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宣揚馬列招厄運 民國報人子孫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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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江蘇太倉有一個書香世家——俞家,是明代抗倭總兵俞大猷的後人。從俞頌華開始,俞家祖孫三代人的經歷,與中共百年歷史基本重合。發生在這三代人身上的苦辣辛酸,對於我們了解百年中共真相,應該很有幫助。

販運馬列的民國報人

俞頌華是中國最早宣揚馬列主義的名人之一。

他從中學時代就關心時政,喜愛讀報,立志做一名利國利民的記者;1915年赴日本留學,開始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18年,畢業於東京法政大學。

學成回國後,1919年4月,俞頌華出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的主編。就職後的第三天,就發起「社會主義」徵文活動,陸續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10月,在梁啟超等人支持下,俞頌華作為《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的特派記者,赴俄羅斯採訪。瞿秋白為他做翻譯,另一名俄文專修館學生李仲武自費隨行。

在莫斯科期間,俞頌華採訪了列寧、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等蘇俄領導人,然後把採訪寫的通訊寄回國內發表。他的長篇通訊《旅俄之感想與見聞》在《晨報》上連載37天。

當時很多中國人,特別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就是通過這一篇篇報導,了解蘇俄、了解馬列主義,進而對蘇俄和對馬列主義心生嚮往的。

之後,俞頌華在許多報刊任職,成為民國時期著名的報人之一。

1937年4月,作為上海《申報週刊》主編,俞頌華進入延安,採訪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等,歷時三個月。回到上海後,他發表了《從上海到西安和陝北》長篇通訊,以及大量照片,對中共滿是誇讚之詞。

從1924至1949年,俞家為瞿秋白、范長江等中共地下黨員提供幫助,祕密將他們保護在家中。

但是,俞頌華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不遠萬里「販運」回中國的馬列主義,不僅沒有長宜子孫、澤被後世,反而肇禍連連,他的兒子、孫子,都成為直接受害者。

俞彪文31歲跳樓自殺

俞頌華的獨子俞彪文,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國際貿易系,曾就職於中華民國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從事保險業。

據公開資料,年輕的俞彪文崇尚民主自由,積極參與社會活動。1949年,他拒絕隨國民政府去台灣,堅持留在中國大陸,並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參與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創建,任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同時,兼任中國民主促進會財政部支委負責人。

俞彪文為人坦誠,工作勤奮,成績突出,受到過時任中共財政部長李先念的好評。

1957年5月,中共反覆鼓動黨外人士幫黨整風。俞彪文信以為真,積極響應,對改進保險工作提了一些意見。但是不久,風雲突變,幫黨整風變成了「反擊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反右派運動。

俞彪文滿腔熱情為中共,向黨交心講真話,卻因言獲罪,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受到一系列言辭激烈的大批判,和各種各樣的人身侮辱。

這突如其來的大變故,讓他措手不及。同年7月22日,他不忍屈辱跳樓自殺,年僅31歲。

那一年,詩人北島才8歲。他剛隨父母搬進保險公司宿舍不久,和俞彪文一家做鄰居。他後來在《三不老胡同1號》一文中回憶說:「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後留下寡婦和兩個男孩,老大俞梅蓀比我小三四歲,整天跟著我屁股後面轉,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婦半夜在隔壁獨自啜泣。那留在歷史深處的哭聲,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還有誰能聽見?」

那麼,被逼死的俞彪文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1957年5月19日的《人民日報》,刊發了一篇題為「像在家裡談心一樣」的報導,其中有俞彪文的發言。

他談到,中共建政以來,保險公司領導只滿足於一些方針政策性的問題和一些理論問題的探討,對當前的實際業務工作重視不夠。1953年以前,保險公司的業務工作方法都是繼承過去的做法,但之後,這些做法被全盤否定,轉而學習蘇聯的做法,又存在教條主義的問題。

他還說,保險公司裡,黨群關係長期以來不太協調,黨員對一些「老保險」專業人員有諷刺和不尊重的現象。

俞彪文的發言,都是大實話,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當時,中共鼓勵黨外人士給黨提意見,不是為了聽取意見,而是為了「引蛇出洞」。當「蛇」都出洞後,中共就來了個一網打盡,真話假話不重要,打「蛇」才是最重要。

當時中共認定的「蛇」主要有兩類:一是知識分子,二是民主黨派。俞彪文既是知識分子,又是民主黨派,註定厄運難逃。

俞彪文自殺身亡後,中共還給他補了幾刀。他被以「對抗反右派運動、畏罪自殺」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開除公職。

俞梅蓀與俞頌蓀深陷冤困

俞彪文離世的時候,兩個兒子,俞梅蓀4歲,俞頌蓀1歲。他們那麼幼小,就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子女,被罵是「狗崽子」,受了很多屈辱。

1966年「文革」爆發後,他們屢受衝擊。俞頌蓀中學畢業時,曾三次自殺,一次觸電、一次割腕、一次喝敵敵畏。第三次自殺時,哥哥俞梅蓀正好在家,立即給他灌水洗胃,再送上海市長寧區中心醫院搶救,總算保住一條命。但從此以後,俞頌蓀精神抑鬱,有時要住精神病院。

1976年「文革」結束後,俞梅蓀跟他的母親一起多次上訪,要求為父親俞彪文的右派冤案平反。幾經周折,到1979年,俞彪文總算被平反。

隨著接下來政治氛圍的鬆動,俞家的生活似乎開始好轉。

1982年,俞梅蓀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從事立法工作長達10年,歷任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綜合祕書組組長、中國經濟法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國務院副祕書長兼法規研究中心主任、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顧明的祕書,參與了「七五」立法規劃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規的起草。

他擔任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綜合祕書組組長時,分管與新聞界的聯繫;擔任顧明祕書後,常有中央大報社的資深記者向他了解立法進展和宏觀背景。

1992年9月,中共在十四大召開前夕,把《十四大報告(徵求意見稿)》發到中央各部委、各民主黨派,也發給幾個大的黨媒,讓它們了解後跟蹤報導民主黨派的討論情況。

俞梅蓀後來在訪談中回憶說,上海《文匯報》那時沒拿到文件,報社黨委書記兼總編輯張啟承專程來北京,想看一看這個文件。他派《文匯報》駐京辦主任多次找到俞梅蓀,說是為了搞好十四大宣傳,希望能知道文件內容。

俞梅蓀把文件拿給他們看了。之後,《文匯報》據此組織了幾十篇報導,受到中共十四大新聞領導小組通報表彰。

不過,接下來發生的事,俞梅蓀怎麼也想不到。

1994年1月31日中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五名官員到中南海,「邀請」俞梅蓀出去吃午飯。俞梅蓀問:是不是為了解國家安全立法方面的事?他們說是,俞梅蓀就匆匆上了他們的車。

去了之後,國安局的官員問:你和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有什麼聯繫嗎?俞梅蓀說,有啊,於是把如何指導該報搞好法治宣傳,怎麼取得成效,當作好事,詳細介紹。

結果第二天,他就被以涉嫌「洩露國家機密罪」抓捕了。

原來,《文匯報》的人盜印了文件。雖然沒造成實際後果,但辦案人員鐵了心要把一個工作疏忽做成刑事案件。審訊中他們偽造口供,俞梅蓀要求更正,不但被辱罵,還被逼簽字畫押。

1994年7月,北京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俞梅蓀案,時任第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最著名的法學家江平,為俞梅蓀做無罪辯護,但他仍被判刑三年。

1995年3月,最高法院申訴庭副庭長紀敏前往監獄了解俞梅蓀的申訴情況。俞梅蓀說:江平為我無罪辯護。紀敏回答說:律師算什麼?關鍵要看法官的。

因為拒不認罪,俞梅蓀一天刑沒有減,坐滿三年牢。

1997年1月,俞梅蓀出獄後,還是因為不認罪,片警不准他申請低保,而且各方推諉,不解決他的生活問題;應聘求職,也屢因是「刑滿釋放人員」遭拒。

如今,俞梅蓀妻離子散,生存無著。為照顧患病的弟弟和要回俞家祖宅,他四處奔告,上訪維權,不是被拒,就是被騙。

1994年,俞頌蓀因哥哥被抓捕受驚嚇,精神病復發,住進上海精神病院。如今,因俞宅被人侵吞,無家可歸,俞頌蓀滯留精神病院十幾年,其間多次自殺被搶救,電擊休克治療導致他記憶喪失。

曾經,俞頌華那麼賣力地將馬列主義迎回中國。或許他當時根本沒在意,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開篇就寫了:「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他賣力把這邪惡的幽靈招回來,怎麼能有好事呢?

中國學者裴毅然總結俞家三代的命運時,用了六個字——祖迎、子死、孫冤。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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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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