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1月08日訊】陝西省西安市應對新一波本土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於去年12月23日開始封城，引發諸多亂象和慘劇。有大陸自媒體罕見發表評論文章表示，地方當局的危機處理方式蘊含巨大潛在風險，回歸到計劃經濟時代，並充滿官僚主義特徵。不過，有評論認為，這絕不是中共一個地方的問題，並且與中共的本質一脈相承。
微信公眾號「阜成門六號院」6日發表署名「BJ王明遠」的文章，以「西安封城危機背後的經濟學和政治學問題」為題指出，西安最重要的問題是這種社會危機處理方式，「蘊含了巨大的潛在風險」。
文章以西安民眾抱怨最多的食物匱乏問題為例表示，在最嚴厲的封城令下，城市的市場供應體系被暫時凍結。市民日常供給回歸到計畫經濟時代的配給制，由街道、社區分發食物。
文章直言，這種配給制效率低、速度慢，很多人吃不上菜；不能將供給與需求之間有效匹配，每家分到手的不是自己最需要的，導致很多家庭只好用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解決。
文章還對比蘇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和1970年代的柬埔寨都發生過這種大面積飢荒慘劇，用「我們剛剛告別飢饉沒有多久」暗示中共建政後人為造成的大饑荒，警告「萬萬不能走以前的老路」。
文章還說，西安封城反映的另一個問題是官僚主義下政府公共服務體系的失靈。比如，某孕婦沒有核酸證明不能就醫，導致大出血流產；某心臟病人被各種醫院拒收，在拖延了8個小時後不治身亡；小區失火，因大門被封閉，消防隊不得不翻牆救援；為了實現所謂的「社會面清零」目標，將疫情重災區西安航空學院的轉移到安康；還有「一碼通」崩潰的問題。
文章以前蘇聯僵化的官僚主義以及作者前年在內蒙古親歷的中共官場懶政為例，直指官僚主義的特徵就是，只對上級命令、紅頭文件負責，不會根據任何實際情況變通；只管自己，不惜以鄰為壑；只珍惜烏紗帽，不管老百姓死活。
文章還認為，市場和民主的方法，仍是人們應對社會危機效率最高、代價最小的方法。而二戰中「奉行了市場和民主原則的國家，其損失是最低的」。
文章說，西安疫情雖然緊迫，但完全沒有必要採取如此嚴厲的「社會熔斷」暫停幾乎所有商業活動。政府只要封閉小區，就可控制99%以上的人流，在公共衛生學上，這一力度已可基本遏制病毒擴散。同時應盡量允許外賣方式運營的商業繼續營業，而不是把社會「打回石器時代」。
文章還批評中共抗疫所吹捧的網格化管理，指出社會被網格化、碎片化是另一個風險，很容易讓社會的種種機能喪失殆盡。「個體原子化」都處於無助狀態；而政府的服務職能又不能對社會每個角落實現全覆蓋，這使得社會運轉處於隨時可能失控高風險狀態，也是西方國家不願如此封城的原因。
文章還說，從西安封城的種種社會問題看，那些人類歷史的悲劇並未遠去，「這根本不是什麼危言聳聽」。
親北京港媒「香港01」1月7日也刊發題為「從武漢到西安 中共政壇隱藏著多少無能官員？」文章，點出西安封城以來各種弊病，包括當局再次亮出「刪帖」蠢招。文章最後直批地方官員「無能」。
評論：中共從骨子裡漠視生命
評論人士周曉輝在大紀元撰文表示，陝西一眾官員已被西安人、陝西人乃至全國民眾，背地裡罵得個狗血噴頭。但陝西的官員內心也覺得委屈，雖然他們也有問題，但並非全是他們的責任。
據網上披露的官方文件顯示，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1月1日下令，西安4日必須實現「社會面清零」的目標，因為4日是冬奧會一個月倒計時的開始。在數萬民眾被拉到郊區縣市隔離點後，西安如期完成了「清零」任務。
1月2、3日，劉國中和陝西省省長趙一德均在工作場合上強調，疫情防控「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認真落實孫春蘭副總理要求」，「從嚴從緊採取過硬措施，咬緊牙關堅決嚴防死守」，等等。
周曉輝說，劉國中、趙一德之語都在暗示，西安的「社會面清零」政策是基於習近平的指示和批示的，是孫春蘭具體要求的。
事實上，自中共病毒疫情在湖北武漢開始爆發以來，中共一直堅持使用疫情「清零」政策，一旦發現確診病例，就勞師動眾地封鎖、全員檢測、集中隔離，措施嚴厲的封村封戶、封小區、封城，已成為全國共用模式。
《財富》雜誌撰稿人、評論家Clay Chandler在1月7日分析說，中共至少會在二十大前堅持所謂的「清零」政策，因為該黨吹捧「清零」是一項標誌性的成功——展示了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周曉輝的文章認為，中共官員當然早知道封城的後果，只是在他們眼中，防疫高於一切，烏紗帽高於一切。而由眾多心中無百姓，只有權錢的官員組成的中共，最終被人民拋棄只能是必然。
另一位評論人士顏丹也在大紀元發文表示，百年來，共產主義「所到之處，伴隨著戰亂、飢荒、屠殺和恐怖」。中共對生命的漠視、對老百姓的狠辣，從一開始就是計劃好了的，是它骨子裡帶著的。而從最早爆疫情的武漢到如今的西安，中共始終在用行動表明，即使把人活活餓死，也都在所不惜。
責任編輯：寧海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