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疫情封鎖是災難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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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4月22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秋生翻譯)「封鎖災難性失敗,是過去半個世紀中導致『不平等的最大驅動力』」,傑伊‧巴塔查裡亞博士說。

傑伊‧巴塔查裡亞博士,歡迎你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巴塔查裡亞博士:我很高興參加節目。

封鎖目標是防止人與人之間互動

楊傑凱:恰好就在兩年前,伯克斯(Deborah Birx,白宮新冠病毒工作組協調員)博士宣布15天社交隔離以減緩病毒傳播。我們何不從這裡開始聊呢?你當時的反應如何?

巴塔查裡亞博士:我記得那事,就像昨天一樣。根本上講,公共衛生部門已經決定走這條非常不尋常的道路,做出了非常不尋常的承諾:如果大衆在接下來的15天裡做出犧牲,待在家裡,我們就不會有人住院,也不會有人死亡;我們要做的就是聽他們的話。

但是這一承諾當時並沒有兌現,過去兩年的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它摧毀了很多人的生活,我認為公眾對衛生部門的信任也隨之被摧毀。

楊傑凱:你已經成為對封鎖持批評態度的最為知名人士之一,對吧?讓我們從這裡開始談談,因為很多人——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很多人都變卦了。最初支持封鎖的人說,「嘿,我們從來沒有真正支持封鎖。封鎖到底是什麼?」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定義,好吧?它是什麼意思?或者說,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們用的這個詞意思是什麼?

巴塔查裡亞博士:顯然,封鎖可能意味著一系列的事情。封鎖的主要目標是防止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是主要目標,因為這個理論,這個理念是:如果有兩個人沒有相互之間的身體互動,那麼他們就不能把病毒從一個人傳播給另一個人,就這麼簡單。

它的物理學原理很簡單——把人分開,病毒就不會傳播。但是實際執行的方式涉及一整套政策,包括:如果你認為某人染上COVID,就把他們關在家裡,這顯然是中國一些行政部門所實施的;還有待在家裡的建議,基本上就是命令人待在家裡,對老人進行隔離,對民衆進行隔離,甚至對健康民衆進行隔離,即使沒有(如中共一樣)物理意義上封鎖大門,也是非常強烈的建議待在家裡。

例如,在澳大利亞,有命令說允許你自己離開家一個小時進行鍛鍊,僅此而已。這是一種監獄式的禁閉,(不過是)在你自己家裡的。要保持社交距離,比如,在雜貨店排隊時要保持六英尺的距離。至於口罩令,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其理念就像是在物理上把我的呼吸和你的呼吸分開一樣,對我來說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封鎖的形式。封鎖是指,任何旨在使人們在物理上相互分離的干預措施。

楊傑凱:那麼,結果如何呢?

為何災難性?封鎖不能保護人們免於感染

巴塔查裡亞博士:我認為是災難性的失敗。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個災難性的失敗,因為它不能保護人們免於感染COVID,而且就其對世界各地的社會造成的所有附帶傷害而言,它也是一個災難性的失敗。我認為它是歷史上最大的一個公共衛生錯誤。

楊傑凱:這麼說可是很嚴重的啊,那麽,你認為它可與我們所犯的哪些其它公共衛生錯誤相類比呢?

巴塔查裡亞博士:我們已經犯過很多錯誤了,不是嗎?是啊,我認為對艾滋病毒危機的處理是一場巨大的公共衛生災難。還有對梅毒研究的處理,我們故意暴露,不告知(參加實驗的)黑人男子感染了梅毒,並在多年內不予治療。我認為我們傳播了有關自閉症和兒童疫苗之間存在聯繫的虛假信息。在最近的過去,在最近的一百多年裡,我們在公共衛生方面犯了很多、很多錯誤,但是我很難想到有哪一個錯誤能達到封鎖所造成的這樣的全球規模和範圍的傷害。

楊傑凱:你提到了艾滋病毒危機。在我們最近做的一次有關《信息自由法案》的採訪中,我們發現,福奇博士曾寫過一封電子郵件,大意是指責你和《大巴靈頓宣言》的其他一些簽署者犯了「艾滋病否定主義」,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巴塔查裡亞博士:我認為這是絕對令人震驚的。我和《大巴靈頓宣言》的任何簽署者從來沒有否認COVID。COVID是一種致命的疾病,它已經殺死了數百萬人,特別是對老年人群來說是一種危險疾病。《大巴靈頓宣言》的前提就是,COVID是一種危險疾病。否則我們就不會寫它。我們並不是說,COVID不是由SARS-COV2病毒引起的,所以這個類比本身就沒有意義。就否認COVID的危害而言,我認為,情況恰恰相反。

我們在努力做的是,認真對待有關誰最有可能受到COVID影響的數據;認真對待有關誰最有可能受到封鎖影響的數據;然後提出一項政策,以解決COVID實際帶來的風險。相比而言,我認為失敗的政策是,托尼‧福奇作為主要設計師提出的,如果我們實施短期封鎖,疾病就會消失。

戴口罩、強制打疫苗則疾病消失–虛假的共識

如果我們在短期內戴口罩,疾病就會消失;如果我們強制100%的人接種疫苗,疾病就會消失。所有這一切都是無法實現的承諾,是基於對COVID性質有缺陷的科學理解做出的。而轉過頭來卻說,我們某種程度上是否認COVID(有危險)。

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指控更強烈地指向另一個方向,即托尼‧福奇和其他支持封鎖的人否認了有關COVID的基本事實,比如他們否認COVID康復患者有自然免疫力,這實際上導致了許多錯誤的發生。

我當時認為我是少數派,所以我寫了這份《大巴靈頓宣言》,來告訴公眾實際上有許多科學家對該戰略表示嚴重關切。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實際上,我不認為我們在當時的科學家中是少數。我認為,托尼‧福奇、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以及另一位英國科學家傑里米‧法拉爾(Jeremy Farrar),他是一個名為「惠康基金會」(Welcome Trust,註:英國最大的生物醫藥研究贊助者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基金之一)的組織的資助者,該組織資助了英國的許多流行病學家和科學家。

他們通過排擠與他們意見不同的科學家,通過與媒體和大科技公司合作壓制與他們意見不同的科學家的聲音,試圖營造一種不存在的共識假象。

因此,當我們寫下《大巴靈頓宣言》時,我、牛津大學的蘇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和當時哈佛大學的馬丁‧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對其構成了一個很大的威脅,因為有來自斯坦福、哈佛和牛津等知名機構的科學家說,「不行,封鎖策略是行不通的。」這下,如果你是托尼‧福奇,你就不能自行宣稱,「哦,每個有名望的科學家都同意我的觀點。」所以這是一個巨大的威脅。而他的反應方式是完全不適當的。你剛才問到「艾滋病否定主義」的問題,這就像個不能寬恕的罪孽,如果你這麼說了,你會被趕出科學界的,對嗎?

弗朗西斯‧柯林斯給托尼‧福奇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稱我們三人是「邊緣流行病學家」,我打算哪天把這個詞寫在我的名片上,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起得真不錯。可是,我們並不是「邊緣流行病學家」,而是那群人,那些控制公共話語權的流行病學家,是啊,他們不同意我們的觀點。

但是即使在當時,也不是所有的流行病學家都同意他們的觀點。我認為他們想要創造的那個「共識」,他們想要創造的這種共識的假象是虛假的。當時是虛假的,現在也是虛假的。

封鎖不起作用 大多數人做不到待家什麼都不做

楊傑凱: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封鎖的危害。一年前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現在有一段時間了,我當時有這樣的想法:封鎖有優點,封鎖有缺點。但是與你交談後,我們意識到,優點似乎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但是,當然,我們很多人都被引導相信了。讓我們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巴塔查裡亞博士:也許我們可以從為什麼封鎖不起作用談起,因為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封鎖(就能解決問題)是如此簡單,是如此誘人,對吧?如果單單把人們分開,疾病就肯定不會傳播。但問題是,它在計算機模型的背景下是有效的,在現實世界的背景下是無效的,對吧?

所以我來給你一個來自印度孟買的數據點。這是一個嚴重不平等的城市,他們有貧民窟,人們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生活在不太衛生的環境中,他們是窮人,數量很多。他們也有一個高科技中心,與大型科技公司有各種聯繫。這是城市中相對富裕的部分。

2020年7月,在孟買進行了一項零流行率的研究。零流行率是指有多少人的血液中有抗體,它表明他們被感染了,並且有感染史。孟買貧民窟的居民有證據表明,生活在那裡的人口中有60%~70%已經感染了COVID,並且已經康復,比人們意識到的要多得多。在孟買較富裕的地區,這一比例大約有20%。

這指出了封鎖的問題所在。社會在遵守「待在家裡,什麼都不做,保持安全」這一命令的能力上是不平等的,大多數人做不到,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多數人做不到。他們必須養家餬口,有合理的人類需求,需要與其他人類聯繫。

人們聚在一起,當然(有時)是為了娛樂,但更是為了絕對必要的事情,比如生產糧食、照顧病人,製造藥品、藥物,確保人們的其它疾病能夠得到治療,確保電線通暢——我的意思是,確保下水道的通暢,確保能源生產的進行,等等一系列的活動。

我想說政府不可能說,「嗯,這些活動是必要的,這些活動不是。」對某個人、某個政府官僚來說是非必要的活動,對我來說可能是相當必要的。

例如,我曾與牧師們交談。他們告訴我,他們的教徒中有許多人,因為被孤立,產生了自殺的想法。他們需要去教堂,需要去猶太教堂,需要去清真寺,以獲得社區感,這樣他們才能夠生活。這是必要的還是非必要的?你可以把它推遲多長時間?我不認為政府有資格做出這種區分,說是必要的、非必要的。

原因很簡單,實際上不能把社會想成一個電子遊戲,實際上不能把社會想像成,可以把人們彼此分開,而唯一會發生的事情就是病菌停止傳播。社會中存在著不平等,事實上有這麼多人無法承受封鎖,這必然意味著封鎖無法發揮作用。這就是所發生的事情,對吧?所以封鎖是對筆記本階層(即富裕階層)的重點保護。

重要的是:保護那些高風險的人

楊傑凱:因此,《大巴靈頓宣言》的前提是重點保護最脆弱的群體。也許你可以很快地給我們再講講這個,然後說說,為什麽說我們實際上的是把筆記本電腦群體當成了保護重點?

巴塔查裡亞博士:你看,像COVID-19這樣的疾病,它是按年齡區分(風險)的。這是最重要的單一風險因素。還有其它風險因素,但是,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是年齡。最年長者和最年輕者相比,存在上千倍的差異,年齡越大,風險越大,死亡率越高。那麼,作為正常人會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並做出反應?我的意思是,我著眼於那一點,我想保護那些有風險的人,那些面臨最高疾病風險的人,就是老年人。重點保護只是常識性的東西,你會說,「好吧,我想保護那些高風險的人。」有一些患嚴重的慢性病的人,如果他們生病,就會有一個糟糕的結果。在我看來,這是完全合理的,我們本可以把投入COVID或應對COVID的資源用於保護老年人。

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還遠遠不夠。我認為全世界幾乎80%的死亡者是65歲以上的人。全世界都做得很差,當然美國在保護老年人方面也做得很差。相反,我們所做的,就是重組了社會,以保護富人,即筆記本電腦階層。我們遵循的是一種下滲(trickle-down,註:是經濟學術語,指給富人提供優待,從而最終惠及貧困階層)的流行病學政策,一個旨在保護甚至是相對低風險的人的政策,我們制定的政策使得,Uber司機能為他們提供食物,使他們不必離開他們的房子,他們仍然可以保住他們的工作。

但是其他人,好吧,你必須去工作,你必須去為這個特定階層的人的福祉做出犧牲。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展示一個關於公共衛生的其它數據點,發表在我的一篇論文中,但是沒有得到大量的關注。

但是大危機時 資源去保護相對富裕的人

在美國發生大流行病的早期,公共衛生部門必須決定將其測試中心放在哪裡。請記住,在早期,大流行病測試是一種稀缺資源。事實證明,在許多地方,更傾向於設在富人區,相比窮人區而言。我的意思是,這很說明問題。在大危機的時候,資源去了哪裡?哦,它被用於保護相對富裕的人,無論他們是否真正脆弱,而不是著眼於疾病,著眼於誰最脆弱,並試圖保護他們。

因此,封鎖措施失敗了。封鎖充其量只是,看似了一段時間在某些地方成功了,比如在新西蘭或澳大利亞等,在那些島國疾病在夏季來襲。

楊傑凱:香港,我想也是另一個例子。

巴塔查裡亞博士:香港,是另一個例子,以及新加坡。那裡疾病在夏季襲來,特別是南半球,比如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所以他們封鎖了,看起來他們實現了清零,但是後來只要有一個病例,他們就必須繼續封鎖。而現在病例已經大爆發了,對吧?封鎖不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社會不能那樣生活下去。

社會上的人必須能夠相互聯繫,這是我們作為人類的一部分,就是我們彼此聯繫,身體上相互聯繫。如果你認為這不可能,那你就沒有很好地理解社會。因此,設計這一政策的流行病學家和數學家,他們並沒有在很深的層次上理解人類社會。

剝奪教育 這對孩子整個人生影響巨大

社會是非常複雜的。社會互動是真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花了幾十年時間試圖了解社會如何運作。你一夜之間打亂了它,你將會引起連鎖反應,以你沒有預料到的方式傷害人們。

在大流行病之前,有大量的衛生經濟學文獻談到學校教育對兒童一生健康的重要性。從而,有這樣的研究,他們會研究比較,一個州通過法律要求孩子們在學校待到16歲,而另一個州只要求到15歲或其它年齡。

有16歲要求的州會讓孩子們留在學校的時間更長,比有15歲要求的州多幾個月。結果發現,在那些有16歲要求的州完成該系統的孩子,比15歲的州的孩子活得更長、更健康、更富有。短暫的學校教育延長對這些孩子的整個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大流行病的過程中,在美國,特別是在藍州,我們打亂了這些孩子的生活,所以我們用Zoom學校取代了常規學校。孩子們的輟學率非常驚人。五歲的孩子通過Zoom學習閱讀。我不知道這怎麼可能奏效,而且你看到文盲率也上升了。

至於跳過學校教育的後果,有一個估計發表在《美國醫學會兒科雜誌》上,估計這將荒廢掉大約550萬年的生命,而這僅僅是針對2020年春季的封鎖,針對我們的孩子。想想看,其後果是毀滅性的。你如何彌補基本上一年半或更長時間的學校教育損失?答案是你不可能。

我是說,這些年,你永遠不會找回來了。這些是孩子們成長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幾年,而我們乾脆把它白白拋棄了,希望能控制病毒,卻沒意識到我們剝奪了孩子們一個基本的先天權利,就是教育。我的意思是,這只是傷害之一,對吧?

楊傑凱:我只是要補充一點,這是在相當早的時候就知道的:對孩子們而言,奇怪的是,即使相比流感而言,(COVID)實際上都沒有那麼大的傳播力,對嗎?

巴塔查裡亞博士:對!

富裕國家封鎖 對窮國福祉產生巨大負面影響

楊傑凱:這是一點,對吧,你剛才提到的,這似乎非常嚴重。那麼,你還在哪裡看到這種情況?我的意思是,有些人稱它為附帶損害,對吧?

巴塔查裡亞博士:是啊,讓我們僅限於發達國家吧,因為我認為發展中國家受到的附帶傷害甚至更大,要高出幾個數量級。所以讓我們僅限於……

楊傑凱:但是,在那些真正執行政策的人看來——因為並不是對所有人(都影響嚴重),對吧?我注意到了。

巴塔查裡亞博士:是啊。我是說,事情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傷害,既是因為他們實施了政策,也是因為他們在貿易上依賴發達世界,他們依附於這個全球經濟,他們融入了這個全球經濟。他們自己的經濟和貧窮國家人民的福祉取決於全球經濟的良好運作。

所以,富裕國家在實施封鎖時,對貧窮國家的健康和福祉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我們很快就要談到這個話題。但我想繼續談談發達國家。我們既然談到了學校,那麼我們就談談健康問題。

當我們在大流行病早期實行關閉時,醫院實際上被空置了。如果你看看美國的數據,在2020年和2021年期間,醫院的使用率實際上低於往年。大多數的醫院並沒有擠滿COVID患者。疫情一波接著一波,在那些時候,是的,醫院壓力很大。

新冠病以外的病患無處就醫 心理傷害更是災難

但在過去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醫院都是空置的。人們不再做癌症篩查,不再接受糖尿病管理、糖尿病護理,不再接受絕對基本的預防護理。

結果就是,顯現出婦女罹患乳腺癌、晚期乳腺癌,本應更早被發現的,她們將死於晚期乳腺癌,這是封鎖造成的附帶損害的後果。與COVID相關的恐懼導致人們待在家裡。人們寧願待在家裡,死於心臟病發作,也不去接受在發達國家本可以挽救他們生命的護理。

心理上的傷害簡直是災難性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20年7月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20年6月,每四個年輕成年人中就有一個認真考慮過自殺,抑鬱症和焦慮症的發病率飆升。值得慶幸的是,自殺率還沒有上升,但是吸毒過量卻上升了。一大批心理健康指標都在惡化。這將會產生後果,因為這些事情都很難解決。這幾乎就像是全社會性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因此,(因封鎖政策)我們損害了勞動階層、窮人的福祉、兒童的福祉。我們傷害了西方大量民衆的健康,包括心理和身體健康。其實,我給你講另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西方短視的事情。

你知道,封鎖致使很多婦女實際上最終辭去了工作,以照顧孩子,他們稱之為「她衰退」(she-session),即勞動力參與大幅下降,尤其是女性。其中很多女性實際上是護士和其他醫院工作人員。

然後,醫院人手不足,更難以照顧他們的病人,這是封鎖的另一個經濟後果。社會是複雜的,它是相互關聯的。認為我們可以封鎖並結束大量正常的互動,而看不到嚴重後果,是非常短視的。

楊傑凱:我們看到,所有這些比如「全球附帶影響」(Collateral Global)這樣的組織(註:研究全球政府為應對COVID-19大流行而採取的強制性非藥物干預措施 (MNPI) 的有效性和附帶影響),都正在努力記錄所有這些影響。

供應鏈被打斷 將有一億人陷入貧困

巴塔查裡亞博士:我實際上與這些人有合作,擔任「全球附帶影響」的共同編輯。我認為,講述事情原委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的思想一直專注於COVID,以至於我們忘記了社會的重要性,基本上忘記了這些因封鎖帶來的附帶傷害而受到傷害的人。那麼,我們可以轉向對發展中國家窮人影響的話題嗎?

楊傑凱:請講!

巴塔查裡亞博士:那是毀滅性的傷害。世界銀行在大流行病初期的一項估計稱:由於封鎖,將有一億人陷入貧困。貧困的意思是,每天的收入不足2美元。現在,為什麼會這樣呢?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我們經歷了世界經濟的全球化。

我們的經濟體系是相互關聯的。貧窮國家重組了他們的經濟,以便他們能夠融入其中,那麼當一夜之間這些聯繫被切斷,或遭到嚴重破壞,供應鏈被打斷時,結果就是使許多貧窮國家中走向中產階級的人陷入貧困,陷入赤貧。

在過去二十多年裡,我們已經使十億人擺脫了貧困,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在過去兩年中,這方面的發展已經停止,有一億人處於貧困狀態,如果沒有這些封鎖,他們本來不會如此。這給健康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由於這些封鎖,數以千萬計的人正在挨餓。聯合國在2021年3月作出估計,僅在南亞,就有近3萬名兒童因封鎖而餓死。

封鎖給世界各地的窮人帶來的壓力是巨大的。我不相信地球上有任何一個窮人沒有受到這些封鎖的傷害。

楊傑凱:我想說這……(無奈地苦笑)

巴塔查裡亞博士:(苦笑)我們無法不苦笑,因為它是如此令人悲哀。

這毫無意義,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場災難。從經濟角度來看,這(令全球最富有的人財富急劇增加)是(封鎖政策)最大的動因。如果我可以指出某項政策,某項健康政策或某項經濟政策推動了不平等,那麼這就是我一生中見過的、導致最大的不平等的單一政策的動因。

楊傑凱:傑伊‧巴塔查裡亞博士,感謝你再次接受採訪。

巴塔查裡亞博士:謝謝你,與你談話總是很高興!

責任編輯: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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