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0月07日訊】大家好，歡迎收看週五（10月7日）的《新聞大家談》，我是扶搖（主持人）。
今日焦點：廖亦武說，中共一直在做一件壞事，你意識到了嗎？兩個字「武漢」，關聯六百多萬人死亡，卻快被遺忘？九死一生逃出中國，做中國最黑暗時期的「時代錄音機」。
疫情封鎖，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一個「新常態」，也成為壓在中國人頭頂的一塊烏雲。
我們從網上流傳的許多視頻都可以看到，在商場、超市，人們突然扔下購物籃向外狂奔，因為他們得到消息，這個地方要封鎖了。來不及逃出去的人，就要被封在裡面。
也有不少視頻顯示，大量民眾在超市裡瘋搶物資。因為他們聽到風聲，當地即將封城，不趕緊儲備物資，就將陷入在家挨餓的困境。
在網絡上，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抱怨極端防疫政策帶來的不便和製造的恐慌。但是，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吧，讓人們變得健忘。很少有人在抱怨當下時，再去聯想到這種所謂的「新常態」，源自於2020年初那場震驚全球的武漢封城。
不過，總會有人站出來，做時代的記錄者，著名旅德作家廖亦武就是其中一位。
1989年，中共在天安門製造大屠殺，廖亦武因為抗議被投入監獄，在酷刑下九死一生。但他沒有因此退縮，反而對中共的罪惡保持憤怒，並在之後的幾十年裡筆耕不輟，記錄共產中國下老百姓的苦難。
紀實小說《武漢》，就是他的最新力作，描述了中共病毒在武漢爆發時，中共連夜封城的景況。
【衝破重重困難 《武漢》終於面世】
扶搖：當初武漢封城，廖亦武人不在中國，所以他並不是個親歷者。他是怎麼寫出這本書的呢？本期節目，我們請來廖亦武先生，和我們談談《武漢》，也談談他自己。
廖亦武：這是全世界的民眾，包括我、包括其他人，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一個事情。一開始它爆發的時候就非常令人震驚，就是武漢封城，一個一千萬人的城市完全實行軍管，這個是都沒有遇見過的。
現在看起來，我是屬於一個全面的記者。因為那些被封在中國的（記者），一個是他們出不了門，一個是到不了武漢的現場，一個是最多也是和我一樣，通過互聯網在琢磨這個消息。但是，在中國是有（網絡）防火牆的，所以他們得到的東西只是一種隻言片語，或者說鳳毛麟角。
然後我在德國，反而成了一個能夠全面地下載這些資料的這麼一個人。
扶搖：今年北京冬奧前夕，《武漢》德文版在德國出版，引起很大轟動，幾乎所有德媒都做了報導；今年6月，《武漢》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後，海外中文媒體也爭相跟進報導。但是，這本書的出版過程，卻並不是很順利。
廖亦武：我當時還是非常地擔憂，因為這個書德文版的出版非常地曲折，就是我最開始第一個版本叫《當武漢病毒來臨》，是在2020年的6月份我就完成了，就提交給德國出版社。
德國出版社僅僅是出於對我的信任、對一個作家的信任，他們接受了。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版，因為那年的情況非常複雜，各種爭論。就是大家不清楚，對這個病毒……突然遭到襲擊的話，就像一個人對著你的臉，「砰」地一拳就完全都打懵了。
然後那些西方的記者，他們也到不了現場，也被攆出去，就是那麼一種狀況。所以說，在經歷了兩年，就是有一個不斷地修改，也是不斷地在英文的世界尋求出版的這麼一個過程。因為英文翻譯和這個是同步的。
按照我以前出書的順利的話，也是這樣的，我和那個合作都是非常快的。但是這個英文版它是不斷地被拒絕，不斷地被拒絕。
大家都怕這個陰謀論，一個是怕陰謀論，一個是英文的大的出版社的圖書市場，和中國有大量的圖書貿易。當時中國（中共）方面表態很明確，就是說，誰要是說這個病毒是從中國來的，那麼就是肯定要遭受重創。就是你的一些童書、西方的童書，我們都不訂了。
就是在我1月26日那天（《武漢》）全面上市，當時瑞士最大的報紙寫我的頭一篇文章，就寫到德語區一個非常大的童書出版社叫卡爾森，他們就寫了一個童話，說一個孩子問：這個病毒是從哪來的？另外一個就告訴他：這個是從中國來的。中共馬上就採取行動，就說，你們要麼把這個刪掉，要麼我們就禁止進口你們的圖書。
後來這個卡爾森出版社，它在德國那麼大，它屈服了。屈服了它就刪除，被這個報紙知道了，然後就在出版這個書的時候，把這個披露出來，然後順便也讚揚了我的那個出版社，（說）你們真是太勇敢了。
寫作的過程，第一，就是有它記錄的那一部分，也有一些出版社，他對我這個記錄和小說結合在一起的文體，他們感覺到有些困惑。
其實這個是他們不太了解中國的現實。我最開始寫了這個（中國公民記者）李澤華，就是Kcriss，他去接近那個（武漢）P4實驗室，他被追捕了。追捕到最後，然後馬上就是那個（旅德學者）艾丁他進入，就是一個小說的人物。
其實我完全可以按照Kcriss他這個方向去走，但是那樣的話，我這個整個作品就非常地散，我不知道要寫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因為（當時武漢發生）這麼多（事情），這又爆發一個武漢人被追捕；另外一個又爆發武漢人像猶太人，大家就都在報警；那又說一個他回不到家；那又一個就是跳樓。就是這麼一些故事。
艾丁這個人物，它可以讓一個人經歷（所有）這些，他經歷的全是真事，但是用一個小說的寫法把它就濃縮在一個人的經歷裡面。
但是到最後又回到了紀實，因為這個紀實部分就像一棵樹一樣，它在不斷地生長、不斷地生長。比如說，我《武漢》這本書寫到最後（〈武漢輓歌〉一章），（長詩）「武漢輓歌」的作者（張文芳），馬上有一個消息，這個作者被抓了。你就必須要寫，我就繼續再寫。一會張展的事情又出來了，你又繼續再寫。
如果說我要寫的話，紀實的部分我一直要寫到習近平連任以後。因為習近平連任以後，張展還沒有放，我們還不知道她的下落。所以這個書它是一個流動著的書。我從來都沒有嘗試過這樣一種，現在看起來這種東西是成功的。
【寫《武漢》目的：為了不遺忘 為了對抗篡改歷史】
扶搖：好事多磨，經歷一番周折，《武漢》終於成功面世，並獲得關注。那麼，廖亦武寫這本書的初衷又是什麼呢？
廖亦武：我覺得人類還沒有吸取教訓。關於中國（中共）政府篡改歷史，他們又不是第一次這麼做。
在2008年四川地震的時候，他們就避開了遭受毀滅性打擊的北川縣。地震的中心是在北川縣、都江堰、映秀，北川縣這個龍門山斷裂帶。因為那個死人非常多，所以他們就轉移視線，就命名為汶川地震。
那麼汶川整個縣城損失也不大，就是在地震中死去的，也就200多人。他們還假裝去救援，結果跟大家說就是「汶川」地震。
現在每一個人的報導，基本上都是汶川地震。說汶川地震，就和它公布的死亡數字比較吻合，有6萬多人。但是如果說是北川或者四川大地震的話，那麼光是北川一個縣城就死了3萬多，整個全都毀滅了，你再加上其它的，那就起碼是12萬到15萬。他們（中共）就是這麼幹的。
還有2003年的薩斯（疫情），誰知道薩斯是從哪兒來的？從廣東佛山來的。現在你問哪一個中國人知道啊？到了今天，他們依然是玩這一套。
其實在喬治威爾的《1984》裡面，他把這個獨裁的技巧寫得清清楚楚。他就是說，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和將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我（中共）要死死地咬住，（病毒）就是從美國來的，那個世衛組織命名的那個玩意兒（COVID-19），我（中共）就重複、重複、重複（謊言），不管你怎麼樣，我就一直在重複，重複到最後我就勝利了，我就成功地給你洗了腦了。
再過兩年、三年，如果說沒有一本書、沒有一個作家的書在提醒這個的話，西方那些政要們他就已經是麻木了，他可能就是（只知道）世衛組織的命名。然後你看共產黨就說：這個病毒就是美國運動員帶過來的，你看我們的武漢都被傳染了。誰能夠說得清楚啊？
那麼我寫書的一個目的，就是非常地明確，就是要讓人們記住這個武漢，無論你是們什麼時候追查，就要記住這兩個字。你想到這兩個字，然後你想病毒就從這個地方來的的話，那麼就是說無論何時何地，相隔10年，或者說更長的時間，人們都會清楚，這個病毒從哪裡來。
我就不相信，總會有膽子大的政治家，他會提出這個問題。雖然說這一代的政治家都是非常懦弱的，還是想和中國做生意嘛。
現在的人們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沒有辦法釐清自己的思維，現在全都是圍繞著習近平，看他下一步要怎麼樣胡搞，就是這種，而且全世界也是這樣。
雖然說烏克蘭的戰爭分散了世界、西方對中國的注意力，但是烏克蘭的這場戰爭是看得見的戰爭，在它之前長達兩年，（疫情）是一場看不見的戰爭。這場看不見的戰爭——無論烏克蘭這場戰爭如何發展——這一場戰爭的話，它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造成的損失，我覺得都比烏克蘭的戰爭要大。
因為它（俄烏戰）無論怎麼樣，它是一個區域性的，除非哪一天普京瘋了，用那個核武器。如果排除用核武器的這種可能，那麼就是這場看不見的戰爭（損失更大），直到今天我們也要應對這個東西。
【封城模式來源被遺忘？廖亦武：將不遺餘力重複真相】
扶搖：想讓人們記住這場災難的源頭，對抗中共篡改歷史，是廖亦武寫書的出發點；而人類遺忘的本能，和中共繼續以封城加強獨裁的做法，是他推廣這本書的動力。
廖亦武：（2008年四川大地震）我寫過一本《地震瘋人院》，當時我的房子也在搖，但是我當天就跑到都江堰去了，就是動作很快。我的動作就是這方面敏感，我的動作那比記者、比其他人要快得多。然後我當時就採訪到一個人，她的女兒突然之間沒了，她當時就哭啊，（喊）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就一直在哭，然後我就拿那個錄音機就對準她，兩面全是她的哭聲。
後來她就找政府，她說（人）是不是埋在廢墟裡面了？政府說，據我們了解，她沒有埋在廢墟裡面，她是拉到火葬場燒了，你到火葬場去找。她就找了二十多個火葬場，都沒有找到。
突然有一天，那個廢墟上就像地毯一樣，鋪了一片綠頭蒼蠅，然後她就非常地憤怒，她說（人）肯定就在裡面，她有個直覺。結果一掏，她的女兒和另外一個女孩抱在一起，都成骨頭架子了。就是當時那個慘狀，我也拍了很多照片，就是那個。
但是第二年，我又去採訪她的時候，因為她將近40歲，她還能懷孩子，她又懷上了。我就讓她再回憶一下當年她女兒的事情。我說，你認得我嗎？你當時還在哭。她就差不多不願意再講，她就在嚮往她未來的生活了。她說沒有什麼意義，說過去沒有什麼意思。
這就是人類的一個本能，因為如果說你要老是記住某一個事情的話，那麼人類就沒法生活，沒法活下去，因為歷史上那麼多的災難。
你如果不記住的話，很多事情很可能被忘記。
這本書我會不遺餘力地推廣它。現在除了中文版以外，已經有了德文版、意大利版和日文版，我覺得遠遠不夠，我無論怎麼樣（要推廣），儘管是在英語市場處於屢戰屢敗的這麼一個情況。而且因為世界的一個主導，就是一個遺忘，它就是一個遺忘。但是關鍵是，有習近平在，這本書就特別的重要。
因為現在又這麼封城了，包括（四川）發生了地震，大家都不准下樓，就是核酸是重中之重。
從2020年1月23號武漢封城，習近平就開創了一種模式，就是封城清零。這個模式一直在延續，他也不管這個病毒的演化，也不管其它。首先就是封城，然後清零。而且後面封了那麼多城市，現在據說是在二十大之前已經封了三十多個城市。
但是許多人已經忘記了這種模式是怎麼樣來的，就是從武漢封城來的，而且全都沒有變。這個就是演變成一個高壓而合理的這麼一個鎮壓的手段，今年最流行的兩個字就是「核酸」。
那這樣的話就讓西方很多人，包括特別是政治家們，一下子看清，覺得我跟你打交道，是不是我腦子出了問題？你智商那麼低，難道你看不清楚？他就是看不清楚。
所以說習近平是我最大的一個推銷員，我必須要趁著他連任的時候，繼續要推廣這本書。如果我不抓緊的話，人們就記不住這個東西，那就是對於我來說、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對於這個人類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侮辱我們智商的一個行為。
【被中共迫害 反成為「時代的錄音機」】
扶搖：在訪問中，除了談《武漢》，廖亦武也和我們聊起他之前在中國的經歷，以及逃離後，回望中國社會現狀的感受。
廖亦武：共產黨把我培養成了記憶力超強的一個作家。因為我以前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就是追隨垮掉一代，鮑伯‧迪倫，金斯伯格他們。然後就一下子坐了牢了，坐牢接觸了大量的死刑犯，我本身也受了很多折磨。
我在監獄裡面自殺了兩次，然後我就接觸了那些死刑犯，一個殺了他老婆然後吃掉，他覺得那是一種「愛」；另外一個就是從監獄逃跑的，他是從糞坑裡面逃跑，特別臭。
他們一個睡在我左邊一個睡在我右邊，他們在那等待死亡，然後也睡不著覺，跟我講他們的故事。我說：別講了，別講了，都講了幾十遍了，我也不願意聽了。他說：你必須要聽，你是我們人生當中的最後一個聽眾，我們不講給你聽講給誰聽啊，我們也沒其它的事，就在這兒等死，你就必須要聽。
我當時就是一個（被）強制性的，把他們的故事聽了幾十遍。出來之後，你就覺得你很不正常，因為你睡覺都要夢到那個殺他老婆的人。
我覺得既然這樣，我就把它給寫出來了，寫出來就是為了擺脫它而已，就是治療自己的這麼一個病態。後來發覺有一種危險，就是自己會逐漸忘記，就是說自己坐了牢也就白坐了，自己幹的事，自己認為我朗誦了個《大屠殺》，抗議了。在當時是我唯一的一個文人，寫了《大屠殺》，還拍了電影，然後就是那麼大的案子。
人們根本就不讓你談這種事情，你不寫的話就被這個社會所拋棄了嘛。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記憶力就是得到不斷的訓練。我採訪了很多人，三百多個底層的人，我要把他們的經歷寫下來、記下來，必須要有超強的記憶力。
這樣就到今天，記憶成了我的工作，我就成了「時代的錄音機」，這個是德國人這麼叫我的：「時代的錄音機」，廖亦武可能是中國當代最前沿的一個編年史家，他是一個時代的錄音機。就這麼評價的。
中國的社會簡直就是不值一提了，一個大垃圾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場。人們的觀念也很垃圾，環境也很垃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更垃圾了。
一個是他們在天安門屠殺之後，就拒絕了民主改革的進程，然後讓人民群眾付出了代價，覺得政治不是好玩的，你要玩這個就用槍來對付你。就是一個恐懼，恐懼他們轉而就追求金錢，人民幣就成為人的「宗教」。
人民幣那個賺錢，你不可能每個人都賺錢，就必須是那些最壞的人能夠賺到錢，就是因為他們會詐騙，會說謊，會那個……就是「玩得比較開」。而且有權力的人他們會掙到錢，因為他們和他們的父母那些，都是和共產黨的利益集團在一起的，那麼就造成了壞的一個循環。
當然你可以說，中國古代也有那種壞的東西，但是那個時候，中國傳統文化它會制約它。有些規矩，比如說忠孝仁義，這些雖然說比較古老，但是它的確作為一個規則，對人有一個道德的制約。現在道德制約也沒有，共產黨通過土改、通過一系列的（運動），就把傳統的一部分也斬斷了。
這就是說，即斬斷了先進的這一部分——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的自由、人權、平等，這個斬斷了；又斬斷了傳統的文化。所以說中國（中共）就是前蘇聯生下來的一個怪胎，它什麼都沒有，沒有信仰，就是權力和金錢。如果你要挑戰它，它就用最殘忍的手段把你給幹掉。
中國現在是處於一個最黑暗的時期。
《新聞大家談》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