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與共大鵬灣——知青逃港「起錨」之四
在漆黑一片的茫茫大海中，那些敢於用繩子把彼此的身體連起來，以示在大海中互相照應、互相扶持的例子原來並不罕有。那些把彼此的生命連在一起的人，不管是兄弟姐妹、夫妻還是朋友，在以後的歲月中，在人生的大舞台中往往都能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現年59歲、旅居美國任職廚師的胡君，1966年廣州40中初二級學生，是表弟沈強的學兄，當他聽完我關於一對周姓姐弟生死一繩牽的事蹟後，一臉大不以為然地說，那算什麼，我們1972年5月底是四個連在一起夜渡大鵬灣的，游了六個小時才上岸。胡君還說他們連在一起不算什麼，因為他們四個都是游泳高手，用繩子連在一起只是為了預防萬一，大家在海中可以互相幫助、互相鼓勵，預防中途有人抽筋，不給海流沖散而已。
他說他校中比他年長的一位浪裡白條、游泳高手裡的頂尖高手更厲害，當年他帶著體質孱弱的女朋友經過了一個星期艱難的跋涉後，到了海邊，他的女朋友不會游泳，只能抱著一個球膽，他用一條繩子捆著女朋友的腰部，然後用脖子拖著女朋友艱難地在波浪中向前游。如果沒有女朋友這個累贅，這位高手完全可以在三個小時內橫渡大鵬灣，然而拖著個不會游泳的女人，阻力大了很多，加上被海流沖離了原來的目標，這位高手硬是把女朋友拖著游了十個小時，天明時才在西貢海灘上岸。就快上岸時，這位高手因為體力過度透支口吐白沬，因虛脫而昏迷了，臨上岸時反而是女朋友摻扶著他爬上岸邊。那男的脖子因為與繩子摩擦過度，以致頸骨都露了出來。經過了這樣的生死與共後，那女的自然就成了他老婆，兩人一起共度一生了。只可惜因為時間太久胡君忘記了他們的名字，只記得是他的學兄，如能找到這一對鴛鴦，把他們的事蹟報導出來，也是人間美事一椿。
胡君是個健談的人，一提起「起錨」往事，他便侃侃而談，把他們為何要走、該走哪條路、途中發生了些什麼、四人如何下水、在海中遇到什麼、上岸後又遭遇了些什麼，都講給我聽。
胡君和我表弟沈強一樣，都是在1968年11月下放到東莞縣道滘的農村插隊，在1968年11月到1972年5月三年多的時間裡，由於農村生活太艱苦，他和很多知青一樣，大部分時間倒流回廣州，留在農村的時間只有一年左右。在廣州沒有工作、沒有糧食、沒有戶口，平日裡閒著沒事幹，便和三五知己一起商討終生大事。在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他和三個知己決定「起錨」了。
1972年5月底，胡君先用假證明，帶齊了自己個人的裝備，乘坐公共長途汽車到博羅縣的一條小村會合他的三個同夥，包括二個廣州知青和一個博羅縣的農村青年。會合後四人再用假證明坐車到惠州城附近的農村去找相熟的知青幫忙。天下知青一家親，惠州知青知道他們要「起錨」，都很熱情幫忙，因為他們若成功了，將來自己要「起錨」在香港也有個照應。惠州知青立刻進城幫他們買了二斤麵餅和六斤麵粉，在那物質缺乏的年代，這些就是他們四人這次「起錨」的全部糧食。他們中一人沒鞋穿，惠州知青知道他們在往後的幾天要在大山裡打游擊，不能沒鞋穿，便馬上脫下自己的鞋子送給他。在惠州知青家中，他們草草飽餐一頓，等到天黑了，惠州知青把他們帶上山，他們便正式開始「起錨」。
他們四人中有一名下放博羅縣的廣州知青有過一次「起錨」經驗，算是識途老馬，他們選擇在惠州附近上山，走的是東線，原因是東線的山比較大，村落較少，比走南頭西線會遭遇到軍警民兵的抓捕機會少些。但山大也有山大的困難，曾有不少的「起錨」團伙困在大山裡迷了路，在山裡轉了多天把糧食耗盡而打道回府，也有不少不幸的人，在黑夜中趕山路因看不到路而摔傷致殘，甚至摔死。
「起錨」的第二天，他們到了一個地名叫秋長的平原地帶，那地方其實是兩座大山之間的丘陵地帶，沒有躲藏的地方，「起錨」的第一晚他們走不完這段路，天明時被迫要在一條小村邊的竹林裡躲起來。那竹林離村很近，他們整天都可看到村民進進出出，可能是他們運氣好，對方沒發現他們。中午的時候，突然一條狗走到他們身邊，他們立刻緊張起來，若那條狗一叫起來，他們便立刻會被人發覺，那個小竹林根本沒有地方躲藏，一被人發現就意味著會立刻被捕，但可幸的是那條狗只是望了他們幾眼就走開了，令他們虛驚一場。
胡君他們四人像所有「起錨」者一樣，白天必須躲到草叢中去睡覺。白天睡在草叢中滋味真不好受，蚊叮蟲咬，螞蟻周身爬，不久他們全身都又紅又腫。
第三天中午的時候，他們正在草叢中睡覺的時候，突然被一個7、8歲的小男孩發現了，那男孩一見到他們撒腿就跑，他們知道已經被人發現，立刻轉移到別處去。他們剛離開不久，就發覺一小隊民兵向他們剛才躲藏的地方走去，幸虧他們轉移得快。第三天晚上，他們在山中趕夜路時，突然在路中見到了一隻十斤左右重的穿山甲，那傢伙一見到人，馬上捲成一團，他們很輕易就把它捉到，如果在平時他們就可以發一筆小財，但在逃亡中他們不知如何處理它，最後還是無奈地把它放了。
第四天他們發生了逃亡者在逃亡中最不想發生的事，胡君病了，整個人軟軟的提不起勁來，昏昏欲睡，感冒很快就傳播開來，所有人都有差不多一樣的病徵，幸虧他們帶有感冒藥，吃了藥加上年輕很快就好了，但畢竟拖慢了進度。這天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就是他們帶來的炒麵粉，由於爬山時不小心混進了水和藥油，發了霉變得很難吃，但這是他們唯一的乾糧，難吃也得吃，每天每人都要艱難地把一小團麵粉像吃藥一樣把它咽下去，以維持生命。由於缺糧，有人這時動搖了，提出為了安全不如回去，但大家經過商討後都認為都走到這裡了，後退也是困難重重，不如堅持下去，就這樣他們繼續走下去了。
由於他們四人中有一個是農民，方向感比較好，白天他們看準了南方的山頭，晚上就一直向南走，這樣山過山、嶺過嶺，沒有迷路。第四天中午他們在山中遇到一夥衣衫襤褸、疲憊不堪的團伙，大家相遇時不用解釋，彼此都知道同是天涯淪落人，都是「起錨」客。那些人情況比他們更差，在山裡迷了路亂走了十天，已經彈盡糧絕被迫要回家了。他們為迷途者指明了方向，而迷途者也祝他們一路順風。第六天的黃昏，那難吃的炒麵也吃完了，這意味著他們也絕糧了，然而這時他們爬上了最後一個山頭，看到了大海。上半夜他們以最快的速度下山，在最後跳下公路時，其中一人因為緊張過度而自己的膝蓋磕傷了自己的胸部。人還未全部下到公路，又遇到民兵巡邏，又要立刻躲起來，等民兵走過去了，便立刻撲向海邊。
他們下海的地方叫小梅沙，白天他們在山上見識過大鵬灣的寬闊，這時拖著又餓又累的身軀到了水邊，幾天來他們每天都只靠一把炒麵和維他命丸維持體力，雖然四人都是游泳高手，但在這樣的身體條件下橫渡如此寬闊的海峽，誰也沒有把握。一陣透心涼的海風吹過來，令到站在水邊的「起錨」者不寒而慄，在此生死關頭有人膽怯了，提議不如回去。此時退卻，則多天來的努力白費，心有不甘，經短暫商討後，大家決定用繩子把四人的身體連起來，這樣一來可在海中互相照顧，二來也可顯示四人生死與共，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
四人用泉水把僅有的一罐煉奶沖開，大家分了喝，喝完就用繩子把四人串在一起，大約每隔3米一個。胡君由於水性最好，所以是串頭一個。胡君他們運氣好，下水一刻沒遇到解放軍，他說他所認識的一個人，也是四人一起「起錨」，下海的一刻不幸遇到解放軍，其他三人乖乖的作了俘虜，而他所認識的一個不甘心作俘虜，轉身跳進了大海，解放軍見有人逃走，立刻舉槍向海中射擊，幾下槍聲過後，那位同學從此再沒在世上出現。
四人用繩子串在一起，在黑夜中迎著風浪向大海游去，在大海中俗語說無風都三尺浪，何況當晚月黑風高，波浪自然很大。四人雖然都會游泳，但在又冷又餓又疲累的情況下，只能緩慢地向前游，由於海峽對岸的燈光很微弱，在風浪中喝了幾口海水後，很容易游錯方向，如果不是四人連在一起，在風浪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修正方向，四人中肯定有人會沉了下去。他們在海裡游了兩個小時左右，當時已是深夜，突然他們四人全都聽到一陣陣淒厲的救命聲，發聲的距離應是在他們身後20米左右。由於他們四人連在一起頭尾相距不過10米左右，經過點算他們四人都安全，喊救命者肯定不是他們，但叫救命者肯定就在他們附近。
在漆黑一片的茫茫大海中，他們且自顧不暇，哪有餘力救人，況且也看不到遇難者身在何方，在大海中他們四人只能默默地聽著那淒厲的救命聲越來越弱，直到消失。但說來也奇怪，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真的有，胡君他們在整個後半夜，似乎在大海中到處都有人在叫救命。1990年胡君移民美國前夕舊地重遊，在當地人的指點下知道那晚橫渡的海峽聽到救命聲的地方有一個別名叫鯊魚溝。那晚叫救命的遇難者，一個可能是體力不支抽筋，另一個可能就是遭遇到鯊魚襲擊，如果是後者的話，那晚他們四人沒被攻擊，真是好運極了。
天將黎明時他們離岸不遠了，這時他們發覺有一艘中方的炮艇在海中間巡邏，由於離岸只有200米左右，他們四人便一齊解開身上的繩索，鼓起最後一點力氣，每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岸邊衝去，很快他們就爬上了香港水域的吉澳島，上岸時他們每人的身上都只有一條短褲，幸虧是在夏日的早上，不過又冷又餓，每個人都在發抖。
爬上香港這邊的沙灘，並不意味著就是成功。香港邊界當年由於受到文革左的思潮的影響，那裡的原住民也分成左、右兩派。那些身體虛脫、疲憊不堪兼不明情況的「起錨」者如果不幸落在左派分子手上，他們會千方百計誘騙偷渡客上船，然後把船開回華界去把他們送回中方。等到「起錨」者醒覺時，船已到了海中，很多「起錨」者經歷了九死一生後，最後還是無奈的給左派分子押運回來，功敗垂成。至於落到右派一方的偷渡者，則成了他們的肉參，親友要拿錢來贖。胡君他們四人幸虧遇到的是右派，家屬通過有勢力人士參與，經過討價還價後以每人500元的贖款放人。
胡君他們四人由於是用一條繩子串著一起浮過大海，所以在以後的幾十年人生中結成了生死之交，在生活和工作中他們一樣互相扶持、互相鼓勵，即使後來有人移民離開了香港，大家的感情並沒有因距離的增大而有所疏遠。生死一繩牽，在那個年代並不罕有，只要耐心發掘，一定還會有很多真人真事。
2010年12月5日 寫於香港◇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