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書法與中期相較，雖然大家不多，但碑學仍是方興未艾，這時篆書和金文勃興，漢、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對書法的影響仍起著極大作用。康有為認為，清代的書法有四變：康熙、雍正時，專仿董其昌；乾隆時，都競相模仿趙孟頫；歐陽詢的書法盛行於嘉慶、道光時期；北朝碑派又萌芽於咸豐、同治時期。這一觀點雖不十分準確，但大體上是符合清代書法因世推移的風尚。清代晚期碑學在書壇上佔了主要地位，使以學帖為主的書法家不得不正視碑刻上的書法，而碑學書法家也兼容帖學，這樣晚清的書法又出現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書法以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為代表。何紹基的書法自成一家。他的草書成就尤其突出，楷書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勁有北朝書法的氣象，隸書筆法穩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顏字、北朝碑刻、篆隸於一爐，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趙之謙書畫、篆刻都兼長，他的楷書顏底魏面，用婉轉圓通的筆勢來寫方折的北魏碑體，而且他的行草、篆、隸諸體，無不摻以北魏體勢，自成一格。何紹基、趙之謙對清代末期的書法影響極大。這時期的書法家還有張裕釗，他以北碑為宗，高古渾穆，用筆外方內圓，其楷書對後來也有一定的影響。篆、隸成就比較突出的是吳熙載，他篆書學習鄧石如，渾雄不足而清逸過之，可惜缺少個性，行草書純學包世臣，也缺乏創造。楊沂孫擅長篆書，方勁雄健。吳大澂善寫篆、隸，隸書平穩，面貌一新。當時寫篆書的還有徐三庚、莫友芝，都各有面貌。寫隸書的有俞樾、楊峴等。此外，翁同龢以寫行、楷著名，書法由顏入魏，蒼老平淡，筆力凝重，晚年也寫隸書，用筆極為凝練。
清代末年，以楊守敬、吳昌碩、康有為、沈曾植等書法最著名。楊守敬擅長隸書和行楷書，對近代日本書法產生一定影響。吳昌碩，為清末書、畫、篆刻大家，對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變方為長，講究氣勢；隸書亦別具一格；行書 「強抱篆籀作狂草」，融會貫通，開闢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書法學習鍾繇、索靖，更熔鑄漢、魏碑刻，晚年精於章草。沈曾植則在草書上獨闢蹊徑，對後來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在書法理論上發揮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觀點，著《廣藝舟雙楫》，對近代書法理論影響極大。他的書法亦植根於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門銘》，所以他的書法渾拙古勁，奇肆開張，有縱橫跌宕的氣勢，具有獨特風格。
從清代書法發展情況，可以看到清代書法發展進程中碑學和帖學的競爭和消長。碑學的興起在清代是有客觀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識份子為了避免文網，走上金石考據的治學道路，而這時漢、魏、南北朝碑刻不斷出土，人們除了證經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為書法提供嶄新的資料，使書法家的眼界頓為開擴；另一方面書寫篆、隸需要字字有來歷，清代文字學的成就為書法藝術提供了基礎，所以清代許多書法家同時又是金石學家。第二，篆刻藝術的發展，也給書法藝術的創新提供了條件。清代書法家多善治印，能將凝練蒼樸的金石趣味運用到書法創作中去，使書法有了金石氣，這些都是隋唐以來書法藝術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畫的發展使得繪畫的書法化更為濃厚。所以清代書法無論是用筆、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創新。
──轉自《世華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