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1日訊】河北民營企業家孫大午被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判三年緩四年、個人罰款10萬元、當庭釋放收場。他是「吸收公眾存款」還是「民間借貸」，公眾、專家有不同看法，且當存疑。孫大午的兒子孫蒙對某家媒體說：「我父親這次完全是因言獲罪」，也許是另外一個註腳。這是一樁糊塗案子。民營企業正在上升為中國經濟的主流地位，但是，從來沒有得到很好的制度保障，跟政府部門的磨擦和緊張關係，一直存在，只不過因為孫大午有很高的知名度，將這種緊張關係顯形化了。有學者認為地方基層政府已經淪為掠奪性政府，這個觀點得到高層的默認。從「孫大午事件」的一些細節，可以捕捉到政府與民營企業關係緊張的事實：孫大午被人認為很「摳門」，逢年過節，一箱雞蛋就打發了常打交道的政府官員；集團從來沒有單獨的招待費；被一些人看作「不會做人」、「特立獨行」，不喜歡巴結討好政府官員，更不會「進貢行賄」官員；倒很喜歡跟學術界人士來往，以農民企業家身份在北大等學府演講；把當地土管局、稅務局告上法庭，但以敗訴告終，罰款數百萬。
孫大午打破了慣常的官民遊戲規則。再深層次挖掘，他的個人經歷頗能說明問題：他當過兵，以營職軍官身份，轉業在縣銀行工作，後與妻子等農戶承包土地，辭去銀行的「肥缺」公職。他諳熟官場之道，也就對官場的「厚黑學」比一般人看得清晰，他卻選擇跟政府「不合作」，常人很難理解他。孫大午主動放棄「保護傘」，他在獄中的一首短詩，是他心路歷程的最好寫照：從來不信傳世作/天行健/地怎說/縱然已近天命年/仍西望長安/詰嘖蜀道/惟有男兒本色。大午集團曾經名列全國民營企業500強，資產上億元。集團所在的村落，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五臟俱全，儼然一個「農莊帝國」。他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缺席，與倒閉的華西村、大邱莊領袖不同的是，他每月拿工資2000元，高齡父母仍在撿破爛。他贏得人們尊重，不是靠「財大氣粗」、「霸道」。他的真實意願是與當地村民「共同富裕」，不管他自覺不自覺，有意無意，實際上踐行著「政府是靠不住的」平民立場，在他身上體現出最樸素的民權意識。但同時，他的所為，顯然首先是從集團利益的角度出發，但是他以學校和醫院等實物投資，客觀上幫助和「取悅」了政府。自己能夠做到，而政府做不到。這就是他坦然自信的所在。他「取悅」政府，卻從不主動討好官員，所以「得罪」了許多人。這些官員感覺顏面無光，主要是從大午集團撈不到油水，因此，大午集團在土地、融資、納稅等等關口，處處受到他們的刁難和掣肘。孫大午想的簡單了，以為辦學建醫院修公路足夠讓地方官員顯擺政績了，沒有料到他們的胃口很大，不光要政績，個人腰包也不能空。
與其在法律層面解讀「孫大午事件」，還不如在政治權利層面分析來得準確。在中國，所有的經濟、文化、社會規則，都能在政治制度裡找到明確的答案。將一切經濟行為通過政治手腕來解決，一方面說明，佔據半壁江山的民營企業依然遭受歧視，仍然被排在政治秩序的邊緣；另一方面，財富上的「富豪階級」並不意味著天然地享有「富豪階級」的政治權利。那些中產階級、草根階級就不用提了。富豪階級獲得政治權利的機會，畢竟要比下游階級的機會大得多。這裡不是指享有政治特權，基本人權對哪個階級都是平等的。財富和權利的錯位，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強大實力與政治專制構成的畸形社會形態，失去平衡，非常容易使社會深層矛盾以一個突發事件爆發。堂堂一個資產上億、信用良好的企業，為甚麼在銀行貸不到款？為甚麼受到土管、稅務部門的人為刁難？這是揭開民營企業跟政府關係緊張的鑰匙。在當下，政府佔有的政治資源、司法資源，甚至新聞資源，別說一個小小的大午集團，就是整個民營企業階層，都是無法抗衡的。中國現在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是摸著地雷過河。連體制內的學者李慎之臨終前都拼老命疾喊：政治改革的條件已經爛熟了。私產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證，民間資金大量外流就是其一的證明。數量不少的貪官攜國家巨資外逃，也是對一黨治國缺乏監督的反諷。
孫大午的不合作姿態、平民立場和財富能力，造就了他獨特的人格魅力，在他危難之際，獲得各方專家廣泛的同情和幫助。於他個人而言，短期羈押就獲得自由，有喜有悲；而作為一個社會事件，卻是悲大於喜。「孫大午事件」因經濟原因而起，各方勢力妥協，以一個似是而非的司法罪名作為階段性的了結。制度缺陷，應該由政府檢討，由官員引咎辭職來不斷彌補，對民營企業的歧視，不應該由一個民營企業家來揹負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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