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1月04日訊】
前言
1949年的前、後兩年間，只有用「兵荒馬亂」四字，差堪形容當時的神洲大地。坊間記載那紊亂時段的文章、出版的書籍與影片等，已非常多，描述「生離死別」的故事也有一籮筐。我母親在松街療養院的最後日子中，也將她記憶中，自己家族當年逃難的往事講了不少給我聽，只是她大概沒有想到，我日後會以「文字」之方式，把這些故事傳承下去吧！！
父親留美歸國時的時局
眾所周知，在國共內戰中最具關鍵性的一戰，是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那場延續66天的徐蚌會戰（共方稱之為淮海戰役），此役國軍嚴重地損兵折將，兩位領導戰役的兵團司令官邱清泉與黃百韜，皆因兵敗而自裁成仁，自此國共內戰勝負已定，不到一年江山即變色。
國軍在徐蚌會戰中慘敗之主因，是負責傳達軍隊戰場調度命令的兩個國防部官員，劉斐與郭汝瑰，都是潛伏已久之「匪」諜，此事在網路上已有大量資訊，請自行上網查看，就知我所言非虛。
其實我十七歲那年，就已知道這件令人痛心之戰役過程，我父親因職務所需，親自撰寫過好幾篇勦「匪」戰役的檢討文章，我有幸全都讀過，因為那年我與父親在軍營中同住一室，得幫他在發表之前校稿，就請參閱我「讀建中的那一年」一文吧。
就在徐蚌會戰開戰的前五天（11月1日），我父親方自美受訓一年返國，在南京的陸軍總部待命分發新職。不過兩個月後的1949年1月21日，蔣公就因徐蚌會戰之慘敗，引咎辭總統職，由李宗仁代理總統，白崇禧任參謀總長，李、白只是「桂系」軍頭，政治歷練遠不及奸狡的毛澤東，他倆還天真地以為可以通過談判，與中共來個隔江（長江）分治，當時之時局有多亂，絕不是我三言兩語可以形容的。
1948年12月16日，在徐蚌會戰正打得如火如荼之時，我父親接到正式命令，擔任駐紮在甘肅天水的騎兵兵團（兵團司令是黃埔潮州分校二期畢業的胡競先將軍）所轄的四個騎兵旅中之第17旅旅長。在國軍體制中，「旅」是特種部隊之「師」級單位，所以旅長皆為少將銜。
我在這兒列出了一串時間表，無非是讓讀者諸君不至於霧裡看花，失了頭緒。另一方面，有些歷史也該核實傳承後代，也就是所謂的「不讓青史燼成灰」吧。
我父親之願意冒險去甘肅天水就職是有原因的，且不論他本就是黃埔軍校騎兵科畢業生，而且在留學英國皇家軍校的四年（其中一年是在英軍野戰部隊中實習）裡，還翻譯了一本西方奉為「養馬聖經」的「馬事指針」，兵團司令胡競先將軍在擔任騎兵學校校長時，父親編譯的「馬事指針」一書，就是騎校之主要教科書之一，所以胡將軍對我父親有極深刻之印象，極力爭取他去投効。
我父親在英國時的專長雖然名義上還是騎兵，但在英、美等國的兵制中，已逐漸開始將坦克車配置在機動化部隊裡，且沿用「裝騎師」Armored Cavalry Division之名直到今天。
當時國軍軍制中，騎兵與裝甲兵是完全分開的兩個單位，我父親雖然懂馬、惜馬，還又愛馬，但他也是國軍裝甲部隊中的幾位創軍元老之一（日後長期主導裝甲部隊的蔣緯國將軍，是裝校成立一年之後才加入的），1949年時，我父親指導過的裝校第一期（戰一期）四十餘位學生中，已有好幾位是營級幹部，以經驗論，此時他應該是回到裝甲部隊任職的。
但騎兵司令胡競先將軍與我父親是騎校舊識，他以幹練、清廉與耿直揚名於軍中，在他的誠摯邀請下，父親難以拒絕，再加上胡將軍好像也讀過私塾，詩文能力說不定還在我父親之上，所以兩人之間八成有點兒「惺惺相惜」之成份存在。
不過我父親接任命狀時的1948年12月16日，徐蚌會戰正在「附近」熱戰中，暫時無法成行，只得先留在南京。你可以想像此刻我母親之心情嗎？夫婿離家去美國一年多，回國才不過一、兩個月，就又要「拋妻棄子」，去那「邊陲」的甘肅「打拼」，真是情何以堪。但父親是那「大時代」中眾多投筆從戎的知青之一，還經常把什麼「馬革裹屍」之類的話掛在嘴上，所以也難怪後來我母親每次與他吵嘴時，都會搬出這些家庭瑣事來「証明」，我父親是「不顧家」的。
呃，父親當然不是「不顧家」的，那是母親「婦人家」的抱怨（但我也沒說，那是不應該有的抱怨），我在「鞋子的故事」與「手錶的故事」兩篇文章中，都曾大致「講」給你「聽」過的。
幾乎在長江碼頭演出的「生離死別」
話說父親在去美國肯薩斯市市郊的陸軍指揮參謀大學受訓前，是擔任陸總第五署（專司陸軍訓練）的第四處少將處長，他的直屬長官是第五署署長沈發藻將軍（黃埔二期），也是力保他去美國深造的長官之一，此刻正擔任第四編練兵團司令。
沈發藻將軍是位戰功彪炳的戰將，臨危受命要編組一個兵團的兵力。所謂的「編練」兵團，是將剛由前線退下來，因傷亡而人員與武器不足的部隊，補充、訓鍊成有戰鬥力的單位，重返戰場。有部份他麾下的直屬部隊，就是由「徐蚌會戰」殘留下來的人員組成。
知道我父親留美歸國，沈將軍也積極想要延攬他重歸麾下擔任師長，但是第四編練兵團現有的三個師級單位原先都已有師長，第四個預備師已報備上去但遲遲未獲國防部回音，騎兵司令胡競先將軍那兒也在催我父親去報到，所以我父親整好行李，決定先去甘肅天水，安定下來後再來接我們母子三人，與我們兄弟倆自幼就離不開的褓姆張嫂。
1949年3月1日一早，我們全家到了長江的渡口碼頭，父親的行李也已上了船，在這生離死別的關頭上，一輛軍車急馳而來，來者正是沈發藻將軍的副官，他遞給我父親一張「任命狀」，那副官告知，沈將軍經白崇禧批准後，命我父親立即轉任第四編練兵團駐紮在蘇州的七十軍32師師長。
若非這張即時趕到的「任命狀」，我父親渡江後，是否能平安到達甘肅天水還在未定之天，即使能順利到天水報到，也必定會在那兒以身殉，應了他口中那「馬革裹屍」的話，因為不過半年後（1949年9月24日），騎兵兵團司令胡競先將軍的直屬長官，出身保定軍校三期的陶峙岳，與當時任國府西北行營主任的張治中勾搭，搞出了一個中共所謂的「酒泉起義」，帶槍投靠中共。但是騎兵兵團之許多長官們還是忠於國府的，所以皆遭陶峙岳一一誘殺，包括兩位騎兵旅長在內，胡競先將軍僅以身免，乘飛機逃至重慶。
張治中與陶峙岳之叛變，將數月以來，蔣公以國民黨總裁之身份，穿梭於台北、重慶、成都、廣州、與昆明之間，冀圖將國軍主力移至西北與西南，繼續與共軍對抗之計劃完全打亂，江山因而盡赤，徒留千古恨。
在那沒有行動電話的年代，只要我父親在長江渡口碼頭登上了渡船，船一旦離岸就回不了頭，得要到了甘肅天水後才能得知新的「任命狀」，能否能再平安地返回南京就新職，還在未定之天，我們若是全家陷共，絕對是死路一條，沒有任何生存之可能。
沈發藻將軍到台灣後，在陸軍副總司令任內退休，退休之前還挺身而出，為流落九龍牛池灣難民營的謝家四口寫書面擔保，強調我父親是「棟樑之才」，也是忠貞人士，必須接到台灣來共赴國難。
所以在我父母親的心目中，沈發藻將軍無疑是我們謝家的救命恩人。
胡競先將軍隨軍抵台後，在總統府中長期擔任「參軍」一職，有一年多的時間是與我父親共事的。總統府的「參軍」最多時，大概有十好幾位，為首的是參軍長，原則上都是些已沒有兵權的將軍們，但是也有「埋伏」在內的軍事科學家，例如英國皇家軍校畢業後，在劍橋大學深造過數年的唐君鉑將軍，就曾以「參軍」名義秘密領導國府的核彈研製，以免被美方察覺。
「核彈」當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是製成之後世界強國都得「看你臉色」，連美國總統川普都得「移駕」萬哩，到韓國半島的板門店，去與那地位完全不對稱的「金三胖」打個招呼呢！
順便一提，總統府還設置有一個「戰略顧問委員會」，成員也都是沒有兵權的高階將領們，戰略顧問與參軍職務最大的不同是，戰略顧問職確實是閒職，不需每天去上班的，參軍們不但必須上班，還得要輪流擔任總統府的「總值星官」。
「參軍室」在蔣經國去世後不久即遭裁撤，「戰略顧問委員會」則保留至今。
我的兩位「隨軍撤離」的表舅
話說父親接掌新職僅數週後，國軍32師就奉命南移，在離開蘇州的時候，父親身邊多了兩位我母親的近親，他倆都是她的表弟，也就是我們兄弟倆的表舅，范如仲與丁必健。至於為什麼會帶走他倆，我就老實說罷，母親對時局已完全喪失信心，她的想法是，能帶走一個算一個。
范如仲表舅的父親，是曾經擔任過譚延闓機要幕僚的范新範（我的舅公），譚延闓是前清進士，但思想新穎，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的主要將領之一，曾擔任過國民政府主席，不幸英年早逝（享壽僅五十）。日後范新範舅公轉往金融界，此時已是南京某銀行之行長（記憶中我母親曾說過，好像是中國銀行），范新範舅公是何許人也，當然知道「毛式共產」會是禍害，但他家大、業大，無法說走就走，所以我們兄弟倆口中的范表舅，就這樣被范新範舅公託交給我父親，在32師擔任中校銜秘書。幾個月後在我們母子三人與父親失聯之情況下，就是他伴同我們逃到九龍難民營的。
范表舅後來到了台灣，我在「額上墳起的釣魚故事」一文中，曾詳述過他與我們兄弟倆之間的親密互動，請自行參閱。來台後他曾在台北三育書院教書多年，門生滿天下，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范瑞穎，成就不凡，他白手起家，是台灣電訊業名人，「台灣大哥大」的創始人之一。
范表舅如今已高齡九十九，與舅媽及表弟一家人住在台灣陽明山上，是中國人典型之福壽雙全。
至於丁必健表舅，他是我外婆范新懿的親妹妹，范新瑾之長子，來投靠我父母時，還未滿十七歲，只是個「大孩子」，中學沒讀完，就被我母親的「瑾姨」托付，到我父親率領的32師「從軍」，大概是見赤禍將至，想要留一條「命脈」。我母親不放心他去戰鬥單位，乃說服我父親調他到師部，在身旁擔任他的「傳令兵」，所以當我們眷屬們隨部隊長途移防時，那些徒步的行程，都是由丁表舅揹著我走的。
後來七十軍（32師是其中一部，此時我父親擔任副軍長）被調去擔任廣州市之防守部隊之一，我父親認為丁表舅該學些專長，就把他調到醫護單位去學習，在我父親與軍部失聯後，丁表舅就隨七十軍到了海南島，最後撤到台灣。這裡曲曲折折的經過，我已在「手錶的故事」與「鞋子的故事」兩文中交代過了。
到了台灣，丁表舅正式成為醫護兵，於駐防馬祖北竿島時，結識一位服預官役，來自宜蘭縣羅東鎮的許文政醫師，成為他的得力助手。有一次許文政在危難之際，幸得丁表舅之及時救援，得以脫險，他倆至此成為患難之交，交情甚篤。
許文政與他的親兄弟羅文堂醫師皆出自醫生世家（一從父姓，一從母姓），他倆於1953年所創建的羅東博愛醫院，是全台有數的大型私人醫院之一。許文政與羅文堂兄弟倆日後皆因「醫而優則仕」，是宜蘭地方上大有名氣的人物，他倆之成就網路上多有記載，請讀者自行參閱。
丁表舅雖然高中都沒畢業，就被這「動亂大時代」之洪流捲入軍旅，但是他在姐夫與表姐（我的父母親﹞鼓勵下，考上軍官甄試，是以「准尉」退伍的。退伍之前，在醫護單位的「放射線」科服務。退伍後，就去許文政醫師的博愛醫院工作，一年後，他在考試院所舉辦的醫護人員特考中名登金榜，成為有正式執照的放射線科技師，在耳濡目染的環境中，也協助醫生們研判病患之X光照片。1969年我負笈美國之前，趕去博愛醫院向表舅辭行，周遭的工作人員居然還稱他為「丁醫師」呢！
丁表舅日後與一位博愛醫院的護士結為連理，為我增添了兩位表弟與一位表妹，其中一位表弟丁紀平，畢業於陸軍官校，曾在軍中擔任過「鷹式飛彈營」營長。
丁表舅十幾年前在羅東街頭騎腳踏車時，遭砂石車撞到，送醫不及逝世，哀哉。
在台灣我還有一位表舅，是比我們早幾個月到九龍牛池灣難民營，但比我們晚去台灣的，那就是在台灣醫界頗具盛名的前台北榮總院長彭芳谷醫師，我在「松街的故事之二」中，專文介紹過他老人家的。
未及逃離而遇害的舅舅余躍飛
我們家中沒能及時逃出赤禍的親戚多不勝數，遭遇最慘的，莫過於舅舅余躍飛，我母親唯一的親弟弟，與大伯謝肇鈞，我父親唯一的親哥哥。
躍飛舅原名「遺生」，他自幼身世崎嶇（不是坎坷），因為當年我外公余肖雲與外婆都是習醫的留日學生，但外公不幸在日本醫院實習時，感染了上世紀初漫延全球的瘟疫，死於東瀛（全球死亡人數可能超過五千萬）。外婆當時已有身孕，乃攜子（在日本出生的日生舅）返國待產，所以躍飛舅是遺腹子。外婆在生產後立即返日繼續未竟之學業，後來在東京再嫁，又生了四個孩子，遺生舅與日生舅，連同他們的姐姐（我的母親）就都被「遺忘」在湖南長沙，他們的外公婆家。日生舅四歲時不幸遇溺，是我母親畢生最大的憾事之一。
躍飛舅在讀中學時，自行改名為諧音的「怡生」，後來或許是受了姐夫（就是我父親）之影響而投筆從戎，考進了中央軍校二分校（設於武漢），就讀其間再度改名為「躍飛」，是二分校第一期（等同黃埔軍校第 14期）畢業生，畢業後投入抗日戰場，逐步由少尉排長升至少校團附。
1947年時，躍飛舅在陳明仁的部隊裡任師副參謀長（中校官階），曾在東北的四平街戰役中，與林彪的部隊激戰，遭林彪的部隊以四倍兵力之優勢團團包圍，幸得空軍第四大隊的P-51野馬式戰鬥轟炸機群之協助，終於擊退共軍，空軍大隊長蔡名永將軍因此役而獲頒青天白日勳章，他也就是我在「浮生六記衍生的故事」一文中所提到過的那位蔡將軍，他日後到了台灣，在空軍副總司令任上退休。
陳明仁雖然是黃埔一期畢業生，但是個性貪婪，是國軍中「吃空缺」最嚴重的將領之一，老總統在日記中曾記載過他的惡行，他在四平街戰役中指揮與調動軍隊皆無方，備受各級長官之指責，四平街戰役最後因共軍撤圍而算是「慘勝」，其實都是空軍四大隊日夜不停，輪番轟炸掃射共軍陣地建的功，與他無關，無奈陳誠與白崇禧力保他，居然還替他報准了一枚青天白日勳章，更加深了他為所欲為之囂張行徑，所以當陳明仁夥同湖南省主席程潛，於1949年8月4日在長沙宣布投匪時，應該不出各方之預料。
躍飛舅在陳明仁叛變時不及脫逃，就此陷入「匪區」。
父母親曾告訴過我，躍飛舅生前長相英挺，而且音樂與藝術天份很高，從軍之前就在一個湘劇團演出，與一位同團的彭姓女演員相戀，結婚後育有一女（以年齡論，是我表姐），但是兩人日後離異，女兒歸女方撫育，我父母親在貴州札佐時，她們母女倆曾前來避難。抗戰勝利後，躍飛舅與司靜淳女士結婚，兩人無子女。
1949年七十軍在移防到贛南的瑞金時，軍部眷屬（包括我們全家）皆隨行，有一次躍飛舅與舅媽司靜淳來探親，見我的褓姆張嫂已離開，舅媽就自告奮勇地留下照顧我們兄弟倆，直到七十軍開赴廣州時她才離開，回到武漢躍飛舅的駐防地。
陳明仁叛變後，躍飛舅雖然得以脫逃，但無法與我們聯絡上，乃變裝易名，加入某共軍單位之「文工團」成為話劇演員，冀圖以之掩飾其真實身份，但不幸於1953年在某地演出時，被台下某觀眾認出，當場以「反革命」罪名被拘，解送到他從未去過的祖籍──湖南平江縣去接受「公審」，他原先還以為罪不至死，但在那盲目爭功之毛式鬥爭年代，躍飛舅在「公審」定罪後慘遭當場活埋。
由於音訊不通，躍飛舅死後35年的 1988年，我們才輾轉得知他的惡耗，那年我七十歲的母親還是位全職的合法針灸醫師，接惡耗後幾乎哭瞎了眼，再也無法做細微的針灸工作了。
後來我母親曾託她的表弟范陶正，在湖南各地之報紙，長期刊登尋人啟事，冀望找到躍飛舅的前後兩任妻子與他的獨女（前妻之女），皆徒勞無功。陶正舅是我九舅公范新懷之嗣子，因九舅公失婚且無子女，長輩們將十四舅之子范陶正過繼給他，十四舅是九舅的弟弟，這兩位舅公的親姐姐當然就是我的外婆囉。
因為我母親失怙後，是靠她的九舅接濟、撫育長大的，所以我曾在一篇「松街的故事」中，特別列述我這九舅公之事跡，與他被中共虐死的經過。身為九舅公嗣子的陶正舅，自然也受到嚴重迫害，直到1989年九舅公范新懷被「平反」後，才遭解除他的黑籍（黑五類），足足受了四十年的活罪。陶正舅不是高級知識份子，也非「反革命」份子，他被迫害的唯一罪名是，他是九舅的嗣子，中共這般地惡整無辜人民，你且說說看，這不是暴政又是什麼？
無辜慘死於鬥爭會上的大伯謝肇鈞
我的大伯，是比我父親年長約四歲的肇鈞伯，也是他唯一的兄弟。
我確實見過他一面，時間是1949年春，地點是在江西瑞金，只是那年我才剛滿四歲，對他的形像自是毫無記憶。
我母親對他的印象比較深，躺在松街療養院的病房裡時，母親告訴我，他比我父親至少要高半個頭，兄弟倆臉型雖然相似，但肇鈞伯面容不似我父親那樣黝黑，面孔也圓潤一些。
自我祖父承恭公病逝後，謝氏家道頓時中落，生活難以為繼，家中的四個孩子兩男兩女，長女於六歲時突然發高燒，因無錢延醫治療而病故，次女就是我的淑莊姑，日後被賣到鄰村為童養媳。肇鈞伯是長男，當時雖然只有十二歲，武平縣城裡卻有一家裁縫舖願意收他為學徒，還供食宿。所以他雖然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但因每天有三餐可吃，也不需辛苦地下田工作，以至發育正常，塊頭也不小。我父親與小妹妹淑莊姑成長後體形瘦小，都是因為小時候經常是「有一餐、沒一餐」地過日子，能夠存活下來，已是萬幸。
1949年在江西瑞金時，我父親是擔任七十軍的副軍長，瑞金雖然離福建武平家鄉只有六十里左右（地圖上的直線距離），但是中間有武夷山橫亙阻隔，交通不便，且父親軍職在身，不便返鄉一行（除非帶警衛排同行以策安全），所以託人捎信回鄉，希望大伯能攜同我祖母來見個面。數日後，大伯與他的好友潘明永現身瑞金，說我祖母年逾七旬，不克前來。
父親自投身黃埔，除了在1930年赴英國皇家軍校（也是當年邱吉爾首相與現今哈利王子等之母校──桑赫斯特軍校）留學之前，短暫返鄉數日之外，就再也沒有返鄉省親（母親）之機會了。
父親逝世於1995年，就這樣做了65年的異鄉遊子， 寫了許許多多讓我讀之非常感傷的懷鄉詩句，句句皆強烈地表達他那「撕心裂肺」的哀思。
我母親自幼失怙，所以她透徹瞭解父親的心情，眼看這瑞金一別可能會是永訣，乃主動拿出私蓄之大半，四百枚銀元，託大伯轉交給我祖母。
對這件事，我父親終身都有深刻記憶的，1995年8月底，在舊金山醫院的安寧病房裡，護理人員在父親之病床旁放了一張坐臥兩用的躺椅，讓我在他老人家逝世前的48小時，不分晝夜地在旁陪侍著，他在昏迷與與清醒之間徘徊，清醒的時候，這四百枚銀元之事，曾被他刻意提及，還不忘盛讚我母親的善意、無私與孝心，要求我好好替他照應母親，雖然時隔已27年，當時情景仍歷歷在目，痛哉。
大伯告別我父母親時，這四百枚銀元被分成兩半，分別綁在他與他的好友潘明永之腰際，潘明永見財忘義，次日清晨大伯在旅館起床時，才發現潘明永已不見蹤影，我父母親得知後雖然也十分懊惱，但是想到潘明永至少沒有殺掉大伯，奪取全部的四百銀元，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大伯以裁縫維生，是低層藍領階級，但是因為我父親之故，每有鬥爭大會，他都被五花大綁地揪上台惡鬥，1957年某日，大伯在台上被痛毆，當場吐血昏迷，家人急忙返家，拆下一塊門板當作擔架將他抬回，但他尚未回到家門口就嚥了氣。
不消說，大伯直系後代的兩男三女，全屬「黑五類」，其中的兩位女兒還是我的堂姐，他們沒受到過小學以上之教育不說，還連累到大伯的孫輩也全都成了最低層，沒受良好教育之藍領階級。2002年我返鄉祭祖時，見到親戚們那潦倒不堪之生活環境，用「搖頭嘆息」亦不足以形容我當時的極度失望。
是的，二十年後的2022年，武平家鄉的生活環境（民生方面）已有長足改善，祝願不久的將來，「民權」方面也能齊頭並進，這才讓中共在搖晃那「民族主義」大旗之際，搖得有意義，有價值，不至淪為欺世盜名之空洞口號。
結語
73年後在這兒回顧那1949年的往事，無非是想為後人留下一些真實紀錄，也為坊間眾多「1949悲歡離合」的報導添加一筆資料，我就事論事，且慣以真名實姓寫文章，就是要為其內涵負責。文中偶有逆耳之忠言，也都是善意的，我身為炎黃子孫，當然冀望中華民族之再度崛起，昂首於世，請萬勿因立場迥異而對我大加撻伐，是為幸也。
【謝行昌，2022年9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