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1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在印尼巴厘島召開的G20峰會上，習近平與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領導人會面，表達了緩和緊張關係的意願。但在隨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習近平調子又開始變硬。
根據新華社G20峰會講話稿，習近平雖然仍然不忘提及「意識形態劃線」，但似乎把「發展面臨重大挑戰」作為談話重點，強調「求同存異」。美中會談後中方的聲明也試圖緩解美國對中共野心的擔憂。習近平說，「中國（中共）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
但到了APEC上，習近平則不點名地指責美國的「冷戰思維、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扭曲國際準則」，稱「亞太地區不是誰的後花園，不應該成為大國角鬥場。任何搞『新冷戰』的圖謀，人民不會答應」。
習近平調子由軟變硬，透露出中共外交困境的實情：除了經濟、氣候等與價值無關的話題外，中共明確拒絕融入以歐美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由於與西方前景不明朗，習近平下一步可能的外交目標，重心似乎要轉向東南亞、拉美和非洲等南方世界，拉攏他們認同中共價值，進一步對抗美歐。
回顧一下過去中共的外交概念，從「新型大國關係」、「中國（中共）特色大國外交」再到「全球安全倡議」，不斷變換光亮的字眼，難以掩蓋中共外交愈走愈窄的事實。
「中國（中共）特色大國外交」
10年前，當習近平成為中共黨魁時，面對的是一個基本上良性的國際環境，美國仍然專注於中東反恐，儘管有安全官員擔憂中共，但美對華政策由商業主導。當時的習近平夢想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希望兩個大國共同領導世界，這個想法隨著美中關係惡化而消失。
台灣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鄭欽模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習近平所謂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主要是要調整與美國的關係，當時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強，要增加中國（中共）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
鄭欽模說，「隨著習近平權力的益加穩固，甚至越來越專制，他開始強調東升西降，他解讀美國的政黨競爭所導致的政治鬥爭，無可避免地將導致美國實力衰退，而中國在他的領導下，則將成為引領世界的力量，至少可以平視世界跟美國分庭抗禮。然而這種新型大國關係實踐的結果，是（中共）戰狼外交以及各種形式的滲透，美中關係倒退到對抗關係，甚至是『天下圍中（抗共）』。」
中國問題學者、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對大紀元表示，「當時在奧巴馬時代，中共提出『現在我們是大國』，要跟美國平起平坐、要對等，目標是想把美國逐出西太平洋。現在這個概念，西方根本不承認，西方就是要維持以法治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它（中共）那個大國關係，美國不認，不理這個茬，所以它做不下去。」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做不下去之後，中共又提出新名詞「中國（中共）特色大國外交」，按照中共的說法，是指「聽到中（共）國聲音、看到中（共）國方案，中（共）國不能缺席」，即擴大中共的全球影響力，提供一個與現有國際秩序不同的價值標準。
鄭欽模表示，「20大後習近平重提『中共特色的大國外交』，更大意義上是（為了）內宣的效果，強調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大國地位，以及習近平為當今紛亂的世界指明方向。至於對外，仍將是戰狼外交的延續，只是會透過更精緻的包裝。」
2014年，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2017年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馮崇義指出，「中國特色」是一個大框子，什麼都往裡面裝。當年鄧小平提出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因為他要走私這個資本主義進來，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這個概念來去掩蓋它，也是當時所說的打左燈往右轉，是這個意思。
「2008年後，中國經濟發展了，有個中國（中共）模式出來了，中共就不想往前改了，包括胡錦濤晚期提出的3個自信，後來現在變成4個自信，是同一個思路。」
馮崇義表示，「現在習近平搞的中國特色剛好與鄧小平相反，用這個中國特色為中國現有的所有東西做辯護，你不能批評我，你不能用民主自由人權、甚至任何普世的概念批評我。所以這個概念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包括現在講中國式特色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三四年之前就已經實現了，用不著現在現代化。他就把這個普世的、世界上公認的標準都推倒。
「世界的大國，德國、日本以前也是老二，他們並沒有要求去改變這個世界規則，也不要求去改變國際秩序。那你要做大國，你要做大國的樣子。你不能隨便去敗壞這個國際秩序、來去破壞規矩。
「『新型大國關係』概念他賣不出去了，現在拐個彎，用這個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沒有任何意義，你是個大國，你就應該懂禮貌，你就應該守國際規矩，就應該服從現在國際的秩序。我就中國特色，我就不服從了。所以他用這個東西，做一個擋箭牌來擋住任何批評，來為他所做的所有的這個倒行逆施所有活動做論證。」
「全球安全倡議」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歐美空前團結，對俄羅斯嚴厲制裁，並敲打中共不要支持俄羅斯，還討論了如果中共入侵台灣，美歐如何制裁等。
在意識到美歐不會成為中共的親密夥伴後，中共改變了方向，努力贏得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今年4月份，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
分析指出，該倡議旨在重塑國際安全準則，主要是通過取消美國及盟友軍事聯盟，作為實現安全目標的手段，也可以理解為習近平以政權安全為中心的全面國家安全觀的國際投射。
鄭欽模對此表示，「這個全球安全倡議主要的目的在減少俄烏衝突對中國的衝擊，舒緩國際社會對中國（中共）不譴責俄羅斯甚至支持俄羅斯的壓力，私底下則拉攏伊朗等發展中國家與美國對抗。」
馮崇義認為，「習的安全跟國際上的安全要分開來，國際上講的安全就是你不能去打仗，不能去挑戰現有秩序，現有的現狀。所以大家通過和平協商來解決問題，這是現在國際上的安全概念。
「習講的安全，其實是所謂的（中共）政權安全，或者更重要的是他個人權力的安全。所以他這個（「全球安全倡議」）是偷換概念。」
馮崇義說，「整個目標就是如何維護它的政權安全，共產國家沒剩幾個了，他得不到國際社會認同，包括他要繼續把香港民主法治、公民社會給毀掉，現在要去把台灣拿回來，所以這個東西國際上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又偷換概念、換一個概念出來，就是要對內專制，對外擴張。
「習不斷地變這個說辭，他講（中國）是大國、強國，那時候他要跟美國對等。然後，他去要求這個特殊待遇之後，他又講它是發展中國家。繼續跟歐洲那邊要求給他一些優惠，包括在環保問題，就是碳排放等。」
與西方交惡 拉攏發展中國家
G20由七國集團、金磚五國、七個重要經濟體及歐洲聯盟組成，基本上囊括了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和區域性大國，以經濟、通脹、氣候、供應鏈等全球性話題為主，亞太經合組織（APEC）也是一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大部分是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中國經濟與全球交織在一起的情況下，這給了中共外交一些活動空間。
去年7月，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成為北京冬奧會後率先訪問中國的外國領導人。中共二十大後，越南最高領導人阮富仲是首個訪問北京的外國領導人，之後是巴基斯坦總理沙巴茲‧謝里夫。這似乎表明，由於與西方的外交前景有限，以後中共外交可能會把重點放在南方世界，從大國關係轉向周邊外交以及與全球南方的深入接觸。
一個先例是，當美國在2019年底對華為實施制裁時，許多東盟國家裹足不前，避免了對中國電信設備進行代價高昂的替換，他們繼續歡迎中國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技術投資。北京可能會相信，這一先例會在下一階段得到遵循。
不久前「政客」（Politico）有一篇長篇報導，講述了美國外交脫離了一些發展中地區，外交中缺乏貿易和投資因素，未能將戰略援助優先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等。
報導說，很多發展中國家希望美國公司來承擔項目，但美國公司沒來，只好給中國公司。中共控制了國有企業和銀行，可以作為推動中共議程的工具，但一個普通的美國外交官，對美國公司沒有什麼影響力。當他們試圖鼓勵美國私營部門，要求一個商業代表團過來時，卻一無所獲。
這可能意味著，中共正在利用經濟槓桿，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影響力。正如美中在南太平洋群島展開角力一樣，南方世界可能成為美中競爭的下一個戰場。
對於美中在爭取發展中國家的前景，馮崇義說，「這個是很大的事情，就是一個拉美、一個非洲，原來（中共在）毛（澤東）時代就講人類的整個世界，它是一直在延續下來，他要當世界的領袖，要把美國和發達國家所有的地盤搶過來。他（習）現在真正的想爭霸，他們要取代美國、歐美的地位，打著這個牌子去拉一些反美、反西方的一些國家，包括這些拉美、非洲最主要的國家。」
鄭欽模表示，美國已經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在G20峰會之前，美國總統拜登11月12日在柬埔寨金邊出席東盟峰會，表示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有助共同解決「這個時代最重大的問題」，包括氣候、衛生安全，以及抵抗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法治的重大威脅。拜登重申，東盟地區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期待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穩定繁榮、有彈性和安全的印度洋太平洋」，解決從南海到緬甸的挑戰。
週五（11月18日）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上，賀錦麗說：「美國就扎根在這裡（印太）（The United States is here to stay），加強我們在該地區的經濟關係，並與私營部門合作——這是美國的首要任務。」
賀錦麗向APEC峰會確保，加強與印太地區合作及關係是美國跨黨派的優先要務，將會是持久的政策。
習近平週五則表示，將考慮明年主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
但是，鄭欽模說，「中共仍以傳統的經濟拉攏、收買政客、『一帶一路』倡議……等手段，『一帶一路』已經幾近破產，而中共這幾年的清零政策，也使得國內經濟每下愈況，給了美國與西方國家相當有利的局面。」◇
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