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3月24日訊】老哥與我在松街療養院陪母親的那些日子裡，我們母子三人使用的語言通常是「普通話」，但是因為咱弟兄倆的共通語言是「眷村川語」，所以兄弟倆不時會以這介於普通話與川音之間的「怪腔怪調」交談。當然，我母親本就是位語言天才，在我們兄弟倆的「眷村川語」交談中穿插進來時，絕對是可以「無縫接軌」的。
七十多年來，老哥一直是我「眷村川語」中的「鍋鍋」（哥哥），當然，我就是他的「笑迪」（小弟）囉。我嫂嫂是道地上海人，講起普通話來少不了還有些「吳儂軟語」腔，但是在與我談起我老哥時，居然會來個「你鍋鍋」長，「你鍋鍋」短的。我嘴裡不說，但樂在心裏，嘿，她老姐顯然被我兄弟倆給「同化」啦！
但是「眷村川話」只是有點兒接近「普通話」的川音，真正的四川人會聽得出，我倆八成是「下江人」講四川話。至於「下江人」又是啥？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國府以重慶為陪都，四川全省就有許多外地移入的人口，他們被當地民眾統稱為「下江人」，那是因為長江在貫穿四川的那段是屬於上游，所以從其他省份移來的人不被他們稱為「下江人」也難，但在語義上，它應該沒有輕蔑之意。
可話又說回來，同屬四川省的兩個千萬人口大城市，成都與重慶，兩地的口音就略有不同，當地人能夠分辨，我這「半調子」當然就只有「站邊」的份啦。
我父親的家鄉是福建武平，那兒離客家人的「首都」廣東梅縣，直線距離約五十多公里，中間只隔了一個廣東的蕉嶺鎮而已，所以他的「母語」是梅縣客家話。母親的祖籍是湖南平江，但她是在長沙長大的，所以「母語」是「長沙湘語」。哦，幹嘛這麼咬文嚼字地，不就是「湖南話」嘛。呃，您看倌所不知，湖南的中北部各地語言或許相差不太大，但南部與廣東梅縣相鄰之部份，是屬於客語的地盤。就長話短說罷，我父母親各自的「母語」是不相通的，所以我們家中的共同語言是「普通話」，就是在台灣被稱為「國語」的那款。
根據母親的回憶，我在五歲以前的語言是以「湘語」為主，那是因為她與我的褓姆「張嫂」都是湖南人，加上當時只講「普通話」的父親軍務繁忙，很少在家，所以我也就沒機會學其他語言。
1948年後的兵荒馬亂中，我們一家曾在廣州市區與九龍牛池灣的難民營住了近兩年，那時「鍋鍋」讀小學，「笑迪」進幼稚園，所以都「混」得一口廣東腔，兩人回到家裡還經常「忘情地」以廣東話對講，讓幾位長輩們都看（聽）得傻了眼。
到了台灣後，老哥與我之間的共同語言卻變成「眷村川語」，那是因為我們住在位處南部的高雄鳳山眷村中，在我倆適應力最強的兒時，四周的玩伴泰半是四川人，我們兄弟倆之間的共通語言，自然而然變成了「眷村川語」，也就是那不太地道的「四川話」。七十多年後的今天，當你聽到我們兄弟之間在閒聊時所使用的語言，還是那一成不變的半調子四川話時，就該不足為奇啦。
這兒時的「眷村川語」，可能已影響到我日常「普通話」的口音，因為川音基本上很少有「捲舌音」，而我們現在所通行的「普通話」，應該主要是由「北京話」衍生出來的，「捲舌」是其特色之一。例如牙齒的「齒」，小時候被我不捲舌地講成了「此」，費了不少時間才「改正」回來。
在寫作上，我也曾不自覺地把「你知不知道」寫成「你曉不曉得」，那好像是直接由川語的「匿消不消蝶」演變而來的。嘿，我可不是什麼語言專家，您看了我這段「古怪」文字，抿嘴一笑就好，千萬別跟著我起哄。
當然，民國四十年代的高雄，外省子弟出了眷村，在鳳山街頭若是不會講幾句閩南話（台語），是極有可能會惹出一些「麻煩」的（沒在這兒瞎掰，因為我自身體驗過），所以我也得硬著頭皮，摸索著學會講半調子的閩南話（上中學以後才開始的）。但是話又說回來，在眷村裡成長的外省孩子們，若是對「眷村川語」一竅不通，也會「活得辛苦」。所以對我們哥兒倆，「眷村川語」就等於是「鄉音」，那與鳳山陸軍官校比鄰的黃埔新村（只隔一條柏油路），就是我們兄弟倆成長時，為「適應環境」而認知（adapted）的「故鄉」。
也請看倌們留意我在這兒的英文用詞是adapted ，而不是adopted，我滯留美國雖然已超過半世紀，但是不至於會忘記我的「根」是在福建省武平縣中山鎮。也是題外話，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美國白人，都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從歐洲的那一國移民來的，即使兩百多年後也不會「忘本」。
眷村居民當然是來自「五湖四海」，以我們居住的高雄鳳山的黃埔新村為例，好像各地之方言我都聽到過，老哥與我之會把「眷村川語」當作「鄉音」，也許與我們的緊鄰有著密切關係。
黃埔新村有十二條巷子，東、西各六條，我家是在西一巷，也就是西邊最靠北面的巷子。在民國四十年代初，巷子裡尚未增建眷舍時，這小小一條巷子內的十幾家住戶中，就有至少六戶是四川人。更巧的是，這幾戶的孩子們都年齡相若，即使不是同班同學，也只上下差一、兩個年級而已，平日在眷村的陸軍總部附小──誠正小學一起上課，課餘活動絕對是以「眷村川語」打成一片，我們之間的語言自然而然地就這樣被「統一」啦。
下面這張老照片，是我碩果僅存的一張，與兒時「眷村川語」玩伴之合影。站在後方的兩位「大人」，屬於我的遠房叔輩（可惜已忘記他們的全名），他倆都是我父親在領軍（70軍32師）駐守江西瑞金時，從幾十里外的家鄉（福建武平）翻山越嶺來從軍的謝氏「小兵」，當時他們尚未結婚成家，所以早期每逢陰曆年時，都會受邀在我們鳳山的家中盤桓數日。
1955年的年初三，承他倆好意，要帶領我們兄弟乘坐公路局班車，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屏東公園「踏春」。三位鄰居小夥伴們平日與我們兄弟形影不離，老哥又是我們這群「小蘿蔔頭」的頭兒，在他的要求下，眾「小蘿蔔頭」也搭上了順風車（兩位族叔本也就喜歡孩子），在屏東公園裡玩了一整天。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兒過意不去，當天眾人的車資與吃喝，必然讓兩位族叔（當兵的薪水非常有限）破費不少。
那三位鄰居小夥伴全是滿嘴「正宗」川語，因為他們的雙親或父母之一，是地道的四川人，所以我們兄弟倆的口音也受到「嚴重」影響。個頭兒最小的那位是王家的「喇利」，哦，「喇利」是他的川語小名，全名我就記不得啦，他的姐姐是低我一班的王美珍，下文會提到的。
其他的四個孩子由左至右是我（穿格子背心），我「鍋鍋」，「笑旁」（小胖孟昭鯉，後來進了陸軍官校），最右邊的是「笑知」（曾再興，高雄水產職校畢業後在海軍服役，最後上了商船，一生遨遊四海）。
在就讀高雄中學時，同屆的同學有許多是左營海軍眷區出身的，當我們聚在一起閒聊時，也常使用「眷村川語」。他們（至少有十好幾位）之中我還記得名字的有李健民、龔明谷、藍寧利、章廣建等。其中，龔明谷與藍寧利兩人，日後都成了職業軍人，是海軍官校的正期畢業生，軍中生涯各有所成。藍寧利是海軍中將退伍的，我倆雖然自中學以後就沒有聯繫，但偶爾會在台灣媒體上見到他，他似乎對台海兩岸的情勢有相當精闢與獨到之見解，在此順便給寧利兄一個「讚」吧！
讀高中的最後一年，我隨父親住在台北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的校區內「請參閱『讀建中的那一年』一文」，父親當時的「侍從」之一是王建槐准尉，他一家子都是正宗四川人，與我毫無語言隔閡，暫離母親（還住在鳳山）的那一年，承「王大哥」夫婦之盛情，在他家裡吃過無數次飯，也承他們夫婦倆之照應，我在台北的日子才過得那麼順遂。
王大哥退役後在台北「中泰賓館」任職，他與我的私人情誼一直延續至二十一世紀，我曾多次返台公辦，幾乎每次都會與王大哥見面，以「川語」敘舊。我父親獨居台北多年，也曾得到他們夫婦倆的悉心照顧（他們完全無此義務的），如今思之仍感其親如家人之情誼，斷不是一個「謝」字就可以表達的。
王大哥夫婦倆的正宗四川口音，也讓我的「鄉音」在離開鳳山眷村後，不致中斷。
後來在台南讀成功大學，得在外租「雅房」時，也多半是在離校園不遠的一個名為「崇誨新村」的空軍眷村裡，前後的兩位房東都是講正宗四川話的，當然與我也毫無語言「隔閡」。而且記憶中，好像咱們電機系班上有好幾位軍眷同學，他們也都可以講幾句「眷村川語」，聊天時偶爾會「冒出」幾句來湊興呢。我十年前發表的那篇文章「衛國街演義」，紀錄了不少當年的趣事，那「崇誨新村」就是衛國街的一部份。離開台南匆匆五十好幾年，「崇誨新村」應該早已拆建，成為高樓啦。
我的預備軍官「專長培育」地點，是在高雄岡山的空軍通訊電子學校，帶領我們這群學生的，是位服常備役的張姓教育班長，忘記他是那個眷村來的，也經常與我用「眷村川語」聊天，軍中生活上自然蒙他照應不少。
岡山的眷村裡住有幾位成功大學同學，所以每逢週日，我也會去當地空軍眷村之一的勵志村「報到」，在村中幾乎就沒有聽到過什麼「眷村川語」之外的聲音。
呃，所以我「以偏概全」的「定義」就是，三軍眷村都是「眷村川語」的孕育地，不過肯定是有例外的。
服兵役的那一年，我在空軍防空砲兵205營的營部連裡當個芝麻官，擔任通訊排的少尉排長，營部連中有至少三、四十位隨國軍來台灣的老士官，顯然其中大部份來自四川，所以大「通舖」裡一片「鄉音」，讓我十分驚喜。
或許有些在台灣服義務役的人會覺得，服役的日子難熬得很，但對我而言，日子過得十分寫意，那簡陋的軍營中遍處「鄉音」，與老士官們（甚至包括伙夫頭夏天興在內）在生活上可以完全「打成一片」，讓我有「賓至如歸」之感。宿舍裡的老士官們大都是離鄉背井的單身漢，偶爾情緒煩躁時，會一言不合地互毆。我擔任「值星官」時得權充和事佬，有時也會情不自禁地用「鄉音」來「吆喝」他們幾句呢。
有些厭煩或是畏懼軍旅生活的人，把軍中服役的生活描繪為「艱苦」，是在「數著饅頭」過日子，但是我每天早餐吃的那個特大號饅頭，配以油爆花生米與現磨的新鮮豆漿吞下，總覺滋味鮮美無比，至今想起還讓我垂涎三尺。服兵役的那一年也讓我滿足了咱們軍眷子女與生俱來的「報國使命感」，是我一輩子都引以為傲的。
台灣有位立法委員，到處宣揚他在兵役體驗時，謊稱「焦慮症」而成功逃避兵役的「偉大事蹟」，我倒要問問，是否只要不服兵役，那「焦慮症」就會自動痊癒啦？我認為有些「焦慮症」之引發，與日常生活起居是否正常有關，軍中的規律生活應該還有助於「焦慮症」之康復呢。唉，這傢伙居然是「民選」出來的，還連選連任呢，難道說台灣的一般民間風氣，與半世紀前有如此大之差距？
眷村子女因耳濡目染，投身軍旅（志願役）的不在少數，我們在鳳山的兩個相鄰村子（黃埔新村與黃埔二村），可能有近百子弟成為職業軍人，日後肩上掛將星的應該也不下十位吧。僅以我們小小的西一巷為例，入陸軍官校為正期生的，就有倪世強、楊宗閩與孟昭鯉等三位，黃復軍（我的小學同班女同學）與我的「鍋鍋」謝平昌，則先後去了北投的復興崗（日後的政戰學校）。黃復軍的「鍋鍋」黃學文，是由空軍幼校直升到空軍官校的，成為人人稱羡的戰鬥機飛行員。我在台南成功大學讀大四的那年（1967年），曾在一家電影院門口巧遇在台南空軍基地飛超級軍刀機F-100的黃學文，兩人還當場得意地用「眷村川語」大聲嚷嚷地敘舊，頗引人側目呢。
幾年後，我在海外版的中央日報上讀到一則與黃學文有關之新聞（那時我已負笈美國），原來他於某次台海巡邏返航途中（已在台灣本島陸地上空），F-100引擎突然故障熄火，在無法重新啟動引擎之情況下，塔台已建議跳傘逃生，但是他不願戰機在失控之狀況下墜落台南市區，可能會造成大批地面人員死傷，所以冒險以他的高超飛行技術熟練地操作戰機，安全地滑翔飄降在台南空軍基地。
這噴射戰鬥機在熄火後能夠成功「飄降」，可也不是什麼「天方夜譚」的事，早年飛機之方向操縱，多半是用液壓式機械控制的，與現在常見之電腦「線控」，有著天壤之別，所以一旦飛機失去引擎動力，只要高度還夠，滑翔「飄降」固然有相當難度，但絕對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十多年前曾返台數次，數度與兒時同學們相聚，經過幾十年來的「國語教育」，當年同學之間盛行的「眷村川話」，業已退居為「第二語言」，我們這群「第二代外省人」也都已「七老八十」地逐漸凋零（飛將軍黃學文已於幾年前病逝台北），看樣子這獨特的「眷村川語」不久也將式微，消失得無影無蹤。
2010年春，我趁返台機會，邀宴六位小學同學，其中三位女生居然都是我在西一巷時的鄰居，王美珍（住6號），我（住4號），黃復軍（住9號）三人，聊起天來也還是滿嘴「眷村川語」，王與黃本來就是道地的四川人，胡慧君（住10號）的雙親可都是廣東人，但是當她插進來聊天時，好像「眷村川語」依然可以朗朗上口，沒有什麼廣東音。
約十年前，聽說黃埔新村已開始改建，我趁返台之便坐高鐵趕去鳳山，不料晚了一步，我的老家是第一批被拆除的眷舍之一，面對那斷垣殘璧，我還蠻難過的。不過有些老鄰居的後代還住在那兒，他們也曾聽說過我們「謝」家之往事，但與他們閒聊時，發現「眷村川語」顯然已非「主流」，不過他們的上一代（與我同輩的）還是滿嘴「眷村川語」，讓我有「返鄉」之感。
根據我在網上查出的統計，世界上「川語系」的人口有一億兩千餘萬﹝當然不包括「眷村川語」在內﹞，所以「川語」是絕對不會消失的。但隨著「國語」之推行，台灣的「眷村川語」已很難聽到啦。
所以每當我與「鍋鍋」在電話上滔滔不絕地使用「眷村川語」時，自己心中還是蠻有感觸的，經過了悠長的六、七十年，咱倆居然還能使用「鄉音」對話，只是物換星移，我們應該是最後一代可以使用台灣「眷村川語」的人啦！
【謝行昌，2022年3月完槁於美國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