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日訊】共產黨集權制度下的中國海關，向來是官方控制意識形態的鐵幕牢門，大凡與中共思想文化、官方宣傳不相符的書報雜誌都會被中國海關當成「違禁品」拒以國門之外，甚至沒收。然而，這一沿襲了幾十年的慣例最近被北京的一位律師和當地的高級法院給打破了。其意義值得關注。
朱元濤為禁書起訴海關
事緣北京正見永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朱元濤去年八月四日晚，從香港公幹返回北京。他在香港三聯書店買的一本研究中共黨史的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被首都機場海關視為「走私違禁印刷品」當場沒收。
這對中國海關而言，早已視為家常便飯，凡是境外出版的涉及到中國大陸和中共問題的書刊，海關當局都可以隨意地將其視為「走私違禁印刷品」當場沒收，不需要任何理由解釋，也不需要出示有關方面的任何法規或文件，在許多時候，海關人員甚至連沒收物品的有關憑證都懶的提供；一切都是隨心所欲和簡單粗暴的。他們幹這種事情的唯一宗旨就是「嚴防死守」被他們扣上「反動的資產階級」大帽子的「有害貨色乘改革開放之機」進入國門。
對此，許多被海關無理沒收物品的人士是敢怒不敢言的，又或者覺得根本沒地方去說理。然而，身為律師的朱元濤卻知道此事與法不符，他明白海關的胡亂沒收行為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只不過「依據慣例」而已。而這個所謂「慣例」說穿了就是無法無天的慣例。
要改變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況，就必須拿起法律的武器。於是朱元濤將首都機場海關告上法庭，他認為這是一件「具有憲法意義的案子」，他要通過自己的法律行動「讓人們在司法程序中認識憲法和自己的權益」。朱元濤此舉還使他成為中國公民向中國海關提起行政訴訟的第一人。
在法庭上，「朱元濤為他帶的書不屬於走私、違禁據理力爭。」他力陳中國海關對「印刷品和音像製品的進出口監管，能和其他貨物一樣，隨時公開相關目錄，並組成專家審查委員會認定，使海關行政執法行為有據」。
然而，朱元濤一審敗訴。但他不肯罷休，上訴北京高級法院。此案驚動了國家新聞出版署和中共中央宣傳部。最後，北京高級法院做出終審，判朱元濤勝訴。
法律武器刺破專制藩籬
大陸方面的一審判詞和二審判詞，我們未曾見到，不知此案峰迴路轉、先敗後勝的法理何在；我們也不清楚此案驚動了國家新聞出版署和中共中央宣傳部之後，這兩座中國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大衙門做何反應，它們在此案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我們只知道事情的結果頗令人鼓舞。在改革開放持續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在中國加入了WTO的今天，法律的武器第一次挑破了集權體制下對意識形態禁錮嚴鎖的藩籬，法庭做出的最後判決竟然掌摑了中共嚴控意識形態的耳光，這實在是意非尋常。
改革開放之前，境外書刊一概不能「私自攜帶」入國門，郵遞方式也不行；只有國家圖書進出口公司有權根據「革命需要」有選擇的進口書刊，而這些書刊何人能看，也是根據「革命需要」、根據三六九等的級別由官方決定。一般老百姓和一般黨員幹部是無緣無權見到這些舶來品的。這是中共封鎖資訊、實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的一種手段。
改革開放後，資訊封鎖不得不有了鬆動，一些科技性的、生活性的境外書刊可以私人攜帶進關了。但是，時事性的、政治性的、涉及當代中國和中共「敏感」問題的書刊依然被視為禁品，不准私人帶進關。像《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雖然是一部嚴肅的學術性和史料性的著作，但它的題材涉及到了毛澤東和一大批中共領導人，涉及到了中共歷史上極具爭議的一頁——延安整風運動——結果，就成了中國海關沒收的對象。其實，那些海關關員們未必知道幾十年前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怎麼回事，但一看此事涉及中共歷史，涉及政治鬥爭，於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憑其嗅覺和本能將其視為大逆不道的禁書了。
堅冰打破，繼續衝刺
現在，事情有了變化，高級法院判朱元濤勝訴，也即《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不屬於「違禁印刷品」，是否意味著這一類的書刊——政治性的、時事性的、涉及中共「敏感」問題的書刊——今後私人可以攜帶進入中國大陸了呢？恐怕還不能這樣樂觀，中共也遠遠沒有進步到這一步。然而，問題的意義在於「堅冰已經打破，航向已經定明」，今後再有此類事情發生，人們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援引朱元濤勝訴的案例，繼續向專制主義的壁壘衝擊。總有一天，人民的權益和資訊的自由會徹底戰勝早就應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思想專制！
──原載《爭鳴》十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