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4月29日訊】寫信，曾經是人們在生活中無可避免的事，朋友或同學坐下聊天，偶而會突然想起：啊呀！還有兩封信沒寫。隨著電子信息時代的到來，現今人們已沒有這樣的體驗了。傳統讀書人談寫信，多推崇《秋水軒尺牘》與《雪鴻軒尺牘》。這兩部書信集，確是文辭典雅、曲盡情理，但若奉為寫信的範本，似乎欠妥。閒時隨手翻閱，倒是別有一番情趣。還有一本《小倉三房尺牘》，雖久聞其名，但我沒讀過。寫信既是信息的溝通，也是情感的交流，能有真性情流露的書信，就是一篇散文，故書信被西歐人稱為「最溫柔的藝術」。文革前我在中學念書，迷戀蘇俄名曲《在遙遠的地方》，歌中顯示出的，是對遠方來信的深深渴望：
……
在遙遠的地方，在森林的小丘旁，
你同從前一樣，時刻懷念著我。
你是每日每夜裡，永遠不斷地盼望。
盼望遠方的友人，寄來珍貴信息。
意大利名曲《桑塔露琪亞》，也是對寫信的詠唱。歌詞已記不清，但旋律與意境清晰依舊：桑塔露琪亞海邊的郵箱，連著對戀人的情思，伴隨海浪有節奏的拍擊，等待遠方的來信。輕聲哼唱，感悟生活中不能缺少對來信的期盼。與上海城市風貌無法分割的匈牙利籍建築師鄔達克，據說1918年剛到上海的時候，每天都要給在美國的親人寫信。著名的大光明電影院、諾曼底公寓等標誌性建築，都出自鄔達克的設計。
年輕時，我一年要寫幾十封信。與同學、朋友的通信且不論，文革前兩年考進大學遠離父母，給父母寫信，大致每禮拜一次，至多也不超出十天。離家赴京的時候，父母送我到北火車站。火車即將啟動，父親在車廂的窗外叮囑：「到了學校，早點寫信回來。」我知道如果超時，父母沒收到信，心裡就會懸掛。那時單純，大概還沾一點民國文化的餘韻，每次寫信開頭，多是「父母大人近安」，末尾落款「兒XX頓首」，或「兒XX 再拜」。信箋不必標準化，有時筆記本撕下一張就能當信紙。信封是標準的，下面印著校名與地址，寫上收信人地址與姓名後封口，貼上8分郵票投入郵箱。以前讀汪曾祺散文，知道早年抗戰時物價上漲，郵票隨貨幣一同貶值，寄信時信封正反兩面貼滿郵票。給父母寫信，主要出於報平安，當然也談一點學校的事，偶爾稍帶週日進城的見聞，由此在記敘中顯示「平安」，如果僅用一句直白的「我平安」概括，信也就乏味了。雖是極平常的報平安，父母也會仔細從信中搜尋他們渴望知道的蛛絲馬跡。每次收到父親給我的親筆回信，又會生出「見字如面」的親切感，這是電腦、手機無法相比的。早年讀杜詩中「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中年後回想父母盼望子女來信的心情，才知即便沒有「烽火連三月」，然「家書抵萬金」一說，依然真切。
長輩給晚輩寫信，最著名莫過於曾國藩家書，不過那全是對晚輩讀書做人的指導。上世紀後期《傅雷家書》轟動一時，我是《傅雷家書》第一批讀者，曾經聽厭了階級鬥爭之類的陳詞濫調，《傅雷家書》忽如藍天白雲下的清風拂來，令人驚喜。信中骨肉之深情，儒雅的文字風格，以及對藝術人文悟得透徹的觀照，很快滲入讀者心腑。傅雷保持民國文化人的習慣，寫信用毛筆豎著往下流動，端秀的行楷小字顯得清新可喜。若干年後回想，如傅雷這樣浸潤在西歐文化中的卓越翻譯家，為什麼會在子女童年時的家庭教育中，對傅聰的體罰竟如此令人失驚，以至在家書中屢屢彎身懺悔？傅雷年輕時左傾，直至1957年3月，奉命到京參加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對毛澤東的講話，服膺得五體投地。至於三年前的「胡風集團」案，2000餘知識分子遭無情政治迫害，傅雷雖倖免池魚之殃，但作為目擊者，竟視若無睹。3月18日傅雷在寫給兒子的信上，有如下一段：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
這一年夏天，傅雷響應毛澤東「反擊右派」的號令，接連寫五篇文章，揭發、批判《文匯報》總編徐鑄成「有陰謀、有集團……為資產階級復辟打先鋒」，從此徐鑄成厄運纏身。傅雷萬萬沒想到，兩個月後自己竟也被套上「右派」帽子，開始在作協接受批判。捱到文革，再也無法忍受抄家、批鬥與種種羞辱，無奈與夫人雙雙懸梁自盡。從人格上看，傅雷似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分裂。儘管如此，《傅雷家書》對無數經歷文革的青少年，依然是極好的啟蒙讀物。民國前期，徐志摩有《愛眉小札》刊行，我沒讀過，魯迅《兩地書》倒是有一冊，但就影響而言，《兩地書》無法與《傅雷家書》比肩。
《兩地書》是作為男教師的魯迅，與作為女師大學生的許廣平私下鴻雁傳書，於魯迅棄世3年前公開出版。隔了近40年後的文化革命中期，當所有中外文化經典早作為「封、資、修」被嚴禁的時候，《兩地書》又獲再版。《兩地書》的最大特色，是寫信人由師生關係，演變成同居關係，但不能稱夫妻關係。因為魯、許若自稱夫妻，朱安究竟算什麼身分？許廣平出生的那一年，適逢魯迅與原配朱安正式「完婚」。可憐朱安在周家一輩子，既不像妻子又不像女傭。明知魯、許公開同居，朱安只能默默忍受。以反封建禮教稱著的魯迅，從來沒給朱安一個明確的說法，這給朱安帶來的傷害有多深？如此冷漠，至今鮮見有人指責。我的書架上雖有一冊《兩地書》，多年來翻看沒超出3次，每次不超過3分鐘。作為讀者的第三方，究竟能從《兩地書》中獲得什麼？我不敢恭維。毋容違言，《兩地書》的讀者人數與《傅雷家書》相比，充其量為萬分之一，或更甚。不過，男女間的情信足以流芳百世者，倒是有的。我年輕時讀清末辛亥志士林覺民《與妻書》，深感信中震驚神靈的文字魅力。《與妻書》用大白話講，就是「寫給妻子的信」。中年後重溫《與妻書》，每讀到下面文字，依然唏噓不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苦留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全信既有對新婚蜜月的回望，又感嘆「生於今日中國之不幸」，令讀者痛惋不已。林妻讀信的時候，林覺民已從容赴黃泉，由此引起林妻肝腸寸斷、山崩地裂的巨大悲慟，非筆墨所能表示。林妻決心自殺，追隨丈夫而去，以至於林之父母淚流滿面跪求兒媳，林妻才放棄自殺打算。然而哀莫大於心死，兩年後林妻還是悽然而逝。
《與妻書》作為近代史上書信的經典，將永久存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與文革中曾經轟轟烈烈的「致敬信」，形成極大反差。文革中各大學經紅衛兵奪權，再由三結合湊成校革命委員會。每所大學革委會建立的第一件事，是給毛澤東發「致敬電」。「致敬電」是信件的電報稿。北京各大學不用發「致敬電」，直接寫「致敬信」，裝在超大的紅色信封裡，然後敲鑼打鼓、轟轟烈烈、恭恭敬敬呈送中央辦公廳。所有「致敬信」都有固定套路，千篇一律、如出一轍，全用流行的紅色口號與標語堆砌起來的表忠心。當年北京66、67、68、69屆畢業的大學生，全是「致敬信」的見證人。這一群體現已進入暮年，偶然回想當年「致敬信」，如同「白頭宮女話天寶」，只能無奈付之一笑。
文革後期，進入「白卷英雄」與「反潮流」時代，也湧現出不會寫信的一代人。記得1980年代，那時住在老宅，開始為寄稿件常去郵局。郵局門前坐著戴老花眼鏡的老先生，面前置一小方桌，桌上貼著的紙上寫著四個字：「代客寫信」。我曾目睹穿著入時、姿色不差的年輕女子，坐下讓老人代寫書信。那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場景，在我的記憶中始終揮之不去。按年齡估算，文革爆發時，那女子也許剛進或未進小學，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悲哀。
時間再往前推幾年，鄰居中有一位在崇明紅星農場的J君，那時稱「知青」。某次，J君帶來在崇明農場的另一位知青，找我幫忙，原來是請我代寫情信，那位知青朋友正追求某女子。我努力解釋「局外人無法代寫情信」的道理，來人很難接受，反以為我擺架子。實在推辭不了，只得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拿起筆，搜腸刮肚地尋思。代人寫情信，與寫「致敬信」大不同，「致敬信」靠大量標語、口號加套話編織而成，情信必須「情」在筆先，才能下筆。何況我是代初次見面的知青，給從未謀面的女子寫情信，怎麼寫？我想起學生時期讀過的西洋小說《牛氓》，書中亞瑟在臨刑前寫給戀人瓊瑪的信中，開頭是：「親愛的瓊瑪：寫下你的名字後，我在上面輕輕吻了一下。」
於是鋪開信箋，我如法泡製，鄭重其事地先寫下第一行：
親愛的XX：寫下你的名字後，我在上面輕輕吻了一下……
接下去的文字，究竟是怎樣七拼八湊而成，我早已忘了。如此情信，哪有女子看了會心動？收信女子當然也是知青，不過知青的閱讀能力，也分三六九等。中國人常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知這對知青，後來能否走到一起？
往事漸漸遠去，寫信也成了陳年的記憶。現在的人方便多了，男女之間若有點那個意思，手機微信上只要輸入「美女，我愛你！」幾個字，就行了，何必為寫信而搜腸刮肚？沒人寫信，生活中也就沒有對書信的盼望。如果有誰心裡還唱著「你是每日每夜裡，永遠不斷地盼望。盼望遠方的友人，寄來珍貴信息。」大概要被現代人視作傻瓜了。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