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7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欣文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Christy Chan，一個從香港過來溫哥華的女生，她所經歷的，是幾百萬香港人在2019年曾共同經歷過的，是數十萬香港人正在或可能將經歷的。7‧21元朗襲擊事件三周年之際，她呼籲在加拿大的港人同舟共濟，繼續為香港發聲。
與香港的情意結
Christy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她對於香港有一個情意結。所以突然決定要離開香港，她內心其實是很掙扎與不捨的。
令Christy覺得挺有意思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她原來是不太喜歡香港那種很擁擠的環境和大陸人在港「自由行」時出現的某些亂象。但是，自從上大學開始參與多了社會上的抗爭的事情，如「反高鐵」、「菜園村」（事件），才發現原來她還是挺喜歡香港；反送中的時候又遇到曾經一起參與抗爭的陳伯，看到大家都是很無私地為香港付出，就令她更加喜歡這個地方了。
2019年反送中的時候，Christy已經大學畢業，正在從事有關社會福利的工作。
她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她仍然想繼續參與社會上的事情。當時有一個襲警案，她們純粹是拿著一束白花去到附近，就有警察過來查，她感覺很無力，已經不知道在香港還能做些什麼。
她雖然沒有正式在黑名單裡，但因為看到當局不斷將以前的東西翻出來再抓人，就擔心自己曾經在網上的一些言論，會不會被什麼人下載，到時候成了被抓的「罪證」。所以她就想，既然在香港這麼絕望，去另外的地方會不會可以繼續為香港發聲？碰巧就有加拿大的「開放式工作許可證」（Open Work Permit -OWP）項目，她申請到後很快就辭職過來了。
之前，Christy沒覺得一定要說自己是香港人，但是到加拿大之後，覺得要更加去堅持自己是香港人這個身分，有責任繼續去為香港做一些事。就算有時候會覺得那些街站、集會的成效很有限，但她覺得只有出來才對得起香港人的身分。
「藍絲」的擔心與「黃絲」的牽掛
2021年秋天，Christy持開放式工作許可，一個人來到加拿大，她的家裡人還在香港。想到也許再也回不去了，她在離開香港時和到加拿大之後，哭過很多次。
談到家人，Christy表示，她的父母當年都是從大陸「游水」偷渡到香港的。他們覺得鬥不過共產黨，就不要去做無謂的掙扎。加上中共的洗腦宣傳，使他們覺得「現在祖國也很好啊」。家人很藍（支持建制）、很紅（被中共洗腦），不支持她（黃絲）出來抗爭。所以那時家裡衝突不斷。
Christy回憶，當時決定要離開時，一開始家人都不同意。到加拿大後，她跟父母的正面衝突少了，家庭關係反而好了些。
Christy心裡知道，家人雖然不認同她的做法，但其實很擔心她的安全。她又何嘗不是呢？她也很掛念香港，很想念在港的家人。但是值不值得冒這個險回去？她很掙扎。
從參加洗腦團到參加反送中的蛻變
Christy表示，她思想上的改變是在上大學的時候發生的。
她還記得讀中學的時候，有很多現在叫「洗腦團」的免費「愛國北京團」。「哇，很開心，去到北京。對你很隆重其事，你又可以進人民大會堂去照相，會覺得很了不起。那時是被身邊那個氛圍影響了，是不會有人想到去集會遊行的，不認識這些事情。」
但是上了大學之後，Christy參加了維園的六四燭光悼念活動，特別是經歷占中、雨傘運動，才看到整個政治都很黑暗。所以她很欣賞現在那些中學生，從「反國教」開始他們已經有這個意識。
Christy坦率地說，2014年之後大家沉寂了很多，好像都感到灰心、看不到希望。2019年反送中時，她真是沒有想過香港會有兩百萬人上街，而且那時候很多都是有小朋友、老人家，一家老少全都出來了。
Christy認為，香港人之所以要反對「送中條例」，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害怕，大家都在恐懼之中。
她記得那時人們經常會說，怕一旦犯罪，就會被送回大陸去受審。她覺得大家對中共無法可依的政治完全沒有信心。她估計之前「反高鐵」、什麼「財政預算案」，讓很多人覺得很遙遠，但是如果說句話都可能會「犯罪」、被送回大陸，就讓大家感到很切身了。
《國安法》之後，香港更像大陸了，連掛個飾物上街，身邊人都會提醒她：「你不要這樣掛，要小心一點。」「那時我真的也很堅持。我要戴黃色的口罩、穿黑衣上街，我不覺得自己為什麼要害怕這些問題；但是當你真的走上街，就不知道為什麼真是有很多警察查你身分證，問你為什麼要穿成這樣在這裡出現。」
Christy說：「2014年參與占中的時候，真是很『和理非』的。覺得我坐在這裡被人抓，是公民抗命。但是到了2019年6月，看到那些警察那樣亂槍掃射，搞到有人被『爆眼』，見到他們去打那些很年輕的人，真是很氣憤。也就會很理解有一部分人會激烈到要去破壞一些中資機構，被警察打的時候也會還手。」
那時還出現過所謂的「自殺潮」：陳彥霖一個游泳高手被浮屍，周梓樂被人扔下樓，還有新屋嶺（監獄，被指發生警察性侵事件）。一件件事都令Christy感到害怕。「那時上街，也有擔心過我出去可能會被抓、可能回不了家。也很擔心身邊的朋友，所以就會不斷問朋友是否安全，回家了沒有。」
「雖然害怕，還是要出來的。」Christy說，她看到有很多人被無理拘捕、無法發聲；梁凌傑去世（反送中第一個自殺者）後，她更覺得可以出來就儘力出來，不想有人繼續犧牲。
Christy還表示，那時每次出去，她都會看到一群人被抓、被打，十幾歲的少年都被警察打。「晚上會想起來，身邊那個和你一起喊口號的人，他／她現在就被扣留了，不知道他／她現在到底怎麼樣？是被關到新屋嶺了嗎？那個時候（心裡）是會很痛的，我覺得是會有創傷的。」
香港同路人海外攜手向前
3年過去了，香港的局勢變得越來越差，Christy覺得現在的香港沒有前途和希望。
她談到，最近新特首李家超一個人參選、當選，連找人陪襯的戲也懶得做了，擺明著就是北京欽點的。香港現在像大陸一樣出現了類似「健康碼」的「安心出行」。最近看新聞，發現有些地方出現了很多「智慧燈柱」，其實就是多了很多監控。她還在香港的朋友，已經不敢無顧忌地說話。
Christy也感慨地說，剛到加拿大時，她以為可以自由發言了。後來很多人告訴她，參加活動要穿黑衣、戴口罩，要把自己遮掩好；也有人告訴她不要到處用自己的帳號「亂講話」。她就覺得，「哎呀，來到這裡為什麼還要這樣？喔，原來中共的滲透是很嚴重的。」
不過幸運的是，她找到了一群同路人。「上一次6‧12（反送中周年紀念）活動，很多香港人一家大小還是會出來的，好像大家都沒有忘記這件事」，「有了這一群同路人之後，就覺得可以為香港做多一點，好像又有了一點希望。」
和離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手足一樣，Christy真心希望有一天會光復香港，「煲底相見」。
盼加拿大「救生艇」救更多港人
Christy表示，英國因為歷史原因，有責任和義務幫香港人，但加拿大沒有任何義務去做這些。加拿大出於人道立場，為港人設了「救生艇計劃」。
有人提希望加拿大政府放寬救生艇計劃，讓因參加抗爭活動而在香港坐過牢的抗爭者出獄後可以有機會申請。Christy說，她希望自己可以幫忙去爭取。
她覺得，和其它她到過的地方相比，加拿大很多元、很國際化；大家很多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包容性很強，又很友善。所以她想去學習這裡的體制，學習怎麽樣去做遊說工作。她很希望加拿大政府可以看到香港人是可以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的，從而讓更多的香港人過來。
想對手足說的話
採訪的最後，記者問Christy有什麼話想對在加拿大堅持抗爭的港人說。她認真地想了想，然後回答：「不要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僅僅當成口號。」
她說，「很多人現在還在監獄裡坐牢，我們可以在這裡享受這麼自由的空氣，我們是很幸福的。我們⋯⋯有這個義務、有這個責任要站出來。⋯⋯用不同的方法多為香港發聲！」
責任編輯：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