現在看來，這些都是「好習慣」，這「蒐集票根」的習慣讓我在「爬格子」時，增添了一堆題材，也讓讀者們可以「見圖識文」，是吧？

手頭珍藏了九場1964年「四國五強」籃球賽的票根，那一疊票根所代表的，不只是我當年有幸現場目睹激烈國際球賽之「自傲」，也充滿了點點滴滴的「父愛」，是我年輕時不懂得體會的父親「親子之情」，更是我日暮之年，感念親恩的媒觸。

圖：這是妥藏了一甲子的幾張「四國五強」籃球賽票根之一，它表達了我對濃濃父愛之珍惜。（作者提供）

話說我11歲到18歲之間，父親工作的軍事單位在台北，與我們在高雄縣鳳山鎮的眷舍是一南一北，父親只得兩地奔波，而且在家的時間少，原則上每個月只有一個長週末（週四至週日）而已，以民國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台灣鐵道運輸工具而言，兩地的「距離」至少是六小時。所以父親即使是乘坐當年以「飛快車」為名的快車回家渡長週末，感覺上也好像總是「來去匆匆」似的。

我這輩子非常幸運，從雙親那兒得到了「大量」的愛，母親的愛偏向於「溺愛」，是生活上與物質上的照顧，父親給予的愛雖然也相似，但方式有異，甚至還加上了「精神上」的鼓舞。

打個比方吧，我大學畢業後得服一年兵役，當母親得知服役地點是馬祖列島中，一個面積僅約兩平方公里的「離島中之離島」──東犬島時，當場嚇得掉眼淚，父親則淡然處之，認為那是花錢都買不到的「男孩成長時應有之歷練」，兩人還為此而大吵了一架。我則自始至終贊同父親的立場，講句玩笑話吧，我要是沒有這危機四伏的「外島歷練」，那兒寫得出那篇自鳴得意的文章──「服兵役的那一年」呢。

父親想必是意圖彌補他在我成長時期之「缺席」，所以與他老人家同住一室的這一年，在督促我準備大專聯考之際，也儘量提供我一些「父子同樂」的休閒項目，讓我稍微輕鬆一下。項目之一，就是帶我去現場看「四國五強」籃球賽。

已不記得「四國五強」籃球賽是何時開始舉辦的，但是這一年一度的中、菲、日、韓、四國籃球邀請賽，是當年體壇之年度盛事，「四國」之所謂有「五強」，是因為主辦國中華民國有兩隊參戰，它們是「克難」隊與「國光」隊，通常是由「中廣」實況轉播（播音）。中廣的那位播音員是洪縉曾，在台灣頗有名氣，他的口齒相當清晰伶俐，現場轉播時，可以讓收音機旁的聽眾「身歷其境」，把球賽現況講得「鉅細靡遺」，所以我一甲子後還記得他的大名。

那時電視機尚未普及，當然也還沒有我們現在早已司空見慣的電視實況轉播，能夠在收音機旁豎起耳朵聽洪縉曾的精彩「描述」，已經可以讓球迷們之腎上腺大量分泌，做夢都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去現場看球賽。

被父親帶進菸酒公賣局球場後才瞭解，那擠得滿坑滿谷的現場「氣氛」，確實會讓球迷們比較更「投入」些。還記得十分清楚，咱父子倆看完現場球賽的次日，嗓子都因吶吼而有些沙啞，有一次大慨是賽情緊繃，我們也隨著現場球迷們聲嘶力竭地「加油」，嗓子沙啞到嚥口水時都會隱約作痛，但父子倆樂此不疲。

1969年來美國後，我幾乎立刻迷上了美式足球，主要是因為美式足球每場皆有實況轉播（以各球隊之所屬城市為準）。但是美式足球也是一樣，即使有電視轉播，買票在現場看球的動不動就是八萬人（以達拉斯的牛仔球館計）。

或許是不自覺地在延續父親的「父子同樂」罷，我曾連續十五年，買過四張（全家四口）達拉斯牛仔隊的季票（直到兩個孩子都離家去讀大學後才停止），每每在現場隨著在場觀眾喊得聲嘶力竭，只有「如癡如醉」差可比擬呢。

回頭來講「四國五強」籃球賽吧，那些當年家喻戶曉的籃球國手們，我居然還記得下面幾位之大名，甚至於那些稀奇古怪的綽號，他們是陳祖烈，唐雪舫，李南輝，霍劍平（大象），黃國揚（腸仔），賴連光（騾子），羅繼然（鐵皮），傅達仁，盧義信（小三），凌鏡寰（水牛），與王毅軍等。

少為人知的是，眾籃球國手中，以陳祖烈之家世最為顯赫，他是革命烈士陳英士的族侄，也是國民黨CC派掌門人，陳果夫與陳立夫之「幼」堂弟，他們都是同一個輩份的。

其他眾多沒有被提到的球星們，請你們看到這兒別責怪我，我已到「從心所欲」的年紀，記憶力顯著退化，「竭盡所能、竭腦所思」的就只剩下這麼幾個名字啦。

大概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常在中央日報的海外版上，看到「籃球國手蔣海平」的字樣，經隔洋與父親証實，這位大個子中鋒，果然就是在我們鳳山黃埔眷村長大的「海平」。他家與我們有特殊淵源，海平的父親蔣夢輝，是我父親於民國二十二年留英返國後，在陸軍機械化學校（裝甲兵學校之前身）服務，擔任戰車學生隊第一期（簡稱戰一期）總隊長時的五十多位學生之一。可無巧不成書，我日後在成功大學就讀時，蔣夢輝正好擔任成大軍訓總教官，我就這樣成為我父親的學生之學生（呃，聽起來像是在這兒繞口令）。

父親喜愛看籃球是有淵源的，他在機械化學校任職時，曾以戰一期學生們為班底，組成了一支籃球隊，自任領隊，蔣夢輝就是其中隊員之一。這支籃球隊曾勇奪當年南京區各陸軍部隊籃球比賽之冠軍，我以前在家中曾見過一張該籃球隊之合影照片，大約是1936年所攝，可惜那張照片已不知所終。

遇到蔣緯國將軍

讀建中那年，我在三軍聯大的伙房搭伙，但通常是趕不及三軍聯大飯廳的晚餐開飯時間的，所以伙房都會準備一個便當讓我父親帶回宿舍給我。但是在建中開學前的那幾天，我的晚餐卻是直接到三軍聯大的飯廳去吃的。

有一天在飯廳吃完晚飯，正伴隨父親緩步走回宿舍，在離宿舍門口只有不到五十公尺處，突然身後一輛吉普車疾馳而來，就在我們身旁嘎然停下，一位身著軍常服的將官（帽沿有金邊，容易辨識）從駕駛座上一躍而下（他顯然是自己開車），直接向我們走來。

來人儀容挺拔，威風凜凜，當場踢著腿「砰然」立正，對著我父親行了個非常標準的軍禮（後來才知道那是德式軍禮），還扯著喉嚨大聲嚷著「總隊長好」！

「總隊長好」？奇怪呢，我父親當時的職稱是三軍聯大的「教育長」。

父親也不含糊，立刻將手中卷宗交給我拿著，也將皮鞋踢得砰砰響，當場回了他一個標準的「英式」舉手禮，就是掌心向外的那款，然後兩人居然相視大笑，一付「老朋友」的樣子。

父親囑咐我先回宿舍，我一面走，一面回頭不斷地端詳他，心想，真是位英俊瀟洒的將軍！

雖然早已過了辦公時間，但見兩人低聲交談了幾句後，父親就坐上那吉普車，往校本部駛去（顯然是為公事），約一小時後父親才坐著同一輛吉普車回來，兩人又再演一次那「行禮如儀」，我在宿舍窗後看得清楚，只覺得「滑稽」，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行「英式」舉手禮。

原來，那位英挺的將軍竟然是蔣緯國，他與我父親是舊識，兩人雖無密切私交，但是在對日抗戰之前，同在南京的陸軍機械化學校（也就是日後的陸軍裝甲兵學校之前身）服務，蔣緯國是坦克教官之一，這群教官可不是「普通」軍官，他們完全是當年國府選派出去，在英、美、法、德、等各正規軍校留學三至五年不等，學成後返國服務的軍事留學生組成。我父親除擔任教官外，還被「中國裝甲兵之父」徐庭瑤將軍（他是機械化學校教育長，職位等同校長，因為當時全國各軍事學校之校長銜頭皆為蔣委員長）任命為學生隊（也就是正規黃埔軍校的裝甲兵班）兼學員隊（已畢業於黃埔之低階受訓軍官）的總隊長，這大概就是為什麼蔣緯國會「搞笑」地稱呼我父親為「總隊長」之原因吧。

呃，您千萬別小看他們學員隊的那幾位低階青年軍官，二十年之內，這十幾位年青學員，都曾先後在台灣擔任過國軍裝甲部隊的司令、副司令或師長等要職。

蔣緯國將軍於年輕時，曾經留學德國的慕尼黑軍校（當時國軍中也有不少德國軍事顧問），返國後就一直在裝甲部隊內的各單位服務，陸軍機械化學校是其中之一，與包括我父親在內的返國軍事留學生們（在機械化學校當教官的就有五、六位）都十分熟諳，生活上也「打成一片」，即使不是私下往來的朋友，也算是舊識罷。

附帶一提，1963年，也就是我遇到蔣緯國將軍的那一年，他正擔任與三軍聯大隔鄰的陸軍參謀大學校長。後來我也得知父親與蔣緯國當年為事何而聚首，但這是另一個故事，與「建中這一年」扯不上邊，以後再寫罷。

簡介幾位高三六班的同學

我進入建中後，被編到高三六班，班上約有五十名學生，班導是軍訓教官李偉純少校，他是陸軍官校25期畢業的，由於他在學時的陸官教育長是我父親謝肇齊，所以應該算是家父的直接門生吧。

當年各校的電機工程系是甲組（理工醫組）最夯的科系之一，所以聯考放榜後，班上有兩位進入台大電機系，一位去了交大電子工程系，而我們成大電機系居然有三位建中同班同學繼續在一起「切磋」了四年。

與我同屆的建中其他班級畢業生，除我之外還有六位考進了成功大學電機系，他們分別是黃君傑（十一班）、黃致庸（十一班）、何光慶（十班）、劉旦業（九班）、盧克樑（九班）、與曾廣琛（五班），總共是九位。這麼一算，我們這一班約五十位同窗（不包括僑生與軍方代訓生），幾乎有百分之二十是建中畢業生呢！

有這麼多的建中同班同學，我顯然不可能在這匆匆而逝的一甲子時光中，與他們全都保持緊密的聯繫，下面就簡單地介紹幾位吧！

劉民治

他是咱們高三六班的班長（連續兩學期），大家都知道，班長是班上同學票選出來的，他若是沒有人緣，或是欠缺領導能力，八成是選不上的。

記憶中，他好像與我一樣，也是眷村子弟。其實我在高雄中學就讀時，外省同學之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眷村子弟，原因是高雄是南部的軍事重鎮，當年的「六十萬大軍」，少說也有二十多萬在當地駐防，鳳山、左營、岡山分別是陸海空三軍的大本營。而台北市區裡就沒有那麼多的眷村，民治兄與我可能是班上「唯二」的眷村子弟。

眷村子弟從軍的不在少數，民治兄成績雖優異，但志在從軍報國，是我們建中那一屆畢業生中，被保送到鳳山陸軍官校（37期）去就讀的一位。日後在陸官畢業時名列前茅，被分發到以「慓悍」聞名的海軍陸戰隊服役。

不妨在此爆自己的料，劉民治與我是一道去軍醫院做體能檢驗的，因為我也想去報考陸軍官校，給父母親一個「驚喜」。不料體檢結果，劉民治體位是甲等，我體重不足（紙片身材），加上近視度數太深，體位遭列為丙等，就此碎了當職業軍人的夢。後來我服的兵役是義務役，非志願役。

離台負笈美國的前幾天，民治兄特別向部隊請假，專程到我台北的家中來話別，可見我倆交情之篤。日後他在「特戰部隊」任職，依保密規定不得與國外通信，我倆就這樣慢慢地斷了聯繫。

大約十年前，在德州的一場餐會中，遇到已退休的羅文山將軍（前聯勤總司令羅友倫上將之長子，陸官28期畢業，曾任軍團司令等要職），我向他打聽劉民治的消息，才得知他曾在羅將軍的部隊中任過職，可惜在晉陞上校官階後不久，就因病辭世。

卓允中

允中兄與我一樣，也是位高三插班生，由省立基隆中學轉學來的。由於我倆高度相當（約178公分），所以當依高矮次序排座位時，我們都被排在最後一列，卓允中是我的左鄰。

「允中」之名，應該是取自「尚書大禹謨」中的那段「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或是論語裡的「允執其中」（在這兒，「厥」與「其」都是含義相通之語助詞，意義相通），可見為他命名的家族長輩，必是飽學之士。

允中兄成績特優，考進了剛在新竹復校的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成為新竹交大第一屆的畢業生。他日後在矽谷創業有成，是灣區電子業名人之一。

由於我倆是鄰座，放學回家時的公車路線也相似（他住士林區，我則住大直區），都必須路經中山北路，所以放學時經常結伴同行，直到必須得要「分道揚鑣」的「圓山動物園」站多年後（動物園才遷往木柵），才各自坐不同的公車返家。

平日除了切磋功課之外，我倆還有一個共同的，「不務正業」的怪嗜好，那就是喜歡「遠距離」鑑別轎車之廠牌與型號（至少是在四、五十公尺外）。

呃，看倌您看「傻了眼」嗎？這又是那門子怪招？

由於放學時校門口排隊搭公車有長龍，我倆經常結伴，由學校徒步到兩、三公里外的台北火車站去搭公車，沿途閒亟無聊，就以鑑別轎車打發時間。當年在台北市滿街跑的，幾乎全是美國四大車廠（通用，福特，克萊思勒與AMC）製造的，好幾十個不同品牌與型式的轎車，我倆就遠遠地競相猜測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猜中時的滿足感，彌補了「跋涉」之辛勞。

也算是「樂此不疲」罷，就有那麼一天，連當年最寬廣的中山北路也堵車堵得個水洩不通，兩人決定由火車站沿中山北路途步到圓山，一路上興高采烈地以「鑑別轎車」打發時間，走了近兩小時，幾十年後回想起來，我倆顯然都儍得可以。

十多年前我曾在矽谷見過允中兄一面，兩人在一間咖啡店裡暢聊往事直至深夜，日後疏於聯繫，願老友依然平安無恙。

虞光

虞光是咱們班上的第一名畢業生，也是班上個子最高的（超過180公分）一位，所以他的座位就排在卓允中後面，也算是我的鄰座吧，我們三人時常在一起切磋課業，我是三人之中最「笨」的一個，同窗一年受益於他倆良多，特此致謝。

虞光在聯考中大放異彩，他的考試總分應該是全國甲組（理工醫科）數以萬計的考生之前二十名，高到可以進全國各大學的任何理工醫科系（他的第一志願是台大物理系）。後來在舉世聞名的芝加哥大學物理研究所深造，畢業後被聯合國的某機構招攬，好像就在紐約市的聯合國大廈內任職，直到退休。

虞光的尊翁是當時的台灣大學工學院院長，也就是日後的台大校長虞兆中，虞光的成就應當是有「家學淵源」的，不就是中國人口中的那句「龍生龍、鳳生鳳」嗎？

郝晶瑾與王啟元

我有幸與他們兩位在建中畢業後，又在成功大學同校四年，但已不再同窗（他倆是土木工程系），所以我們在成大的四年中，交往不太密切，但是他倆的一位土木系同班同學羅慶昌，是我在高雄中學時的同班摯友，所以我對郝晶瑾與王啟元畢業後的情況略有所知。

在建中時，郝晶瑾的表現不是很特殊，而且好像「外務」多，「壞」點子也不少，記得前段提到過的南昌路那間彈子房嗎？我第一次去那兒「消費」，就是郝晶瑾與王啟元把我帶去的。王啟元日後在台灣經營建築事業有成，郝晶瑾則負笈新大陸。

據老友羅慶昌說，郝晶瑾到了美國後，有如「脫了胎、換了骨」，成為美國的土木工程專家，是名揚異域的工程學院院士與大學教授不說，他還著作等身，除了用英文撰寫過許多土木工程的教科書，發表過一篇又一篇的傑出論文之外，也寫了不少與他專業無關的著述，以流暢的中文，風趣地談古論今，可說是文（文學）武（工程專業）全材。

前些日子，成大頒發他「傑出校友獎」，確是名至實歸。

可惜的是，郝晶瑾與我倆的共同朋友羅慶昌（比利時土木工程博士、成大土木系資深教授），約於十年前在台病故，感嘆聲中，又凋謝了一位老友。

趙瑚與周重光

我們班上人材濟濟，這兩位是班上之成績佼佼者，風風光光地考進大部份甲組理、工科考生們的第一志願──台大電機系。

他倆雖屬同系、同年還又同窗，但日後在電子與電機工業上，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十足印證了我在「0與1的故事」中所談及的，這一甲子以來的電子工業革命，衍生了太多的枝枝節節，而且有些電子領域居然還是「互不相屬」的。

舉例而言，我在北德州有兩位同齡的密友，其中一位是曾在成大電機四年同窗的李耀亭兄，他的專業是「紅外線二極體」之研製與生產，他的實驗室與廠房中那些設備，與我搞自動化與人工智慧的數位工程領域，何止有天壤之別。

還有一位是專精軍方「極高頻」微波通訊的劉英毅兄（不幸於2020年病逝），他也是我幾十年來的「釣友」、「牌友」兼「歌友」，但我倆在湖邊、海邊，甚至於麻將桌上，卡拉OK銀幕前，絕對不會討論工作上之瑣事，因為必然會導致「雞同鴨講」。

回頭來看趙瑚與周重光的領域吧，趙瑚專精「微電子」，在美學成後返台創業，是新竹工業園區「晶豪」電子公司之創辦人。周重光則是美國知名的「電磁波」學者，好像與「醫學電子」也有相當的關係，與趙瑚之工作領域則幾乎無關。

您看看，以上所寫的四百餘字，雖然只提到五位電子工程師，就已劃分出五個幾乎互不相屬的電子領域，難怪有些大學已經將電機系提升到與工學院平行的「電機學院」地位，因為電子界的涵蓋領域，幾已超越其他工學院各系領域之總和。

丘寧世

丘寧世是台灣鼎鼎大名的抗日前輩，丘逢甲之嫡系後裔，也是郝晶瑾的「哥兒們」之一，至於溜去南昌路的彈子房打撞球那樁事，寧世兄堪稱是咱們的「領頭羊」。

寧世兄大學畢業後，留在台灣辦教育，長期擔任某私立中學之執行校董，為台灣作育英才，不負其先祖之盛名。

余光湫與葉弘胤

我與他倆緣份頗深，居然同窗長達五年（建中一年，成大電機四年）之久。

成大畢業後，他倆沒有出國，在讀完國內的電研所後，就如許多成大的工學院畢業生一樣，留在台灣打拼。余光湫的「劍揚電子」，與葉弘胤的「台証科技」，都是成大電機畢業生在台灣創業之典型。

根據幾十年來的就業紀錄顯示，台灣企業界與工業界最愛僱用成大各系級之畢業生，不僅因為成大是台灣頂尖學府之一，也因為成大畢業生中，「楚材」被「晉用」之比例（也就是出國深造後，一去不返的留學生們，不幸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起其他頂尖學府要低些。

以我們成大電機五十七級的畢業生為例，在國外拿到高等學位後（甚至於是在國外工業界汲取經驗後），返國創業的比比皆是。台灣電子業在這二十一世紀有如此舉足輕重的世界級地位，成大電機的畢業生著實功不可沒。我就隨便舉個被各界譽為台灣「護國神山」的「晶圓代工」業為例吧，曾長期擔任台積電副董事長的曾繁城（張忠謀之副手，成大電機五十六級），與聯電副董事長張崇德（曹興誠之副手，成大電機五十七級，與我同級），都是長期在「晶圓代工」業奮鬥有成的創廠員工之一。

喔，那老張﹝張崇德﹞就更不用說啦，他居然還是我自大二起，在台南的三年同房（Roommate）呢！

其他的同屆畢業生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同屆的一位畢業生，十七班的蔣慕琰，是我在鳳山陸軍子弟小學（誠正小學）就讀時的同班同學，不過我是在幾年後偶爾翻閱建中畢業紀念冊時，才注意到他的照片與名字。十七班在紅樓的西翼，與位於東翼的六班有些距離，而且好像我倆自小學五年級以後就「各奔前程」啦，六、七年後經過青少年時期的「形象演變」，是有可能會相遇而不相識的。

蔣慕琰日後考上台大農藝系，畢業後進入當時相當於行政院農業部的「農復會」，逐步成為頗有國際知名度的台灣農業專家之一，曾數度到美國參訪與進修。他還曾擔任過中華民國駐非洲尼日共和國的農耕隊隊長，將台灣的農業技術推廣到非洲。

在北德州落腳的建中校友應該也有不少，如今在華裔社交圈中十分活躍的郎德隆（一班）與趙友安（四班），都是與我在建中同屆畢業的兩位校友，特此一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