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6月09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欣文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還記得那個讓心回到香港過年的女孩慧思嗎？5月中旬，慧思終於獲加拿大政府接納成為難民，等到了在加拿大自由生活的合法權利。四年來，有多少香港手足成為了世界難民？又有多少人以各種方式流落到世界各地？
一波三折難民之路
因為曾經被捕，慧思必須從速離開香港。選擇加拿大，是因為聽身邊的手足、朋友說，來加拿大申請難民會比較快，而且很快就會有工作簽證，生活也比較容易。然而，在慧思申請難民的過程可謂是一波三折。
1. 難熬的等待後是加倍的喜悅
慧思表示：「一開始來到，我都很期待。因為聽到很多人說，這裡找工作很容易，所以我預期自己可能兩三個月內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的生活就會穩定。誰知道來到後，半年時間表格都遞交不上去。原因不是我的申請有什麼問題，而是出現人為的錯誤，所以非常失望。我很多時候會覺得很辛苦，會覺得加拿大不是一個包容的國家、一個很支持自由民主和支持難民的國家嗎？但是即使看到這麼美好的前景，自己卻不是受惠的那一個。因為我等到半年之後才可以交難民申請表。」
談到當時的處境，慧思十分感嘆：「因為趕著走，其實我沒帶很多錢過來，我也真的沒那麼多錢，不容易熬過半年。好不容易過了半年，終於可以交表，但交表之後還有很多程序，程序又很慢，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個案會這麼慢。」
她回憶，那時就一直在等，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也找不到查詢的渠道。「我覺得壓力就在於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才可以上班，我不知道自己何時能走到下一步，我覺得自己的人生完全停滯了。」
看到身邊的人來到後很快就交了表，可能兩三個月後就可以上班，可能半年就已經拿到難民身分了，但慧思卻因為過程中她無法控制的人為錯誤，使她錯過了第一次面試，也導致她的申請過期，要重新再申請；又因為不同的原因，令到她從年頭等到年尾，才終於在最後的那個月拿到工作證，可以去上班。她覺得反差真是太大了。
更令慧思感到委屈的是：「其實在一年裡，很多時候我不可以跟別人說我在申請難民，因為我覺得很敏感，也不想讓別人知道我這個身分。所以當別人問我為什麼一直沒有去工作時，我就說我正在找工作，找不到合適的，或者沒有人聘請。別人可能會覺得我可能『眼角高』（要求條件高），接受不了來到這裡要找一些Entry Level（入門級）的工作。其實不是，只不過我不能告訴別人我沒有工作簽證，而因為沒有工作簽證，我根本上不了班，就算是黑工也沒有人聘請，所以很多時候我會感覺到很氣餒；而且，聽到別人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很難受。
「然後大家都說，開始融入這個生活，覺得應該去行山，遊山玩水的時候，我就會覺得，這些生活不屬於我，或者我還不可以正式過上加拿大的生活。」
其間，慧思也有直接向國會議員反映過，但因為要按程序做，國會議員表示自己也做不了什麼。
後來輾轉之間，有人給了她一個電郵地址，才知道原來是可以向難民局查詢的。她發出Email兩天後就收到回覆，而且也得到了她的個案的聆訊日子。
「我身邊有些朋友申請難民時，沒有被人抓過，有的什麼證據都沒有，他們都不用聽證會就可以過了」，所以慧思以為，「我本身在香港被人抓過，才過來申請難民，我在香港那件案是（涉及）《國安法》的，加拿大沒有《國安法》，應該會很容易過得了，連聽證會可能都不用，誰知道還是要聽證會，還是要等幾個月。」
不過令慧思覺得很有趣的是，「聽證會當日負責審批我的那個法官，其實事前都已經寫好了那份批准我的文件的結論，因為他只問了我幾個問題，確認我真的有出過來示威，他就說好吧，我馬上批你了，我現在把那個結論讀給你聽。那個結論讀了15分鐘，比（問）我那些問題還要長。」
正因為經歷過比別人更多的周折和艱辛，得到難民身分後，慧思感覺：「比預期中更加開心」，「真的有點覺得是苦盡甘來，值得慶祝」。
2. 被拒絕了也不要氣餒
慧思聽說過有些香港手足申請難民是被加拿大政府拒絕了的。她覺得：「最主要可能是因為移民官認為他們有暴力成分。例如暴動、或者縱火、或者是傷人。」如果「他們不懂得怎樣去表達或表達錯了，政府或者難民局就可能會誤會了他們的意思。」
她舉例說明：「例如很多時候，在香港被警察抓的時候，警察會強行誣告手足縱火，於是法庭就會相信警察的供詞，然後就強行判他坐牢。他出獄時，就已經有了案底。等他過來申請難民的時候，其實加拿大政府或加拿大難民局是不會幫你翻案的，所以他們不懂得表述的時候，加拿大政府會以為他真的有做過，繼而拒絕他們成為難民。」
慧思提醒，這些情況是發生過的，一旦發生這些情況，他們就要上訴，就要要求重審。
與救生艇計劃擦身而過
其實，加拿大政府為香港年輕人特別提供了救生艇計劃，但是以慧思的情況是無法受益的。
慧思解釋：「我走救生艇計劃已經不符合資格了。如果走Stream A（讀書計劃），我沒有那麼多錢；但如果走Stream B（工作計劃），因為我是2016年畢業，過來時會是2022年的年初，時間上是來不及了，所以我也不能用Stream B過來。」
慧思表示，身邊有幾個朋友是申請救生艇計劃過來的，現在就遇到了問題。
「例如我有個朋友，她身邊有朋友在香港被抓，人在坐牢，當時她也是因為政治原因，急著離開家人、離開香港，到這裡來。她符合要求拿到了Open Work Permit（工作簽證）。但隨後她發現自己其實是不符合申請永久居留的資格。現在她香港又不能回，加拿大又不知何時才有身分，所以她根本上就是滯留在這裡。其實她有點像我剛來時那樣，不過她稍好一些，有個工作簽證，一直在打工。但問題是她打到天荒地老也拿不到身分；而且她的工作簽證是三年有效，2021年9月到的，2024年9月就要到期。
「我的朋友現在工作就是為了儲蓄學費，使她可以去走Stream A。但是能儲多久？還要生活，而這裡的生活費又這麼貴，很多時候人工可能有一半都已經拿來交租，另一半要用來生活，怎能儲夠學費讓你在這裡作為國際生讀書呢？而且你要在2024年9月之前能報上大學讀書。其實走你Stream A要成為一個PR（永久居民），也是有一個最後期限的。就算她走Stream A，2024年9月能讀上書，但不能在2026年8月前畢業，還是拿不到身分。
「所以他們就有那種真是很看不到將來的感覺，也會覺得很苦。究竟離不離開加拿大？離開加拿大又可以去哪裡呢？就算符合到英國申請BNO Visa，因為到那裡要捱五年，還要先付一筆錢出來，所以大概也只能留在加拿大了。」
近日有香港人去渥太華加拿大聯邦政府遞交請願信，在溫哥華也有請願活動，慧思表示絕對支持。
香港人寧做難民也不低頭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大量香港人、特別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為了自由寧願放棄優渥的生活、甚至成為難民，也要背井離鄉，用事實戳穿了「紅朝盛世」的謊言。
慧思談到：「我其實以前在歐洲住過，但是我一直都很強烈地覺得我很喜歡香港，不想離開香港，所以幾年之後，我還是選擇回到香港，打算和香港共同進退。」
慧思一直都覺得自己是良好公民。她表示在香港做很多義工，幫老人組織、幫兒童組織，用很多時間為社會付出、為香港付出，「因此我不會覺得自己在香港會是一個罪犯，我會走到要離開香港、成為一個難民這個地步。」
然而，在香港被警察抓的那天，慧思感覺到了：「原來今天我是疑犯了」，「當時我就覺得原來香港的制度變成這樣了。」這讓慧思「真的很傷心」。
2019年，香港明顯地變了，香港政府不再是原來的政府，而是受制於大陸。
慧思舉例說，「例如我在朋友之間講一句話，我不肯定我朋友會不會打我小報告，舉報我犯了法。大家都生活在這些白色恐怖籠罩下，大家互相質疑。政府有這麼多報警熱線、報國安熱線，然後它可以將我們不同的聲音定義為犯罪、定義為顛覆。即使是我們吃一頓飯，或者說一句『加油』，可能就已經觸犯了法律。而且現在他們還查封了香港比較中立的媒體，令到爭取民主的我們會覺得自己是被社會孤立的，而這正是政府想要我們感覺的。」
慧思注意到，現在是每一天、每個星期、每個月，都會有很多香港人過來要人去接機、要新家具、要地方住、要找工作、要落地、要開始找自己的興趣、要認識朋友。甚至自己的朋友也會跟我說：他們現在正在移民過來，或者正在去不同國家。他們都見到很多香港人，每一天都是帶著小朋友、帶著寵物，帶著一箱箱行李，正在移民離開香港，全部都是湧過來加拿大、湧去英國、湧去台灣，每一天都在發生。
除了參加過反送中的香港人要離開香港，很多沒有參加過社運的人，包括很多支持政制的「藍絲」都棄港出逃。她認為那些「藍絲」口是心非，說很支持大陸、很支持中央政府，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寧願自己的小朋友不被洗腦，所以帶著小朋友過來這裡生活。
她表示：「我想客觀的數字已經是很肯定了，就是有很多香港人選擇移民，或者寧願去不同的國家做難民都好，也一定要離開香港。」
慧思認為：「疫情期間香港很多行業都受到影響，又因為《港版國安法》推出了，令到很多外資都撤離香港。少了機會，少了工作，然後多了人移民，樓價又跌，我想所有因素令到無論『黃絲』、『藍絲』，都覺得『走』會是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出路。」
慧思坦陳：「能來加拿大可以說算是比較好的。但是說真的，沒有香港人真的寧願離開香港。我想『寧願』都算是一個選擇，其實有很多人是沒有選擇、被逼離開香港的。」
人在加拿大 初心不改
雖然歷盡艱辛，成為難民，但慧思表示，如果可以從頭開始，她還是會選擇參加反送中。
她回答道：「一定參加。如果再來多一次，我想我會再小心一點，令到我可以留在香港繼續抗爭。我想如果可以選擇，很多手足都寧願留在香港，因為我想最令我們的手足傷心的就是回不了香港。」
又到六月，不覺間反送中運動已經過去四年，慧思來到加拿大也已一年多。
當被問到在加拿大生活的感覺時，慧思表示：「在這裡生活就真的叫生活，在香港沒有生活，只有生存。來到這裡才真的知道自由是可以這樣定義，原來自由是可以出來抗議或者想發聲是不需要經過政府同意或者不同意，不需要申請不反對通知。
「這裡是不會說你穿黑衣服就等於你出來（參與暴亂）。其實在香港你已經太習慣穿黑衣服就等於黑暴，等於你要入獄。因為在香港每天耳濡目染，這個標籤已經太『深入民心』，令你覺得他們好像真的有道理。『在案發現場出現，還穿黑衣服，還不是示威者？』」
慧思進行了比較：「在這裡生活，你會有時間去培養自己的興趣；而在香港的生活，真的可用個『慘』字來形容。你是沒有這個心情，因為基本上你每一天都會擔心下一刻自己會不會受到監控。在香港，因為你的電話號碼一定要經政府註冊才可以使用，所以你知道基本上每一刻你的言論，你的行為都被人監控了，而在加拿大你不會有這種感覺。」
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到來，為當地的香港人社區注入了活力，新的香港社團也不斷出現。
慧思認為，香港和加拿大有著基本相同的價值觀，所以希望新來到的香港人願意為加拿大付出，而不是只想拿福利、吃加拿大政府；她也希望加拿大人能接納香港人，了解香港人會帶著資金，帶來知識和國際視野過來，可以為這裡的社會帶來正面幫助。
雖然身處海外，但慧思覺得這些過來的香港人，特別是參加過反送中的人，「一定不會放棄自己的訴求」。因為大家有共同的價值觀，並為此而自豪。她相信大家會為自己曾經站出來為香港人發聲、為世界的民主發聲而感到自豪，「無論第一天、今天，或者是到人生最後那一天，都會秉持著同一個價值觀」。
找到自己的定位 重新上路
回顧走過的路，雖好事多磨，但慧思感到：「其實我是開心的。」
她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因為我每一天都覺得，我需要為香港人做事。我一直抱著這個想法，即使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沒有機會上班，我仍然在那段時間裡儘量去做很多義工。也就是因為這樣，因為我有這麼多時間、有這麼多機會，很容易進入到社區，認識到社區不同層面的人，認識到政制裡的人，認識到三級政府不同的人，認識到在社區工作的不同的NGO（非政府組織），還有很多新來的香港人。他們給了我很多不同的信息，令我知道我們香港人現在有什麼問題，我們有什麼可以改進，我們有什麼可以再做，我們可以怎樣連繫到不同的香港人。
「我們發現有很多以前在香港做過不同議題的人、或者不同層面的人，來到這裡突然連繫上了。我突然間認識到一些教師、一些博士，以前在香港可能是永遠都不會認識到的，來到這裡，我們可以一起去開發、去做一些新的項目。
「我在這裡這一年來，很努力地去認識加拿大的文化和了解相關的社區議題，我們很快就可以知道我們可以朝向某個議題去做，並會快速地做到。所以我很開心做了這件事。在了解加拿大社區的同時，嘗試去盡責任幫助這裡的社會。
「同時，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又在繼續幫香港。我一直有聯絡香港不同的單位，希望可以盡我們這裡的一分力，做到香港人這一刻做不到的事。例如，我們可以在這裡發聲，我們可以在這裡收集不同的資源，可以寄回去幫香港需要的人。」
慧思開心地說：「作為一個將會是加拿大人的香港人，一邊融入加拿大，一邊幫香港人，這樣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自己。我就是這樣融入這裡的生活，就是這樣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談到未來，慧思表示：「不敢說很有信心，但是我會繼續保持初心，儘力去過好每一天，繼續了解這個社會，然後希望可以用到我自己的力量，可以影響到更加多的人，影響到社會不同的層面，繼而可以建立到影響力的時候，我希望這個影響力最終可以影響到香港。」
作為過來人，慧思知道：「在香港的手足很多時候感到很孤單，因為我們真的被資訊隔絕了，或者我們被距離隔絕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堅持前行。我們還是在等待著時機，我們是在用時間製造希望給自己，讓自己照著一個有希望的方向前進。當我們走到那一步，可以摸得到、捉得住對方的時候，那一天我們就終於可以相擁了，而那一天是一定會到來的。
「希望在這裡的手足，可以在這裡好好地生活，去探索這裡無限的可能性。因為加拿大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我們在這裡從新獲得一個真正自由的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這個機會，繼續鞏固香港人的文化，讓香港人的生活和文化成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責任編輯：林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