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7日訊】中國農歷新年，海外最大的中文媒體《世界日報》洛杉磯分社社長陳世耀先生和專欄主任孫績洋先生代表《世界日報》總社，在洛杉磯東區羅蘭崗的鑽石廣場內紅寶石酒樓宴請金堯如先生，于浩成先生，伍凡先生，并致新春問候。筆者也受邀前往。
金堯如先生身體欠佳，原本很善談，但在這次聚會中卻說的很少，數小時的面談中只簡單地講了几句話。由于大部分人都是新聞界出身，談話的內容也就不离中美台港的政治經濟話題。從國共內戰到眼前的兩岸三地政治經濟，無話不談，坦率真摯。在談話中，陳世耀先生對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中美台港的經濟共同點在哪里？戰略區別是什么？怎么互補？這次美國經濟為什么恢复的這樣快？原因在哪里？”
半年前，美國發生911事件，當時我預測美國經濟复蘇會加快，最快會在2002年中恢复。當我的預測一發表，馬上就招來眾多的反對聲音，海外最大的中文BBS〈文學城〉上出現了數篇駁斥我觀點的長文，數位讀者也在网絡上打賭。在短時間內，我也收到了數十封專門討論這個話題的來信。很多讀者問：“你預測的根据是什么？理論基礎是什么？”其中一位在澳洲讀經濟的讀者這樣問道：“美國的經濟戰略是什么？911是否會影響到它的實施？”
美國經濟戰略和政策運用
二十年前，美國學者托夫勒寫了本影響世界的書《第三次浪潮》，數年后他又寫了《第四次浪潮》。某种意義上講，這兩本書產生的影響非常大，基本上是美國新經濟的奠基人，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人的經濟觀念和思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的崛起迫使美國重新認識自己。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在思考美國的未來，為美國未來尋找新的出路。為刺激美國經濟，里根政府施行擴張經濟政策和強權軍事。美國經濟開始全面轉型。在以后的十多年中，美國經歷了近代史上為期最長的一次衰退，大量的生產企業倒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以航天和軍工企業為經濟支柱的加州，工厂大量倒閉，失業嚴重，企業家紛紛重新起步，尋找新的經濟點。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加州經濟全面轉型，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搖身一變成為IT重鎮和北美最大的貿易集散地。經濟增長再次躍升為美國第一大州。從整體看待美國，基本上与加州相似，經濟全面從生產制造業轉向新經濟體系，貿易，品牌，网絡和知識成為美國未來的新經濟增長點（有關美國新經濟請參考本人之“美國新經濟理論与WTO的本質”一文）。
很多朋友問我：“911之后，美國經濟為什么很快恢复，而且是在代表新經濟的IT行業并沒有起色的情況下很快恢复。”其實，要解釋這個問題并不難。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美國就已經從一個資本輸出國轉變為資本輸入國，而且成為世界第一大資本輸入國，如果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分析這個現象，往往會讓人感到很悲哀。更會聯想到早年大英帝國的衰落。但經過了二十年后，美國不但沒有衰落，反而更加強壯，成為世界唯一的強國，這個現象怎么解釋呢？美國真實的情況又是怎么樣呢？
如果從表面看今日的美國，看起來和一個世紀前的大英帝國很相似，但實際上國際環境和經濟發展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新經濟理論已經通過時間和事實浸入美國企業和民眾心中，經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十多年的經濟轉型，今日的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和知識中心。美國的跨國企業已經從單純的產品制造中心轉變成為品牌和設計中心，美國文化和生活模式推廣中心。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販賣的不是消費產品和生產設備，而是一個企業的文化，經營理念，更主要的是傳播影響各國人民生活方式的信念和思想。全球自由化正是這种經營方式的最大促進者，也是美國長期經濟戰略的主題，IT事業的發展更為這個戰略提供了必要的實施基礎條件。美國制造業的轉移并不意味著美國企業贏利狀態的改變，相反，美國的跨國企業可以賺取更多的利潤，讓美國的經濟更強大，更趨向于管理層次，高知識、高技術層次。良好的教育體制為美國人提供了更多的机會，讓美國人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更多的世界級白領階層。從另一個角度上看，美國制造業外移，造成資本外流，但同時又有更多的資本流入美國，美國企業通過合資經營和發達的金融手段，使用很少比例的資本就控制了更多的海外資本，而這些海外資本創造的財富養活的是更多的高薪的美國白領和知識階層。這些跨國公司將在海外吸收的資本通過美國金融界之手轉換為充滿美國經濟理念的資本再次投資到海外，從而控制更多的它國資本。根据美國紐約大學的一份調查報告中的調查資料顯示，在1955年，美國跨國企業的資本控制率是1:12，1975年的資本控制率是1:34，而到了1998年，美國跨國公司的資本控制率竟然達到了1:268。換句話說，在目前，美國企業只要投資一美元，就可以控制其它國家企業資本268美元（注：美國主要是以股份控股和金融市場來完成這個過程）。而美國在經濟制度上是全球征稅，也就是說，美國企業無論投資到哪個國家，只要它有贏利，就有責任和義務向美國政府交稅。舉個簡單的案例，假設投資一美元政府可以收到5美分的稅，美國通過資本控制，投資一美元就可以控制268美元，這個投資創造的稅收就是13.4美元（注：此指的投資与稅收的關系并非單獨指貿易企業的收入所得稅，也非獨指消費稅。在美國，計算投資有個基本的考量，就是投資与稅收的收益比例。這個指標是衡量投資与政府稅收的一個統計數字。這個數字很重要，關系到地方政府投資的收益。政府也會依据這個數字來制定未來發展方向。這与常用的投資回報率類似，但不是衡量企業的回報，而是衡量政府稅收的回報）。美國如此強大的資本控制率，于無形中使美國政府和人民用最小的投資獲得了最大的利潤，通過企業稅收盤剝了其他投資人及國家應拿到的稅收和利潤。而美國強大的軍事更是保證這個過程完成的必要手段，沒有軍事上的強勢，政府就沒有辦法保證美國人投資到世界各個角落里的投資，就會損害美國利益。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政府一向所說的：“軍事的強大是美國利益的基礎，全球化是美國未來的出路”。
軍事的強大，必然帶來政治上的穩定，民主的社會又給美國人民及世界人民帶來更多的自由和信任。面對不穩定的世界，各國資本擁有者最大的心愿就是如何讓自己几十年辛苦所賺的財富不受侵犯，這樣一來，美國就是他們最放心的國家。無論是在亞洲還是歐洲，美國都早已經取代瑞士成為世界第一的安全國度。美國越強大，資本輸入的越多，美國金融界通過各种經濟工具和手段，將這一筆筆海外流入的財富轉變成具有美國經濟色彩的投資，控制著更多的他國企業。而這些企業又通過專利費，管理費，加盟費，稅收等政策和手段，將每天產生的利潤源源不斷地返回到美國。表面上看美國是個資本輸入國，但由于美國的知識新經濟已經成為經濟主導，美國企業已經通過投資，控股，加盟，技術轉讓，品牌等手段更長久更輕松地賺取更多的利潤，作為政府和經濟界人士更清楚地看到了這里面的奧秘，保持美國軍事的強大，貨幣的強勢更有助于海外資本流入美國，如此有利可圖的事業為什么不干呢？相對于美國企業來說，資本輸入的越多越好。有心人士看看美國各個跨國公司的年度報告就會發現，主導美國經濟的跨國公司的利潤主要來源都是海外，而不是美國本土。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入國，輸入的海外資本已經不是阻礙和轉變美國現狀的危險力量，而是成為美國企業擴張的促進劑，成為美國企業經濟擴張的加油站，用一句中國俗語說就是“空手套白狼”，“以夷制夷”。
911事件之前，美國政府換屆，小布什看到了IT行業的泡沫和未來經濟的危險，提出的經濟政策主要是減稅和調整產業結构。當小布什一上台，以IT企業為主的NASDAQ股票指數應聲下跌。美國經濟一度陷入一片恐慌，大家都認為經濟衰退再次到來。在911事件發生之日，數位朋友來電話詢問我對美國未來經濟的看法，當時我這樣回答大家：“一，美國經濟很快會恢复，911事件阻擋了美國經濟衰退。二，美國政府一定會出兵開戰。三，911事件确定并強化了美國未來百年的世界第一地位。四，911事件將加快全球化的進程”。在隨后的評論文章中，我同樣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的根据有以下几點：在美國人心中，911事件所造成的創傷遠高于珍珠港事件，這是美國建國來首次在美洲大陸上出現如此重大的平民傷亡。美國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出兵開戰，樹立美國人的信心，表達追求自由捍衛自由的決心。而這個決心与行動關系著美國的未來，任何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不會看不到這一點，特別是對已經轉型中的美國新經濟體系，沒有強大的軍事威懾力量，美國新經濟就會成為空話。一個連自己的國民都沒有辦法保護的政府誰又敢信任它？富人又怎么會將財富投資到美國？沒有了資本，美國還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嗎？從另一個角度上看，美國遭遇襲擊，經濟受到了傷害，短期內海外資本會外逃，但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安全呢？如果美國不能保護自己的國民，其他國家又有誰能保護自己的國民？依靠英國和日本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只要美國能作出強有力的反擊，海外資本在短期觀望之后，照樣會回流到美國，如果美國百姓和金融界企業界能齊心協力共度難關，不但流出的海外資本會回流，而且會帶來更多的海外資本。911事件將告訴世界各國的資本擁有者，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如同美國政府那樣保護你的財富。也不會有任何一個比美國更強有力的國家，沒有任何地方比美國更安全。事實上，在911事件之后的第二天，美國金融界就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表明了態度：“美國金融界支持政府行動，不會趁机漁利”。正是美國金融界和企業界的支持，美國政府采取了強勢政策，穩定了經濟，同時大量的海外資本涌入美國，從另一個程度上對衰退中的美國經濟注入了強心劑。在短期內，IT行業雖然泡沫化，但在數月的整合中，更強勢，更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IT企業站穩了。IT企業已經從賠錢的代名詞轉變為贏利的代名詞，成為真正的贏利企業。放眼世界，除去美國，在其他國家的IT企業又有多少步出了賠錢的階段，而走向了贏利的良性循環？當投資者面對這樣的局面，誰又會將自己的金錢投資到賠錢的企業中去？美國IT行業的成功轉型為未來的美國IT企業全球壟斷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更為未來的美國新經濟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未來。
從根本上講，美國是個內需為主的國家，對外依存度只有27%。美國的經濟恢复很大程度是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由于十年前的新經濟轉型，美國海外投資的擴大，知識經濟早已經取得了實效。相對于美國國內，制造業早已轉移海外，大量的消費和利潤增長點都集中在高智力，高技術上，而常規的經濟衰退表現往往是消費下降，制造業停工。但由于美國已經是全球化最明顯的國家，經濟衰退的損失往往會通過各种方式轉移到海外制造國家，消費下降的最明顯結果是美國海外制造業訂單減少，而影響最大的不是美國，反而是制造業國家。這些制造業國家為了自己不被美國經濟衰退所影響，擴大經濟，穩定本國經濟發展局面，往往會使用更多的經濟手段來促進生產，制造企業為了生存也會壓低成本和利潤，盡量維持企業的最低生存條件，以抵消美國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最大的連鎖商業──沃爾瑪商店的商品采購价格，在911事件之后竟然下降了六個百分點，其他產品价格更是“跌跌不休”，使美國2001年第四季度通貨膨脹指數不升反跌。由此可見，世界各國遠比美國更怕它的經濟全面衰退。生產制造國家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大，從反面映襯出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巨大影響。另一點更重要的是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在2001年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亞洲國家因為經濟秩序的混亂，往往不能體會美國減稅等看似無足輕重的經濟政策的重要作用，我在BBS上看到日本、台灣和大陸學人一同嘲笑小布什在競選中主張為每個百姓減稅數百美元而和另一個競選對手高爾先生爭論的文章。其實，這些日本台灣和大陸的經濟學者根本就不了解美國，看似簡單實際非常复雜的減稅政策對美國整體經濟的影響巨大。舉個簡單的例子，IRA是美國人使用的一种避稅方式。在這次減稅前，每人每年可有二千美元的免稅額度（此指年收入在34,000美元以內者），減稅后，每人每年就增加了一千美元的免稅額度。但根据法律，這筆錢你可以存入IRA帳戶投資升值，在一定時期內是不可以取出來消費的。這樣一來，每年全美國數億人和企業就會因為減稅政策而在IRA基金中增加投資數千億美元，這筆巨大的資金就會通過投資銀行轉向美國各個行業的投資中。減稅不是單純的減稅，而是將減稅的金錢轉向企業投資，促進美國經濟發展，這就是美國經濟政策的聰明卓越之處。各位可以想象，僅IRA一項，美國每年就通過普通百姓之手增加了數千億美元的額外投資，美國的經濟怎么能衰退？經濟怎么能不好轉？這与中國大陸為增加內需促進百姓消費振興經濟而傷透腦筋卻不見實效的經濟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良好的經濟秩序和政策手段，才使得美國政府“游刃有余”地調整美國經濟，讓每個美國民眾都自覺自愿地投身于其中。反觀亞洲國家的經濟政策調整，盡管學習美國經驗，照貓畫虎反成犬，政策一樣但結果差之千里，讓人扼腕痛惜不已。
也許有人會問：“美國會用新經濟統治世界嗎？”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從文化經濟上，多樣化是共存的，但在近年來更多的現象是世界更趨向美國化，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無論是飲食還是愛情，更多的生活信念中浸透著美國生活方式的印跡，互聯网的發展更加速了這個變化的進程。全球化正是美國新經濟的主體，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規律，值得慶幸的是民主自由的美國率先把握住了這個時代的先机。并率先將它當作長久的戰略實施下去。有哲人說，机會往往在一瞬間。相對于人類進步的歷史長河，美國确實在這個短暫的時間里把握住了這千載難逢的“一瞬間”。
台灣經濟戰略和政策運用
自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后，蔣中正先生制定了台灣的長期經濟戰略，其宗旨是，能讓民間去做的，政府絕不干預，大力發展私人經濟。并根据當時的台灣現狀制定了出口加工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世紀七十年代，蔣經國先生又制定了高科技產業政策。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李登輝先生又將台灣經濟政策定位于國際，號召台灣企業走出台灣，走向南亞和非洲。坦率地講，台灣當局的經濟政策是極為成功的，不僅將人口密集度位居世界第二的台灣經濟帶領到了世界，而且為未來的台灣發展和經濟轉型鋪墊了良好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台灣是個海島，缺乏資源，由于和中國大陸抗衡，安全更無保證。資本外逃更是台灣的主要問題。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中，資本外逃是影響台灣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政治軍事上全面依賴美國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正是這种全方位的美國化，才促使台灣經濟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和發展，成為日本和美國的主要代工厂，并逐步發展出自己的主流企業。縱觀台灣經濟戰略無非加工為本，制造為主。逐步提升產業技術，擴大海外市場。事實上，在上世紀的國際競爭中，這個簡單的經濟戰略确實讓台灣得到了最大的實惠，并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迅速躍入發達地區之列。
在兩蔣執政期間，值得一提的是寬松的金融環境，蔣中正了解台灣的基本情況，也更清楚華人的心態，所以在私人金融政策上放的很開，特別是私人銀行的入門檻很低，同時大量鼓勵民間金融互助組織的建立，在農村和城市都有不同類型的互助組（即所謂的“鏢會”）。這些小型的類金融机构為台灣創業者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也為台灣的小型加工企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台灣經濟已經起飛成功，國際環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變。簡單出口加工企業的發展出現了瓶頸，台灣當局提出了品質提升和技術提升的戰略主張，同時鼓勵商人向海外發展。目前活躍在海外的台灣貿易商人，大多都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离開台灣到海外發展的，這些商人為后來的台灣產品出口和市場擴張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亞洲國家經濟起飛的經驗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稱贊。
提到近期台灣經濟戰略問題就不得不提到李登輝先生。作為一個复雜多樣性的李登輝先生，各人的解讀不同。數年前，我曾受邀參加世界台商年會，与李登輝先生有過短暫會談。盡管我不贊成李登輝先生的政治理念，更反對李登輝先生“台灣第一”，過于狹隘的“台灣民族主義”主張，但我依然對李登輝先生過人的敏銳和洞察力感到佩服。在李登輝先生的一生中有兩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他的這兩個決策一個被證明是超人的遠見，被歷史證明對台灣經濟和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個則在實施中夭折，但未來必將被證明是正确的經濟決策。
當年國民政府遷台，蔣中正推行土地改革方案，采用不流血的政策使台灣農民耕者有其田。并制定了相應的政策來穩定土地政策和農民，以避免大量的農業失業人口沖擊脆弱的城市。這個政策的主要規定就是土地只能在農耕者之間買賣，城市居民不得占有土地。當時的台灣工業不發達，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全力支持工業，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工業的傾斜性政策，這些政策同樣也損害了部分農民的利益。農民的穩定會關系到城市的穩定，整體社會的穩定。到了上世紀七十代，台灣工業起飛，逐步走向規模化，工業利潤遠高于農業利潤。這樣一來，大量的農業人口涌入城市，農民渴望財富的欲望也不斷顯露。而當時的台灣工業企業也急需土地擴大生產。于是，在這個背景下，工業財團和地產商就提出了放寬土地買賣的要求，要政府允許非自耕農与企業自由買賣土地。其理由很簡單：“一，讓企業參与農業經營，提高生產效率。二，擴大企業規模，降低企業發展成本，加速台灣向工業化國家發展。三，讓更多的農民轉向工業，全台灣城市化。四，相對于城市工作，農民的收入并沒有實質上的減少，減少土地對農民影響不大。表面看這些理由很合理，實際上卻隱藏著更多的問題。其一是土地自由買賣并不一定全部會轉變成工業，在地少人多的台灣更可能成為投机的工具。其二，農民無法一下轉變成為熟練的產業工人。其三，城市在沒有更充分的准備下，無法接納大量的失業農民，還會引發社會動蕩，增加社會發展成本。以當時的台灣情況看，工業化剛剛開始，土地价格低廉，每甲只有四万新台幣，而台灣工業企業由于在政策扶持下，在十几年的發展中都擁有了高額的資本積累。當時台塑集團就游說政府放寬土地政策，要收購十万甲土地。合當時五十万農民的自耕土地。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和財團壓力。李登輝先生獨自一人力排眾議，當面頂撞蔣經國先生，反對開放土地買賣。力主將資本引入農村，過渡到台灣工業化后期，全社會進行社會資產再分配，解決社會貧富分化問題和工農業分化問題。經過力爭，得到了蔣經國先生的認同。過了十多年，台灣完成工業化，經濟發展到了較高的水准后，台灣放寬了土地政策。這時候的土地价格已經從每甲四万新台幣上升到了三千万到四千万不等。大量的農民因為出賣土地而得到了多年的補償，享受到了國家工業化的經濟成果。社會財富再次通過土地買賣得到了再分配，避免了大量農民的破產。工農業發展平衡，同時造就了大量的中產階級，使台灣社會更趨向穩定。另一方面，在經濟上，出讓土地造成了部分人群的資本富裕，社會消費和投資都帶動了起來。換句話說就是增加了內需，促進了消費和投資。如此一來，更有力促進了台灣經濟的持續增長。重要的是這些“暴富”的農民拿到出賣土地的財富之后，為了今后的生計都在尋找新的經濟投資點，可台灣几十年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傳統產業競爭極為激烈的狀況，想在傳統產業中謀求發展已經變得極為困難。這就逼迫“暴富”的農民不得不將資本轉向高風險的高技術行業。有心的人士了解一下台灣高科技企業，特別是技術含量高，資本密集度大的電子芯片制造業，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些高科技企業的創辦資本和主要股東，大部分是出賣土地之后“暴富”的台灣農民。正是這些知識含量不高的“暴富”農民，成為台灣產業提升和轉型的資本輸入者，而此點則可以算是台灣土地政策的意外收獲。如果評价一個人的是非功過，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李登輝先生為台灣百姓和社會做的貢獻就值得一書，這個做法同樣也值得有類似問題的國家和地區學習借鑒。
李登輝先生失敗的一個長遠經濟戰略是提出了在台灣建立“亞洲營運中心”的构想。盡管這個政策失敗了，但它仍不失是個極有遠見、充滿智慧的主張。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經濟開放，台灣面臨著再次進行艱難選擇的困境。所謂“亞洲營運中心”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台灣為中心的自由貿易經濟圈。這原本是個老話題，台灣的經濟成長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經濟和產業瓶頸壓力增大，必須另尋一條出路。由于台灣的地理環境和國際環境，以及資源，人力，技術，資本等問題，台灣可以選擇的路徑很少。如果單獨以台灣立場考慮，台商投資大陸實際上并不是最好的選擇，盡管大陸勞動力低廉，物資丰富，內需巨大，台商進入大陸可以暫時取得成效。但從長遠看，勢必出現依賴，從而對台灣形成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雙重鉗制。而以目前台灣越來越少的談判條件看，台商投資大陸就是引頸自殺。如果從長遠打算，台灣更适合建立亞洲自由經濟圈，成為亞洲貿易中心。正因為這個主導思想，當時的台灣政府實施了台商南下政策。引導台商投資南亞國家和南非洲國家。但人算不如天算，南亞國家政局不穩定，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政局也無法讓台商安定。南非政府雖然提供了低息貸款，免稅，投資補助等措施，但白人政府很快被推翻，社會動蕩治安極差，造成投資的台商內心恐慌。与此同時，中國大陸敞開怀抱，使用各种手段吸引台商。加上大陸和台灣沒有語言障礙，思想理念接近，大陸政府管制松懈，華人的投机取巧心態可以在大陸充分發揮，黑金政治与生意能和台灣早年接軌。盡管李登輝先生大聲疾呼，但仍阻擋不了台商涌入大陸。特別是一些面臨破產的中小加工企業在大陸絕處逢生的故事，怎又能不具備誘惑力呢？与此同時，中共全力進行外交封殺，台灣這個亞洲營運中心的构想在李登輝先生下台之日宣告無疾而終。
事實上，台灣施行“亞洲營運中心”的計划是個極有遠見的經濟戰略，非常符合台灣的實際情況，也是為台灣未來找到一條唯一出路。台灣在制造技術上尚無法赶超日本，企業也都要是小型加工企業，沒有韓國政府扶持的大型企業集團，更沒有美國的世界品牌和資本。台灣唯一可以值得驕傲的就是遍布全球的中小貿易商，而這正是台灣的优勢。建立“亞洲營運中心”實際上就是建立以台商為主的商業連鎖批發。從另一個層面控制經濟，使台灣長久處于不敗之地。此計划看似簡單沒有什么高技術含量，但卻是個可行并非常有效的經濟戰略。事實上當我們看到美國沃爾瑪商業連鎖店成為世界第一商業企業的時候，我們還會因為它是最原始的商業零售方式而小瞧它嗎？李登輝先生當初的設想正是最現實，最實際，最可行，最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部署。可惜的是華人天生的短視使台商無法看到此构想的未來利益，中共也因為政治原因而全力封殺台灣這一長遠計划。
當民進党執政后，台灣陷入了政党混戰。陳水扁政府執政一年來從沒有公布過一個具有水准的經濟戰略。政治成為經濟的主導，這更葬送了台灣的未來。一個月前，台灣當局開始討論電子芯片工厂是否被允許到大陸投資的問題。無論民間，企業還是政府，各說各的理，爭執不下。去年，台積電的一位高級主管來美訪問，我和他談到了台灣高級產業外移大陸的問題。這位主管主張將工厂全部移到大陸，并痛罵台灣當局經濟政策的荒謬。當時我說：“陳水扁高喊台灣第一，主張台灣獨立，實際上他是台灣最大的罪人。至少在經濟上沒有任何主張，將台灣拖入了歷史的深淵。在目前，台灣當局最重要的是進行經濟轉型，無論如何，照目前的狀況進行下去，不出五年，台灣就會完全衰落。初中級產品有大陸的強力競爭，高級產品有韓國，日本在夾擊。高科技產品比不上美國，又沒有自己的品牌戰略。現在政府只顧政治惡斗，又不進行商業布點，台灣的出路在哪里？以台灣目前的產業支柱電子芯片制造業談，論技術不是台灣獨有，只要大陸肯出錢，就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買到技術和人才。大陸低廉的成本會將台灣企業在短期內打垮。目前大陸沒有人關注台灣經濟問題，如果想在最快的時間內打垮台灣，大陸政府只要集中資本和人才在大陸建設兩家大規模的十二英寸芯片制造厂，台灣的電子代工厂就會因為成本競爭的原因蜂擁奔向大陸，台積電也會主動投奔大陸，如此一來，在主力企業的帶動下，下游企業也會跟進大陸，台灣不出三年就會全面空洞化，而在空洞化的同時又沒有新的經濟熱點，台灣經濟何處去？台灣靠賣檳榔來維持經濟增長嗎？還會有人討論八英寸芯片制造厂是否被允許投資大陸的問題嗎？”
坦率地講，我一直對台灣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台灣能對大陸的民主和經濟起一個表率作用，但目前的台灣卻令我十分失望。政党輪換并沒有帶來經濟的繁榮，反而是政党惡斗，族群對立，經濟沒有計划更談不上長期戰略。台灣當局表面順應民意，實際上是朝令夕改，不知所終。在整個世界全面轉型的新時期，台灣當局的表現更將使台灣喪失發展的机會，更有可能因為經濟的倒退而使民主進程全面倒退，更有可能會出現專制制度的复辟。經濟本是政治的基礎，當一個政府將政治當做經濟的基礎而本末倒置時，未來的局面就極為可怕了。一個政府不是為了管理人民，而是要讓人民生活的更好，引導人民開創更美好的明天。也許，在陳水扁的執政期間，我可能看不到台灣的經濟戰略，但更堪懮的是台灣百姓尚未察覺未來的可怕。沒有了經濟戰略的指引，台灣將走向何方？很多時候，經濟往往不單純是經濟問題，它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可能會更大。悲哀的台灣。
香港經濟戰略与政策運用
香港自開阜以來就實行自由免稅政策，號稱自由港。其實真正促進香港發展的還是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治環境。香港几十年的發展無一不體現著大陸政治環境對它的“特殊照顧”。香港以往的發展從另一方面證明了華人的商業能力，也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优越性。香港在回歸大陸之前已經是越來越依賴大陸的經濟發展，香港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成為大陸的窗口，一個依賴大陸腹地的加工業和貿易窗口。
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香港的窗口作用越來越小，如果香港仍然以貿易和轉口為主要業務，必然會被大陸逐步吞掉，逐步走向沒落。在商業中，最小成本和最大經濟利益是商業活動中的最本質體現。伴隨著大陸基礎建設好轉和經濟政策的開放，大陸經濟強勁的增長，香港的中間商角色越來越弱化，世界各國企業紛紛將亞洲總部從從香港轉移到北京上海等地，就是最明白不過的暗示。香港回歸前，中資企業紛紛進入香港，但這不過是中共力撐香港，為世人表明自己立場的一個表象，這种輸血的另一層表面掩蓋著中資企業本身內部的虛弱。盡管中資企業希望能利用香港學習先進的經驗和技術，但中資企業進入香港之后，更多的是成為斂財工具及被各色人等視為肥羊而吞噬。只要仔細研究大陸在香港的中資企業狀況就會發現，大部分中資企業都是虧損累累，為香港交了“學費”。所以，短暫的繁榮在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情況下不可能帶來長久的繁榮，只能是曇花一現。
香港回歸祖國，董特首執政，面臨的香港狀況已經是十分不妙。香港整體經濟不好，沒有良好的經濟增長動力，香港政府一向依賴的房地產政策就不可能繼續有效。而這個延續了多年的房地產政策則是香港的命脈，也是香港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對此，董特首顯然沒有更長遠的計划，他首先是信心喊話，然后是提出了“信息港”的計划，最后是增加政府公共計划，以期望帶動經濟發展并為香港指明一條出路。中共對香港的過度關注也使董特首更加敏感。香港政府在這种情況下想努力促進經濟發展，便更多的使用大陸政府常用的政府主導政策，結果使本來就對香港持怀疑態度的商人更為敏感，對香港政府能否保持相對的司法獨立性及穩定的自由經濟政策更加遲疑，投資更加慎重。政府投資和干涉又侵犯了原本私人經濟的空間，盡管幅度不大，但對未來帶來的沖擊絕對不可低估。事情本來就是這樣，一旦香港更接近大陸，香港特色就越淡，吸引力就越差，大陸逐步向資本主義轉型，香港就要尋找出本港特色，在大陸整體經濟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董特首提出“信息港”的目標看似美麗，但實際是空中樓閣，甚至成為香港李氏父子圈錢的靠山。
為什么說董特首提出的“信息港”是空中樓閣呢？讓我們看看香港的基本情況。香港的發展是依靠自由經濟政策，經濟起飛也是加工業和國際貿易，這兩點是早年香港經濟起飛的兩條腿。新經濟理論在全球的施行，主要是全球信息化。若單一從這個角度考慮，董特首提出香港信息化沒有什么不妥，至少他延續了香港國際貿易的优勢。但問題是，當大陸逐步成長為經濟巨人，大陸經濟開放更加自由化的時候，香港是否還有原來的國際貿易環境？今后的發展是香港信息化吸引力大？還是上海、北京信息化的吸引力大？商人們進行利益比較和政治比較的時候選擇哪個地區有利？如果不能保持獨立的司法和行政體制，香港信息化是否可以競爭得過新加坡在南亞的优勢。無論司法獨立性還是地緣，香港都無法不正視新加坡這個強勁的競爭對手。當中國經濟封閉，政治上鎖國的時候，香港作為中國大陸唯一的一個對外窗口，它有著其他地區不可取代的地緣优勢；但這個优勢一但化解，香港的优勢就減少了一大半。近十多年的香港發展狀況已經很明白地告訴我們這個發展規律，依靠自由貿易港來維持香港的發展已經很難有原動力。同樣，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信息港”也同樣難以擺脫“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窘狀。
也許有人會問，香港的未來在哪里？應該制定什么樣的經濟戰略？
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与政治的同時崛起，日本這樣的經濟大國都會退居第二，香港怎么還能保持一線的地位？香港成為大陸經濟圈中的一個區域中心的地位是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這不是香港回歸祖國的衰落，也不是大陸香港政策的失敗，更不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沒落。這只不過是在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下，香港回歸到了自己的本位。香港只有認清現實，正視自己的未來，制定确實可行的經濟戰略，想盡一切辦法全力爭取最佳的位置，才能确保將來香港的繁榮和區域中心的地位。如果不顧實際情況，拼自己無法達到的事情，仍妄想著成為主導中國未來，那么香港就必將加速沉淪，最后在大陸新興城市的重壓之下，連區域中心都保證不住。在行業經濟轉型中，如果香港不能從傳統的加工出口及貿易行業中跳脫出來，香港的未來同樣也會非常暗淡。盡管大陸的硬件設施及軟件管理在短時間內還無法達到香港的水准，但相信這些差距在短短的二十年后會因為大陸的發展和成熟而發生“聚爆”效應，香港會在短短的几年中徹底沉淪。
新經濟轉型是全世界各國都面臨的新問題。盡管二十年前，世界各國就已經爭論著如何進行新經濟轉型的問題。但從這二十年發展的歷史看，世界上轉型最好的國家只有美國、德國、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在這些國家中，由于各自的情況不同，轉型的內容也不同。如果說美國是代表著新經濟的國家，而德國則是第二梯隊，新加坡則代表著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轉型。中國則是最艱巨，最困難的將農業化國家轉型到工業化的國家。相對与其他工業化國家，在這次經濟轉型過程中則由于更多的體制和民族性問題，都面臨著大小不同的困難，更有些國家會在這個歷史性的轉型期間從發達國家淪落成為落后國家。而一些落后國家由于轉型過程中抓住了机會，一躍成為新的發達國家，享有未來百年的新經濟成果。歷史往往會因為某种事件發生重大的改變，大英帝國的沒落不是其沒有進步，而是沒有抓住二戰后體制改革的机會，而讓美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強國。歷史證明，机會往往就在一瞬間。
香港經濟戰略的制定需要著眼于中國大陸的發展和未來，保持香港司法獨立性及充分自由的私人經濟特征是香港長期經濟戰略的首要條件。逐步放棄大陸經濟領頭羊的觀念，立足大陸區域經濟中心的基本出發點，想辦法服務廣東，廣西，云南福建等珠江經濟區，使香港成為大陸南部經濟中心，想辦法和以上海的長江經濟區，北京，天津的環渤海經濟區抗衡，使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另一個經濟重鎮。如果香港政府不能從這個角度出發，盲目自信。隨著時間的推展，以廣州深圳等新興城市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區勢必會將香港逐出，使香港成為一個經濟孤島，各种优勢盡失，逐步成為一個完全消費城市，而非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城市。
目前，大陸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金融的嚴重滯后，而金融行業最重要的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信用體制。盡管上海使盡全力來爭取自己的中國金融中心地位，但按照中國目前的司法制度和法律體制，上海很難避開金融發展中的司法制約和國情的約束，也很難在短期內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金融中心。相反，香港正由于其獨特的地位和司法制度，長期的經濟發展經驗，完善成熟的金融業務人員，如果能夠下功夫，將這個設想制定成長期戰略，制定相應的配套制度，吸引并扶持大陸企業在香港從事各种金融交易，這樣一來，香港就很有机會成為中國接触海外金融的橋梁，成為香港主要的經濟支柱，至少在短期內可以促進香港發展，并通過金融手段來調整支配海外及大陸投資和企業經營。使香港上升到一個新的管理層次。實現新經濟轉型。一旦香港成為中國的海外資本中心或金融區域中心，也必然會給香港帶來更多的投資，更多的利益。香港至少會在一定時期保持穩定和發展。但這個戰略的實施，其中最重要的基礎就是香港的司法必須要保持相對的獨立；另一個必要的基礎是完全公開的政府運作制度和完全自由的經濟體制；而且，完全自由的新聞監督制度也是其中必要的保證。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保證以上三點，任何長遠的經濟戰略都無法實現。中國大陸雖然落后，卻正在發展，畢竟香港沒有中國大陸的資源和人力优勢，香港也沒有中國大陸廣大市場的优勢。
香港，東方明珠。何去何從，只在一念間。
中國經濟戰略和政策運用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一年，按照慣例受邀參加駐洛衫磯中領館舉辦的中國國慶晚宴。在晚宴中，与相熟的中領館領事閑談，在談到大陸的經濟戰略時，發生了爭論。我一直認為中國大陸沒有制定或真正實施過一個長遠的經濟戰略，但這位領事卻用大陸一直制定有五年計划而反駁我，結果在討論過程中又牽涉進了几位旁人，發生了激烈爭論。眾多的留美學生一致指責我對大陸不怀好意，幸好總領事對我還算了解，又是天津同鄉，在僵持時刻從中打圓場解圍。中國大陸是否真正有過經濟戰略，其實只要看看大陸的經濟發展計划就能知道，大陸的五年計划充其量只能算是短期建設計划，根本就不能算是長期經濟戰略。
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初的十年，大陸實行的是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在第二個十年則是忽而計划經濟，忽而半市場經濟，但基本走向是計划經濟。到了第三個十年，則整個成為僵化的計划經濟。其后鄧公實施的開放搞活，雖然是自由的市場經濟，但口號卻是：“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從戰略上講，大陸只有在八十年代才開始有個“出口加工”的外向型經濟指導政策，縱觀整體卻從來沒有什么完整的戰略意圖，与其說有，那就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為主導。數十年來，中共沒有真正認真地研究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位置，更沒有認真研究并科學地制定中國的經濟戰略。相反，美國這樣一個自由經濟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卻有數万自稱是經濟學家的人在研究美國的經濟戰略，美國政府也制定了相應的國家經濟戰略，這對一個號稱“計划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一個鮮明的反諷。當我們回頭看看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造成的巨大浪費，就可以知道我們曾經浪費了多少財力物力，在發展中走過了多少歧路。
研究中國大陸的經濟戰略問題，絕非簡單几句話就可以講清楚。在闡述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大陸的真正國情是什么？國際環境是什么？中國大陸的競爭优勢和劣勢在哪里？我們的發展方向是什么？最佳的路徑是什么？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一直認為中華民族有個難以克服的通病，這就是人格分裂傾向。很多從大陸移民美國的朋友都對我說：“中國地大物博，資源丰富”。坦率地講，我非常反感這种說法，更反感這种盲目自大、罔視現實的盲目樂觀。無論從何种角度上看，按照人均分配的原則，中國大陸都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根本就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地方，很多人類生活的必要資源都低于國際標准水准。華人往往喜歡面子，當一個人無法炫耀自己本身的個性和特征的時候，往往就更愿意用集體的特征和過去來炫耀，以證明自己的偉大。這是一個非常失敗的人格特征。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真正力量都要在最基本的個體身上體現出來，如果個體不能體現，那么，靠這些人組成的民族或國家就能強大？就能值得驕傲？不敢面對現實，而狂妄地自稱自己“地大物博，資源丰富”就能改變惡劣的生存環境嗎？當我們研究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時候，首先就應該承認自己的資源和生存條件惡劣，在世界上并不占优勢。
第二個問題，華人一致認為自己的文化獨一無二，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實這种論調在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可以听到。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國家相比較，能否認清自己的文化和傳統什么是优秀，什么是劣性。很多華人都以漢文化同化了眾多的入侵者為榮耀，并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偉大，但我們為什么不反思，既然漢文化如此先進和偉大，為什么還要被落后的蒙文化和滿文化統治數百年？是什么造成了這樣的結果？為什么中國落后了世界百年？正是華人社會中的這种虛妄才造成了華人的內耗和不實作風。無法承認自己的落后，無法面對自己的問題，更無法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無論在工作單位還是在家庭，甚至在网絡上的BBS，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華人因為嫉妒和虛妄而在狹小的范圍內爭斗的你死我活，而不愿意將自己置身于更廣闊的環境去衡量，更不愿意正視自己的不足和想辦法充實自己，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成功。相反，卻絞盡腦汁使用各种方式用貶低對方的手段，用口頭之快來發泄，來證明自己比別人更強。各位看看中共几十年虛妄的宣傳就可以更好的理解華人身上的這一特征，中共最近發布的《美國人權報告》正是這一華人特征的最好寫照。同樣，在制定經濟戰略這個問題上，我們同樣要正視中國大陸的實際問題，正确量身，認清楚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位置，准确地為自己找出一個切實可行的，符合中國大陸實際情況的真正的發展道路，而不是一個盲目自大的妄想性經濟戰略。從全球經濟角度上將，按照百姓的實際生活標准，中國不僅不是一流國家，也不是二流國家，甚至也不是三流國家。如果按照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百姓生活標准排名看，中國大陸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只能是四流國家。排名在倒數几十位。盡管中國大陸在近二十年中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但仍不能不正視這個現實。也許有人會說：“中國國民總收入超過了万億美元，已經進入到世界前十名之列。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是，在這個世界上，人是第一位的，國家是由人組成的，國家強大而人民貧困并不能反映這個國家是真正的強大，也不能說明中國人民生活就步入了世界一流水准。只有在人民的生活真正的躋身于世界一流水准的時候，我們才能自豪地說：“我們是個強國”。而看這個問題的標准正是我們制定經濟戰略的主要標准，我們須制定的經濟戰略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讓百姓能生活的更好，能讓百姓生活的更貼近世界水准。更自由，更美滿。
我們研究中國大陸未來經濟戰略的時候，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很自然就會明白我們的优勢和劣勢是什么。人多是劣勢，但同樣勞工价格便宜也是优勢。相對而言，資源匱乏則是影響大陸百姓未來發展的主要障礙。而目前的經濟水准和人均低收入讓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己不是強國，更不是一個可以獨自和世界抗衡的強國；文化和經濟上的差异更不可能讓我們成為領導世界的主流國家。我們需要的是學習和建設，需要的是丟掉面子，丟掉幻想，丟掉虛妄，腳踏實地地去創造財富，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國家。
在目前，大陸的政治与經濟嚴重脫節，好像社會主義制度下照樣可以實現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很多海外的經濟專家和政治專家在看到了大陸的經濟進步的同時也不禁會夸獎這個亞洲的經濟奇跡。在眾多吹捧之下，中國大陸似乎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樣板。事實真是這樣嗎？其實只要我們能認真地了解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我們的疑惑就會戰胜心理上的自足。中國大陸每年外逃的資本几乎与外商投入中國的資本接近，大量的优秀人才外流，科學技術沒有實質上的進步，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社會政治極不穩定，完全依靠強權政治來維系，百姓的不滿已經溢于言表，社會治安日趨惡化。在整體經濟上，政治體制已經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也許有人會說，你談大陸經濟發展戰略，為什么要牽涉政治體制，難道政治對經濟的影響這樣大嗎？
根据世界千年發展史看，每個社會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相應的經濟基礎之上，當政治制度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時候必然會被淘汰。蘇俄和東歐的事件就是明顯的例證。如果我們在制定中國長期經濟戰略的時候不能面對政治體制這個問題，不能面對社會發展這個問題，我們同樣不會有一個成功的發展，也不會存在一個合理的“長期經濟戰略”。政治离不開經濟，同樣，經濟离不開政治，沒有合理的體制，任何好的經濟戰略都會成為欺人之談，成為一個欺騙百姓的夢幻。
中國的經濟戰略應該怎么制定？這個問題其實早在百年前的國民政府建立之初就已經成為國人討論的熱點，無論是孫中山先生還是蔣中正先生對此都有過論述。面對現實的中國，很顯然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讓人民“均富”，讓百姓在自由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個人能力，讓社會財富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穩定地提高中國大陸的生產效率，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國際社會，讓百姓盡快，更多地享受工業化的成果。第三，如何建立制度和體制，讓社會不再動亂，不再專制，保護好中國人民的自由和財富。
坦率地講，關于中國大陸經濟戰略的問題，研究的學者難以計數，發表的各种報告和建議也多如牛毛。以筆者個人的觀點看，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如何面對現實制定對中國大陸最有利的政策和定位，而不是盲目自大的強國夢。讓百姓得到經濟發展的實惠遠比滿足某些領袖們的強國夢更重要。我們必須承認，中國不是世界強國，現在不是，未來也不是。中國只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尚未工業化，依舊是以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為主體的落后國家，在政治文化和經濟制度上更落后于世界百年的非自由，非民主，未完全實行憲政的落后國家，一個只能順應世界發展潮流，正在學步的嬰儿，一個還無法在世界上獨立發揮作用，也無法領導世界進步和潮流的國家，更不是一個可以和世界其他強國抗衡的國家。
也許有人看了上面的文字會說我不尊重中華文化，是蔑視中國大陸。人往往很難看到自己的問題，很難承認自己的不足，更喜歡用自己的优點去和他人的缺點比較；對于華人，更喜歡用悠久歷史來證明自己現在的不足不是自己的問題，并說明自己如何了不起。其實，這就是阻礙中華民族進步的主要障礙，一個不能正視自己問題和現實的民族就是一個永遠不能進步的民族，一個會被歷史和社會淘汰的民族。
在我發表了關于中國加入WTO的系列文章后，一些讀者來信問我是否反對中國加入WTO。關于這個問題，我的態度很明确，中國政府在它合适的時候沒有加入WTO，但又在最不适合的時候加入了WTO。在面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和政治體制的制約，不是以中國長遠利益為考量，使一個經濟問題成為一個主導并改變整個中國政治體制的導火索。我從來不反對中國融入世界主流，但反對任何犧牲全體國民的整體經濟利益而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就如同我極力反對某些人以“穩定高于一切”為口號來欺騙百姓維護少數人利益一樣。縱觀中共發展歷史，自中共建政以來，無論是海外國家和中共都不可否認地認為，1950年至1958是中國發展最好的時期，也是政治經濟最穩定的時期。但我們回頭看看就會發現，當時的中國并不是計划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也不是全面一党專制的社會，當時的民主自由遠高于現在，既沒有管制的戶籍制度，也沒有大一體的占經濟主導的國有經濟。這是為什么？難道中共在建立一個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權的五十年之后，反而不如剛從戰爭中走出來時穩定了嗎？
中國的經濟戰略制定的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一定要將經濟与政治體制結合起來，從根本上制定長遠的，适合中國人民發展和生存的戰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阻礙中國百姓追求進步，民主，自由和富裕生活的借口。只要是能适合中國發展，任何方式都可以是我們的選擇，都不能因為某种不切實際的虛幻而阻擋。中國的經濟戰略就是：“滿足中華民族的發展需求，使用各种方式去讓中國百姓追求民主，自由和財富”。
中國何處去？
數年前，我銀團組織了一個旅美台商投資考察團前往大陸，在与中共某政治局委員會談時，我曾提到了一個建議，這就是在中國實施聯邦制，以更好的适應中國大陸極不平衡的社會發展狀況。當我這個不合時宜的建議講出來之后，這位政治局委員并沒有憤怒，而是笑著勸我多讀一些政治理論的書籍。后來，我曾在多個場合鼓吹中國施行聯邦制，甚至与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爭吵。在數次爭吵之后，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大陸之所以反對聯邦制，其主要原因竟然是防止中國大陸國土分裂。
那么，讓我們看看什么是聯邦制？聯邦制對中國的經濟利益和發展有什么好處？看看它是否會給中國帶來分裂？一國兩制是否就是聯邦制的變种？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有几個主要的政體，聯邦制，共和制，君主立憲制等。中國大陸是亞洲第一個公布并實施憲政的共和國，而美國則是世界上發展最快，最好的聯邦制國家。聯邦制國家的主要特點是由各個獨立的共和國組成聯邦國家，除了外交，軍事等主要國際法權以外，各個加盟的共和國均有自己獨立的司法制度和獨立的執法机构。各個共和國可以根据自己的發展狀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在經濟上更可以根据不同的條件來發展。本地的居民更可以根据自身的情況通過法律來完善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相對与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聯邦制度更能體現民主，自由，包容更多的不同文化和理念。
中國大陸是由不同的民族組成的一個复雜的國家，各地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程度都有顯著的不同，語言也是千奇百怪。很顯然，使用同一种制度來全面制約整個社會必然會帶來相對的不平等。盡管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滿足，但在制度許可的情況下，少數人的利益同樣不可以忽視。在經濟上，中國的發展更是相差懸殊，東部的經濟水平接近于中等發達國家，而西部的經濟水平則更接近于百年以前非工業化國家。很顯然，制定同樣的一個制度就無法全面照顧兩种不同經濟水平的百姓需要。結果，在中國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東部要支援西部，西部地區要執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一個政策無法在整個中國全面執行，而又造成了另一种新的經濟利益上的輸血和不平衡。西部的民眾認為中央政府無視西部的利益，而東部的民眾認為向西部輸血是侵占了東部人民的勞動成果，從而造成了更多的不平衡。更可怕的是，這种政策上的不平衡引發經濟利益上的不平衡，再成為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不平衡。在未來就會造成民族內的對立，一個更大的內部對立。更會為未來留下嚴重的隱患。
采取聯邦制，可以讓各省針對自己不同的區域文化，地區特點，產業特征來制定自己的制度和法律，這點對中國的統一并沒有任何影響，軍隊國家化，中立化，制度化，外交統一，聯邦政府在國家建立統一低稅賦的國稅征收制度，利用這筆國稅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福利保障机制。但其他方面全面放權給地方。特別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聯邦制在經濟上的作用更加顯著。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狀況制定不同的地方法律，限制外來資本的干涉，保護自己的產業和資源。并可以根据地方的現狀來進行調整，從而避免因為全國的統一政策而造成的不适應性。例如，東部社會發達，產業結构完整，就可以根据地方法律在產業開放上放松，并根据具體情況适當調整產品進口標准。西部地區，同樣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費水平，在進口產品標准上适當地放寬。這樣一來，各地政府就可以在政策和法律上有自己更多的主動權，中央政府也不必因為加入WTO，因地方不平衡的發展而造成政策和法律上的困惑，更不必因為保護某些行業而在全國采取非技術性的障礙措施。各省市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狀況，利用地方法律來制定自己的不同的而且符合國際慣例的措施，避免更多的外交風波和經濟戰爭。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全國汽油使用標准不同，相對而言，加州的消費和收入水准高于全美，環境保護的要求也高于全美其他各州，這樣一來，制定汽油標准就要高于其他州，無論是何家汽油產品，進入加州銷售都要符合加州標准，而在其他州就可以使用低于加州標准的汽油。當然，不同標准的汽油就會有不同的价格，但發達地區有能力承受，為什么不允許它們使用更高的要求和標准呢？相對而言，中國大陸的地方發展遠比美國更不平衡，更需要不同的法律和標准。大家都知道上海，北京，廣州的生活水准接近國際發達國家和地區，如果中央政府無視中國發展極不平衡的這种差別而采取統一的政策。顯然，無論對上海，北京，廣州，還是西部各地區都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也無助于這些地方更好的發展，統一的政策其結果是對上述兩种差別大的地區都有極大的傷害。而中國加入WTO后，為适應全球化的要求，中央政府不能再設立“特區”，更不能采取非統一性政策。而實際上，“特區”政策實際上就是無視全國人民利益的一种不平等政策，這樣的政策只能造成更多的地區利益糾紛和混亂，為未來造成后患。聯邦制相對于大一統的共和制就具有了更多的靈活性和現實意義。
中共改革開放，鄧公提出了著名的“一國兩制”，從法律上講，“一國兩制”更符合聯邦制的要求。很多國人對于大陸居民不能自由進出香港、澳門而多有不滿，大陸居民和香港不能在一個憲法之下享受同等待遇，顯然有很大的問題。如果實行聯邦制，則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相對于台灣問題，統一的最大障礙也是制度問題。實行聯邦制則同樣可以解決這個棘手問題，相對于安定台灣百姓民心，加速統一都有極大的好處。而中共最高領導人也數次講到：“只要統一，沒有不可以談的問題”，大陸和台灣的統一更可以為中國大陸進行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帶來契机，讓大陸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順利進行，造福于人民。相對而言，台灣与中國完成統一也可以使台灣當局名正言順，更可以贏得世界各國的掌聲。
在企業制度的變遷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企業管理制度是從集權的金字塔型逐步轉變成為目前的分權的中心事業型。企業制度的轉變實際也是社會發展的要求，企業為了競爭，為了發展，為了更好地決策和產出，必然要有這樣一個發展，這是經濟競爭的結果，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從某种意義上講，企業和國家的管理都是同一個道理，目前的中國政府實行的仍然是金字塔型結构。在社會主義与資本主義制度上的競爭方面，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競爭，大家都有一個結論，這里不需要多談，但相對于共和制和聯邦制度上的競爭，大家可能談的很少，研究的也很少，有關這方面的文章更少。但我們只要認真地觀察這個世界，我們就會發現，聯邦制就是將經濟競爭制度引入國家概念中最有效果的制度，它所創造的成效遠高于共和制。同樣，聯邦制實行充分的地方自治，在最大的范圍內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讓人的競爭力和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當一個國家里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了最大的發揮，這個國家能不進步嗎？還能落后嗎？經濟決定政治，但同樣，政治制度也對經濟具有推動和阻礙這兩种不同的作用。
也許很多國人擔心中國大陸實行聯邦制會造成中國的分裂。其實這個問題是個根本就不需要擔心的問題。一日，我与員工聊天，談到愛國問題，一位大陸員工對我說：“無論如何大陸不能分裂，否則大陸就會動亂，中華民族就會失敗”。當時我听了之后問他：“你很愛中國，既然如此，你為什么要在美國居住？為什么不回到國內？愛國不是口頭喊一喊，要表現在實際上。你在美國享受聯邦制下形成的財富和生活，為什么不能讓大陸百姓也享受？難道大陸百姓就應該因為一個名義上的統一而不能享受美好的物質生活嗎？”至少在我的眼中，人是第一位的，國家是第二位的。沒有人就沒有國家，國家的任務是讓人生活的更有秩序，更美好，更能享受物質和精神上的生活，而不是限制他們。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應該是促進人的發展，而不是管制他們。國家与人的關系不能顛倒，任何利益團體都不能用國家和統一的口號欺騙愚弄國民，更不可以用國家的名義來實現少數人不可告人的險惡目的。相對于民族和國家統一這個話題，它遠不能和人的地位相提并論。我宁可看到一個分裂的國家中百姓生活幸福，也不愿意看到在大一統口號掩蓋下生活艱難的百姓。只有將人放在第一位，一切為了人而不是政府的時候，人民的生活才能真正的美滿快樂，才能進步。
事實上，大一統的中國并沒給人民帶來多少進步和利益，聯邦制度和共和制度的最大區別是，聯邦制度最大限度地引入了經濟生活中的競爭机制，并在最大限度上容許民主和异見。我們如果能正視中國的現狀就會發現，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地統一過，暫拋開台灣不談，只針對大陸各個省市，我們同樣會發現中央政府的統一政策從來沒有真正地在全國各地實施過，各地政府都在使用各种不同的地方政策和內部文件修改中央的統一政策。結果，就形成了各地政府与中央政府表面上的統一，實際是利益上的討价還价。各地方政策層出不窮，但卻不具備法律地位。如果說中國是個共和國，倒不如說是個地方割据的松散聯邦。表面上中央政府號令全國，實際上是利益盤結，勾心斗角，政令不通。更重要的是，各地政府又無法根据地方實際情況制定符合實際的政策法律來發展地方，而是暗中曲線前進，無形中大大地增加了社會成本，阻礙了社會進步。人民的利益和自由民主也沒有辦法得到實施。貪污遍地，腐敗橫行。社會沒有制約，政府沒有制衡。
聯邦制度的實行，在某种程度上更适應中國大陸的現狀，除去解決香港，澳門，台灣三地上的法律問題外，相對于大陸民眾普遍低下的知識結构和民主意識更具有獨特的优勢。地方自治的聯邦制度可以讓大陸根据各地的不同情況具體調節各地的民主進程，讓更多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進入百姓生活，并可以讓百姓比較區別。單一的省內自治和選舉也不會影響整個大陸，發展比較快的地區可以先進行地方選舉，采取更有效率的制度。發展落后的地區也可以采取逐步的方式實現民主，分期有計划的進行選舉并決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體制。相對中央政府和中共也可以利用地方自治的時期，全面放開經濟和地方權利，集中主要精力于國家整體發展治理和軍事，外交，社會保障等問題。全面消滅已經被歷史和實踐證明失敗的社會主義計划經濟和集權制度，讓國家和社會平穩過度到一個民主，自由，發達的國家，一個合理的，符合人性的，更适應社會經濟和潮流的社會制度上來。
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大陸的經濟与政治制度已經更傾向于南美國家，這就是集權和壟斷，貧富分化，社會不穩定非全面民主自治的“精英政治”。大陸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如果采取聯邦制度，則可以更好地消滅集權，利用經濟規律和人的貪婪本性來轉變整個社會形態。更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差來調整中共自己本身的定位。使中共順利轉型。聯邦制度帶來的內部競爭也會讓各地的官僚腐敗無處藏身，各种利益團體也可以更多地，更合理地為不同的利益人群爭取自身的利益。中央政府也可以從一個四面為敵的狀態下轉化成為一個平衡的角色，一個全面而又專業的國家管理机器。
讀者看到這里，也許會問，你談中國經濟戰略，怎么會花這么長的篇幅去談政治改革？是否遠离了主題？客觀地講，談經濟戰略并不應該談這么多的政治問題，但問題是中國大陸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殊國家，實行的制度也是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脫离了政治就無法正确地建立中國的經濟戰略。這就如同我在大陸BBS上看到國內經濟學家們不談中國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制度而大談美國經濟手段在中國應用一樣荒謬。各位都知道，建設一棟房子首先要調查地基，即使是同一個城市，不同的地方，建筑要有不同的地基建設。中國大陸和美國實行的是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政治體制，如果經濟學家不能看到基礎的不同，而采取同一個經濟手段，那么你能指望它會得到相同的效果嗎？當我們了解了基礎是什么，我們才可以談大陸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我們才能知道經濟戰略建立在何种的基礎之上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什么樣的基礎更适合中國的國情及未來，什么樣的戰略才能更适應國際社會的發展潮流。
縱觀各种不同類型的政治与社會制度，我更傾向于中國大陸實行聯邦制。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之初，大陸就已經開始聯邦制的探索，聯省自治就是最主要的表現。中國民族眾多，發展極不平衡更為聯邦制度的實施創造了條件。而國際上民主，自由，全球化的要求也更逼迫中國大陸走向聯邦制度。實施聯邦制度，可以更好地解決中國大陸目前目前存在的勢在必行的政治改革問題，減低動亂的風險，消滅腐敗和利益集團。在這個基礎上，首先要确定中國中央政府的獨立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權力分割，軍隊國家化。其次要在經濟上建立地方中心，全面充分利用經濟規律發展經濟。第三，制定時間表，開始訓政和憲政准備，在全民推行民主及自治教育。第四。全面考慮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机制，在施行政治改革中保護弱勢團體，穩定社會。
在地域上，建立以北京，天津，廊坊為中心的大首都特區，中央經濟部門外移天津，將北京建立成為純粹的政治文化中心，將天津建設為國家經濟中心及北方經濟中心。在華東地區确立上海的經濟中心地位，在華南确定以香港，深圳為中心的經濟中心。确立以海洋國家為整體戰略的長期發展目標。承認不同地區的差別，由各省自行确定自己的發展模式和法律政策。充分利用競爭和經濟規律調整全國的資源和人力，徹底放棄集權和計划模式。
中共建政，在經濟上采取的是強制“贖買政策”，當時的獲利者名義上是占大多數的貧民階層。當中共進行經濟改革之后，錯失了數次机會。原本應該采取贖買政策，讓廣大的產業工人和農民進行平均的贖買，但中共抱殘守缺，寄希望于經濟改革穩定政權，結果是繼續維持國有企業，對貢獻了青春和財富的占廣大多數的產業工人和農民并沒有實施利益上的贖買，相反是讓少數利益集團在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獲利，成為新的壟斷階層。當蘇俄解體后實施私有化時，中共是在暗中嘲諷譏笑，天安門事件更讓剛剛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停滯，自以為采取了正确措施，殊不知，經濟規律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短暫的發展并不能長久掩蓋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上的問題，短痛變成了長痛。一直被中共嘲笑的蘇俄曾采取的“休克療法”在今日的俄國已經顯示出發展的优勢，相反中共卻不得不任由國有企業和全國經濟陷入被動的“休克療法”之中。正是中共政治上的短視和經濟上的無知造成了目前中共政權和整體經濟上的困境，政治改革被已經形成的強大的利益集團所阻撓，改革成本日益增大，動亂風險增高。在未來，中共加入WTO之后的數年內，國內產業競爭加劇，事業勞工增加，農業成本高居不下，海外產品瘋狂進入，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勞工和農民的“生存性示威”，也勢必會引發其它不滿的利益集團加入，造成政治上的更多動亂。
在經濟政策上，中共先是放權地方，放任地方政權無視政策法律而采取一切手段搞活經濟。當地方勢力增大的時候，中共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收回權力，与地方政府討价還价，但此時的地方政府已經強大，在政治和經濟上更是与中央政府成為談判對手。結果，在最近的數年中，無論中央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均不能達到政行令止的地步，相反成為利益交換的籌碼。在財政政策上更是一塌糊涂，中央政府無視各地具體情況和國際環境，時而采取財政收縮，時而采取財政擴張。事實上情況如何呢？根据中共國務院在今年三月五日，于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公布的數据顯示：過去五年，中共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是百分之八點三；而財政收入的平均成長率是百分之十六點五，几乎是經濟成長率的兩倍。也就是每當人民多賺一塊錢，中共當局的財政收入便增加兩塊錢，人民省吃儉用的錢，几乎都跑到政府手上了。加上中共的股票市場非常不健全，甚至有些中共的專家學者出來呼吁，希望民眾不要過度涉入股市，以免得不償失，因此有許多民眾選擇將錢存在銀行里。中共政府用發行公債的方式，向銀行借錢來填補財政空缺，等于是拿老百姓的錢給老百姓用，以解決短暫的財政困難。好像吃鴉片一樣，當錢不夠的時候，便向銀行伸手拿錢。目前一個嚴重的后果已出現；就是人民要向銀行借錢借不到，錢也不愿意存在銀行，惡性循環的結果，民間与國有企業的各項投資明顯減少，日本的財政赤字便是前車之監。中共面對目前的全國經濟惡像束手無策，一些經濟精英不顧基礎事實而照搬美國的經濟手段：降息，擴張財政。事實上，如果我們看看中共的財政稅收就可以知道，中共實行的根本就不是積極的擴張財政政策，而是緊縮的財政制度，高比例的征稅和亂收費嚴重地壓制了資本投入，面對這樣的經濟政策，大陸經濟怎么能發展？而且各地區發展狀況不同，又如何應對？在根本性的社會結构問題上不拿出解決辦法和改革方案，根本就無法解決經濟問題。由于社會結构問題的原因，國有企業，土地和個人資本等最原始的資本無法進入市場，民眾缺乏社會保障机制，投資渠道不暢，法律不健全。雖然大陸政府一直強調發掘內需，但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內需怎么能啟動？
面對這樣的困境，其實，中共只要能放棄固有觀念，面對現實，內需很快就可以啟動。其方法也很簡單，這就是全面私有化，將國有企業和土地全面私有，讓閑置的資源進入流通市場，啟動內需。土地私有化，可以在相當時期內穩定農民，穩定廣大的農村社會，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實際情況制定适合本地特點的政策和法律，可以參照台灣土地改革經驗，讓土地在農耕者之間自由轉讓。而在東部發達地區，土地可以适當放開限制，讓企業收購土地，擴大企業，釋放出資本擁有者手中的資本，當部分農民能夠將土地轉變成現金的時候，這些農民就會邁入城市，手中的資本就會轉換成投資和消費資本，中國國內的經濟消費馬上就可以拉動，土地的公開買賣，大陸房地產价格也會迅猛下滑，城市居民手中的資本也會投入房地產業，高高在上的地產業就會成為平民可以接受的消費，成為真正帶動經濟增長的亮點。同樣，大陸國有企業面臨著極大的困境，中共已經成立資產處理中心，希望在國際市場變賣這些國有資產。這种無視產業工人利益的短視力行為實際上不僅不能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相反更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造成更多的貪污腐化和產業工人對政府無視他們利益所造成的敵視及反抗。与其在國際市場變賣國有企業，反而不如發行政府資產代用券，平均發送給城市居民和產業工人，在社會上成立資產流通交易中心，讓百姓去自己選擇。百姓不愿意購買企業股份，可以將資產代用券在市場折价出售，愿意購買企業的百姓可以聯合其他人收購适合自己經營的企業。這樣一來，百姓會因為自己得到利益補償而平息對政府的不滿，也可以將自己手中的資本轉換為投資和消費。更大的利益是可以讓一些有能力的人去經營已經虧損和搖搖欲墜的國有企業，從根本上扭轉國有企業局面，進而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构，讓中國經濟和政治全面轉型，達到啟動內需市場。而那些無人購買的國有企業則可以在產權交易市場公開拍賣，讓國際資本公開介入收購，成交的金額作為社會保障机制的補充費用。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如果這樣做，勢必會引發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坦率地講，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我們應該看到的是，通貨膨脹產生的歷史背景是封閉的經濟環境和短缺商品的經濟社會。在目前，中國不是商品短缺，相反是商品過剩，其最根本的問題是資產沉淀，沒有流通。當資本流通之后，正常的經濟社會就會完成，這是中國未來經濟与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是早晚發生的問題，是不可以回避的。從另一個角度上看，中國加入WTO，國際社會已經全面進入中國，商品短缺更不是問題。而目前，中國面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人民幣面臨著升值的壓力，而這個升值的壓力也正是因為大陸經濟管制和資產沉淀，資本沒有充分流通所造成。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讓人民幣自然回歸到本來的真實地位，這對中國經濟有百利而無一害，与其使用政策讓人民幣強制貶值，更不如讓人民幣自然貶值。人民幣貶值后，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更強，更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國內百姓因為得到了土地和企業等補償，人民幣的貶值對普通老百姓而言沒有多少利益上的損失，相反是擁有高額資本的新生利益集團損失更大，而這樣的全國資產大分配，更有利于平衡百姓減小貧富分化現象。盡管這個改革任務艱巨，風險極大，但如果錯過了目前的時机，當未來中國的經濟日益惡化，社會動亂層出不窮的時候，中共所面臨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將更為困難，社會各階層更難平衡。危險更大。
一位中國大陸知名經濟學者來信与我討論有關大陸与美國經濟比較和政策運用的問題，并希望我能多引用數据來證明我的觀點（因為該學者不同意將其信件公開或摘錄，故請讀者原諒）。我這樣回答：“……我寫文章不是給學者看的，我只希望將我看到的事實和感受寫出來，太多的引用數据資料將喪失文章的可讀性。在我的觀點中，經濟應該是百姓的事情，不是少數精英的學問，也不是閉門造車的自我陶醉。我們需要的是將經濟問題擺出來，讓民眾一同參与，我相信民眾不是傻瓜，也不是白痴，都有自己的觀點，經濟問題中最關鍵的是民眾的參与，如何讓民眾知道什么是經濟，我們的真實的經濟狀況是什么。經濟問題應該是百姓們最關心的，最基本的社會學，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學問。另一個問題，美國与中國有很多共同點也有很多不同點，數据的并列与比較很容易。但問題是，美國的數据和中國的數据如何比較，美國的經濟政策如何在中國運用，很多大陸的經濟學家不談政治和社會制度及政治體制上的中美差別，而是單純地學習和引用美國及西方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手段，這就如同兩個病人，表面上都是發燒，但一個成年人得了感冒，另一個是儿童得了肺炎，單純地將美國成年人的感冒藥給中國儿童吃，讓感冒藥去治療肺炎，這不是儿戲嗎？美國和西方的經濟政策是建立在自身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系之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體系与美國截然不同，相同的政策到了兩個國家，實施的結果也會截然不同，我們怎么可以照搬，我們怎么可以不看基礎而亂下藥？在我看來，不談政治和制度的經濟學家就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是誤國害民、自以為是的瘋子，只有解決了最根本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才可以談真正的經濟。中國的真正問題不只是經濟，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制度問題，是社會深層次的體制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問題就不會徹底解決，中國就永遠不會發展。當年鄧公提出反對‘兩個凡是’，但現在，中國仍在執行新的‘兩個凡是’，這就是‘凡是社會主義就永遠是正确的，不能改變；凡是社會上產生的一切問題都不是體制上的問題，不是政治制度問題，都是与政治無關的經濟問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永遠不能改變’……”
中國的經濟戰略与政治無關嗎？与社會體制無關嗎？是執行公有制的經濟還是執行私有制的經濟？這個問題決定著中國未來經濟戰略的走向和制定。我們如何理解現在的世界，如何看待世界潮流，如何認識自己的問題，如何運用自己的优勢，同樣關系到了中國經濟戰略的制定和實施。
不久前，一位來自上海的經濟官員訪問美國，因為在网絡上讀過我的文章，特意在來美之后通過朋友發來信件，希望能与我見面一談。當我到了他居住的旅館拜訪的時候，竟然發現小小的房間里有七位朋友在等待著我，其中五位是來自上海的經濟官員。在談話中，其中一位上海的官員對我自豪地說：“上海已經再次成為東方的明珠，現在已經超過了香港，再過二十年完全有能力超過紐約，成為世界第一”。听到這樣自不量力的話，我感到很吃惊，我反問道：“上海的高樓大廈可能已經超過了香港，未來再建立一些高樓大廈也可能會超過紐約，世界第一高樓不在美國，也不在日本，而在馬來西亞，高樓大廈不能說明真實的經濟水准。上海的硬件建設在突飛猛進，可能超過了香港，但我不知道上海的管理人才是否會超過香港，也不能肯定未來二十年上海會取代紐約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上海已經有很多海外銀行進入，也有很多海外跨國公司進駐，但我知道的是他們在上海總部的影響力都沒有在香港的總部的影響力大，創造的經濟財富也沒有香港多。盡管香港有諸多的不利條件，但上海在軟件上仍然和香港無法比擬，人才更無法比擬。上海可能會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但對整個中國而言，這只能是個災難，而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用全國之力去粉飾一個城市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更不是光榮的事情，只有全中國的城市都能達到上海的水准，上海才能取代紐約”。
在中國的經濟戰略部署上，我曾有這樣一個建議，在中國實行聯邦制后，在中國設立三個經濟中心。北京，天津，河北省，山東省，遼宁省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區。上海，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為中心的長江經濟中心，香港，深圳，廣東，海南省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區。這三個經濟區各自擁有腹部的落后地區作為發展后備，充分利用各自地區的不同經濟類型和資源、人力优勢進行發展。全面帶動中國經濟，形成既有競爭，又有互補的地方經濟。
以北京，天津為主的環渤海經濟區的优勢是強大的訓練有素的產業工人，丰富的資源和高密集度的技術人員。目前，中國新興的IT网絡產業也多集中在這個經濟區，北京做為首都，信息產業應當是首要的發展。這樣一來，在天津建立以高科技風險投資和中央產權交易中心為主的金融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建立這兩個金融中心不僅可以發展壯大當地的高科技創業，而且可以為眾多的已經窮途末路的國有企業尋找到一個更好的出路，為眾多的國有基礎工業尋找產業轉型的机會，讓更多的資本流向北方的基礎行業，從而帶動東北重工業重新起步。同時在這個地區重點發展网絡信息業，海洋化學工業，攀附在重工業基礎之上的汽車工業和造船業，以及對東歐國家的貿易業。
以上海，江，浙為主的長江經濟區，目前已經形成了電子加工制造業為主的形態，這個地區電力和水資源充足，完全可以充分發揮优勢，形成世界電子業制造中心。而上海股票市場也應該轉型為以這類產業為主，兼顧加工制造業為輔的金融市場。在經濟上建立以貿易為中心的大流通制度，以上海為橋頭堡進軍世界。并帶動腹地四川，河南等地。
在香港，廣東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區，我們應當充分看到香港的优勢，將香港和深圳的兩家股票市場合并或將深圳股票市場与上海合并，取消深圳股票市場，對國內全面開放香港股票市場，讓香港股票市場成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第一選擇。這不僅是促進和保持香港繁榮的舉措，而且是讓大陸企業接受國際市場洗禮的重要步驟，同時也是大陸企業走向世界的最佳捷徑。讓香港經驗丰富的國際金融人才和管理經驗逐步滲透到大陸的优秀企業中去，讓香港股票市場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助力。在珠江經濟區，加工業已經成為主體，香港和廣東結為一體，香港的多年貿易經驗就會充分發揮。廣東，福建諸省本身就是個資源相對貧乏的地區，出口加工業和香港的結合只有利而無弊。多年來，廣東等地的發展無不依賴于香港的資本和技術，如果中央政府能破除制度上的壁壘，讓香港在這個經濟區內充分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廣東的輕工產業必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也會成為世界輕工和民生用品制造中心。
當三個地區經濟中心建立之后，中國西部的發展就會在數年后因為經濟的發展而慢慢啟動，經濟不會因為政策而改變，但經濟規律卻可以逼迫西部經濟開發并改變現狀。三個金融中心也可以產生強大的競爭力，讓國內資本和海外資本分頭流向全國不同的行業和地區，逐步改變目前中國大陸目前重南輕北的經濟政策和現象。天津建立北方金融中心和中央產權交易中心，勢必會帶動北方重工業的資本流向和轉型。更多的資本會逐步轉向北方重工業區，并讓這里的企業浴火重生，重新擔當起中國以致世界“制造中心”的基礎工業重擔，讓中國北方再次成為世界重工業中心，成為日本，韓國，美國等重工業產業轉移的首選。盡管目前，日本，美國的重工業產業轉移還沒有被逼迫到最后關頭，但一旦中央政府能夠真正給中國北方重工業以經濟上（非政策上的）支持，中國北方的重工業能以品質和价格逼迫海外國家的重工業產品。我相信，未來日本及美國等重工業產業會同樣和目前的輕工產品制造業一樣，因為价格成本問題遷移海外。但如果中共不能看到這一點，而對北方重工業無所作為，寄希望于挽救國有企業，在金融政策上不施行真正的支持，不讓國有重工業私有化，不讓全國百姓的資本進入，那么，中國東北的重工業永遠就不會進步，永遠不會有競爭力。中國基礎重工業沒有競爭力，那么，中國企業永遠都是受人支配的“加工厂”，加工產業也永遠不會逃出廉价勞動力的厄運。中國在一無信息与科技產業优勢的情況下，如果再沒有重工業的基礎支持，中國就不可能真正的強大。而中國重工業沒有進步，對世界重工業沒有价格和品質上的优勢，海外重工業產業向中國轉移就遙遙無期，同樣，中國東北的重工業也就不會有更大的發展。長期下去就會成為中共的最大包袱，數千万貧困的失業的產業工人就會憤怒，曾經為中共政權做出卓越貢獻的東北地區就會成為中國大地上最危險的地區。一個四面都是導火索的火藥桶，一個將滅亡中共的動亂發源地。
看到這里，也許有讀者會問，你為什么對中國的重工業這樣重視，難道中國不應該發展高科技技術嗎？難道你不知道重工業是利潤最低的落后產業嗎？
說到此，我們又要回到中國經濟戰略這個問題上。前面我談到了美國的經濟戰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經濟已經轉型成為新經濟，即所謂的知識品牌，网絡經濟。日本和歐洲及東亞國家都在經濟轉型之中，無論歐洲和亞洲都是以精細加工為主，用高科技含量的產業加工制造產品。中國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改革已經形成了出口加工為主的經濟形態。以目前看，中國因為其本身的原因，成為世界工厂已經形成事實，未來也會如此。從整個世界經濟格局看，美國站在了最上面，几乎壟斷了知識經濟的全部。德國，日本站在中間，壟斷了中高級產品和部分品牌。中國是最初級的國家。從經濟理論上看，想在一個產品上賺錢，只有兩個角度，一是美國的品牌戰略模式，另一個就是基礎工業和能源。兩頭無論你占据了那一方面，你都可以把握主動權。阿拉伯國家因為占据了能源的一頭，它講話就份外有力，甚至可以控制左右世界；美國強大，但同樣也不得不低頭。中國要想在世界占据有利地位，必須要在各种險惡的環境中找出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和政策。重工業是消耗能源嚴重，產業利潤低，人力資源消耗大的產業，但同樣，重工業也是投資大，建設周期長，需要專業技術工人，其他行業必須依賴的基礎產業。在這個世界上，無論什么行業，只要你壟斷了一個行業，你就可以奪取最高的壟斷利潤。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厂”就不可能离開重工業。目前的中國無論從任何角度上看，都無法實現美國一樣的新經濟，占据世界經濟的最有利位置。如果中國既不能如同一樣美國占据最高點，在最基礎的重工業上也失去了控制權，那么你還能指望中國的未來嗎？而中國擁有的廉价人力資源和重工業基礎不能充分發揮，你能指望靠產業加工的“世界工厂”賺取微薄的利潤來讓中國成為世界一流國家嗎？只有強大中國的重工業，逼迫海外重工業產業因為經濟成本問題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中國未來才有希望。從根本上控制全球重工業生產，讓中國不僅成為“世界加工厂”，而且成為重工業基地，成為可以控制上游產業的壟斷性基礎工業，中國才有可能在未來世界上爭得一席之地。這也是未來中國經濟戰略中退而求其次，最實際的，最符合中國國情，最有效果，最具控制力的經濟發展戰略。
中共經濟改革開放有其歷史背景，我們不能离開其背景談其失誤。但中共開放改革已經二十年，如果還不能看清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真相，還不能實事求是地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經濟發展戰略。那么，中國就會失去自再次振興的机會。目前中國政府不肯放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肯私有化，不肯采取适當的經濟手段挽救舉足輕重的中國東北重工業，那么，中共就不僅僅是短視和無知，而是犯罪，將會成為未來歷史上的罪人，一個不可以饒恕的罪人。在經濟學中有個博弈理論，中國的問題不應該是不顧實際情況去爭取最高，最大，最先進；而是應該根据實際情況去掌握最有利，最适合的發展方式。產業低級并不意味著落后，什么是最有效，什么是最有可能，才是我們應該重點考慮的長期發展戰略。只有我們掌握住了一端，哪怕它很低級，但它同樣會在國際社會和經濟社會發揮最大的力量。我們不需要高喊什么口號，也不需要追求不切實際的東西，我們必須要承認自己的落后，承認自己的低下。只有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有所發展。
從歷史上看，中國是個輕視商業的國家。其實，在整體的世界經濟層面上看，中國的各种情況均不樂觀，唯一的优勢是勤勞的人民。中國如果想讓國家強大，民族發展，就必須要采取切合實際的做法，通過私有化，將沉淀的財富流通起來。打開國門，讓一部分人和財富走出中國，讓勤奮的中國百姓走向世界，“放虎出山”，用另類的方式實現台灣當局曾提出的“亞洲營運中心”的夢想。讓華人在世界各地生根，依靠自身的勤奮和努力建立眾多的小型商業，占据世界各地的最基礎消費市場。我們回頭看看日本和台灣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早年移民海外的貧困的日本移民和台灣移民對后來的日本及台灣產品走向世界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中國大陸的輕工產品走向世界同樣也与早年的海外移民關系重大。為了保證中國未來的發展，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海外商業网絡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只有讓華人在海外建立小但穩定的商業网絡，中國產品才能保證未來的优勢和發展的契机，才能對抗西方大資本的連鎖商業競爭和壟斷。以我個人的觀點看，中國的未來經濟戰略不應該是大和洋，更不應該是高和全，應該采取的是最基本的，最基礎的“掏心”戰略。我們不能占据最高層，但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优勢占据最基礎的部分。當中國能夠面對這一現實，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時，我相信，中國才會有希望，才能有信心地說，我們會成為世界一流國家。
很多朋友來信對我說：“你寫文章對中國提出了很多問題，你為什么不提出改變的方法呢？”客觀地講，這是個讓我很難回答的問題，我不是什么圣人，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經濟學家，在這個世界上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不僅無力改變中國，我連自己身邊的很多事情都無力改變。畢竟這個社會和世界不是我一個人能改變的。但我很幸運地發現，我身在美國，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看法，讓世人看到我的觀點，听到我的吶喊。中國的問題不是几個人能改變的，它的命運關系到了我們每個人，我不知道中國的未來會是什么樣，但我希望大家能告訴我中國的未來會是如何。
中國何處去？
注：本文為美國約翰基金會在美國某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問題研討會上演講稿的修訂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