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9月03日訊】前幾個月，母親生前摯友陸素影的孫輩，自大陸寄來一張當年青島女中游泳隊的老照片，這是我手中現存，年代最久遠的母親之照片（應該是攝於1935年左右）。
照片的品質不佳，初見之下，我無從確認那一位是我母親。好在我那已年逾九旬，母親之同母異父的幼妹劉平梅尚在北京（梅姨與姨爹倆，都是清華大學的退休教授），經她老人家指認，我母親終得「現形」，是右邊數來的第二位。
母親在青島女中的同班同學中，日後到了台灣的只有少數幾位，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徐蓮與卜慶葵兩位，而且她倆還是姻親，卜慶葵的夫婿是徐蓮的弟弟，海軍軍官徐升平。
卜慶葵曾擔任過屏東女中校長，當然家住屏東。我老哥謝平昌於高二時由鳳山中學轉到屏東中學就讀，在學期間就借住在徐家。卜慶葵是我母親的結拜姐妹，她能夠如此長期地親自照應我老哥，是讓我父母親念念不忘，終身感激的。
就是因為我老哥長期借住徐家，所以徐家子女的「大姑」徐蓮，也成了我們兄弟倆口中的「大姑」。我在成功大學就讀時，「大姑」與夫婿正好也住在台南，她們對我的四年照應，可說是無微不至，當然也是我十分感念的兩位長輩。
至於徐蓮與卜慶葵兩位女士是否也在這張照片中，我已無從核對，但我知道徐阿姨卜慶葵是會游泳的。
關於陸素影女士與她的夫婿陳廷縝將軍，我在2014年寫的那篇「記國府早期的軍事留學生」一文中已提過，八年前的那篇文章，顯然在中國大陸已被轉貼多次，也讓好幾位大陸的讀者（都是當年軍事留學生之後人）千方百計地與我聯絡上，提供了不少新的資料，以後我當會以「續文」之方式發表。
陳廷縝將軍是與我父親同期留學英國皇家軍校的三年同學，直到第四年分科，下英國野戰部隊實習時才分開。他與陸素影女士均得享嵩壽，陳將軍是2009年以104歲高齡辭世的。陸素影女士則於今年﹝2021年﹞二月逝世，享壽102歲。
陸素影與我母親兩人，於1935年夏青島女中高中部畢業之後就各奔前程。我母親經她在長沙女中初中部同學禹竹筠之媒介，結識禹之夫婿龍靈（黃埔六期畢業）的黃埔同期同學，當然就是我父親謝肇齊，倆人於1936年7月在南京結婚。
陸素影與我母親此刻已沒有聯繫，他倆畢業九年後居然重逢於貴州札佐的往事，也算是一段傳奇罷，至少我們兩家的後人都覺得是如此，因為那是一個大時代，連自己親人都隨時可能因戰亂而天人永隔的。
由於我父親是英國皇家軍校（正是現今哈利王子的母校）的畢業生，返國後頗受長官們重視，所以當時之軍政部長兼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在改革軍隊素質的大方針下，成立貴州札佐演習場時，兩位返國的軍事留學生，龔愚將軍（也是留英）與我父親就被賦以訓練重責，其他許多已歸國的軍事留學生日後也被召來共襄盛舉。
曾在札佐演習場任職過的軍事留學生，前後可能多達二十幾位，其中一位正是陳廷縝將軍。
陳將軍是先報到後，才把家眷（就是母親的青島女中的同學陸素影）從廣西桂林接來的。待家眷到達後，我母親為表歡迎之忱，特地燒了幾個菜請他們夫婦來晚餐。兩位主婦見面互望一眼，當場愣住，幾秒鐘後兩人互擁對方，高興得又叫又跳，那是人生四大樂之一的「他鄉遇故知」，她倆的夫婿不但是黃埔六期同學，還連袂同船去英國皇家軍校留學，天下居然有如此巧合之事，顯然是前世修得之緣份。
我在七年前的那篇「記國府早期的軍事留學生」一文中，已詳述過陳廷縝將軍之生平，這位後來被因理工科成績特優，而繼續在劍橋大學深造四年的軍事科學家，學成歸國後，曾與另一位皇家軍校與劍橋大學畢業生唐君鉑將軍，同在蔣委員長身旁擔任非常重要（且祕密）的科技幕僚。解密後的「大溪檔案」，已清楚載明這兩位將軍在1947至1948年間，中國有史以來最早之核彈研發計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大陸變色之1949年，陳廷縝將軍正擔任第十二編練司令部少將參謀長（司令官是抗日名將，曾獲青天白日勛章的黃埔二期鐘松將軍，司令部在西北）。在兵敗如山倒的年代，陳廷縝未能及時跟隨部隊撤退去台灣，與所有老朋友都斷了音訊。由於兩家四口有著雙重同學交情，陳廷縝夫婦一直是我父母親在世時掛念的對象之一。
大陸改革開放後，我父母親終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透過許多特殊關係，頗費周章地找到他倆夫婦，雖歷經折磨但還僥倖存活，在陳廷縝家鄉的貴陽養老，四代之眾多兒孫繞膝，且其中有不少是科技菁英份子。
陳將軍若是像唐君鉑將軍一樣，得以在台灣軍事工程界（如中科院）一展其長才，國軍之軍工研發，將不至於像現在一樣，必須要靠美國撐腰才行。唐君鉑將軍是我父親時相往來的好友。「兩蔣」時期，他因為主導了所有的高科技軍備研發，（我在這兒要強調「所有」這兩個字，秘密或是公開的），所以為人十分低調，與其他留學英國皇家軍校的好友們偶有餐敘，在餐後聊天時，絕口不提任何「公事」，可見唐將軍日常工作之機密性。
我有位高雄中學同學，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在中科院服務時被唐君鉑將軍送到美國讀博士學位，返國後頗受唐將軍倚重，參與了各型飛彈研發，成績斐然。
好像扯遠了點，再回頭來細數母親在青島女中的同學罷。
且說我是1945年獨山戰役後，在貴陽省立醫院出生的，母親被送到醫院時已近午夜，值大夜班的醫師是位年輕的實習醫師，護士也沒啥經驗，偏偏我又是個「難產兒」，把他倆搞得手忙腳亂，最後不得不去「搬救兵」，把一位當晚的總值夜請來。她是位護理長，而且還是「婦產科」出身的，經驗豐富，當場指揮實習醫師施以「剖腹生產」，這才得以「母子均安」。見危機已過，護理長乃逕自回辦公室，沒有細查產婦姓名。
次日清晨，大夜班與早班即將交接，這位護理長（母親曾經告訴過我她的姓名，可惜我已忘得一乾二淨）在病患交接名單上看到我母親的名字（余麗莉其實是閩南話中的所謂「菜市仔名」，這也就是為什麼她日後在台灣報戶口時，嫌麗莉兩字太通俗而改用余立兩字），這才在下班前半信半疑地趕到病房一探究竟，細看之下，果然是失散的老同學，這又是典型的「他鄉遇故知」，雙方之驚喜自是不在話下。
至於為什麼兩人第一眼未能相認，母親的解釋是，她懷孕後期面貌浮腫，加上生產不順，疼痛得大汗淋漓，披頭散髮，難以辨識。
母親也告訴過我，這位護理長日後在醫學院畢業，成為濟世之材。
母親班上還有位名叫茅愛立的，是有相當知名度的歌唱家，也是桃李滿天下的音樂教育家。母親過世後，我偶爾想起「茅愛立」這名字，上網一查，赫然發現她早已由中國大陸移民到舊金山灣區，繼續她的「教唱」音樂生涯，只是她倆之這世緣份，已凍結在1935年高中畢業時。
這都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啦，所以當我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不算是在「倚老賣老」哪。
【謝行昌，2021年7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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