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5月31日訊】上海有100萬癌症患者。在封城後的兩個月裡，一刀切的疫情防控政策，使這些被死亡追著跑的人，在就醫路上陷入了重重困境。他們的迷茫無助、焦慮絕望，令人為之心酸，甚至淚下。
以下三個故事摘錄整理自「每日人物」的報道「癌症患者們的『上海生存』」。
l 那扇小區的門
從3月末開始，上海7日內有陽性感染者報告的居住小區，被劃為「封控區」。對於很多癌症患者，如何走出小區的大門，是他們就醫之路上的第一個關卡。
當時，政策層面上明確規定了要確保普通群眾的就醫需求，但具體到每個社區、每個居委會，都會有不同的規定。
劉清是一位被困在「封控區」的癌症患者。她是上海本地人，10年前，她27歲，確診乳腺癌。治療後一直吃藥維持。去年年末，常規體檢時，醫生發現，她的肺部有3個結節，後經診斷確認為癌細胞轉移，腫瘤復發，隨後，劉清開始在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治療。
癌細胞轉移，意味著腫瘤進入晚期，她需要每個月打一次針，配一瓶藥，一瓶藥13,667元，報銷完所有，一個月看病淨花銷6000多元。今年年初開始，劉清過上了一種「掐準時間」的規律生活——每個月掐準時間看醫生，每天掐準時間吃藥，每看完一次醫生掐準時間報銷。
3月末，疫情來了，劉清所在的小區被劃為「封控區」。其實，在4月5日之前，劉清並不慌張，她每個月11號看醫生，在她的設想中，浦西應該5號就解封了，她11號看醫生，時間還很充裕。但4月5日，並沒有迎來如期的解封，她有些慌了，致電居委會，得到的答覆是，「封控區不能出小區」，於是開始「拚命打電話」。
「從早上開始，一直打打打打打，不停地打12345，打政府熱線，打新聞熱線」，幾乎所有能求助的電話，她都打了，她還在各種新聞App上面留言。那時候，電話並不好打通，有時候打幾十個電話才接通一個，電話一通，她心裡就祈禱，「這個電話幫我一下吧，幫我一下吧，讓我出去吧」。
近一個月過去，劉清說到當時的情景，還是忍不住哭了。她形容當時的自己，「整個人就已經在懸崖邊，整個天都是黑的，連我的心也在流眼淚」。那時候，媽媽跟她說話，她一個字都聽不進去，就是像發了瘋一樣狂打電話，狂留言，飯也不想吃。最絕望時，她就想，11號那天，要衝出去，「不管怎麼樣，我就是要看病！」
好在，求助的第三天，她遇到了一位「鬆動的螺絲釘」，那是一位社區工作人員，是位男性，姓李。劉清的訴求很簡單，她只想在4月11日能夠走出小區，但居委會不允許，而這位李先生正好是她所在小區居委會的上級。
劉清那幾天打了太多電話，她甚至都不記得自己和李先生具體講了什麼，只記得自己一直在哭，說自己是癌症患者，37歲，需要出門看病。她不知道是因為自己年輕，還是因為自己哭得太傷心了，李先生很爽快地答應她，「幫你打個電話問問」。
這個電話過後，劉清得到了居委會的出門許可。
4月11日，劉清騎著電動車去了復旦腫瘤。她記得，那天醫院裡的人很多，她打了針，也開到了藥。後來，在患者互助群裡，她看到了很多要跨江化療的病人，確診為新冠陽性的病人，外地來租房住的病人，等著醫生解封才能開刀的病人，她覺得自己真的太幸運了。
那天開藥回來，劉清特意打了電話去感謝那位李先生，謝謝他願意承擔責任，願意為自己打那個電話。她很激動，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感謝，就一直重複那句「謝謝」，她邊說邊哭，說了十幾遍。
l 核酸，核酸
徐芝的母親也是一位在復旦腫瘤就醫的癌症患者。和劉清不同，徐芝所在的小區並沒有陽性病例，不是「封控區」，因此，出門沒有那麼困難，真正令她犯難的是——核酸。
徐芝一家是山東人，去年6月開始來上海看病，租住在嘉定區江橋鎮，一居室，月租3300元，父親出門打零工賺錢，徐芝則照顧母親。
徐芝母親確診的是兩癌，膽管癌和肝癌。4月1日，是徐芝母親的化療日，那天，她們順利地在二級醫院做了化療，但醫生提示，檢查結果顯示腫瘤疑似復發，需儘快前往復旦腫瘤找主管醫生做進一步檢查。
徐芝迅速為母親搶到了一個4月6日的專家號。她思路很清晰——4月5日浦西解除封控，4月6日清明假期也過了，醫生正好上班了。
4月6日當天，徐芝帶母親出門，小區門口的工作人員對她說，出門可以，需要兩次核酸，「出去的時候做一次，回來時再做一次」。徐芝和母親都很快接受了這一要求，她們是外地人，租戶，社區說什麼，她們就做什麼，她們很清楚，這個出租屋是她們唯一的落腳點，出去了，一定要保證能回來。
於是，這對母女騎電動車先去了最近的江橋醫院，沒有核酸點，又騎去了稍遠一點的南翔醫院，也沒有核酸點，徐芝在健康雲上查，按照距離排序挨個打電話問，最後發現，電動車車程能到達的醫院，沒有一家可以做核酸。
因為核酸的問題，4月6日，徐芝母親過號了，沒有去成醫院。
醫生下一次出診在4月13日。那天，全家人嚴陣以待，早早做好準備，徐芝父親和居委說明情況，附近實在找不到核酸點，他們帶著3支抗原當著居委會的面做，全家陰性，得到居委會關於核酸的「赦免」。
徐芝的家離復旦腫瘤徐匯院區大約20公里左右的路程，他們選擇住在這裡，是因為附近有許多賣菜的老鄉，還有在滬打工的親人。平常時候，若是不需要母親親自到場的看診，徐芝和父親通常乘地鐵去醫院，一小時以內可以到達，若是患者必須到場的治療，他們一家會在早上打一輛車，讓母親有個座位，40分鐘以內可以到醫院。
這一天，因為電動車只能坐得下兩個人，父親帶著母親等騎了20多公里到了醫院門口，但因為沒有核酸電子報告，「保安怎麼說都不放人」，徐芝有些崩潰了，發布了一則求助微博，「現在人就在醫院門口，拿著抗原陰性卻進不了」。
這則求助獲得了100多人轉發，100多個評論，但並沒有實質性的幫助。那天，徐芝一家還是沒能走進醫院。
這也是整個4月，上海居民就醫的一大痛點——很多醫院都要求前來就診的患者持有24小時內的核酸陰性證明，更重要的是，這個24小時按照核酸採集時間計算，但那時的上海，核酸檢測需求巨大，很多檢測從採樣到出報告，會超過24小時，因此，很多患者在歷盡波折好容易趕到醫院之後，依然被核酸問題攔在門外。他們中的很多人會選擇在醫院再做一次，4小時後出結果，只是，4小時後，醫生很可能已經下班了。
徐芝一家先後錯過了4月6日和4月13日的就診，下一次醫生開診的時間是4月20日。接下來的一週，這家人制定了更完善的計劃，徐芝父親在一個雨天摸索出了一條做核酸的路線，4月19日這天，他載著徐芝母親，去20公里以外的醫院做核酸，並且找到了給電動車充電的地方。
4月20日，徐芝母親終於見到了主治醫生。也是在那天，他們聽到了那句患癌世界裡「最動聽的話」——腫瘤沒有復發。
l 「拖療」
張安華是一位「滬漂」，他的父親去年6月末被診斷為肺癌，從老家來上海治療。為了父親住的舒服，他整租了一個一居室，離上海市肺科醫院很近，父親的治療效果不錯，有合適的靶向藥可以吃，吃了五個多月，今年年初耐藥了，3月4日進行了第一次化療。
癌症的化療具有周期性，一般每隔21天一個療程，按照正常的節奏，張安華的父親應該在3月25日進行第二次化療。3月23日，他們所在的小區因出現陽性病例而封閉——而當時，肺科醫院不接收來自封控區的患者，張安華父親若是要就醫，只有一個選擇，去定點醫院上海市浦東醫院。
癌症的特殊性在於，它很少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致命，但它又時刻吞噬著患者的生命。而由於病程較長，大多數癌症患者都會跟隨熟悉自己病情的醫生治療，這也意味著，即便去到浦東醫院，張安華的父親也無法進行抗癌治療。
第二次化療錯過了，等到4月15日，又過了21天，這本該是張安華父親第三次化療的時間，但第二次化療還沒做上。
化療延期，也被稱為「拖療」——在很多疫情爆發的城市，這是癌症患者們的普遍困境，在上海尤甚。
4月16日，張安華終於成功帶著父親前往肺科醫院，但因為身體太過虛弱，父親的血液指標沒有達標，需要打針，等指標回升達到化療條件後才能繼續化療。
5月6日，這本是張安華父親第四次化療的時間，但因為血液仍未達標，他仍未做上第二次化療。那天，在肺科醫院檢查後，醫生告訴張安華，父親的腫瘤惡化非常快，「增大了許多，唉」。
在張安華講述的治療經歷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他帶著父親去到醫院，再從醫院回到家的過程——
這兩個月，為了讓父親減少被感染新冠的可能，不耽誤治療，每次出門，張安華每隔5分鐘拿免洗洗手液幫父親洗一次手，凡是父親要觸碰的東西，口罩、椅子把手、哪怕是拿就診卡，他都會消毒一遍。疫情嚴重時，他們穿防護服出門，進醫院一套，從醫院出來之後，再換一套新的，兩個人一天要用四套防護服。等到了家裡，防護服扔掉，露在外面的鞋、包全部用消毒水噴濕，穿的衣服全部洗掉。
這不只是一位癌症患者的經歷，也是疫情爆發時，無數腫瘤患者的經歷。毫無疑問，比他們遭遇更不幸的人還有很多很多。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