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縱容致拆遷矛盾激化 民怨以極端方式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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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曉川報導/2003年8月22日,南京發生拆遷戶翁彪自焚事件;9月15日,安徽農民朱正亮因拆遷問題在天安門自焚;10月1日國慶節,北京市民葉國強因拆遷問題跳入天安門的金水河。這連續發生的因拆遷矛盾引發的轟動事件,標誌著長期以來存在的拆遷矛盾達到白熱化,以忍氣吞聲著稱的中國普通民眾在不堪重壓的情況下開始以極端的方式發洩不滿、控訴冤情。拆遷矛盾已成為國內潛在的動盪危機之一。

這是國內新聞報道的首都北京市一個暴力拆遷的案例:

「9月19日夜子時,北京市海澱區海澱鄉長春橋。住房被列入拆遷範圍的大剛一家在勞累了一天後已經沉沉入睡。夢中的大剛迷迷糊糊聽到屋子外面有玻璃被打碎的聲音。他剛想起床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突然就見屋裡衝進來五六個手持強光電筒和木棒的大漢。幾個大漢用刺眼的電筒照住他的眼睛,揮舞著木棒說:「不許出聲,不許嚷嚷!」然後,這夥人把他們一家三口摁倒在地拳打腳踢,再用帶來的毛巾捆住了他們的手腳,蒙上他們的眼睛,嘴裡也塞上毛巾,把他們抬到外面扔在了大門口。

今年夏秋北京多雨,9月中旬的京城,早晚已頗見涼意。深夜被扔到戶外,只穿了睡覺時的內衣內褲的大剛和妻子以及9歲的兒子禁不住瑟瑟發抖。就在此時,大剛聽見鏟車推倒房屋時發出的轟隆隆的倒塌聲。大約四十分鐘後,一切歸於平靜。又過了大約半個小時,一個在附近撿破爛的人發現了大剛一家,幫他們鬆了綁,一家三口才算得救了。從驚恐中清醒過來的大剛一家在夜色中看到的是不敢相信的事實:剛才還遮蔽一家人的房子已被夷為平地,全家除了身上的內衣褲外,所有家當全部毀在一片廢墟中,一家三口變成無家可歸的人。

驚魂初定的大剛對記者說:『整個事情發生得非常突然,也非常可怕,暴徒深夜連闖我家三道門鎖(大門、屋門、臥室門)破門而入,橫遭慘禍的我們根本來不及反應也來不及反抗。』」

從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強制拆遷的行徑與打家劫舍的強盜已毫無二致。

因為法律規定必須將農村土地或城市房屋國有化後,開發商們才能使用。所以長期以來,政府在拆遷問題中與開發商處於同一個利益集團,政府以低價從百姓手中徵用土地或房屋,然後由開發商高價售出,從拆遷中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土地差價中得到巨額利益,同時地方政府官員還能在與開發商的暗箱交易中得到好處。

國務院頒布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當拆遷人與被拆遷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協議時由行政機關裁決,第十七條規定——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內未搬遷的實施強制拆遷。這實際上是用行政手段粗暴干涉公民私有財產所有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實際上扮演了公然掠奪者的角色,作為政府部門的拆遷辦公室對平頭百姓自然是盛氣凌人、有恃無恐,地方政府甚至會出動警力參與強制拆遷。

處於弱勢的被拆遷戶在遭到不公對待時往往是向政府部門信訪和申訴,但此舉無異於與虎謀皮,結果多數是不了了之。單單在北京市,因房屋拆遷等土地糾紛引發群眾集體上告的事件已發生過多起:

1999年2月12日,北京市萬名公民寫《特級舉報信》上書黨中央,揭露賈慶林和陳希同在北京市土地批租中的重大腐敗;

2000年北京市萬人狀告北京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

2001年2月20日,北京市萬人行政訴訟集團編寫《北京市被拆遷居民萬人行政大訴訟依法維權材料彙編》上報黨中央;

2001年5月18日,北京市一萬三千零七十二名公民寫《北京市萬人舉報信》上書中紀委;

2001年8月6日,北京市一萬三千零七十二名人民寫《致朱熔基總理舉報信》上書國務院;

2002年5月20日,北京市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公民上書中紀委舉報市委書記賈慶林;

2002年10月20日,北京市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公民上書江澤民並政治局各常委,舉報賈慶林;

2003年2月26日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北京市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公民上書胡錦濤並政治局常委,舉報賈慶林。

如此大規模的群眾上告事件的結果照樣如泥牛入海,被多次上告的賈慶林不但毫髮無損,反而榮升全國政協主席,躋身政治局常委之列。

國慶前夕,上海市85名市民因拆遷問題到北京上訪,被上海警方出動大批警力於子夜從旅館暴力抓回。10月28日,長期致力於為被拆遷戶維權、代表上海被拆遷戶民眾揭露上海首富周正毅的著名大律師鄭恩寵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的莫須有罪名判刑三年。

拆遷矛盾愈演愈烈,致今日之勢,政府在其中的罪責不容推卸。面對不公,被拆遷戶毫無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多數忍氣吞聲,自認倒霉;有的訴諸法律,卻幾乎沒有勝訴的可能;有的反覆上訪,遭到地方政府的打擊報復;少數人頂住不搬,則難逃暴力拆遷的命運。在這種長期被壓迫又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出現上述極端事件就不難理解了。

跳入金水河的葉國強日前已經遭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並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起訴。此舉引起了更大的民憤,網上論壇中譏諷、罵聲一片,甚至有人直指「這個獨裁政體的末日即將來臨」。長期以來一貫實行的對民眾的高壓政策,尤其是近年來對法輪功及其他民間團體的鎮壓,使得北京當局已經習慣於使用高壓手腕對待民間的抗議,而不是不採取疏導政策,此舉無異於用堵塞河道的辦法對付洪水,到頭來只能自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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