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雨堂主:文革前期紅衛兵現象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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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9月03日訊】

一、紅衛兵現象是指紅衛兵被運動的現象

境內外學者研究文革,無法繞過紅衛兵運動這一現象。事實上,對紅衛兵的研究,滯後於西方知識界對文革的研究,也落後於境內外對大饑荒的研究,以及對中共整風反右的研究。這當然與中共在境內將紅衛兵研究視為禁區有關。此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約束條件是,當年紅衛兵運動中的風雲人物雖然至今健在,他們作為親身參與者,熟悉當時的風雲變幻。但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中,他們的思維方式沒有明顯進步。他們未能藉助改革開放的機會,接受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法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等學科的洗禮。這使他們在思考這段親身經歷的歷史時,未能站到一個至高點上,當然也無法作出深入的全局俯視。紅衛兵是上世紀文革中無法忽略的一種現象,從世界範圍講,更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這個現象雖屬曇花一現,但影響深遠,與中共極權統治無法分割,給後世留下思考空間極其廣闊。

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在校內一張大字報上署名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這是「紅衛兵」這一名稱的源頭。其中透露的信息是,對毛的個人崇拜已經到了驚人的火候。這個張承志後來成了頗有才華的作家,但從文字上看,張承志並非毛的真實崇拜者。然而當時整個社會對毛的崇拜,已成了一股無法遏制的潮流。憑這一點,毛輕易發現:他的工具箱裡又添了新的工具,而且是用後就可以拋棄的工具,這個工具就是作為群體的紅衛兵。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使用「紅衛兵運動」這個詞組,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訛。紅衛兵自始至終就是一個被運動的現象,從來就不存在「紅衛兵運動」。

進一步探明紅衛兵被運動的現象,一個起碼的要求是對紅衛兵分類。只有準確的分類,才能進一步梳理出紅衛兵被運動的真相。個人認為,當年紅衛兵可分為三類。

二、作為太子黨的紅衛兵

早期紅衛兵,是分布在北京一部分學校的高幹子女,以中學為主。這部分紅衛兵正是今日所謂太子黨。這部分紅衛兵有明確的接班意識,毛澤東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這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一句話。他們當中影響較大者,如陳小魯、宋彬彬、譚立夫、鄧榕、賀鵬飛、卜大華、駱小海……等等,無一不是以新貴族自居,因為江山是他們父輩打下的,明天自然靠他們執掌。文革結束後,當他們先後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金融界頂層、大型國企等部門,接班意識也就轉化為統治意識。這種接班與統治意識,後來在習近平、薄熙來等人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清晰。譚立夫當年有一副對聯流傳甚廣:「老子英雄而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反映出作為太子黨的紅衛兵們,正是堅持罪惡的「血統論」,並以根正苗紅的接班人自居的心理。不久,批判「血統論」的民間思想家遇羅克被判死刑,再往後,鼓吹「血統論」的太子黨譚立夫,成了文化部官員。這完全就是一個人鬼顛倒的時代。

毛的另一句話,對這批紅衛兵而言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和他們的父輩正是靠造反、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毛澤東和他們的父輩在早期的造反,對中國廣大農村的生產力是致命的破壞,中國人道德觀念的扭曲也從此開始。毛讚賞給地主富農帶高帽子遊街鬥爭,如此以「湖南農民運動」為樣板的野蠻行為,文革一開始就被這批紅衛兵重新複製,因為他們的父輩曾是這種行為的親身踐行者,他們對這一套絲毫不陌生。《國際歌》裡有一句歌詞,也令他們興奮不已,這就是「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然而舊世界被打個落花流水,絕不意味著允許奴隸們起來,只是一批殘忍的奴隸主上台而已。從文革初期陳小魯(陳毅之子)發起的西城區糾察隊,到後來臭名昭著的聯合行動司令部(聯動),就是這批紅衛兵有組織的暴力團伙。他們除了抄家、綁架、迫害,開始私設公堂、刑訊逼供,用帶銅扣的武裝帶打人,用腳上的皮靴踏著倒地受害人的頭、臉或胸部,欠下累累血債。今天在中共政治局壟斷話語權的,正是以這部分紅衛兵為主體的太子黨。

文革一開始,這批紅衛兵和他們的父輩一樣,對毛澤東的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他們不清楚,他們只能從父輩那裡獲得一鱗半爪的不完整信息。如1966年12月,中央戲劇學院紅衛兵葉向真(葉劍英的千金)策劃綁架彭真,之後又參與謀劃對彭、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批鬥,就是因為從葉劍英的嘴裡,葉向真知道毛的意向才敢下手,其實是毛對這批紅衛兵的巧妙利用,葉劍英則藉此表現自己對毛的忠誠。大多數作為太子黨的紅衛兵,在那個年代的基本行為,就是造反、破壞、傷害和殺人。這批紅衛兵的造反,是湖南農民運動的延續,也是他們父輩殺人掠財的延續。他們所向披靡,沒有遇到任何阻擋和反抗,這表明紅衛兵罪行受到毛的縱容,全社會因此陷入至暗時刻。

1966年「紅八月」,僅北京一地抄家9,200餘戶,活活被打死的人數達1,772人,受盡迫害自殺的人數更無法統計,包括老舍、向達、陳夢家、俞大絪等名流學者。死者成批被拖往火葬場,其中包括昏倒的活人,被火葬場的工人不止一次發現後救下。中央文革小組在9月份的《簡報》裡,稱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戰果纍纍」。接著,「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響徹海內。紅衛兵在「紅八月」的殘暴程度,絕不在南京大屠殺與柏林水晶夜之下。改革開放後,迅速暴富起來的也正是這批人。這批紅衛兵的罪行,至今沒有遭到正義的清算與審判,又將大量靠腐敗掠奪的財產轉移到離岸金融。這不是如許多文章所說的那樣,是因為這批紅衛兵懂得逃避法律制裁。事實上,他們無需逃避法律制裁,因為他們早已順利接班成了主子。法律控制在他們手上,還指望正義的審判,就成了笑話。

三、首都三司紅衛兵及其頭面人物

第二類紅衛兵,是「五大學生領袖」為首的首都高校紅衛兵。各地高校紅衛兵,是這部分紅衛兵的外延。紅衛兵「五大領袖」是毛澤東隨口欽封的,毛慣於對下屬或打擊對象作隨意捆綁,如把高崗、饒漱石捆綁在一起,成了「高饒反黨集團」;把章伯鈞、羅隆基捆綁在一起,成了「章羅聯盟」,其實高、饒並未組成集團,章、羅也從未聯盟。「五大領袖」指的是聶元梓(北大)、蒯大富(清華)、譚厚蘭(北師大)、韓愛晶(北航)、王大賓(地院)。聶元梓與北師大女附中被打死的黨總支書記卞仲耘一樣,是1937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這一年譚厚蘭剛出生,而蒯、韓、王「三大領袖」還要再過八、九年後才出生。文革爆發前,聶是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不是學生,卻成了學生領袖。如同一個人,從來沒踢過足球,突然成了足球明星。這個笑話近乎「皇帝新衣」,幾十年來居然沒人捅破,原因就在於毛澤東的欽點,使聶元梓對紅衛兵有了指手劃腳的資格。

作家鐵流對聶元梓的評價頗中肯。聶的權力欲極強,親情意識極淡漠。無論作為一個妻子還是母親,聶都完全不合格,聶甚至沒有一點女人味。聶的文化程度相當於初中,全部閱讀範圍僅限於中央文件,卻掌控著北大哲學系,這對北大實在是一個無情的嘲弄。在哲學系的會議上,聶嚴厲指責赫魯曉夫寫出大毒草《靜靜的頓河》,成了教授們私下的笑料,季羨林在回憶文章中乾脆稱聶為「破鞋」。這樣一個人,因毛澤東的一句話,成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第一作者。這對被中共奉為神明的馬列主義而言,不啻為一個諷刺。這張大字報出籠於5月25日,標題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些什麼?」毛澤東發現,這是拿下彭真與北京市委的一個契機,因為陸平等人的後面就是彭真。於是對大字報大加讚賞,並在6月1日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由此一舉出名。

其實在蒯大富之前,首都三司原先的學生領袖是地質學院朱成昭。首都三司的前身是首都高校紅衛兵司令部,因葉向真帶領戲劇學院、電影劇院與音樂學院紅衛兵加盟,遂改為首都三司。首都高校紅衛兵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與太子黨紅衛兵的區別。這個區別主要表現為:高校紅衛兵(1)沒有接班的可能,也沒有接班的慾望或接班意識;(2)反對「血統論」;(3)沒有無法無天的刑事犯罪。朱成昭頗有才華,比蒯、韓、王三人年長3—4歲,獨立思考能力明顯高於蒯等學生領袖,這也是葉向真對朱產生愛意的原因。江青與中央文革利用朱成昭與地院紅衛兵、北航紅衛兵這個工具,公開煽動他們赴四川揪回海瑞(彭德懷)批鬥。朱藉此機會,翻閱了彭的大量手稿材料,聯想起家鄉(安徽)的大饑荒,經自己的思考分析,最終發現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是被冤枉的,因此對彭產生同情。1966年底,在首都三司的骨幹會議上,朱成昭以空前無畏的膽識,指出文革的「導演是騙子。演員是瘋子,觀眾是傻子」。這在當時是遠超出遇羅克、張志新的驚天洞見,也是中國的高校中為數不多的先知。也許達到如此認知水平的,還有郭守英(郭沫若之子)、張鶴慈(張東孫之孫)等更早懷有不滿情緒的學生,乃至其他永遠無法知名的少數學生,只不過其他作為先知的學生缺乏表達的機會與膽識,很少有人願意冒極端恐怖的風險。北京外語學院德語專業曾有女生,看到毛澤東8.18檢閱紅衛兵,意識到這與納粹黨無疑,當即寫信抨擊毛澤東,並作好自殺的準備。蒯、韓、王等學生領袖,根本無法望其項背。他們成為毛澤東手中的工具,也完全符合邏輯。聶元梓、譚厚蘭更不足挂齒。譚厚蘭是1965年進入北師大政教系的調干生,如果沒有文革,她的未來就是給更年輕的學生洗腦。譚在文革中的主要「影響」,是「破四舊、立四新」——瘋狂砸爛孔廟,瘋狂破壞文物遺產。

朱成昭與譚厚蘭、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等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在於:北大6·18事件後;毛澤東藉機到武漢游泳,目的是設陷阱等候劉少奇鑽入。劉果然按反右加「四清」的老一套部署,向各大學派遣工作組。工作組的任務就是從政治上整人,結果就是大批學生遭打擊,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包括朱成昭與譚、蒯、韓、王等許多學生在內,全都身陷險境。朱成昭因向工作組提意見,被工作組整黑材料,準備運動後送勞改。蒯大富挨整後逃地質學院。7月下旬,毛突然回北京殺了個回馬槍殺,在聽取有關工作組的匯報後撂下一句話:「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然後下令撤銷工作組。這是對劉少奇的一記重拳,劉全無招架之力。對挨整學生而言,似乎意味著一次解放。毛澤東的女兒李納(化名肖力),暗中聯絡蒯大富,指明蒯必須回清華建立學生造反組織。蒯實際已被毛控制在手上。

朱成昭與譚、蒯、韓、王的區別在於:除朱之外,其他學生領袖果然對毛感激涕零,尤其是譚厚蘭、韓愛晶,對毛的反修防修「偉大思想」,更是服膺得五體投地。曾經呼風喚雨的學生領袖,少年時代接受的洗腦教育,阻礙了他們獨立思考。朱成昭不同,他的獨立思考以及對彭德懷的同情,使他不可能成為毛澤東手中的工具,毛與中央文革對他也不可能容忍。1967年8月20日,朱與葉向真被宣布「組織反革命集團罪」並逮捕,後遭長期關押。林彪「913」事件後,葉獲釋放,在周恩來的唆使下,葉與朱徹底斷絕關係。朱成昭的正式平反,是直到1980年6月的事。不過此後一段相對平靜的時間,他未能把握機會離開大陸,也沒來得及留下回憶與思考文字,於1998年猝然離世,殊為可惜!

蒯大富與清華紅衛兵謀劃誘抓王光美,強行帶到清華批鬥、侮辱,進而闖中南海圍斗劉少奇等行動,與不久前地院、北航紅衛兵到成都揪斗彭德懷一樣,都受周恩來、江青與中央文革的明示而非暗示。沒有紅衛兵這樣的御用「群眾組織」,毛與江青、中央文革無法公開羞辱、批鬥王光美,也無法直接進中南海批鬥、毆打劉少奇。蒯大富與紅衛兵替毛澤東做了毛自己無法親自動手的事,也為政治上徹底打倒劉做了鋪墊。正因為劉少奇的工作組整了他們,而毛解救了他們,所以他們心甘情願充當毛的工具。蒯大富彷彿不可一世,實際認知水平僅止於此,何其悲哀!王大賓也完全不信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是受了委屈的。鄧小平上台後不久,韓愛晶甚至對採訪者說:我就是要跟著毛主席反修、防修,我自己人生目標的定位,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由此可見,北京高校紅衛兵領袖,聽起來似乎曾經叱咤風雲,其實就是被利用的一具具活殭屍。他們的觀念形態與當下習近平相比,僅50步與100步的差距,但習在數理化知識方面就無法與蒯、韓、王等紅衛兵們相比了。北京高校紅衛兵離不開中央文革的扶植,而中央文革全在毛的掌控之中。

四、作為烏合之眾的「老三屆」紅衛兵

第三類紅衛兵,是北京以外包括上海、廣州乃至全國各中等學校的紅衛兵。這是在數量上占絕大優勢的紅衛兵造反組織,也是十足的烏合之眾。他們另一個名稱叫「老三屆」,其中有少數在恢復高考後有幸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各領域的學者。但總體上他們受毛澤東蠱惑,相信「造反有理」,相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他們全部的能耐,是對北京紅衛兵的模仿。其中既有對太子黨紅衛兵的模仿,又有對首都三司紅衛兵的模仿。他們瘋狂打砸搶、凶狠虐待「四類分子」、隨意毆打教師,對文化名流與各級官員實施抄家、懲罰、侮辱、遊街,無所不用其極。著名翻譯家傅雷、鋼琴家顧聖嬰、名導演鄭君里、演員上官雲珠……都紛紛自殺。上海武康大樓因不斷有人跳樓自殺,一時被稱為另一個「跳水池」。至於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樣難逃紅衛兵的懲罰。毛澤東的邪惡智慧,在這裡獲得充分展現:毛長期倒行逆施製造了中共與下層群眾的矛盾,轉身藉助對劉少奇的打擊,又將社會下層對中共的怨恨,轉化為對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的仇恨。

全國紅衛兵混亂鬥爭的結果,使得各地老三屆紅衛兵分裂為兩派陷入內鬥,毛又指示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領導斗、批、改。有兩件事,可見老三屆紅衛兵的無知造成的後果。一是重慶紅衛兵墓園——曾經分裂為兩派的紅衛兵,頭腦裡都裝滿了漿糊,同時共同實現了自己的諾言:誓死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他們死前高呼的口號也完全一致:「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他們還不明白人生究竟是怎麼回事,生命就嘎然而止。留給他們父母的,是不盡的哀傷。另一件事,是打砸搶任務已完成的紅衛兵,1968年後又被大批送到農村,美其明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的青春就此遭徹底的埋葬。畫家王國斌表現知識青年在農村遭受合法蹂躪的驚世傑作《我的前夫》,於2007年公開展出,無數當年的「老三屆」紅衛兵在這幅畫前泣不成聲。知青就是打砸搶完成後的紅衛兵,「老三屆」紅衛兵們突然發現,他們的青春遭受了無情的欺騙與極其粗暴的摧殘。其實這幅畫的內涵深遠。畫面上的新娘,身穿一套退色的解放軍軍服,這正是當年紅衛兵的標準裝備。可以想像,當年她在打砸搶的瘋狂歲月裡,曾經怎樣擼起袖管抄家、施暴。畫面上的新娘,現在的年齡應該是70歲上下。而今70歲左右的老人,在文革中有多少都曾經是紅衛兵?這些紅衛兵中毆打過自己的老師、「四類分子」或文化名人者,究竟占六成、七成?還是四成、五成?半個世紀過去了,誰也沒有聽到他們的懺悔。

五、結語

紅衛兵現象是文化史上的恥辱,總體而言除了太子黨紅衛兵作惡多端外,高校紅衛兵和老三界紅衛兵們的愚昧無知、暴行,與晚清義和團大體停留在相同層面。紅衛兵在「牛鬼蛇神」、「四類分子」與「臭老九」面前,是令人聞風喪膽的英雄,但在毛澤東的眼裡,是用後即棄的夜壺。他們中的多數人,至今沒有覺悟,也許將至死不悟。僥倖的是,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子女們、「四類分子」子女們,因受歧視並被排斥在紅衛兵的門外,這倒使他們在文革中保持了清白。

寄語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等紅衛兵領袖們,你們在有生之年,要想客觀評價紅衛兵這一現象,前提是應當認清中共與毛澤東的種種罪行,而這首先必須明白人的自然權利原理,懂得人類政治智慧的高度成熟,根本不在於天花亂墜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在於權力制衡及由此而來的三權分立。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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