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美國跟隨中共採用封控政策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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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7月25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秋生翻譯)「我們看到,這裡形成了一個網絡和團隊。他們已經嚐到了權力的滋味,他們已經看到了什麼是可能的。他們不想讓它消失,而是希望它能持續,持續,再持續。」

傑弗里‧塔克談到,美國如何在中共啟發下逐步採用COVID-19封控政策。

今天,我將採訪傑弗里‧塔克(Jeffrey Tucker),他是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

塔克:「為什麼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在3月13日發布了一個封鎖藍圖,然而甚至直到兩天後川普才批准任何類似於封鎖的行動?有很多事情我們需要知道。」

今晚,傑弗里‧塔克將剖析事件時間表,分析美國如何拋棄應對大流行病的標準協議,轉而在中共的啟發下採用激進的封鎖政策。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楊傑凱:傑弗里‧塔克,歡迎你再次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塔克:當然,來到這兒我很高興。

法官否決口罩強制令 福奇不同意

楊傑凱:我想從安東尼‧福奇博士的發言談起。

CBS新聞主持人:福奇博士,如你所知,聯邦地區法官凱瑟琳‧金博爾‧米澤勒(Kathryn Kimball Mizelle)否決了口罩強制令。你個人同意還是不同意她對公共衛生法的解釋?

安東尼‧福奇博士:嗯,我顯然不同意。我的意思是,這類事情作為公共衛生問題應該由公共衛生機構決定,在這種情況下,由疾控中心決定。

楊傑凱:福奇博士在回應佛羅里達州的一位法官否決口罩強制令時說,這是疾控中心做的決定,法院無權否定。你對此有什麼看法?坦率地說,這本身不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嗎?

塔克:這是一個大問題。法院是否可以約束政府?政府是否受制於法律?請記住,我們這裡談論的不是民選的政治家或立法機構,我們談論的是被任命在這些機構工作的行政人員。福奇曾經為,我不知道是否如此,四、五或六位總統服務。他在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工作,但是從技術上講,他對疾控中心(CDC)有一些監督權。他是在宣布,深層國家官僚機構的行政權力根本不應該受到限制,不應該受到立法機構的限制,當然也不應該受到法院的限制。

現在,令我震驚的是,這不是一個口誤,正如他們所說的,不是一個錯誤的聲明。這是他們決定說的話,因為它確實反映了他們更深層次的信念,而我們需要思考這個更深層次的信念是什麼。它確實代表了對整個現代性本身的根本挑戰,是對現代生活長期以來的關鍵原則的挑戰。

誕生人類自由理念本身的理念是:政府應該受到約束。我們應該制定相應的規則,對國王指出,「你可以這樣做,但是不可以那樣做。」

我們看到,這裡形成了一個網絡和團隊,他們已經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他們已經看到了什麼是可能的。他們不想讓它消失,而是希望它能持續,持續,再持續。

封鎖兩週–我們曾經熟悉的文明終結

楊傑凱:你是一個為現代性歡呼的人,我沒有更好的詞形容,你在為啟蒙思想歡呼。當你看到「封鎖兩週以阻止傳播」的命令生效時,你立刻意識到我們曾經熟悉的文明已經終結。

塔克:我知道,這很可笑。

楊傑凱:我認為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反應,我當然沒有。我當時想,「好吧,這聽起來很合理,兩個星期的封鎖可以減緩(病毒)傳播速度。」

塔克:合理嗎?它從來都是不合理的。實際上,至少在那之前一週,德克薩斯州奧斯汀西南偏南藝術節被關閉,我就已經感到震驚了。那是一個大約有25萬人計劃來參加的藝術節。

我們的市長自己主動說,「不,我們不能舉行這個活動。」什麼?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想,「哦,上帝!這引起的訴訟將會持續很多年,這絕對不是美國人的做法。」我寫了信反對,但大是家都沉默著,只有絕對的沉默。我相信我是唯一一個寫信反對它的人。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楊傑凱:這是一個我們(對病毒)了解不多的時期,我不太記得了,西南偏南藝術節是在什麼時候?

塔克:3月8日。

楊傑凱:3月8日,好的,所以我們當時對這種病毒了解不多。我知道你想說些什麼。我們對這種病毒了解不多。很多人都非常害怕。媒體說將會有兩百萬人死亡。有一個帝國學院的模型。估計市長不希望舉辦可能出現超級傳播者的活動。

塔克:是啊,但是你看,我們過去也有過大流行,69年、68年、58年、57年、43年、42年、29年,都有過大流行,但我們從來沒有因為這種東西而任意關閉過什麼。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舊金山和芝加哥有一些關閉,但在紐約,每個人都照常做他們的生意,而那是一個致命的大流行,我們就是沒做這種事情,這是出於流行病學的原因,因為我們知道它們不起作用;也是出於道德原因,因為我們知道它們是錯誤的;還有美國法律的原因。我們信仰自由,相信人們有權選擇他們想要的任何程度的風險,而且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一點。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信仰已經丟失很久了。如果疾控中心說得對,實施隔離的權力來自1944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服務法》。現在,我已經讀過該法案,它在某些方面似乎是無害的,但疾控中心抓住了它,以此為理由,瘋狂地毀壞這個國家。我個人認為,如果共和黨人有任何真正的智慧,他們會重新審視該法案,並且弄清楚為什麼它是在戰爭時期通過的。我甚至不能告訴你事情的真相,因為我不知道。我覺得這很奇怪。我曾經試圖查找這個法律的立法歷史。我無法真正理解它。

封鎖的理念不是來自科學 而是政府

因此,封鎖的理念並非來源於流行病學、病毒學或免疫學,更不是來源於醫學界或科學界。它誕生於2005年,出自於白宮的政治偏執。他們有一個生物反恐小組,利用全國各地的計算機科學家,以弄清如果有新的病原體出現該怎麼辦。這就是封鎖的理念的誕生。當時流行病學家們斷定,「這是個瘋狂的想法,病毒不是這樣傳播的,你不能以為把人們單獨封閉起來,病毒就會消失。這想法太瘋狂了。」所以它沒有得到任何支持。

然後到了2009年,當時是奧巴馬擔任總統,人們在大喊大叫,「H1N1要來殺死我們所有人。」他說,「很抱歉,我們正處於金融危機之中,美國人擔心的是能不能從自動取款機裡取到現金,我現在不打算為你們的流感擔心。」

所以,病毒只是來了就走,人們都說這是一個相當好的對付流感的方法。當然,我們有MERS病毒(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順便說一下,在2003年,我們遇到了SARS-CoV-1(SARS冠狀病毒)。我們可以稍後再談這個問題,因為處理它的方式成了2022年的事件的模板。但是,是的,我們仍然需要等待,直到(事態變化,)出現了SARS-CoV-2。

楊,需要大量的工作才能把2020年1月15日到3月20日之間發生的事情拼湊起來,那段時間的事情非常模糊。英國惠康基金會(Welcome Trust)的傑里米‧法勒(Jeremy Farrar)在其2021年秋季出版的《猛增》(Spike)一書中親自寫下了這段話。正如他們這些天所說的,他把無聲的部分大聲說了出來。直到1月底,他們晚上都睡不著覺,他們驚慌失措。他們通過一次性手機互相交談。我們知道,否認(COVID病毒)是(武漢病毒)實驗室洩漏的第一篇論文是在2月4日發表的。參加這些祕密電話會議的幾位作者在2月4日發表了那篇論文,直到3月16日才出現在《自然》雜誌上,那是伯克斯-福奇-川普新聞發布會宣布美國封鎖的同一天。

那麼在2月4日和3月12日之間發生了什麼?我們知道福奇接受了很多採訪。他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說,「它不會那麼糟糕,他們說這將是一個糟糕的流感年,但它並不像人們說的那樣糟糕。」好吧,那篇論文是在2月26日發表的,但是你必須假設它在一兩個星期前就被編輯了。就是說,他們制定了一個策略,這方面是推理性的。我只是推測一下,我並不是說這是絕對真實的。

我認為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他們擔心病毒會在全世界傳播,他們會為此承擔責任,因為這是他們用美國稅款資助的實驗室洩漏的東西。他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現在,他們心中唯一的問題就是,這到底是故意洩漏的還是意外的。

我的猜測是:他們著手以某種方式抑制這種病毒。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減少病例,而這個模式就是(應對)SARS-CoV-1的模式。由於某種原因,不管是對是錯,世界衛生組織都因SARS-CoV-1從未擴散出亞洲地區而受到讚譽。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病毒,它的停止擴散可能是因為它是非常致命的。所有的流行病學認為,嚴重程度和流行率之間總是存在一個消長關係,所以這可能就是原因。這可能與世界衛生組織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你看到世衛組織自認為在阻止它傳播方面有功勞。

白宮決定效仿中共「武漢模式」

現在,人人都說,「好吧,也許這些封閉措施有效。也許我們可以阻止它(COVID-19病毒)傳播。外面還有其他人做了這件事嗎?」好吧,外面有一個有效的例子,在武漢和其它許多城市,中共宣傳說他們已經成功地實現了這一點。

注意,在2月16日至20日左右,世界衛生組織派了一個代表團訪華,其中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部分員工,包括克利福德‧萊恩(Clifford Lane),他是福奇的副助理。他們去到那裡的那個「波坦金村」——我希望你們的觀眾明白那是什麼,那就像過去在俄羅斯設立的一個假城市,向西方人展示波坦金村的輝煌繁榮——然後他們說,「看,它曾經很殘酷,很糟糕,但現在看,病毒已經消失了。」

於是,他們回來了,在三天之內,他們寫了一份報告,由世界衛生組織發表。你仍然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上看到它,說「中國人心中有數,這是很艱難,很艱難,很艱難的政策,但是他們消滅了病毒。很明顯,這就是(成功的)模式。這就是模式,我們已經看到了未來,那就是武漢模式。」

這就是轉折點。這是行政當局和公共衛生官僚機構決定效仿中共的時刻。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強力措施能夠抑制病毒。

實際上,美國實行了「COVID清零」政策。這是2月下旬的事情。此時,他們必須快速工作,因為他們相當擔心。《紐約時報》,我想是第一個負責向美國公眾廣播信息的機構,宣布「現在是開始緊張的時候了,所有的舊規則,都已經不存在了,你必須暫時忘記憲法和《權利法案》,那都是老黃曆了,這些是現在的規矩,(因為)災難即將發生。」

那是2月27日。《紐約時報》播放了他們的科學記者唐納德‧G‧麥克尼爾(Donald G. McNeil)的播客,他後來被解僱了。他使公眾陷入了恐慌。播客開始於,他走進演播室,噴灑一瓶雙氧水,給所有東西消毒。

學中共「中世紀式的處理」開始封鎖兩週

總之,就在那一天,我知道夜幕降臨了。第二天,他們刊登了同一位唐納德‧G‧麥克尼爾撰寫的主要專欄文章,說「為了對抗冠狀病毒,我們必須對其進行中世紀式的處理,像中國一樣。」那是在2月28日,甚至不到兩個星期後,我們得到了川普在一次總統講話中宣布的消息。它看起來像一個人質視頻,在視頻中他宣布停止所有來自歐洲的旅行。

而且他在語言上有一點失誤。他說,「我們正在阻止來自歐洲的所有人員和貨物。」好吧,他的意思是說,「(阻止)所有人員,但不包括來自歐洲的貨物。」所以,他犯了一個錯誤,還犯了一些小錯誤。他沒有為那個新聞發布會做好準備,這真的像一個人質視頻。

第二天,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為美國制定了一個精心準備、精采呈現的封鎖藍圖。那應該是在3月13日。它被標記為最高機密。我們直到兩個月後才知道這個消息,但這個日期很有意思。川普在12日下達了阻止對歐洲的旅行禁令,而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在13日發布了封鎖藍圖。14日和15日,川普與(白宮新冠疫情應對小組協調人)伯克斯(Deborah Birx)、福奇和他的女婿進行了密談。

楊傑凱:(他的女婿)賈裡德(Jared)。

塔克:賈裡德和他的兩個朋友說服川普同意「用兩個星期(的封鎖)來拉平曲線」,川普同意了。但是想想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已經決定了。是誰說了算?這裡到底是誰在負責?真的是川普嗎?我不知道。這非常奇怪。川普真的知道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的那個命令嗎?我不知道。

在過去的30天裡,你所看到的事態發展是一個真正的針對美國的陰謀,它在隨後的兩年間確實發生了。也許他們沒打算讓它持續兩年。他們當然知道,這不會只是兩個星期的事。他們可能說服川普關閉兩個星期,所以他同意了,並在3月16日舉行了新聞發布會。福奇和伯克斯在會上放開手腳發號施令,一直站在麥克風前,告訴所有人要保持距離,企業要關閉。

事情就這樣繼續下去了。在那兩週內,國會開始忙於制定支出計劃。就在那時,我們制定了《救助法案》(CARES Act),它引發了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財政貨幣災難。這一切都與封鎖直接相關。

封鎖持續+強制疫苗令 如何削弱了道德良知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油價上漲,如果你不喜歡你的房租發生了變化,如果你對你的雜貨店帳單上漲了多少感到沮喪,你需要關心我正在談論的這段歷史,因為這一切都有聯繫。

封鎖完全背離民主,他們從來沒有平等觀念,他們從來不關心民眾的權利,他們在製造分裂、隔離和種姓制度。

如果我這話已經說了太多遍,那很抱歉,但是每天你都可以翻閱《紐約時報》,了解你應該做些什麼,面對你所在社區的病毒。你可以鍵入你的郵政編碼,然後,啪,就會彈出指示。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有一套指示總是說你不應該旅行,你應該待在家裡,並且應該讓商家把你買的食品雜貨送到你家裡。

楊傑凱:是的,這就是傑伊‧巴塔查裡亞博士(Jay Bhattacharya)的下滲式(trickle-down,註:通過優待富人,最終惠及所有人包括貧苦大衆)流行病學,他稱之為下滲式流行病學。

塔克:是的,《紐約時報》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要給別人送食品雜貨。他們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那不是他們的讀者群。他們希望你待在家裡,保持健康,而把工人和農民當作沙袋,替我們吸收病毒,並承擔起群體免疫的主要負擔。這加劇了種姓制度的形成,當然,它變得越來越糟,越來越糟,最終導致了強制接種疫苗。

我簡直不敢相信,楊,這對我來說是件醜事,紐約市制定了這些規定,禁止未接種疫苗的人進入公共場所、餐館、博物館、圖書館和劇院,乾脆禁止他們進入。點擊一下電子表格上的標籤,看誰沒接種疫苗?這是未接種疫苗的主要人群。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擔心政策的不同影響,這個擔心是對的。後來,我們遭遇了這些強制令,卻沒有人關心。

我讀過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發表在你們的報紙上。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個醜聞。我們在這個國家與隔離鬥爭了80年之久。然而在一天之內,我們在這個國家最偉大的三個城市——紐約、波士頓和華盛頓特區——實行了隔離。真令人難以置信。憤怒在哪裡?關注在哪裡?人們的意識在哪裡?人們甚至知道嗎?人們關心嗎?我不明白。

這證明了封鎖如何削弱了我們的道德良知,奪走了我們天生的是非感,顛覆了我們對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們願意對彼此做什麼的期望。它非常微妙,每個社會都需要它。它不是我們必須理性地或甚至有意識地追求的東西,而是我們通過生活常規吸收到我們的日常意識裡的東西,包括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尊重他人,以及如何擁有一個默認的立場,即我們渴望尊重我們遇到的每一個人,並期望他們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我們。

這種意識很脆弱,也很微妙,美麗。它源於穩定,源於對生活禮儀,對我們一直肯定的常規和儀式的期盼和實現,「如果我善待他人,那麼他人就會善待我。」整個社會都被這種意識薰陶。然後有一天,有一個開關被打開了,現在,錯誤的事情成了法律,我們曾經認為在道德上很惡劣的事情現在被要求接受,我們被強制歸入某個階層或種姓,我們不被允許做一些正常的事情,比如穿越州界去工作,或者去參加你父親在德克薩斯州的葬禮,儘管你住在俄克拉荷馬州。一旦你不能去醫院看望你母親,你的孩子不能上學,你不能工作,因為你必須待在家裡陪你的孩子,一旦這些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生活的許多事情都被徹底摧毀了,或者用另一個術語來說,「被重置」,就很難再把它拼起來。

需要調查:為何一下子全關閉了 誰應負責?

楊傑凱:我們來討論一下必不可少的事情。我們真的要考慮如何讓事情變得更好。

塔克:是啊!我很高興你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所有的答案。我知道第一步,而第一步就是我們需要了解更多。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在布朗斯通研究所,我一直在與我們的幾位頂級學者合作,制定一份清單。我們有12個一般類別。在每一個類別下,我們大概有10到12個必須進行調查的其它事情。每一件事情還有其它事情需要調查。我們需要知道的東西太多了。

為什麼他們不調查治療方法?他們為什麼不調查病毒是如何傳播的?為什麼兩年來疾控中心都沒有說出戴口罩的真相?是誰發布了關閉學校的命令?為什麼他們一下子都關閉了?誰負責區分必要和非必要的工人?誰對此負責?為什麼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在3月13日發布了一個封鎖藍圖,而川普甚至在兩天後才批准實行類似的封鎖?有很多事情我們需要知道。

成立一個委員會如何?由它提出正確的問題,讓正確的人講述發生的事情,並提供一份詳盡的説明。這是我們許多人的工作,但是主要靠立法機構、參議院、眾議院,但主要是每個州議院、每個市政府和每個縣政府。人人都需要一個委員會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私人委員會,也需要公共委員會,我們都需要。我們需要真相,需要事實。我們知道大約百分之五的事實。我們需要找出真相。這是第一步。

楊傑凱:傑弗里‧塔克,謝謝你再次接受採訪!

塔克:謝謝你,楊。

楊傑凱:謝謝大家觀看本期《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對傑弗里‧塔克的採訪。我是主持人楊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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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領袖》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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