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5月31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Terri Wu報導／秋生編譯）5月，當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連續六年衛冕「跑得最快的國會男議員」[註：指他參加的「美國壽險協會資本挑戰賽」（ACLI Capital Challenge），該比賽是一年一度的三英里公路賽，參賽者包括國會議員、高級政府官員、聯邦法官等貴賓]的稱號時，他完全沒有心思去慶賀勝利。
在以令人敬畏的20分3秒的成績贏得3英里比賽時，這位來自威斯康星州的議員發現自己正在把注意力轉向冷戰後的美國。
他在華盛頓為政府和媒體工作人員舉辦的該年度比賽中獲得國會男子組冠軍後，在一份聲明中說，「在紙面上看，這是一場勝利，但是在現實中，我的行動很慢。」
這位39歲的立法者說，「勝利正在打敗我，就像柏林牆倒塌後的美國，就像2016年『比賽』後的湯姆‧科頓（Tom Cotton）參議員。」科頓是加拉格爾在2017年首次參加該比賽時擊敗的衛冕冠軍。
他說，「所有已過全盛時期的、震怒於榮光的消逝的政客都應汲取一個教訓：自滿情緒會害死人。」
幾個月前，這位開啟了第四個任期的國會議員、前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接受了領導新成立的眾議院中共特別委員會（全稱是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的工作。
加拉格爾在奪冠後的評論表明，他正投身於這項新事業中。
一位接近該委員會的消息人士告訴《大紀元時報》，「他認為我們正處於最危險的窗口期，他正在盡一切努力取得進展。」
反擊中共政權是在國會中吸引兩黨支持的少數領域之一。至於如何準確描述這一挑戰，議員們有不同看法，例如，北京是否構成「生存威脅」（existential threat），抑或只是一個「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但是，據該人士說，委員會的兩黨都「非常支持」反擊中共。
她說，一個原因是，阻止中共入侵台灣是國會超過15個其他委員會的成員的核心優先事項。
美中經濟關係是兩黨共同關注的另一個領域，儘管有人稱之為「脫鉤」，有人稱之為「去風險」。她列出了具體的行動項目，包括實現美國供應鏈的獨立性，確保美國公司和投資者不被捲入中共政權的侵犯人權行為，而且要告知他們在中國做生意的風險。
雖然在應對中國的挑戰上，民主黨人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措辭，但在必須採取強有力的行動這一觀點上，似乎有越來越多的共識。
眾議院外交事務印太小組委員會（ House Foreign Affairs’ Indo-Pacific Subcommittee）排名第一的民主黨眾議員阿米‧貝拉（Ami Bera，加州）在5月舉行的一次關於中國經濟侵略的聽證會上說，「我不使用冷戰的語言，但我們確實知道我們正走向一場對抗。」
美中「殭屍式的接觸」
但是，有些人擔心，這一信息並沒有傳到白宮。
5月21日，美國總統喬‧拜登在日本廣島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上說，美中關係「很快就會解凍」。
一個中國間諜氣球飛越美國領空，導致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取消了他原定於2月初的中國之行。在隨後的幾個月裡，白宮一直尋求恢復與北京的定期對話。
5月11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奧地利維也納告訴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拜登政府正在「尋求超越」間諜氣球引發的緊張局勢。在美國海軍於2月6日將其擊落之前，該氣球飛過了美國的敏感軍事基地。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John Kirby）在5月初告訴《大紀元時報》，「總統認為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是一種戰略競爭關係，並且認為美國有能力在這場競爭中取得成功，我們不希望與中國發生衝突，我們希望保持溝通的渠道暢通。」
拜登政府還試圖為美中關係建立護欄，但是中共外長在3月份的新聞發布會上激烈地駁斥「競爭」說，稱這是「全方位遏制打壓」，而所謂「護欄」則是欺凌。
數週來，美國一直在謀求拜登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之間的另一次會晤，而中共一直抵制這一提議。
這種對話恰恰是前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所反對的。
在他看來，美國的這種接觸的目的是要徵得中共的同意才能做事，而中共當局則以承諾對話為誘餌，希望用「關係」來轉移美國的注意力，使華盛頓無法專注於行動。
史達偉最近告訴《大紀元時報》，「所以我對所有這些關於護欄等觀點的討論感到有點困惑，這百分之百是上了北京的當，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他補充說，「我們應該採取更多行動來保護美國利益，少擔心中共國（PRC）會如何回應。」他使用的是該政權的官方名稱——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字母縮寫。
他說，「他們不會反應過度，因為他們承受不起。」
加拉格爾同樣對拜登政府的做法不屑一顧，將其描述為「殭屍式接觸」。
在5月24日與記者們的電話會議上，這位立法者對「我們的戰略核心支柱是經濟接觸的復甦」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他說，關於政府的戰略，「我們可以競爭，也可以合作，或者我們可以去風險但不能脫鉤；我對這種觀點非常懷疑，我認為這種不明確的態度使我們的思維變得混亂，破壞了我們的方針。」
當被問及拜登關於美中關係即將解凍的聲明時，加拉格爾告訴《大紀元時報》，「儘管政府一廂情願，但我們與中共的關係只會越來越成問題。」
他繼續說，「我們正處在中共入侵台灣的最大危險窗口內，這就是為什麼國會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加強台灣的軍事、經濟和外交方面的威懾力。」
拓展國會的兩黨領導力
在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5月份的第一次業務會議上，委員們通過了給國會的政策建議，以遏制中共對台灣的入侵。據一位熟悉會議的人士說，該小組這樣做是為了「建立兩黨共識，以便採取必要的行動來保衛我們的國家並阻止中共的侵略」。
同時，一些分析家也轉向國會山，要求其帶頭解決中共對美國的威脅。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川普政府末期國家安全委員會前高級顧問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則認為，拜登在與中國打交道方面取得了一些明顯的成功，包括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簽訂的AUKUS防務協議、與太平洋盟國簽訂的加強相互防禦的雙邊協議，以及禁止向中國出口先進半導體的禁令。
他對《大紀元時報》說，「總的來說，如果盟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尋求美國强硬的立場和決心，他們應該去國會，而白宮則不一定。」
他認為，美國農田保護問題是國家和州一級立法機構帶頭支持政府、採取新行動的一個例子。
5月初，拜登政府提議對外國土地購買進行更嚴格的控制，規定在其它8個軍事設施附近購置土地要接受國家安全審查。新規則將於6月初生效。
在此之前，許多國會眾議員和參議員提出法案，禁止中國實體購買或租賃美國農田。此外，各州，如德克薩斯州、北達科他州和南達科他州等八個新增（設土地購買控制）軍事基地所在的州，也提出或通過了相同目的的州一級立法。
赫爾曼說，這種國會和州一級的行動顯示了選民的關注，使行政部門更容易採取行動。
赫曼和他的前上司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在5月發表的一篇題為「總統無法獨自對抗中國」的文章中，希望利用國會在應對中共方面的領導力，敦促國會禁止中共擁有的TikTok（國際版抖音），擴大對COVID-19起源的中國調查，並禁止中資公司購買美國農田。
他們還建議國會取締電信塔中的中國製造部件，首先是軍事設施附近的電信塔，並取消對開設有孔子學院的學校的聯邦資助，批評者認為，這些孔子學院是中共支持的語言中心，傳播北京當局的宣傳，旨在影響美國學生。
北京懼怕這些遏制
美國國會兩黨對遏制中共的關注是中共當局所懼怕的，也是中共當局努力阻止的。
中共領導人在3月份的一次演講中，首次公開指責說，美國應該對中共政權遇到的麻煩負責。
習近平在對全國政協（中共的政治諮詢機構）委員們的講話中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全方位的遏制、圍堵和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因此，習近平呼籲委員們「敢於鬥爭」，「保持戰略定力」，並在觀察到「國際關係的深刻變化」後通過微調戰略主動推動變革。
一些觀察家認為，習近平前所未有的直接態度表明，美國政府遏制中共的努力確實奏效了，這項運動始於川普政府時期、主要在拜登時期繼續進行。
根據科爾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一家獨立的諮詢公司）的負責人兼《政治風險雜誌》（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出版人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的說法，雖然拜登政府永遠不會將其戰略描述為「遏制」，但這正是他們在實踐中所做的，華盛頓避免使用這種語言，「以避免不必要地激化衝突」。
也是《大紀元時報》撰稿人的科爾告訴該媒體，「每個人以及拜登政府都聲稱我們並沒有在圍堵（中共）。
「但事實上，我們在日本、台灣、菲律賓都有軍隊；我們正試圖與越南交朋友；我們在新加坡有一個基地，在印度和中國的邊境有部隊，而且我們在中亞各共和國都有基地；我們唯一沒有駐軍的地方是蒙古和俄羅斯。
「我們正試圖讓歐洲人也對他們施加貿易壓力和經濟關稅。」
據科爾說，習近平隨後尋求「小贏」（little wins）以試圖突破美國的包圍圈，因此，歐洲、俄羅斯、法國和中東成為中共外交官試圖獲得正面媒體報導的立足點。
他所說的「小贏」是指中共在2月份重申的與俄羅斯的所謂「無上限」的夥伴關係，以及北京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3月份達成恢復外交關係的協議。
此外，在4月初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後，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談到了歐洲的「戰略自主權」（strategic autonomy），並告誡不要成為「美國的追隨者」，不要在台灣問題上「附和美國的議程以及對中共反應過度」。
最近，中國在七國集團峰會的同時主辦了一次中亞國家峰會。
然而，據科爾說，中共最近的這些舉動是「煙幕彈但徒勞無功」。
他說，中共非但沒有顯示出勢頭，反而「開始陷入困境」。
在他看來，從1979年到2018年，中國發展勢頭強勁。
他說，「直到2018年，當川普開始在貿易戰中站穩腳跟時，我們才真正看到中共開始輸了，那確實是一個拐點，人們開始批評中共。」
中國曾經蓬勃發展的經濟引擎也在衰退。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大流行病之前，其GDP增長從2013年的7.7%下降到2019年的6%以下。其2021年的GDP為17.73萬億美元，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三。
中國大流行病後的復甦也沒有達到預期。5月，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給中國經濟給出了「負面」的展望，稱其歡迎外國投資者的公共宣傳「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政策轉變的支持」。
認真對待信息戰
與此同時，政治家和智庫正在倡導一種「全社會」（whole-of-society）的方法來認識和反擊中共的威脅。
當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在3月底發布題為「贏得新冷戰：反擊中國的計劃」（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的政策文件時，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談到，美國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一個現實，即我們正處於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際關係模式和世界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之中。」
在這位參議員看來，華盛頓和北京正陷入一場「文明衝突」，中共試圖在其中重新確定世界的方向。
他說，「我們正處於衝突之中：地緣政治衝突、外交衝突、社會衝突、技術或商業衝突、貿易衝突等各個層面，而且，坦率地說，當然也是一場能力方面的軍事競爭。」
目前，許多與中共有關的法案已經提出，但沒有任何進展，即使有幾十個共同提案人。傳統基金會希望通過其100條運作建議——主要是給國會的建議——來改變這種狀況。該智庫的高級研究員、建議的共同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提議，跟蹤立法者在與中共相關問題上的投票記錄。
科爾提到的煙霧彈，史達偉稱其為與中共的「信息戰」。
他說，「在這場信息戰中，我們無法接觸到中國人民，而他們（中共）可以完全接觸到美國人民，我們需要重新平衡這一點，解決這個問題。」
談到中共重塑世界秩序的威脅時，他說，「兩年前，我一點都不擔心，今天卻有點擔心，因為我們作為自由和開放的民主國家沒有做好自我保護工作。
「你今天在美國看到的所有問題，很多都可以歸咎於俄羅斯和中共政府對我們的民主制度的操縱，他們資助像安提法（Antifa）這樣的組織，其全部目的是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中製造破壞、混亂和憤怒。」
他還說，美國應該揭露中共的不可信，首先要披露中共間諜氣球的更多細節。北京方面一直堅稱這是一個氣象氣球。
這位前外交官沒有批評現任政府，因為這會削弱美國政府。然而，他說，美國需要更認真地對待這場戰鬥。
「我們信息戰打得不好，我們只是三心二意地打；如果我們全力以赴，就可以產生重大影響。」◇
原文：IN-DEPTH: The CCP Fears US Containment—Is This What Washington is Do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