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十三:最後一代「眷村川語」的故事

作者:謝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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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3月24日訊】老哥與我在松街療養院陪母親的那些日子裡,我們母子三人使用的語言通常是「普通話」,但是因為咱弟兄倆的共通語言是「眷村川語」,所以兄弟倆不時會以這介於普通話與川音之間的「怪腔怪調」交談。當然,我母親本就是位語言天才,在我們兄弟倆的「眷村川語」交談中穿插進來時,絕對是可以「無縫接軌」的。

七十多年來,老哥一直是我「眷村川語」中的「鍋鍋」(哥哥),當然,我就是他的「笑迪」(小弟)囉。我嫂嫂是道地上海人,講起普通話來少不了還有些「吳儂軟語」腔,但是在與我談起我老哥時,居然會來個「你鍋鍋」長,「你鍋鍋」短的。我嘴裡不說,但樂在心裏,嘿,她老姐顯然被我兄弟倆給「同化」啦!

但是「眷村川話」只是有點兒接近「普通話」的川音,真正的四川人會聽得出,我倆八成是「下江人」講四川話。至於「下江人」又是啥?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國府以重慶為陪都,四川全省就有許多外地移入的人口,他們被當地民眾統稱為「下江人」,那是因為長江在貫穿四川的那段是屬於上游,所以從其他省份移來的人不被他們稱為「下江人」也難,但在語義上,它應該沒有輕蔑之意。

可話又說回來,同屬四川省的兩個千萬人口大城市,成都與重慶,兩地的口音就略有不同,當地人能夠分辨,我這「半調子」當然就只有「站邊」的份啦。

我父親的家鄉是福建武平,那兒離客家人的「首都」廣東梅縣,直線距離約五十多公里,中間只隔了一個廣東的蕉嶺鎮而已,所以他的「母語」是梅縣客家話。母親的祖籍是湖南平江,但她是在長沙長大的,所以「母語」是「長沙湘語」。哦,幹嘛這麼咬文嚼字地,不就是「湖南話」嘛。呃,您看倌所不知,湖南的中北部各地語言或許相差不太大,但南部與廣東梅縣相鄰之部份,是屬於客語的地盤。就長話短說罷,我父母親各自的「母語」是不相通的,所以我們家中的共同語言是「普通話」,就是在台灣被稱為「國語」的那款。

根據母親的回憶,我在五歲以前的語言是以「湘語」為主,那是因為她與我的褓姆「張嫂」都是湖南人,加上當時只講「普通話」的父親軍務繁忙,很少在家,所以我也就沒機會學其他語言。

1948年後的兵荒馬亂中,我們一家曾在廣州市區與九龍牛池灣的難民營住了近兩年,那時「鍋鍋」讀小學,「笑迪」進幼稚園,所以都「混」得一口廣東腔,兩人回到家裡還經常「忘情地」以廣東話對講,讓幾位長輩們都看(聽)得傻了眼。

到了台灣後,老哥與我之間的共同語言卻變成「眷村川語」,那是因為我們住在位處南部的高雄鳳山眷村中,在我倆適應力最強的兒時,四周的玩伴泰半是四川人,我們兄弟倆之間的共通語言,自然而然變成了「眷村川語」,也就是那不太地道的「四川話」。七十多年後的今天,當你聽到我們兄弟之間在閒聊時所使用的語言,還是那一成不變的半調子四川話時,就該不足為奇啦。

這兒時的「眷村川語」,可能已影響到我日常「普通話」的口音,因為川音基本上很少有「捲舌音」,而我們現在所通行的「普通話」,應該主要是由「北京話」衍生出來的,「捲舌」是其特色之一。例如牙齒的「齒」,小時候被我不捲舌地講成了「此」,費了不少時間才「改正」回來。

在寫作上,我也曾不自覺地把「你知不知道」寫成「你曉不曉得」,那好像是直接由川語的「匿消不消蝶」演變而來的。嘿,我可不是什麼語言專家,您看了我這段「古怪」文字,抿嘴一笑就好,千萬別跟著我起哄。

當然,民國四十年代的高雄,外省子弟出了眷村,在鳳山街頭若是不會講幾句閩南話(台語),是極有可能會惹出一些「麻煩」的(沒在這兒瞎掰,因為我自身體驗過),所以我也得硬著頭皮,摸索著學會講半調子的閩南話(上中學以後才開始的)。但是話又說回來,在眷村裡成長的外省孩子們,若是對「眷村川語」一竅不通,也會「活得辛苦」。所以對我們哥兒倆,「眷村川語」就等於是「鄉音」,那與鳳山陸軍官校比鄰的黃埔新村(只隔一條柏油路),就是我們兄弟倆成長時,為「適應環境」而認知(adapted)的「故鄉」。

也請看倌們留意我在這兒的英文用詞是adapted ,而不是adopted,我滯留美國雖然已超過半世紀,但是不至於會忘記我的「根」是在福建省武平縣中山鎮。也是題外話,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美國白人,都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從歐洲的那一國移民來的,即使兩百多年後也不會「忘本」。

眷村居民當然是來自「五湖四海」,以我們居住的高雄鳳山的黃埔新村為例,好像各地之方言我都聽到過,老哥與我之會把「眷村川語」當作「鄉音」,也許與我們的緊鄰有著密切關係。

黃埔新村有十二條巷子,東、西各六條,我家是在西一巷,也就是西邊最靠北面的巷子。在民國四十年代初,巷子裡尚未增建眷舍時,這小小一條巷子內的十幾家住戶中,就有至少六戶是四川人。更巧的是,這幾戶的孩子們都年齡相若,即使不是同班同學,也只上下差一、兩個年級而已,平日在眷村的陸軍總部附小──誠正小學一起上課,課餘活動絕對是以「眷村川語」打成一片,我們之間的語言自然而然地就這樣被「統一」啦。

下面這張老照片,是我碩果僅存的一張,與兒時「眷村川語」玩伴之合影。站在後方的兩位「大人」,屬於我的遠房叔輩(可惜已忘記他們的全名),他倆都是我父親在領軍(70軍32師)駐守江西瑞金時,從幾十里外的家鄉(福建武平)翻山越嶺來從軍的謝氏「小兵」,當時他們尚未結婚成家,所以早期每逢陰曆年時,都會受邀在我們鳳山的家中盤桓數日。

圖:1955年的年初三,於屏東公園。(作者提供)

1955年的年初三,承他倆好意,要帶領我們兄弟乘坐公路局班車,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屏東公園「踏春」。三位鄰居小夥伴們平日與我們兄弟形影不離,老哥又是我們這群「小蘿蔔頭」的頭兒,在他的要求下,眾「小蘿蔔頭」也搭上了順風車(兩位族叔本也就喜歡孩子),在屏東公園裡玩了一整天。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兒過意不去,當天眾人的車資與吃喝,必然讓兩位族叔(當兵的薪水非常有限)破費不少。

那三位鄰居小夥伴全是滿嘴「正宗」川語,因為他們的雙親或父母之一,是地道的四川人,所以我們兄弟倆的口音也受到「嚴重」影響。個頭兒最小的那位是王家的「喇利」,哦,「喇利」是他的川語小名,全名我就記不得啦,他的姐姐是低我一班的王美珍,下文會提到的。

其他的四個孩子由左至右是我(穿格子背心),我「鍋鍋」,「笑旁」(小胖孟昭鯉,後來進了陸軍官校),最右邊的是「笑知」(曾再興,高雄水產職校畢業後在海軍服役,最後上了商船,一生遨遊四海)。

在就讀高雄中學時,同屆的同學有許多是左營海軍眷區出身的,當我們聚在一起閒聊時,也常使用「眷村川語」。他們(至少有十好幾位)之中我還記得名字的有李健民、龔明谷、藍寧利、章廣建等。其中,龔明谷與藍寧利兩人,日後都成了職業軍人,是海軍官校的正期畢業生,軍中生涯各有所成。藍寧利是海軍中將退伍的,我倆雖然自中學以後就沒有聯繫,但偶爾會在台灣媒體上見到他,他似乎對台海兩岸的情勢有相當精闢與獨到之見解,在此順便給寧利兄一個「讚」吧!

讀高中的最後一年,我隨父親住在台北三軍聯合參謀大學的校區內「請參閱『讀建中的那一年』一文」,父親當時的「侍從」之一是王建槐准尉,他一家子都是正宗四川人,與我毫無語言隔閡,暫離母親(還住在鳳山)的那一年,承「王大哥」夫婦之盛情,在他家裡吃過無數次飯,也承他們夫婦倆之照應,我在台北的日子才過得那麼順遂。

王大哥退役後在台北「中泰賓館」任職,他與我的私人情誼一直延續至二十一世紀,我曾多次返台公辦,幾乎每次都會與王大哥見面,以「川語」敘舊。我父親獨居台北多年,也曾得到他們夫婦倆的悉心照顧(他們完全無此義務的),如今思之仍感其親如家人之情誼,斷不是一個「謝」字就可以表達的。

王大哥夫婦倆的正宗四川口音,也讓我的「鄉音」在離開鳳山眷村後,不致中斷。

後來在台南讀成功大學,得在外租「雅房」時,也多半是在離校園不遠的一個名為「崇誨新村」的空軍眷村裡,前後的兩位房東都是講正宗四川話的,當然與我也毫無語言「隔閡」。而且記憶中,好像咱們電機系班上有好幾位軍眷同學,他們也都可以講幾句「眷村川語」,聊天時偶爾會「冒出」幾句來湊興呢。我十年前發表的那篇文章「衛國街演義」,紀錄了不少當年的趣事,那「崇誨新村」就是衛國街的一部份。離開台南匆匆五十好幾年,「崇誨新村」應該早已拆建,成為高樓啦。

我的預備軍官「專長培育」地點,是在高雄岡山的空軍通訊電子學校,帶領我們這群學生的,是位服常備役的張姓教育班長,忘記他是那個眷村來的,也經常與我用「眷村川語」聊天,軍中生活上自然蒙他照應不少。

岡山的眷村裡住有幾位成功大學同學,所以每逢週日,我也會去當地空軍眷村之一的勵志村「報到」,在村中幾乎就沒有聽到過什麼「眷村川語」之外的聲音。

呃,所以我「以偏概全」的「定義」就是,三軍眷村都是「眷村川語」的孕育地,不過肯定是有例外的。

服兵役的那一年,我在空軍防空砲兵205營的營部連裡當個芝麻官,擔任通訊排的少尉排長,營部連中有至少三、四十位隨國軍來台灣的老士官,顯然其中大部份來自四川,所以大「通舖」裡一片「鄉音」,讓我十分驚喜。

或許有些在台灣服義務役的人會覺得,服役的日子難熬得很,但對我而言,日子過得十分寫意,那簡陋的軍營中遍處「鄉音」,與老士官們(甚至包括伙夫頭夏天興在內)在生活上可以完全「打成一片」,讓我有「賓至如歸」之感。宿舍裡的老士官們大都是離鄉背井的單身漢,偶爾情緒煩躁時,會一言不合地互毆。我擔任「值星官」時得權充和事佬,有時也會情不自禁地用「鄉音」來「吆喝」他們幾句呢。

有些厭煩或是畏懼軍旅生活的人,把軍中服役的生活描繪為「艱苦」,是在「數著饅頭」過日子,但是我每天早餐吃的那個特大號饅頭,配以油爆花生米與現磨的新鮮豆漿吞下,總覺滋味鮮美無比,至今想起還讓我垂涎三尺。服兵役的那一年也讓我滿足了咱們軍眷子女與生俱來的「報國使命感」,是我一輩子都引以為傲的。

台灣有位立法委員,到處宣揚他在兵役體驗時,謊稱「焦慮症」而成功逃避兵役的「偉大事蹟」,我倒要問問,是否只要不服兵役,那「焦慮症」就會自動痊癒啦?我認為有些「焦慮症」之引發,與日常生活起居是否正常有關,軍中的規律生活應該還有助於「焦慮症」之康復呢。唉,這傢伙居然是「民選」出來的,還連選連任呢,難道說台灣的一般民間風氣,與半世紀前有如此大之差距?

眷村子女因耳濡目染,投身軍旅(志願役)的不在少數,我們在鳳山的兩個相鄰村子(黃埔新村與黃埔二村),可能有近百子弟成為職業軍人,日後肩上掛將星的應該也不下十位吧。僅以我們小小的西一巷為例,入陸軍官校為正期生的,就有倪世強、楊宗閩與孟昭鯉等三位,黃復軍(我的小學同班女同學)與我的「鍋鍋」謝平昌,則先後去了北投的復興崗(日後的政戰學校)。黃復軍的「鍋鍋」黃學文,是由空軍幼校直升到空軍官校的,成為人人稱羡的戰鬥機飛行員。我在台南成功大學讀大四的那年(1967年),曾在一家電影院門口巧遇在台南空軍基地飛超級軍刀機F-100的黃學文,兩人還當場得意地用「眷村川語」大聲嚷嚷地敘舊,頗引人側目呢。

幾年後,我在海外版的中央日報上讀到一則與黃學文有關之新聞(那時我已負笈美國),原來他於某次台海巡邏返航途中(已在台灣本島陸地上空),F-100引擎突然故障熄火,在無法重新啟動引擎之情況下,塔台已建議跳傘逃生,但是他不願戰機在失控之狀況下墜落台南市區,可能會造成大批地面人員死傷,所以冒險以他的高超飛行技術熟練地操作戰機,安全地滑翔飄降在台南空軍基地。

這噴射戰鬥機在熄火後能夠成功「飄降」,可也不是什麼「天方夜譚」的事,早年飛機之方向操縱,多半是用液壓式機械控制的,與現在常見之電腦「線控」,有著天壤之別,所以一旦飛機失去引擎動力,只要高度還夠,滑翔「飄降」固然有相當難度,但絕對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十多年前曾返台數次,數度與兒時同學們相聚,經過幾十年來的「國語教育」,當年同學之間盛行的「眷村川話」,業已退居為「第二語言」,我們這群「第二代外省人」也都已「七老八十」地逐漸凋零(飛將軍黃學文已於幾年前病逝台北),看樣子這獨特的「眷村川語」不久也將式微,消失得無影無蹤。

圖:我與講「眷村川語」的西一巷女生們之合影,左起王美珍,我,黃復軍,胡慧君。這張照片是小學同班同學胡興華(前行政院漁業署署長,住西二巷)替我們「西一巷幫」照的。(作者提供)

2010年春,我趁返台機會,邀宴六位小學同學,其中三位女生居然都是我在西一巷時的鄰居,王美珍(住6號),我(住4號),黃復軍(住9號)三人,聊起天來也還是滿嘴「眷村川語」,王與黃本來就是道地的四川人,胡慧君(住10號)的雙親可都是廣東人,但是當她插進來聊天時,好像「眷村川語」依然可以朗朗上口,沒有什麼廣東音。

約十年前,聽說黃埔新村已開始改建,我趁返台之便坐高鐵趕去鳳山,不料晚了一步,我的老家是第一批被拆除的眷舍之一,面對那斷垣殘璧,我還蠻難過的。不過有些老鄰居的後代還住在那兒,他們也曾聽說過我們「謝」家之往事,但與他們閒聊時,發現「眷村川語」顯然已非「主流」,不過他們的上一代(與我同輩的)還是滿嘴「眷村川語」,讓我有「返鄉」之感。

根據我在網上查出的統計,世界上「川語系」的人口有一億兩千餘萬﹝當然不包括「眷村川語」在內﹞,所以「川語」是絕對不會消失的。但隨著「國語」之推行,台灣的「眷村川語」已很難聽到啦。

圖:大約是近二十年前,我走訪鳳山黃埔新村,老家「西一巷四號」的大門與圍牆外觀已被「美化」許多。請參閱我舊作「鞋子的故事」中的第一張黑白照片,那背景才是「原汁原味」的老家大門呢。(作者提供)

所以每當我與「鍋鍋」在電話上滔滔不絕地使用「眷村川語」時,自己心中還是蠻有感觸的,經過了悠長的六、七十年,咱倆居然還能使用「鄉音」對話,只是物換星移,我們應該是最後一代可以使用台灣「眷村川語」的人啦!

謝行昌20223月完槁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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