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29)水仙頭

作者:David Law
數十年共產暴政帶給老百姓各種苦難,唯有認清共產黨邪惡本質,唾棄共產黨,才能迎向光明未來,福及子孫。(黃淑貞/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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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水仙頭

那件轟動世界的大事發生了十多天之後,才悄悄地在這個小縣城內傳開,人們都在議論,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下令,撤銷深圳邊防哨所警戒,任由內地老百姓外出謀生路。這下不得了了,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事啊!

剛開始知道這事的人不多,先知先覺的都是坐火車直達深圳。後來事情漸漸在鐵路沿線傳開了,火車票一下子賣光了,於是有騎單車的、有拖家帶口一家大小肩挑背扛走路的。聽說最多時在邊境聚集了十多萬人,準備趁香港方面英軍和警力薄弱時衝關。記得那是1962年。

(多年後美國之音VOA的新聞回顧透露,這個事件驚動了聯合國,中國大陸出現了人為的大饑荒,以致餓死了很多人,有部分地區出現人吃人的事實也徹底曝光。誰說社會主義社會不會餓死人?最中肯的估計餓死了差不多4,000多萬人。於是引起聯合國插手,收容了一部分的饑民,並呼籲自由世界的國家伸出援手,結果部分難民得以移居海外。)

聽說當時在靠近深圳的公路沿線都是被人們丟掉的單車,還有一些衝關失敗後回來的人敘說在香港新界的際遇,因為衝關過境的人太多,香港方面沒能力接納他們,只能派發一些食物把他們送回深圳,而有些香港人帶著食物趕到新界,希望能從中找到他們的親友。

他們幾個聚在菜田一角悄悄談論著這事時,已經是發生事件之後二十多天了,我知道太遲了,已經是機會不再了,但腦海裡留下一絲模糊的思緒:是可以想辦法離開這裡到那邊去?

三妹進了青年化工廠,二妺被調職到印刷廠,我實在對種菜這個職業厭惡到了極點,那根本不是我嚮往的職業。我估計和共產黨討價還價是連門都沒有的事,最乾脆的就是離職,於是和另外一個人一齊不幹了。中間曾經去過磚廠,他們不要人。又去了農機廠,死磨硬泡之下廠長答應了,只欠一封街道辦的介紹信。我知道他們(街道辦)一定不肯寫的,果然,那好吧,我就做一個自由職業者吧!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街上出現了一種單汽缸的汽油動力牽引車,馬力不大,噪音卻不少,都被利用來拉車運貨,在馬路、公路上來回穿梭。最經典的莫過於縣城的搬運站,他們集中了所有的個體苦力,都收納進搬運站裡,然後向各工廠、商行兜售苦力生意。他們最大的客戶是商業局轄下的能源店,向零售店運送木柴或燃煤,或為市建局搬運建材,每次都是五六個,甚至更多虎背熊腰的苦力和牽引車招搖過市。

煙三又來了,說:某某,你要積極報名參軍服兵役,改天就去街道委員會報名吧。我心裡說:報你他媽的名,外面的世界精采著呢!那才叫自由世界!我才不會去報什麼名,老爸是怎樣死的?我是什麼身分?你這是來噁心我的吧?

那傢伙是在湊人數、交配額,在死磨硬泡、威迫恐嚇。幾天後我還是在她的「帶領」下報了名,心中一直在說千萬不要找我去做體檢,我真心的希望不會變成事實,因為那是真正的浩劫。

反正天無絕人之路,那個時代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辦法解決青年的就業問題,社會的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聯合國和美國對中共的禁運並不是虛有其表的。為了稍微緩和一部分人的就業需求,開始的時候他們容許私人個別的到稅務所開具發票,好讓那些做散工的人能收到雇主(廠礦、公營單位)的工錢。但是巨大的工作量就壓在稅務所的身上了,於是他們搞了一個叫勞動服務站,主旨在為稅務所代勞,也把那些沒工做或沒有固定職業的人收攏在一起好統一管理。

人們稱呼這些做零散工的人叫「水仙頭」,形容他們四處漂泊。我也加入這個群體,沒有人為你尋找工作,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反而在要開具發票時會抽取20%的手續費,收費不低吧?有二個技術比較好的傢伙開了一間修理店,專門替人製作及修理收音機,倒也一時門庭若市、車水馬龍,由此可見專業技術還是吃得開的。

純體力工作,過於粗重的工作我們不能勝任;過於簡單的工作,還有一大堆大年紀和更年少的人搶著做。我們這一輩年紀不高不低的比較麻煩,找工作的渠道和人脈也沒有成年人多。

黃志祥也是一個長年待業的大齡青年,整天窩在一間舊屋的前門廊左右兩邊的簡陋板房裡發呆。他的繼父是樂器的手工製作者,在家中製作一些二胡、小提琴和吉他之類的樂器,拿到街邊販賣為生。我們時常交換討論一些偷渡的信息和路線,因為那傢伙去過的地方多,見聞也多。

亞生兄弟倆是水上人家,小船破舊到不能用了,只好上岸謀生。住在破敗的棚屋裡,從事撈魚蝦的行當,收入極不穩定。他哥哥還要養妻活兒,這樣的例子在當時比比皆是,勞動服務站一時人滿為患。

待續@*

責任編輯:謝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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