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6月05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Carl M. Cannon、Susan Crabtree撰文／唐雲舒編譯）2016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一次講話中提出「宗教中國化」的概念，一方面迎合了中國社會存在了一個多世紀的一種本能傾向，另一方面也在不經意間反映出中共自1949年掌控中國政權以來、產生的一個無法消除的長期悖論。
中國人本能地認為，其現有的主要宗教信仰都不是土生土長的：佛教是從印度和西藏傳來的；伊斯蘭教是隨著貿易往來和人口遷移、通過陸路從中東傳來的；而亞伯拉罕諸教中的另一教派——基督教，則是從歐洲和美洲漂洋過海而來的。在中共領導人和許多漢族民眾看來，這些信仰是可能破壞社會穩定的「外國勢力」。
自相矛盾的地方則在於，馬克思主義也是舶來品，是通過（中共前黨魁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強加給中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不僅顛覆了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精神信仰，而且在演變成毛澤東思想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國教，毛澤東則成了「救世主」。
這並非偶然。「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毛澤東在1958年的一次黨代會上說，「真理在他們手裡。」1970年，這位所謂的「偉大舵手」對處處為他辯護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說，個人崇拜是「克服3,000年來崇拜帝王的傳統習慣」所必須採取的策略。
但是，在毛澤東帶領其部隊走上最終助其掌握政權的「長征」時，在中國方興未艾的信仰並不是中國傳統的宗教，而是基督教。該教是在受過西方教育並於20世紀初協助推翻大清王朝的現代主義者的推動下，在中國興起的。
不過，多數中國民眾並不歡迎這一新事物。當時在漢人中流傳著這麼一個說法，「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
因此，這就成了習近平呼籲宗教「中國化」的歷史依據。這是他迎合民族感情之舉，當然是出於私利。2021年12月，習近平在北京召開的宗教會議上說，「要完善領導班子成員的民主監督制度，全面推進宗教工作法治建設。」
在奧威爾式的「民主」說詞掩蓋下，習近平的聲明揭示了其（宗教「中國化」的）真實動機：即對民眾進行更嚴格的控制。「監督」本來是一個溫和的詞，但習近平所指的「監督」，實際上是對天主教會的嚴格控制，對新教徒的進一步壓制，繼續嚴厲對待西藏佛教徒，以及殘酷鎮壓維吾爾穆斯林和法輪功學員。
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譴責基督教傳教士是「帝國主義列強」派來「毒害中國人民思想」的。1949年，毛在與一位蘇聯官員會面時加大了攻擊力度，暗示傳教士活動是中國的「污點」，將受到「掃蕩」和「清洗」。他並把美國人在華傳教和開展慈善事業的行動稱為「精神侵略活動」。五年後，毛澤東在會見達賴喇嘛時對他耳語，說宗教是「毒藥」，並拿西藏和蒙古做例子。
習近平對宗教自由的抨擊和毛澤東如出一轍。「我們必須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習近平在2016年4月出席全國宗教工作議會時稱。諷刺的是，共產主義是從德國和俄國傳來的，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但毛澤東對於合理化這個問題不屑一顧，習近平也是如此。
無論如何，在1949年後，中共政府將無神論思想強加給中國民眾並且強調其必要性，並且（大規模）關閉教堂、清真寺和佛寺，摧毀標誌性宗教物品，逼迫天主教教士和修女結婚，並將數以千計的神職人員和宗教領導人關進勞改營。僅在西藏，就有大約6,000座寺院被焚毀，大批佛教僧尼被逮捕和殺害。1966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爆發，這一恐怖運動變得更加猖獗，家裡有宗教書籍就被定罪、可能遭逮捕和處決，許多天主教神父和主教都面臨了這樣的遭遇。
與此同時，中國民眾被迫閱讀和背誦「新聖經」，即官方所稱的「毛主席語錄」，民間則將其稱為「小紅書」。該書大約印製了8億冊，相當於全國成年人人手一本。書中是過時的革命口號，例如，「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掌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真理」。再就是一些把毛澤東奉為救世主的內容。
毛澤東去世後文革結束，全體中國人民終於得到解脫，但卻陷入迷茫。「毛澤東成了活著的神祇，但問題是，他死了。」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寫道，「當毛在1976年去世時，全國上下都極度震驚……當傳統宗教（大部分）被毀，毛也死去時，人們的信仰要寄託在哪裡？」
鄧小平在把毛澤東遺孀（江青）和「四人幫」其他成員抓進牢裡後，對老百姓採取了溫和的政策，安定了人心、讓社會穩定下來。鄧小平的政策之一，就是放鬆對宗教組織和信眾的管制，有效地安撫了中國人的情緒。
不過，中國現在的「強人」（習近平）並沒有（像鄧小平那樣）吸取教訓。在21世紀的今天，習當局再次發動對宗教的鎮壓，各地強行拆除教堂的十字架和耶穌畫像，代之以毛澤東或習近平的畫像。
中共向法輪功開刀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仿效蘇聯放鬆管制，並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向西方開放社會。這一時期，中共對宗教活動表現得較為寬容，但要在其政策框框內進行；教堂、佛寺和清真寺都要遵守中共的規定才能運作。
1989年（導致成千上萬民主抗議者被屠殺的）天安門事件後，中共保留了鄧小平的大部分經濟改革措施，但再次加強了政府對言論自由和政治活動的控制。藏傳佛教徒和法輪功學員成為當局特別針對的目標，遭到（殘酷）鎮壓。
1999年（6月10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建立了一個法外機構（「610辦公室」），專門用於打壓法輪功成員。同年7月20日，中共公安人員逮捕了數千名法輪功協調人，並開始暴力迫害和任意拘留法輪功學員，一直持續到現在。
自習近平2012年開始執政以來，當局發動了對所有宗教的鎮壓運動。習近平要求共產黨員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以實現他的「中國化」目標，即把所有的獨立團體都納入中共這台「機器」中，使其完全服從黨的統治及意識形態。2021年12月，中共高層官員出席了北京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之後，一些政府機構出台了新的法律措施，加強對神職人員、教會學校及網絡上宗教內容的限制。
近期，世界各大媒體紛紛以頭條報導一百多萬維吾爾人被關入勞改營的消息，北京則美其名曰「再教育營」。
與此同時，習近平當局繼續迫害法輪功學員和西藏佛教徒，並加強了對基督徒的打擊，例如，拆毀不遵守政府強制令的教堂或拆除十字架，並逮捕地下教會成員。
在香港，當地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於去年逮捕並起訴了備受尊敬的榮休主教陳日君。2019年，數百萬香港居民走上街頭、抗議當局出台引渡法；該法使得中共當局可以在香港任意逮捕異議人士並將他們引渡到中國大陸受審，因此被外界稱為「送中條例」。陳日君主教和其他知名天主教及新教領袖都公開支持了抗議活動。
在過去幾年裡，美國和一些國際機構表現出更強的對抗中共宗教戰爭的意願。習近平當局大規模迫害維吾爾人的行為遭到全世界的廣泛譴責。2021年是個分水嶺，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正式把中共在新疆的所作所為認定為「種族滅絕活動」。
上述認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據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員鄭國恩（Adrian Zenz）於2020年發表的報告作出的。鄭國恩在報告中指出，（近幾年）維吾爾人口增長率急劇下降，證實了有關中共強迫穆斯林婦女絕育和墮胎的證詞。
法輪功的處境更惡劣。中共當局宣稱該功派是「邪教」，二十多年來持續大規模拘留、酷刑折磨甚至殺害法輪功學員，不惜一切代價地試圖消滅這一群體，所採取的手段駭人聽聞。
作者簡介：
卡爾‧加農（Carl M. Cannon）是「真清晰政治」（RealClearPolitics）華盛頓分社社長，以及「真清晰媒體集團」（RealClearMedia）總編。
蘇珊‧克拉布特⾥（Susan Crabtree）是「真清晰政治」駐白宮記者，曾擔任《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資深作家，並為《華盛頓檢查者報》（Washington Examiner）擔任了5年的駐白宮記者。
原文：The Long Road to Confronting China’s War on Religion, Part I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