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2月07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Peter Dahlin撰文／信宇編譯）最近以來，值得外界特別關注的是，許多被指控犯有國家安全罪的香港人，包括民主抗議者，正在中共政權高壓下選擇認罪。不出所料的是，這樣的消息遭到不少人的嘲笑。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現象標誌著香港當地法律制度內地化，特別是標誌著北京政權正式在香港強制實施國家安全法。
在中共治下，民眾其實沒有選擇可言。面對政府指控，認罪伏法幾乎是唯一的歸途。這就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典型運作方式，在幾乎任何情況下，不認罪都被認為是愚蠢的。中共政府2021年公布的最新完整數據顯示，在170萬個案件判決中，只有511個案件被判決無罪。毫無疑問，這些數字令人震驚。
任何曾經被中共逮捕過的人都很清楚這一點：即使你是無辜的，你也會被判定有罪。對於這一點，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心知肚明，最終的結局就是，每個人都會被迫認罪。中國法院很少為缺乏證人和技術或法醫證據而煩惱；要獲得這些證據成本很高，而且根本沒有必要，因為他們只需要獲得嫌犯的供詞即可。
這項定律尤其適用於廣大的人權捍衛者。這些勇敢的人權鬥士遭到中共政權逮捕後，會被關進監獄，經歷嚴刑拷打，身心盡損，甚至毀掉生命。然而，如果他們有機會得到釋放，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他們還會回到原來的工作中。他們知道這工作可能會殺死他們，或者至少會摧毀他們的生活。但他們還是回來了，幾乎從不例外。然而，即使是這些人，除了一些非常罕見的例外，也會認罪。這是因為他們軟弱或沒有原則嗎？當然不是。
任何相信自己在為一個偉大的事業而奮鬥的人都知道，只有當一個人擁有自由時，這樣的奮鬥才有可能。另一方面，每個人都知道，如果他認罪，他的刑期將被大大減少。如果他肯定知道自己會被定罪，為什麼要選擇在監獄中度過八年而不是四年呢？
如果嫌犯不選擇自行招供的話，中共警察幾乎有無限的能力來迫使他們招供，從身體摧殘到心理折磨，從威脅家庭成員到拘留或逮捕他們。如果這些方法都不起作用，警察可以更進一步，去找其他相關人員，如同事、商業夥伴等，把這些人作為棋子和誘餌來成功獲取口供。
香港許多民眾因參與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簡稱「反送中」）和呼籲民主的示威集會活動受到政府逮捕而伏法認罪，此舉表明香港民眾對獲得公平審判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而最近的法院判決清楚地表明了箇中原因。
北京在香港實施嚴厲的國家安全法，令警察、檢察官和中央政權權力隻手遮天，以至於被告在審判前獲得保釋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審前拘留卻被任意延長。一些異議人士，如（擁有澳洲 – 中國雙重國籍的政治活動人士）吳政亨（Gordon Ng），已經在法庭審判前被拘留長達一年半以上的時間，並被拒絕保釋。而還有一些人，如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由於健康狀況惡化而獲得保釋，但遭到嚴格的人身限制，不能與外國官員會面。
此外，香港的政客們多次威脅要強化地方立法，如國安法將更嚴格地限制保釋條件等自由空間。這種地方立法也是為了「填補」北京中共當局實施的法律留下的空白，這意味著限制異見人士自由的法律框架可能會進一步惡化，以至於更多的行為和言論將被當局定罪。
當更多人被移送審判時，香港的民主空間將遭到無情擠壓，一些當年領導反送中民主運動的民間領袖，在遭到政府清算逮捕後，選擇低頭認罪，這一切並不令人驚訝。他們認罪是對香港墮落的法律制度和北京集權制度的控訴，而不是對自己過往民主信念的放棄。
作者簡介：
彼得·達林（Peter Dahlin）是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成立於2016年）創始人，也是總部位於中國北京的非政府組織「中國行動」（China Action, 2007—2016）聯合創始人。他著有《媒體審判：中共的新式審判表演以及中國媒體的全球擴張》（Trial By Media: China’s New Show Trials,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 Media, 2018）一書，也是《失蹤者人民共和國：中共治下人口強迫失蹤系統內部追蹤》（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 Stories from Inside China’s System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2017）一書的撰稿人之一。他從2007年起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拘留並被關進祕密監獄。隨後他被驅逐出境並被禁止入境。在去中國之前，他為瑞典政府工作，處理性別平等問題。他現在居住在西班牙馬德里。
原文：Hongkongers Pleading Guilty Is a Sign They’re Under Beijing’s Control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