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1月22日訊】（大紀元專題部記者李蓓、王佳宜採訪報導）在中國，持續加大的城鄉差距讓中共官員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中共要實現習近平「共同富裕」目標的巨大挑戰。
在中共本月初舉辦的「清華三農論壇2022」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後凱坦承，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仍在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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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國城市人均年收入為43,834元（約6,915美元），而農村人均年收入只有17,131元（約2,703美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絕對差距已近2.7萬元（約4,259美元）。而這個絕對差距在2010年是一萬多元（約1,578美元），2020年已達兩萬多元（約3,156美元）。
據他推算，2020年，中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1.7萬元（約2,682美元），比城市落後了11至12年；以農民生活水準約1.6萬元（約2,524美元）計算，比城市落後10至13年。
從中國農民收入結構看，農民的增收主要依賴於農民工進城打工的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而非務農的收入。2015至2020年，前兩項收入占了農民增收總額的69.4%。而農業經營淨收入在2014至2020年只占農民增收總額的8.8%。
中共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清華大學農村研究院院長陳錫文也承認，如何更快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最艱巨的任務。
他說，目前統計的中國農村戶籍人口為7.7億，城市戶籍人口不到6.4億，農村人口仍占多數；但按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統計，中國有9億農民，這其中有1.3億人只是因為行政區域變動（城鎮化運動）而成為非農村戶口。
有著二十多年農業農村經驗的時政評論員張粟田（Sutian Zhang）告訴大紀元，實際上，這1.3億人口既不是農村戶口，也不是城市戶口，他們並不享受城市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
據他的研究，這種非農非城戶口，是近年來中共推行的一種城鎮化運動的產物。農民是用土地和房產來換取城市周邊的公寓和這種非農村戶口。
他發現，絕大多數農民對這種城鎮化持歡迎態度，感覺這畢竟讓他們擺脫了壓在他們身上的農村戶口的重負，他們樂於成為沒有土地羈絆的「自由人」——儘管他們現在在城市裡只能自謀生路，也享受不到城市人口的公共服務等諸多好處。
大紀元記者近日在採訪天津疫情時，一位譚姓女士也證實，當時已經封鎖的義佳花園附近的幾個小區，那一片大多都是搬遷戶，居民都是整村整村被城鎮化的農民。
全球城鄉收入差別最大國家之一
據平安證券在去年11月發布有關中國「共同富裕」的系列報告。報告指中國2020年城鄉收入比高達2.6，表明城鎮人口收入是農村人口的2.6倍；而全球其它國家，基本都低於2。與中國人口相似的印度不到1.9；而英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都在1左右，表明城鄉貧富差別基本不存在。
該報告說，中國城鄉在生產條件、要素流通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仍存在多重差距。包括中國農村農業技術落後；城鄉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資源分配不均；農村在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公共服務方面，仍與城市存在差距等等。
以養老保險為例，中國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間就存在著巨大鴻溝。
中共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科院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在「三農論壇」上提到，中國有約2.9億人實際領取社會養老保險。其中56.6%的領取者（約1.6億人）領取的是主要為農村人口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領取金額僅占全部發放養老金的5.9%；而其餘的94.1%領取金額，則來自城市的行政事業養老保險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領取的1.3億人為城市人口。
專家：中國城鄉差別很難改善
《彭博商業週刊》資深記者羅谷（Dexter Roberts）在去年出版的《低端中國》一書中披露，截至2020年底，中國有農民工2.856億，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他們辛苦勞作，但仍是城市裡的「外來者」和「二等公民」，享受不到任何城市人口享受的社會福利。
羅谷在書中說，中共在2019年出台的戶籍制度改革政策，要求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人口300至500萬的城市要開放落戶條件。但這對於大多數農民工的生活，並沒有多少實質改善。
張粟田認為，中國城鄉差別大完全是中共的制度和政策造成的。他說：「中共從50、60年代的『人民公社』剝奪農民土地，到80年代分給一點土地但又嚴格壓制糧價並實施各種限制，再到2000年之後的收走土地、進行城鎮化遷徙，犧牲的都是農民的利益。」
他表示，那些沒了土地的農民，在城裡沒有任何優勢，很難提升他們的社會階層和增加財富。他們的孩子上的是附近小區的學校，與農村的學校沒有多大差異。他們做的是城市人口不願做的工作，往往既辛苦收入又低。
「在未來相當長時間裡，城鄉差別只會繼續惡化，不會有所改善。」張粟田說。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