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春光:關於政治與藝術的一次原則爭鳴

——致李磊先生的公開信

楊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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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9日訊】首先,我必須重新指明的是,我反問李磊先生的是:「我文本上哪裡沒有突破?恰是我的突破才使官方害怕的嗎?在政治禁區上,在當下還有比我老楊更大膽突破的嗎?」可是我非常遺憾的是,李磊先生在以下的回答中基本是所問非所答,而且所答的概念極其混亂,思維定勢與邏輯程序嚴重顛倒,既沒有真正回答我在文本上的哪裡沒有突破的問題,又沒有直接回答我的恰是由於我的突破了政治禁區而使官方害怕的這樣一些文本內的問題,而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節外生枝,移花接木地提出了一大堆的極其自相矛盾的對於社會問題的看法。李磊先生作為我所尊重的詩歌網評家之一,提出這樣一些許多非詩歌評論專業界的猶如社會憤青和左崽們的言論,其都是讓我哭笑不得的。看來,我必須又一次被迫地對李磊的這樣一些問題,盡量地做出去混澄清地作為我們兄弟之間的必要的回答和商榷。

  一、李磊如是說:「藝術突破是藝術家的使命。當今的官方應該是這樣:只要不推翻政府,不妨礙國家安全,不破壞社會資源,其言論基本自由。這一點與其他的民主國家正在接近。那麼,過去的已經過去,如同文革已經成為歷史,與前十年比,肯定是有所改觀,雖然,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卻是努力改變。」

李磊先生既然也承認「藝術突破是藝術家的使命」,那麼,當我突破到政治禁區時,李為什麼竭力為現政權評功買好、竭力為腐敗政府維護既得利益而高唱讚歌呢?這是什麼突破?這是奴骨的突破,這是御用文人的那一套愚頑伎倆,是犬儒主義寫作路線的大暴露。一個我心目中的一直先鋒著的李磊先生只不過是如此而已,所謂的藝術批判戰鬥力,原來竟是只對下而不對上的。對上是這般的犬儒之媚態百生啊!

我原來就多次聲言過,您沒有膽量與勇氣向極權體制開戰和批判則不要緊,您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暫時逃避,但當別人挑戰極權、批判專制時,您出來不是就策略等問題好心地提醒,而是直接幫閒或者從本質上為極權統治者評功擺好,歌功頌德,這就從根本上等於御用文人和犬儒主義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之。李磊的以下言論,更加暴露了其極左的本來面目,也更加背叛了作為一個真正藝術家的批判者使命。

按李磊先生所言,現在的體制已經不再是極權專制的強權體制了,「言論基本自由」了,而是「這一點與其他的民主國家正在接近」。難道真的如此嗎?

首先,從體制上講,我們除了有效地進行了經濟體制(市場化)的改革,我們什麼時候進行了政治體制(民主化)的改革呢?我們三權分立了嗎?我們多黨制了嗎?我們總統普選了嗎?我們還政於民了嗎?這些體制都絲毫未變,怎麼可以說接近西方民主?如果說今日的正在過渡階段的俄羅斯是接近西方民主還差不多!自89年 的反腐敗和爭取民主化的那場運動被「平暴」下去之後,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程序再也沒有啟動。在89年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還可以在官方與民間廣泛討論,可在89之後則被當作敏感問題加以禁絕,凡在這方面通過媒體與其他轉播途境表達出來的不同意見,重則被抓,輕則被控,從根本上的政治體制開放程度已經倒退到鄧小平先生尚未掌權的時代了。這一點,能夠稍微懂得一點政治體制改革常識的人,都不會不明瞭的。只有不懂得這種常識的人,才會被表面現象所蒙蔽,或被現行政治所利用,並將成為犧牲品!

第二,從言論自由程度來講,既然體制沒有變,它就仍然是一個專制機體,怎麼能說它現在言論基本自由了呢?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是必須來自法體上的開始實行了民主制的國體,如東歐和俄羅斯和現在的台灣,而英美法那是走過了上百年的歷史,才能算比較充分地實現了言論自由了。我們的新聞媒體容許多黨掌控了嗎?我們的報紙容許私人創辦了嗎?我們的互聯網沒有政治言論的敏感話題限制了嗎?我們為什麼把外國的進步網站都設置了防火牆了呢(國際互聯網國際互聯網,就是國際間的各種言論咨訊互通,在民主國家,即使是散佈恐怖主義的網站,也毫無限制地互通)?我們能夠看到外國中文電視嗎(在民主國家,你可以看到我們國內的任何一家衛星電視。我們國家因為沒有簽署國際電視廣播互聯資源共享議定項目,而每年損失美元收入高達上千億之多)?我們什麼時候在國內媒體上能夠聽到了反對黨的和與之執政黨的不同的聲音了呢?越來越多的因言獲罪的,又怎麼解釋?最近因在網絡上發表僅僅與之政府不一樣的自由言論的異議人士不斷被捕,這也算是言論基本自由嗎?大家都知道的北京師範大學一年級女大學生筆名叫不銹鋼老鼠的劉荻小妹妹,只因她在互聯網上用文學作品發表了一些主張民主的異議聲音,就被無法由關押至今一年還未放出;許多工運農運領袖只因為替老百姓說句真話、帶頭上街為老百姓討個血汗錢的公道,如此就被判以重刑;許多自由思想網站,就因堅持發表為爭取民主自由的言論而被查封和關掉……這種普遍的越來越嚴重的現象無法一一說盡不說,就說在我們眼前的事實來說,我的帖子反覆被刪,青年詩人雷炎先生的連您都有先見之明而反對的那個後政治寫作帖子不是被網警警告了嗎?您作為出身警察的詩歌網絡批評家不是經常出於好心而反對或者說提醒在垃圾派內的干涉政治的詩歌帖子嗎?包括「北評」斑竹皮旦先生因此左右為難的擔心,等等,這能說明我們的言論基本自由了嗎?又怎能好意思反覆說我們的政治沒有禁區、我們的文學創作也沒有禁區了呢?您可能說您的藝術創作很自由,當然您說得很正確,因為您這樣的為現政權極力辯護的那種根本不涉對於現政極權權力話語進行批判的藝術,怎能不暢通無阻呢?所以您感到的言論自由是成立的,正像那些專門歌功頌德的御用文人們,他們不僅無比自由,而且還會得到主子的無微不至的恩賜。我這樣說,絕不是說您與他們本質上是一樣的,但您的只對下而不對上的批評文風是一百年也不會得罪上方的。李磊先生可能會以為我這話太嚴重了,其實我只想把事實說得讓您更清醒一些。最基本的事實應該告訴我們,這種用藝術文本表達的批評政府、批判腐敗政治的基本言論都不能表達,都有限制甚至還要付出危險的代價的如此黑鐵嚴控的程度,怎麼可以說是「言論基本自由」了呢?在這個已經網絡全球化的時代,還要控制網絡的言論表達的基本自由,並且連批評國家領導人、批判政治腐敗都成了「敏感話題」,為此還要被網絡管理明令禁止,這又怎麼可以說「與其他的民主國家正在接近」了呢?

第三,從社會的演進程度來說,專制體制也必須在不動搖它本身的一黨專政的專制本體之上,為維護其自己的極權專制體制的既得利益的穩定之需要,它也必須順應一些表面上的潮流向前推進,這是內因;外因上,由於社會大氣候和小氣候的決定,由於人民百姓的不斷為民主自由的努力爭取與抗爭的動力結果,其使任何一個專制體制也不可能不做一些外在形象上的改觀,不然就會自我崩潰和垮臺。另外,由於社會整體公民素質的提高,所以民間的自由程度也會自然遞進的。李磊所講的我們現在比文革時代強多了,與前十年比,也肯定是有所改觀了,因此就不用在這方面提出批評和爭取與抗爭了。這種論調與當權者維護穩定的獨家宣傳理由和極左派的愚奴們所講的謬論是一腔之調、一丘之貉、沆瀣一氣、如出一轍。不難承認,我們老百姓的小自由(即在下面的不上媒體的、不影響上層建築的民憤牢騷和積怨慨言)是越來越多了,與十年前比,肯定是大有改觀了,但是要問這種強多了和改觀了的實質是什麼呢?這決不是GCD 本身給的和親自送來的!這在實質上還不是來自體制外的、民間自發的反抗腐政的公民素質的自我提高的結果嗎?!如果老百姓把這種積怨之言拿到媒體上來說,或拿在遊行示威的公共場合上來喊,您試一試,那不明擺著,老百姓還不是照樣被抓、被定罪嗎?!在我們的網絡時代到來以後,我們發表言論的自由程度確實是比印刷時代強多了,可是正因為如此,網絡自由人士被捕的也越來越多了,其相互增值的上升面也就越來越成正比了!如果說體制上的網絡自由了,那就應該沒有政治網警才能算真正的自由啊,或者沒有所謂的政治敏感話題限制,那才可算是事實上的自由了。由此足以發問,怎麼能把這種由於社會和時代演變而帶來的民間進步,卻硬說成是體制上的進步和GCD的改觀呢?真是笑話了!如果真的說是體制上的進步和改觀了,那就應該實行民主體制,並由此立法,不再因言獲罪,這樣才能是體制上的進步和改觀。您不能說朝鮮人民聽所謂的敵台廣播越來越多,就是朝鮮的政治體制進步了,因朝鮮體制上的法律還明文規定聽外台是叛國罪呀,而且因此被判刑的也是越來越多了。即使體制上真的改觀了,難道我們就可以不再爭取民主自由了嗎?就可以不再批判腐敗政治和專制現象了嗎?而恰應該相反,越是改觀了、進步了,越是允許和放開了爭取自由和批判腐政的力度,並能夠在法制上給予確定保障這種因言無險。可是,按李磊的說法,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質問:我們改革開放後的89年,肯定是比文革十年的自由民主提高了吧,而且確實是在胡耀邦先生、趙紫陽先生等黨內民主開明派的努力下,無論是體制外和體制內都有了改觀,難道就因此而不能開展反腐敗、爭自由的民主化運動了嗎?難道那些為之獻身的死難者就該被殺了嗎?再退一萬步來講,就是真正實行了民主,那麼按照民主社會的操作程序的一般常識來講,也正因為有了民主,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並且能夠更多地爭取民主了,才能更加容許批評政府、批判一切可能產生的極權因素了,才能更加毫無危險地並且在法律上完全有保障地絕對放心地揭露社會黑暗面了。因為,即使再民主的社會,自由和民主的程度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地一步到位的,而民主社會的到來,它正是給予了法定上的批評政府、批判隨時產生的極權因素,和這種落實在法制上的民主監督及其權力制衡等這樣的政治制度的合法化提供了保障,何況我們還是專制體制呢?正如李磊先生所言極是:「……雖然,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卻是努力改變。」這就應該這樣說才對,其無論是專制政體還是民主政體,努力改變不民主的一切因素,都得一是要靠體制本身,二是必須主要要靠體制之外,這樣才能根本完成,如此才能上下互動、朝野互動,如此才能在還政於民的基礎之上,共同努力改變。民主體制正是由於法定在野之外允許批評在朝之內,才使努力改變體制本身的一切腐政因素和不民主機制有了保障和可能的。可專制體制正是只允許體制內的極其有限的和虛偽的所謂努力自我糾正,而絕不允許體制外的任何批評監督與糾正,這樣才使體制內的腐政以及專制行為無法得到根治和有效限制的,以致惡性膨脹循環無止。光靠一黨專政的自我監督和自我批評,猶如參媒長與司令官的關係,是不可能真正起到監督作用和具有批評意義的;光靠一黨自我反腐敗,是不可能徹底實現和真正運作有效的。如此很多常識,請原諒我無法全部在這裡一一贅述。

另外,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和詩歌批評家,他的最低道德底線和良知指向,應是必須具有批判精神和憂患意識的,他不能不為人民伸張正義;他不能面對強權而只會敷衍屈從;他不能面對醜惡和黑暗而不去揭露與批判;他不能虛偽迎合任何形式的醜惡政治;他不能只為統治階級唱讚歌;他不能不去見到腐政而不批評;他不能見到弱勢群體受壓受苦充耳不聞或見事不管……所謂詩人,就是弒者也,即批判者。這是一個正直詩人的主要職責。別說面對腐敗的政治和極權的體制,就是面對非常民主的政治和非常發達進步的自由社會,詩人的主要職責更應是如此,他們更能有效而合法地恪盡他們的這一批判一切腐朽的神聖天職。一個社會要想能夠良性循環發展,在任何情況下也少不了藝術家的批判職能和必須握有的批評話語權力的時刻參與,因為,即使是再完善的社會,也不會完美無缺的和一點錯誤也沒有的,也不會不需要有更先進的思想和更超前的哲學思維來幫助並推動現有思維定勢與習慣勢利向前錯動和大力發展的,而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階層,正是這一積極思維的非常開明的賦予批判精神的天然執行者。這是最基本的作為知識分子階層必須操作執行的天賦人權職責與民主理性的一般概念。我已經說過,藝術的實質就是制衡政治和批判政治的。政治缺乏了藝術自由話語權力的批判與監督,政治就會走向專制和腐朽,就會遺害平民百姓,就會使一個國家走向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就是再好的政治,也要不斷批判,防止倒退和腐敗。福樓拜先生說得好:「對於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我早在另一篇問答文章中說過,在西方國家,養的文人就是主要批評政府的,正像他們政府辦的報紙,70%是要批評政府的。如果您看到了政府的錯誤而不舉,或政府有了重大失誤而事前媒體毫無報道,都要找您媒體的這個監督機關是不是盡了監督批評的職責,如果沒有,就要炒您的魷魚了,而我們卻是恰恰相反的!同時還有一個問題也需要說明的是,文人的參與政治活動,那是另一文本的事,即屬於一個人必須行使的一個人的人權的政治活動,即是行為文本,是與寫作文本的同一性質的兩種形式。作為文人,他的活動形式只要不是參與腐敗的黑金政治、只要他參與的是民主政治,那更說明他的不僅寫作文本的光明,也說明他的行為文本的正義。文人總統哈維爾先生,您不能說他當了總統就不是文人,您不能說前英國首相丘吉爾先生當了首相就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您更不能說前蘇聯作家亞·索爾尼琴先生因參加了民運組織就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被世界文人普遍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而恰是相反的,卻也更加能證明了這一切的偉大性!

二、李磊如是說:「藝術已經趨向自由的發展,你和我都可以盡情地藝術創作,這在過去完全是受到監視的政治禁區,那麼,除此之外,我們可以譴責的就是那個曾經使我們水深火熱的強權政治時代。你的後政治寫作不也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的提法嗎?如果不是站在今天的角度,那麼,肯定就是歷史的瞭望,如果是歷史遺留的問題,那麼,我們對今天的求全責備,似乎顯得有些勉強了吧?」

這裡,我首先要回答李磊先生的是,難道這個時代真的象李磊所言的,其已是一個「趨向自由的發展」的再沒有「受到監視的政治禁區」的自由時代嗎?我不相信李磊的思維混亂,竟然到了這種程度,或者就是有意而為之吧。以上章節我已經做了事實上的反駁,這裡我還要不無重複地質問的是,別說那些網絡上因言獲罪的,別說網絡上那些受限的敏感話題,別說我的後政治寫作詩歌在我們的論壇上反覆被網管者刪帖,別說就連您都極力反對或者說是提醒注意的雷炎先生的在「北評」貼出的後來終於讓網警警告的那個《我要操爛社會主義》的詩歌帖子是怎麼回事,就說我們兩人的這一次的關於政治與藝術的對話,不也是在轉到您的《軍火庫》上被刪了嗎?而且您自己不也是對之非常憤慨了嗎?這是明擺著的禁區,而您怎麼偏偏知道而卻不予承認呢?我眼中的那個一貫主張說真話的李磊哪去了呢?我老楊真的面對您無法說清使您清醒的話了,也許您本身早已是最清醒的!

在詩歌網絡上,凡是注意我的後政治寫作的人,無不知道我的寫作鋒芒主旨,就是針對現行政治中心權力話語的批判,可李磊還在質問我是否「站在今天的角度的提法」,並說「如果不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就不應該以「歷史遺留的問題」「對今天的求全責備」云云……這也許就是李磊的明知故伎?或者李磊就根本沒有認真看過我的後政治寫作原本,或者不肖一顧而望題生義?如果不是我的後政治寫作直指現行政治權力話語,那麼,您李磊在這裡前前後後可指責我、可反對我什麼呢?還不是我堅決批判了當今腐敗政治而引起了您的強烈不滿嗎,或者說正因為我這樣才使您對我進行了如此毫不退讓的決不留情的反駁或不遺餘力地批判嗎?所以,我也理解您的好心,這就在於您可以容忍我的對過去的歷史上的強權政治的進行批判,而絲毫不能容忍我的就是對現行的您以為是很民主、很自由的政治體制進行批判,即不能「對今天的求全責備」而已!用您自己的非常明確的話說就是:「但不能把昏庸的政治時代歸罪與改進的民主時代!」(本貼由李磊於2003年10月27日00:54:10在【北京評論】發表)這就可見我們的原則分岐是,在對歷史的強權政治的批判上,我們的觀點是毫無疑問地一致了,可您與我的根本的原則分歧是,您認為現在的體制是「改進的民主時代!」,所以不能批判!其實,我的主張則歷來是這樣,即不僅要對歷史的即深層的強權政治進行狠狠批判,還要對現行的即平面的極權政治更應進行狠狠批判,而且對之現行政治的批判,才是最需要更加勇敢、更有骨氣、更有承擔風險的挺在槍口上的真正是批判強權的生死不怕的寫作。因此,任何對於過去歷史的並已定論的強權政治的批判,其不是不需要,而是一般來說則是很容易的沒有危險的深層反思性的批判。在一直是極權統治的中國社會上,深層的歷史批判很容易被官方容忍下來以致默認,或為民間廣泛運用得得心應手,如其道理也就在這裡,而最缺乏的和少有的,則是對現政極權話語的堅定不移的、毫不妥協的、決不投降的和致死不悔的批判!說起來,在我一直很景仰的現在都流亡海外的兩位詩人黃翔先生和北島先生之間,我之所以更景仰黃翔先生,就是因為黃翔先生在國內從始致終都以數次坐牢的流血代價,決不投降地堅持了對現政極權話語的批判,而北島先生比較頑強的地方,只是對過去的文革強權話語的有效批判。我的64坐牢入獄,正是因為我在平暴之後,即都已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的情況下的頂煙直上,亦即明知是險無疑了,但也還是寫出並散發了反暴組詩《太陽與人和槍口》,正因如此我才坐牢的。我對今天的政治的批判,當然主要是因為它的極權政治體制沒有根本變化,而才要不斷批判的,但就是它現在已經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了,或已實現了政治民主了,我也要對它的仍會存在著的不民主現象繼續進行批判。而且,我的後政治寫作理論早已說得很清楚,這種詩歌不但不再逃避政治,而是特別要勇於解構政治、堅決批判政治,特別是不僅批判深層的已經成為歷史的政治,更主要的是批判現存的平面化的現行的政治制度——干預現場的政治生活,為民請命,即為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每一人的人權鼓與呼。這種將是衝破層層黑暗的極其悲愴的寫作,就是我所說的後政治寫作——即前政治寫作,為前毛時代的那種最可恥的服務政治的歌功頌德的寫作,而後政治寫作,則為鄧後時代的八九年以來的這種最光榮的批判政治的審丑解構寫作。可李磊先生偏要見此故彼地把我的這種後政治寫作,硬說成是以「歷史遺留的問題」來「對今天的求全責備」,甚至公然說這是「把昏庸的政治時代歸罪與改進的民主時代」,可見李磊的實質要害是他並不承認現在仍然是一個強權時代。這種到底是為虎作倀,還是惟命是從,我真是不得其解了!

再則,就是單指「對今天的求全責備」而言,又有什麼「似乎顯得有些勉強」的呢?我在以上反覆強調了這樣的一條人權理念,就是在非常民主和先進的自由社會裡,我們的詩人和藝術家,也還是要更加對社會上層意識形態建築領域進行「求全責備」。對於先鋒藝術家和先鋒詩人來說,無論在什麼樣的社會上,則更是要絕對保持對社會各個方面進行「求全責備」和無情批判的精神。即使是社會上到處陽光燦爛了,也不會因為僅有的哪怕是很少的垃圾存在,而不去掃除和揭露;更不會因為光明遍地,而不能對仍有的幾處黑暗進行必要的曝光;況且我們的腐敗已是全社會性的從上到下的無處不有、我們的垃圾已是全國性的從裡到外的無方不是,就連我們的黑暗即使在陽光下,也還是要存在於普遍的頑固的死角裡呢?!難道對中國人民享有的就是這種只准為執政黨歌功頌德,而絕不准有任何不同政見的所謂基本言論自由嗎?難道對中國絕大多數農民和下崗工人的生活惡化狀況,不能為之代言申冤嗎?難道對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的倒數人權指數和因言獲罪的就在眼前的瘋狂迫害的血腥事實,不能揭露與憤慨嗎?難道還要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嗎?!難道對我們中國的現已聞名於世的政治腐敗醜聞和這種災難深重的腐敗根源及其專制政治基礎,不能剖析和批判嗎?難道對我們的每年因腐敗損失就高達1萬億元的這個等於4億多農民一年的純收入、等於一年的全國財政教育事業費支出2640億元的近四倍的這樣的敗國國恥記錄,不能審丑痛斥嗎?難道我們中國詩壇上的詩歌先鋒垃圾派,就不該主張崇低、就不該以詩歌人生大寫來徹底審丑揭惡全國遍地的文化垃圾、更不應該對中國的最大腐敗政治垃圾進行清除與暴露嗎?難道李磊先生的一貫支持的垃圾派的先鋒詩歌運動,其就是這樣的一種犬儒主義的先鋒嗎?這哪裡又是「求全責備」?!其就是「求全責備」,難道作為先鋒藝術來講,就不應該嗎?別說是先鋒藝術家的職責更應是批判社會的,就是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下的一般知識分子、文人和社會媒體,其也都應是主要用來批評政府、批判社會的各種醜惡的。即使是一個社會的總體方向是前進的,也更不能拒絕這種批評和批判的能夠促進社會更加前進的推動動力。按照李磊的看法,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先生在位時,則是美國歷史上國民經濟最好的時期,那麼就不可以對克林頓先生的雞毛蒜皮的小小緋聞進行國家媒體的曝光和全國上下多元的批評了嗎?當年法西斯德國無論是國民平均收入還是綜合國力,都名列世界首位之一,那麼就可以因此不對它的法西斯暴行進行全世界的聲討和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了嗎?日本在戰後的60年代是日本經濟重新全面騰飛的開始輝煌時代,那麼在這個時代,就不該寫作《醜陋的日本人》,並當成國民教育的教科書在全國暢行了嗎?就說我們的文革時代,其在尖端科學原子彈爆炸成功和國民經濟發展上也遠遠高於58年大躍進以來,難道就可以不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思想路線上的全面否定嗎?毛澤東先生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確實是大救星和偉大領袖,那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就不可以對他進行三七開了嗎?我們今天大長國人志氣的神五升空成功,而且國民經濟建設取得了建國以來的最好的舉世矚目的成績,難道我們就要因此停止反腐敗,或再不准對貪官污吏和腐敗現象進行揭露和批判了嗎(順便說明的是,正是因為我對我們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所取得的任何一項光輝成績和大家都同樣歡心鼓舞,我才決不放棄對中國實際存在的任何錯誤與黑暗的揭露、批評和批判!)?難道我們對我們可愛的手足兄弟姐妹、甚至生養我們的親愛父母的凡是錯誤,都可以放任不管不問了嗎?難道我們就只有象豬狗一樣,除了吃飽喝足,就甘等著被主人宰割,或只能替主人看家幫閒的份兒,而不能有任何別的自由思想了嗎?我想李磊先生的本意絕對不會就是如此的吧?!

  三、李磊如是說:「那些老去的執政者已經基本下台了,現在的當權者無法承擔前者早成的歷史責任,所以,我們能夠譴責歷史,但是無法譴責現在,除了批判和揭露貪官污吏和政治腐敗之外,藝術家的本分應該是什麼?後政治寫作的提法完全可以成立,並沒有人禁止你說話,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在文學藝術領域盡情地發揮才能?我認為我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藝術探索,你也可以自由自在地進行文學創新,那麼在此前提下請問:你的敵人是誰呢?」

按照李磊先生的如是觀點,或者說在李磊的心目中,現在的當政領導人已經不再是極權統治者了,好像他們都是人民民主選舉上來的,所以他們就可以不再承擔性質上的仍然是極權政權的任何責任,就可以逍遙法外,不再受任何權力制衡機制的限制與監督,做任何錯事和罪行,都不能接受人民群眾的批評和文學及媒體的曝光與批判,「所以,我們能夠譴責歷史,但是無法譴責現在」……一句話,就是不准干涉現行體制,不准批評當政領導人,不准解構和審丑現在平面上的最大腐敗政治領導集團。這裡,先不說這種觀點的實質錯誤,就說邏輯錯誤也是破綻百出、前後自我否定的。難道我們換了領導人,就等於換了體制嗎?難道專制極權體制沒有根本變化,而領導人就能完全實行了民主體制了嗎?難道即使實行了民主體制,就不能批評現政領導人了嗎(這一點的恰好相反的觀點此不贅言)?難道我們的文學藝術的批判職能,就是只「能夠譴責歷史,但是無法譴責現在」了嗎?那麼,李磊所言的「除了批判和揭露貪官污吏和政治腐敗之外」的這種容許之限圍,不也是現在進行時的嗎?既然是現在進行時的,就可以不是現在領導人的貪污腐敗嗎?光是中共自己處理的以陳希同、成克傑這樣黨內最高領導層為代表的全國大大小小的各級現政領導人在腐敗中倒下的人數,據官方中紀委(這還僅僅是一個保守數字)截止2002年9月,就已超過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死傷總和之多,這些人哪個不是現體制內的、或正在每天發生的政治體制腐敗呢?批判和揭露貪官污吏和政治腐敗,難道可以脫離現任各級黨和國家領導人就能成立嗎?難道我們只能譴責歷史不能譴責現在,就能批判和揭露貪官污吏和政治腐敗嗎?難道這種依靠一黨自己反腐敗卻越反越腐敗的事實,不是由於現行專制體制本身沒有有效的監督制衡機製造成的嗎?我真不懂李磊為現政權極力維護賣好之能事,卻維護到就連現政權自己都無法自圓其說的死胡同裡來了,因為執政者的反腐敗,也不是反過去的政治腐敗,而是反現行政治的腐敗啊!於是,我真的想不通,李磊到底是為了只反駁我老楊而才這樣何患無詞呢,還是出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考量和來自一個詩人的道德底線出發(欲加無理)?如果是前者,則是有心可原;如果是後者,則令我不可理喻!

我在以上也傳達過這樣的意思,即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和詩評家,他應該是站在時代的前列的、不僅能夠看穿現在的一切迷障的、而且還能站在更前瞻的未來歷史前沿並勇於衝破任何艱難險阻的為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言的、對一切形式的腐敗堅持批判哲學的一往無前的思想先鋒和藝術鉅子。就實質而言,我們的政治腐敗之所以說它是政治腐敗,說到底就是極其嚴重的無法根治的制度腐敗。如果不認清這一點,難免只能批判之表,而不能批判之裡。在正常的民主制國家裡,多黨制衡,輿論監督;民決於官,官來於民;三權分立,輪政防腐;言則無罪,參政議政;批判有功,防微杜漸;思想多元,人才廣集;遷徙自由,利益公正;人心順暢,政穩經繁……而我們恰是相反的價值標準,任何啟於民間形式的議政,都成了絕對的禁區;任何來自非政府的批評政府的聲音和指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異見表達,都是大逆不道的可以任意上升為危害國家安全之大罪處理……如此這般,我們的詩人和藝術家被這種強權政治嚇住了也不要緊,但不能使自己糊塗到這種頑固而又愚奴得是非不分的地步上!「藝術家的本分應該是什麼?」簡單地說,最主要的就是要批判一切政治和社會的一切不合理現象,其次才是讚美一切新生事物。為什麼把批判當成藝術家的首要本分呢?因為人類人性的自我讚美能力是天性的,是一般能夠通過自我完善完成的,而人性自我批判能力卻是在後天由於他人互相完善完成的,並且這種批判能力較強的是知識分子階層,而在這個階層中的藝術家的那種形象思維批判藝術魅力,一般要長遠於哲學家的那種抽像思維批判影響力。可按照李磊先生的邏輯,我們「在文學藝術領域盡情地發揮才能」,就是盡情地發揮歌功頌德的才能,而卻不能發揮批功判德的才能,或者象李磊那樣的只對下的在文學小圈子裡的橫批爛咬,而對上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卻要極盡必恭必敬的百般效忠之能事。當然,李磊的這種「盡情地發揮才能」,肯定是「可以放心大膽地進行藝術探索」了、「可以自由自在地進行文學創新」了,也根本不會「有人禁止你說話」了,因此對李磊來說,怎麼可以應該承認有文學藝術的禁區呢?!可如此也不能說官方就一定非常喜歡李磊的文學創作,但對於李磊的自我極力主張的這種「自由寫作」來說,是肯定只能有利於官方,而決不會有害於官方的了,所以說,李磊先生的創作才是一片坦途啊!

借此機會,我必須強調指出的是,人的批判能力是人的最高級能力之一,是人與動物區別的最明顯的標誌之一。動物也有最簡單的讚美能力,譬如比翼鳥、狗、猴、天鵝和孔雀等,但絕對沒有人的最高級的批判能力。作為一個自詡是先鋒詩人藝術家,就必須享有人的這一最高級的批判能力才行,以使人類掌握它,而不斷走向進步事業。尤其是在我們這樣的一個極權社會裡,由於專制集團剝奪了普通公民的合法的選舉權和參政議政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天賦人權與人賦人權,這樣便在一個人完全失去了應該富有的政治話語權力後,人的內心的最後一道光亮,即人本身僅剩的還能運用自如的,就只有是人的藝術話語權力了。如果連這個權力都喪失了,人在黑暗中的煎熬,就只有奴隸式的極近絕望了。從14到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可說是人類最偉大的運動。這場運動,從此奠定了人類以人為本的人文批判主義精神成為人類思想的主流意識,從而才使人類逐步擺脫了黑暗與奴隸的許多枷鎖。所以說,我作為一個詩人的本分,就是毫不妥協地堅持批判主義,並堅持不惜犧牲自己也要走到底的批判主義決不投降的寫作路線!在此,我這裡鄭重地回答李磊先生的是,您問我的關於我的寫作的批判敵人是誰?一句話,就是一切不民主的、反自由的極權腐敗的政治中心權力話語!

  四、李磊如是說:「除非你有政治野心,否則,文學藝術在今天的情況下,絕對沒有禁區。你試圖想用對已經過去了的時代的問題,清算現在,似乎是文不對題,當然,你個人在過去所受到的種種不公,今天才能控訴出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與現實的經濟社會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如果你的目前生活很苦,那麼,我的現在生活也很難,這只是個人的機遇問題,而不是怨天尤人就能夠解決的歷史問題。既然你承認自己是詩人藝術家,所以只能在你所從事和鍾愛的文學藝術範圍內進行藝術創造,而不是進入政治領域參加競選和競爭,這是我的看法,僅供你參考。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家與藝術家的貢獻不一樣。」(以上李磊引言均由李磊於2003年10月28日23:51:09在【北京評論】發表)

在這裡,李磊先生仍然在重複自己在以上就已提出的繞圈子問題,而且並未面對我的具體作品提出批評,還是他自己憑空臆想的對我文本之外的猜測而已。而且,李磊的這種為維護統治階級既得利益的幫閒手法,並不是很地道的行家裡手,許多問題不僅出於無聊,也出於何患無詞,好像隨便亂說,就可以將他的立論成立。這是極不嚴肅和荒唐的。

其實,李磊在極力指責別人的「有政治野心」的同時,恰好暴露了他自己的政治野心。李磊的這種極力反對我的後政治寫作的行為是什麼?不正是在以他一個國家警察的身份和以實際行動在幫助現行政治集團說話嗎?!這種幫閒難道不是在積極參與和維護現行政治的具體行動嗎?應該公平地說,我的批判現行政治的(文本)寫作,是干預現行政治的,或者叫反對當權政治的,那麼李磊的維護現行政治的(言論)行為,就是幫閒當權政治的,或者就叫讚揚現行政治的,其兩者都可以用一個中性的共同詞彙來表達:即參與政治。只是兩者的參與的性質,是絕對不能同日而語罷了。我們可以好好試想一下,前者的批判當權政治,是肯定冒著衝破禁區的極大危險的,而後者的維護現行政治,是當然要隨時會得到既得利益好處的;前者的是勇於為民請命,是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頂在刀鋒槍口上的歷險寫作,而後者的是甘於為統治階級賣命,是隨時可能被主子俸祿犒賞的功利御用之途;前者為之爭取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是人民當家做主的、還政於民的、廢除了專制極權的、從根本上沒有野心膨脹的正義制度,而後者的為之賣力的現政制度,是專制制度,是一黨專政的獨裁腐敗的、根本沒有人權的、任由野心家作威作福的、欺壓人民的腐朽制度……兩種的參與政治,兩種為之效力的政治制度,兩種必然的不同結果和性質,其不是明明擺著嗎?其誰個更有個人利益、誰個更富有犧牲精神和更容易野心膨脹,應該說就連小學生的最簡單的思維能力,也都會辨別出來的!

「野心」一詞,按《辭海》註釋,是指巴結權勢、名利等的狂言慾望和非分之想。

我堅持的後政治寫作,是明擺著的時時處處充滿著的極其危險的寫作。這種寫作的前面明明是刀山火海,或是地雷陣,或是萬丈深淵,或將再次為之坐牢,一去不復返,根本無所回頭,並且中國的民主化路程將是那樣的遙遠和漫長,況且我已是半輩子的人了,能再次看到星火也都是萬興了,真正光明的那一天也許就看不到了,即使盼到光明的那一天,也是一個不容再有野心的時代呀,還有什麼「野心」可言?請問,世界上有過這樣的「野心」嗎?!

世界歷史上,真正的野心家,都是屬於搞專制極權的暴君、獨裁者和無恥走卒。那些專門為極權統治者唱讚歌的,為維護他們的這些既得利益往上爬的人,都屬於這種野心膨脹的人。那些想方設法、時時處處幫閒統治階級的人,為之歌功頌德的人,為之評功買好的人,為之慇勤獻媚的人,為之通風報信的人,為之打擊報復的,為之裡外夾擊的人,等等種種表現的人,他們當然知道他們這種藝術不會有禁區;他們當然知道他們這種御用文學不會有危險;他們當然知道他們這種奴才參政還會有好處;他們當然知道他們這種為主子忠心孝命而瘋咬別人,是多麼理直氣壯、有腰可稱、有膽可壯、有牛逼可吹呀;他們當然知道他們為維護現政權的調子,是多麼好唱、多麼暢通無阻、多麼容易得到餐桌內的肥肉;他們當然知道我們批判現政權的言論,是多麼處於危險、多麼處於劣勢、多麼容易遭受封殺;他們當然知道他們歌德派,就很可能會因此攀龍附鳳、飛黃騰達、一步登天;他們當然知道我們批判派,就很可能會為此付出流血的代價、或被打入監牢、或被長期監控而永世不得翻身;他們當然知道在這個專制社會裡,他們維護現政治和我們批判現政治的雙方論戰,本來就不在一個平台上,其前者的趾高氣揚和後者的危險壓頂、其前者的由當權稱腰和後者的人人自危、其前者的居於官方中心權力話語的高台和後者的被於民間邊緣無權話語的底位,如其這樣的前者的野心勃勃和後者的自找悲劇,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往往很多情況下,不知有多少懷有正義之心卻一時沒有正義之膽或出於長遠的策略考慮的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往往見到這種為維護現行政治體制不惜彌天大謊、氣焰狂囂、愈加治罪、何患無詞的御用奴才之言,他們也是那樣心中怒火中升、義憤填膺、同仇敵愾的,但不就是考慮到必要的每個人人身安全,才放過了一次次與之對峙的嗎?惟有我老楊才這樣生死不怕呀!作為一貫被我認為具有批判精神的李磊先生,是應該與大多數人不一樣的啊,也是心知肚明這種誰個更野心、誰個更毫無野心、誰個更功利、誰個更毫無功利(所謂功利,是指一個文人為了陞官發財而不敢為民請命、不敢批判現政權、不敢表達自己的正義異見,反倒極力維護統治階級利益、一味歌功頌德、唯命侍從、犬儒賣命、媚骨捧上和百般攻擊仁人志士者)的呀,但李磊的如上言論,卻使我感到非常遺憾。如果李磊不是遇到我老楊這樣的朋友,若是別人見到您的這種已經離開文本而專門扯到這上面來了的挑戰言論,也許別人也就繞開走了。我也不是不想繞的,可是實在繞不開了,也就為了還有許多如李磊等這樣的朋友們的徹底清醒,便是孤注一擲了(禍福無所繫兮)!

讓我更加不厭其煩、不可開交也不足為訓的是,李磊先生在這裡又一次重複地提到「文學藝術在今天的情況下,絕對沒有禁區。」李磊的這種反覆墨跡,虧得還能好意思再三說得出口嗎?以上我已經就此問題進行了毫無顧忌地回駁了,在這裡我不無再一次(這是第三次了)地只就我們身邊網絡上的,也是李磊先生親自經歷的眼前事情復議是問,請問我的後政治寫作帖子反覆被網上刪除是什麼?國家養了那麼多的政治網警幹什麼用的?網上任意可以拿政治敏感話題作為網管者的殺手鑭,這是從哪裡的「根據地」所為?不幾天前您還在「北評」上「好心」地反對、或者說「提醒」青年詩人雷炎貼發的《我要操爛社會主義》一詩是危險的、是闖不開的、是要注意後果的如此嚇言等等,其結果真的使雷炎先生遭到了網警的電話警告,其帖子也立即被刪了,這難道不是文學的政治禁區,還叫文學的保護區嗎?讓我相信李磊先生作為國家警察的身份對此疏忽到這種程度是不可能的,況且我不用引蛇出洞就早已向圈套裡闖入了(別誤會,我這是開個小玩笑)!

李磊先生還在此不無自我重複地又一次臆造我什麼「你試圖想用對已經過去了的時代的問題,清算現在,似乎是文不對題,……」等等,這是憑空想像的,還是故意胡言為之?或者是根據我什麼樣的文本所言?我什麼時候把過去時代的問題清算到現在身上了呢?我一再聲言,我的後政治寫作就是主要解構和批判現行政治極權腐敗體制的,我的作品大家也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而正因為如此才被李磊先生所不容的,才一次次遭到了李磊先生的堅決反對和大加討伐的,才被網管和網警們反覆刪貼的,可李磊卻說這是我以過去的問題對現在的清算,這本身就是張冠李戴和文不對題的。我想李磊這樣瞪著眼睛說瞎話,不是故意混淆前(一般指前毛時代的服務政治寫作)後(一般指後鄧時代的批判政治寫作)界限,就是有意製造新的概念混亂,或者就是對前後時代的極權政治體制沒有變的本質認識無知(這一點,以上章節專門做了澄清),再或者就是明知是此,也要頑固到底了!

李磊先生的這種危言聳聽,真是一以慣之,婆婆媽媽,毫不臉紅。當別人提問我的目前生活狀況時,我只是實事求是地回答了我的極為拮据的經濟現狀,這也被我們的李磊先生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說我這是什麼「怨天尤人」。難道我並不富裕,偏要把自己說成是非常富裕不成嗎?只有說點大躍進和文革式的大話假話,才是不算「怨天尤人」嗎?在此,我真的不願把這種純粹是文革式的二元思維定式套在李磊的頭上來反駁李磊自己。我很容易地可拿李磊自己的話來反問李磊自己,李磊不是也說您的「現在生活也很難」嗎?難道這也是您的「怨天尤人」?!按照李磊的這種只許說好不許說壞的邏輯推演下去,中國老少邊窮地區確實窮,也不能說窮!也要像賀敬之在60年那樣,面對全國已經餓死3000萬人的世上人間絕無僅有的慘禍現場,也還要寫詩吹虛,那是什麼到處「鶯歌燕舞」嗎?或者就是,面對中國下崗工人和農民兄弟的貧窮現狀,即使再貧窮也不能說貧窮,只能越窮越要說是富裕堂皇嗎?不然就是「怨天尤人」嗎?!如果他們誰膽敢上街示威遊行,喊冤、喊窮、喊不平,那就該抓、該關、該以反社會主義誹謗罪來殺了嗎?!

李磊先生甚至還要更加不著邊際地說什麼,「既然你承認自己是詩人藝術家,所以只能在你所從事和鍾愛的文學藝術範圍內進行藝術創造,而不是進入政治領域參加競選和競爭」。這裡不用說,類似這種黨權文化領導人的命令口氣是多麼十足,而又絕不會被我接受,就是說,類似這種自相矛盾的文本邏輯,也還是令我說不通啊!難道我的後政治寫作不是文學領域的嗎?難道我們現在已經實現了民主,或者我已經參加了什麼競選和競爭嗎?既然李磊知道「政治家與藝術家的貢獻是不一樣」的,那麼為什麼把這樣簡單的兩個領域裡的問題非要說成一個領域裡的事情呢?難道李磊會認為,凡干涉和批判政治的,凡這種屬於干涉政治的文學文本寫作,就是搞政治文本的政治活動嗎?難道李磊反對這種的反現代極權為主的文學命題的文學文本寫作,也一定就是李磊在搞極權主義當政政治活動嗎?顯然不能那樣簡單的二元定論吧?!無庸質疑,文學文本的干預政治寫作,這只能是文學文本的題材問題,就像干預經濟、干預軍事、干預教育一樣,就像寫農業題材、寫工業題材、寫愛情題材一樣,它是屬於文學題材的文本問題,是文學的干涉政治,而不是政治的干涉文學(毛時代的所謂文學藝術,就是政治干涉文學藝術的偽文學藝術,現在我們的御用文人的所謂的文學藝術,也皆是在其一黨文化霸權主義干涉下的、以弘揚主旋律為一元化的政治干涉文學的御用文學藝術)。只有文學干涉政治,才能不讓政治干涉文學;一旦文學放棄了干涉政治的話語權力,那麼政治就必然要獨霸文學的話語權力,並在文學話語權力完全喪失的情況下,極權政治就成了唯一的政治中心權力話語。一旦政治成了一個社會的一黨獨霸的、唯一的至高無上的一元中心權力話語時,那麼這個時候就必定成了一個國家的全民族的災難。不容否認,毛統治的文革時代,肯定是最為殘酷的強權時代,而鄧後的至今的時代,雖然在形式上有所改變,並且這種改變,不能不是人民群眾用流血犧牲不斷推動他們、不得不在既不改變他們即得體制又能不至於被推翻的前提下的、更加變著新法的、新型強權統治的所謂改變而已。所以,專家學者普遍這樣界定,前毛時代是為前強權即前極權時代,後鄧時代則為後強權即後極權時代。作為我們人類心靈工程師的文學藝術家,決不能以表面的變化而掩蓋實質的根源,更不能因此不顧人民實際遭受的苦難,而去極力幫閒專制體制絲毫未變的極權政治集團塗脂抹粉、欺世撞騙!

  五、李磊如是說:「現行政治不同與過去政治,時代在前進和發展,詩人的根本利益沒有障礙。我們總是要解決主要的問題,只要詩人藝術家的藝術創造沒有阻攔,我認為中國民主化的過程可行,應該予以肯定,雖然思想腐朽和政治腐敗需要徹底清掃,但是,思想文化創新的觀點沒有錯誤,至於政治上的利益之爭,屬於政治領域的問題,與藝術家觸及政治題材沒有直接的關係,好在老楊很誠實,能夠留有客觀的底線,時間將會證明這一切,任何前進道路上的迷瘴,需要人類自己排除。」

關於這一點,我在以上的回答中,都已作了詳盡分析與回駁,相信李磊先生不會不明白過來的,但也可能李磊的多次自我重複,就是想逼迫我能夠進一步解釋清楚而已。

其實,無論政治經濟形勢怎樣朝好的方面變化,從詩人的天性規律來講,詩人和藝術家是永遠前衛和先鋒的特殊族類,他們永遠走在時代的前面,甚至是超時代的獨立運行者。他們的理想和要求及其藝術追求的最高值,永遠是與任何輝煌時代、即哪怕就是非常先進的政治時代也要相制衡、相超越的。因此說,時代越加前進和發展,詩人的根本利益越加與之形成障礙。別說在我們這個專制國度裡是這樣,就是在西方民主國度裡的知識分子、詩人和藝術家,他們也永遠是犯禁的先進階層,也永遠不會為現政權而完全滿足的中堅群體。而且,作為社會,它只有在這些先鋒階層的不滿足的前提下,才能更加被這種前進勢力所推動著、所批判著,因而才能不斷向前走去。在民主社會,它只不過是更能在法律保障上,使之這種超前意識形態階層的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有絕對的發展空間和不被權力侵害的可能,而在專制社會,它絕對把這種超前行動的知識分子藝術家的根本利益當成社會的障礙,並加以殘害與打擊。對此,李磊在思想觀念上,顯然還沒有清醒認識上來,儘管李磊也一貫倡言先鋒。因而,李磊在這裡儘管也承認「思想腐朽和政治腐敗需要徹底清掃」的問題,但由於李磊從來認識不到這就是體制上的根本問題,所以當別人真的出來勇敢批判和清掃思想腐朽與政治腐敗時,李磊反倒要極力維護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了,並不遺餘力地打擊攻訐批判現行政治的敢於說真話者。這就是我的朋友李磊的現行思想悲劇之一。

以上是我對社會階層的作為藝術家的人格簡單分析;再則,從社會本體的型類來講,在民主體制下,也不可能毫無腐敗,但是,卻因民主體制上有相對完善的、透明化的、各自獨立的體制制衡機制與民主曝光運行機能,所以,腐敗即日即揭,使之生存的規模和時間非常窄小和短暫罷了,而不像我們專制極權體制下的能夠達到這種腐敗透頂的嚴重程度上。不說別的,就說媒體吧,我們的媒體都是中央的曝光省的,省的曝光市的,市的曝光縣的(而且層層都是在一黨獨霸的嚴格把關定向下完成的),您什麼時候看見我們中央焦點訪談未經中央首長事前允許,就直接曝光中央任何領導人呢?這就是我們的體制的弊端,由此造成了本黨反本黨的腐敗,而越反越腐敗的這種惡性循環現象。如果說,政治利益之爭就是政治家的事情,這本身就是缺乏民主意識和常識的表現。在還政於民的民主體制國度裡,就是能夠把政治利益當作每一個人的利益來享用的,而再不被一黨或一個專門政治利益階層來獨霸享用。作為每一個公民都是政治利益的公民,不然他就不叫公民。因為公民是國家的納稅人,真正是政治利益的主人,所以公民有權對自己納稅而養活的政治管理集團的利益進行監督、批評、分配和收支於民。作為知識分子和文人,更是公民中的一員,並是更加有先進認識能力的階層,怎麼能對政治利益不管不問呢?我以上已言,作為人與動物的明顯區別,就在於人有政治利益,而動物沒有。詩人藝術家為人性而戰鬥,那麼這種人類高級分配關係的人性之本為何會放棄爭取權力呢?民主政治還政於民,就在於把政治利益的分配決定關係建立在以人民大多數利益為決定的基礎上,比如總統直選,就是要人民的統治階層由被統治階層的人民自己來決定。凡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統治者,隨時都可由人民通過合法程序而決定選舉上來或下來。那種政治家是政治家的事情、藝術家是藝術家的事情的愚民說教,早已被掌握民主理念的藝術家所不齒和唾棄了。那種統治者是統治者的事情、被統治者無權過問政治的封建極權的奴隸思想,也越來越被覺醒了的人民自己認識清楚了。人民一面對被統治者高度壟斷並獨霸的政治利益開始追問和挑戰,一面越來越頻繁地為之爭取自己的福利事業而鬥爭。這就是人民越來越覺醒的表徵。我們的國度,也將有一天會把一切政治利益交由人民自己來決定和分配的。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進步潮流。如果李磊先生還不懂,還這樣堅持天真的已被極權統治者愚弄的認識水平,那麼總有一天,當民主社會真正到來的時候,您一定就會徹底明白過來的。為什麼俄羅斯人民在他們這個民主過渡時期,他們再苦再難也不選擇回到專制時代、也不選舉現在仍是合法存在的俄國共產黨,這就是因為他們現在初步嘗到了人民民主的甜頭兒,開始嘗到了國家政治利益全民共享的好處(這是他們在前蘇聯專制時代不可能嘗到的甜果)。如果我的話李磊先生仍然不明白,那麼將有一天您等明白時,您肯定會默默感謝我老楊的。因為倒退到十幾年前,我老楊不比李磊先生清醒多少,而且可能更加頑固之。

  六、李磊如是說:「我只從藝術角度看待政治問題,中國的物質發展確實使意識形態相形見絀。這種精神和心理的陽痿病症,確實需要良藥苦口的治療。但是,相對於過去的政治黑暗而言,現行的政治體制無法不隨著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突飛猛進,否則,這個國家就會落後和速朽。如果中國政治無法進步和發展,那麼,只能是貪官污吏和政治腐敗拖的後腿。這麼大一個國家的穩定,不是政治專制就能保駕護航的,而是民族主義同化共存的結果。縱觀世界藝術風雲史,無論是未來主義還是達達和超現實主義,無不因為參與政治運動而落得個政治野心家的貶抑,從而影響了藝術創造的純粹性和真實性,因為,政治即權術,當政者無不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絞盡腦汁。藝術則不同與政治,藝術家必須超越精神和思想的任何羈絆而獨立存在。在這此基礎上,我同意物我兩忘的藝術創作的自由意義。我們可以干預政治,但是,無法決定政治;我們可以呼籲政治,但是,無法改變政治。所以,政治的輸贏則由政治家掌握,藝術的勝敗則由藝術家把握。」(以上李磊引言均由李磊於2003年10月29日11:00:08在【北京評論】發表)

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已二十年來,確實比毛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只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勝利。在經濟改革的推動下,政治思想意識形態不是沒有變化,起碼執政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徹底變化,但非常遺憾的是,政治制度卻原封未動,依然是一個一黨專制大醃缸——依然是一黨制,依然是領導人接班制,而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仍然是一個最大禁區。政治體制改革確實是鄧小平先生倡言過的,但卻從來沒有啟動過。胡耀邦先生和趙紫陽先生啟運了思想準備的前提部分,卻因此被原老派們趕下了台,並由此槍殺了和大批監禁了主張民主改革的公車上書者與無數異義人士。因此說,政治的實質(體制)根本沒有進步。這一點,我在以上文已經闡明夠多的了,但也沒辦法不隨著李磊的這種繞圈墨跡的質問而答問。現在,我還可以引證詩評家丁友星先生給李磊先生的回帖,以此來順便答問一下:「現行政治與過去政治是一脈相承的。時代前進和發展了,但政治並沒有前進和發展。所謂的『時代在前進和發展』,不過是經濟的前進和發展,不過是過去政治到現行政治都經歷了一個『家政治』、『民族政治』與『黨政治』的過程。至於前進和發展與否,稍有政治敏銳性與辨別能力的人都能判斷出來。至於說道『詩人的根本利益』,我認為:詩人沒有自己單獨的根本利益,詩人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捨此無二。因此,詩人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時刻想到的不應該完全是自己或者藝術,而且也應該是『物我兩忘』。這種『物我兩忘』不僅僅是藝術上的『物我兩忘』,而且還應是政治上的『物我兩忘』,即:忘掉自己,為之具有為人民爭取根本利益而勇於干預政治的風險意識。」(本貼由丁友星於2003年10月29日09:23:19在【北京評論】發表)

丁友星先生的這個態度和立場,也就是我的態度和立場!請李磊先生能夠統觀我的全篇思想,再聯繫一下朋友們的看法,看您是否能夠徹底清洗一下被GCD 長期洗腦洗成的極左思維定勢呢?!因為我也確實無法不承認李磊的這樣一種事實求是的說法,即「相對於過去的政治黑暗而言,現行的政治體制無法不隨著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突飛猛進,否則,這個國家就會落後和速朽。」可客觀上卻與李磊的「事與願違」,我們的「現行的政治體制」的一黨獨大的極權性質,在其改革開放的二十餘年來並未發生體制上的根本變化。李磊在此又進一步聰明地辯解道,「如果中國政治無法進步和發展,那麼,只能是貪官污吏和政治腐敗拖的後腿。」那麼請問李磊先生:「貪官污史」是什麼?「政治腐敗」是什麼?不正是這個現政極權專制體制嗎?!不正是這個體製造成的嗎?!是哪個黨在腐敗呢?不正是GCD這個執政者嗎?!所謂十官九貪,或者說十官十貪,不正說明了這個體制的無官不貪嗎?!而李磊卻還要非常固執地想把貪官和「政治腐敗」與這個腐敗政治體制分裂開來,這就像非要把已經癌瘤擴散的頭部與完好的身體割裂開來是一樣可笑的,怎麼可能呢?這是多麼滑稽而愚頑的認識啊!李磊此計不成,還有一計,這就是「這麼大一個國家的穩定,不是政治專制就能保駕護航的,而是民族主義同化共存的結果。」可見李磊在這裡不僅使用了與官方「保持一致」的口令「保駕護航」,而且更重要的是還為極權統治者獻出了與之不謀而合的治國方略的最後大計——以「政治專制」與「民族主義同化共存的」統治「結果」,來試圖挽救腐敗極權的政治體制命運。這一招,卻早已成了現行體制當權者運用得最好的「良藥」,其就如強國興邦的強心劑和偉哥大補丸一樣好使,在百分之百地能夠迅速激起全民族的極端民族主義高漲情緒的基礎之上,一面好以愛國主義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名義,開動專制絞肉機,來瘋狂鎮壓一切敢於表達不同自由聲音的所謂「叛國者」,一面又在蓄意煽動導演下的、極端仇視西方和片面反美的國際視線的轉移下,也好大搞皇權專制的貪污腐化……這當然是當代極權者的愚人弄民的拿手好戲和值得統治階級自我吹噓的黃金盛世,可再看看占全國絕大多數的廣大下崗職工、沒有遷徙自由的受苦受難的八、九億農民兄弟及其一切仍然受著各級貪官污吏壓搾的弱勢群體,他們實際生活的苦難不堪,正在造就著他們潛伏著的更大反抗危機……歷史就是最好的一面鏡子。回想一下當年號稱世界第一霸主的第三帝國的法西斯德國,其不正是在希特勒極端民族主義的武裝煽動下,迅速興盛又迅速滅亡了嗎?!我們的李磊恐怕不是深懷著「這種精神和心理的陽痿病症」者吧?所以「確實」也不「需要」誰的「良藥苦口的治療」罷?!……

李磊先生最後還是談到了「縱觀世界藝術風雲史,」他說,「無論是未來主義還是達達和超現實主義,無不因為參與政治運動而落得個政治野心家的貶抑,從而影響了藝術創造的純粹性和真實性,因為,政治即權術,當政者無不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絞盡腦汁。藝術則不同與政治,藝術家必須超越精神和思想的任何羈絆而獨立存在。」不錯,李磊所說的確是真話,但必須給它一個關鍵限制詞——這就是「條件」二字:若不問原因實質條件,其條件結果是應這樣的……但真正追究起實質原因來,則是一概不能籠統地說他們就只是因為參與了政治運動,而落得個政治野心家的貶抑的。看問題不能只是一概而論,要客觀而全面地看問題,這樣才能把問題看深看透。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作為一個人,人的第一權利,就是必須具有政治參與權。沒有或根本不想參與政治權,那就連人權都沒有了,也就不能稱為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了,那還好意思大談什麼藝術家呢?!因而,嚴格而準確地說,作為一個藝術家,您選擇參與什麼樣的政治,這對於您所創作的藝術成果是否具有真正的歷史意義和人生價值,才是致關重要的、絕對關鍵的。毫無疑問,若想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就絕不能選擇參與獨裁專制的反人民的政治,一旦參與,就會葬送自己的藝術成果,就會走向一個藝術家的死胡同。因為這種政治是背叛人民的,是反人權的,是經不起歷史推敲的,是不能代表歷史前進方向和前途的。但如果一個藝術家積極參與了民主政治,那將不僅不會葬送自己的藝術成果,反而會增加自己的藝術光榮史。因為這種政治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是代表先進政治制度和生產力的,是符合併捍衛人權意義的。意大利未來主義的頭子馬裡內蒂,正是由於他先後參加了意大利的主張共產主義專制的共產黨和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法西斯黨,所以他個人的藝術才華和他的流派主義才遭受了蒙羞與恥辱。達達主義的創史人查拉所參與的政治組織是帶有恐怖主義色彩的無政府主義組織,當然這就限制了他的這個流派的發展和個人的文學魅力。超現實主義的主要領導人布勒東是一個狂熱的法國左派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鼓吹紅色暴力革命,極端崇拜斯大林的極權主義,主張獨裁統治制度,與法國的民主運動相背離,這就不能不影響他的偉大藝術道路的光輝形象。所以說,他們的這種違背人民歷史發展主流的政治野心,也就影響了他們自己的藝術價值。這是理所當然的,歷史就是這樣一副公證的天平!

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李磊先生的這種藝術家參與政治就是政治野心和這種藝術就必然遭受貶抑的籠統界定論調,是必須有前提才能成立的,正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樣。除此,這裡還要明確指出的是,李磊的這個說法,實際上是在專制政治統治條件下才能普遍適用的,而一般不適用於民主政治條件下。由於專制獨裁政治是非民主的政治,是不能還政於民和人權在民的政治,是沒有經過人民一人一票直選合法決定的,是屬於政治利益分配與政治程序操作都是暗箱作業出來的;其政治統治者的換位和更替都是在政治統治者之間完成的,其法律的制定是非法制而人治化的、是只對下而並不對上(其法律是制訂約束給人民的,而不是用來約束政府統治者的,而民主國家與之正好相反)的,其憲法法權是打著人民民主專政的旗號而真正實行的是一黨專政至高無上的,其政府執政機關是不受任何監督制衡機制限制的,其言論出版結社的所謂自由是一元化而非多元化並存的,其人民在政治決定意義上名為主人而實為奴僕的。所以說,這種專制極權獨裁政治的遊戲規則和換位爭職操作程序,就必然是要靠非人民民主合法裁決上的完全在統治階級內部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欺下瞞上、阿諛奉承、溜須拍馬、謊話聯翩、虛於委蛇、打擊陷害、爭權奪利、你死我活、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驕奢淫慾、腐敗透頂、權大於法、權錢交易、有權即天、權即真理,所謂代表人民利益都是空頭支票,一切都是為了奪權穩位,為權利鬥爭,有時還要不斷發生互相殘殺事件和驚心動魄的戰爭。用一個較為形象的說法就是,獨裁專制體制的政治監督機制,就像比賽場上的運動員給運動員自己當裁判一樣,在沒有裁判員的情況下,肯定是靠互相撕殺取勝!因此說,一個無論什麼樣的天才藝術家,即使他創作了再好的再偉大的作品,他一旦參與或捲入了這種黑金腐敗政治和注定殘酷無情的陰謀意識形態鬥爭,他就難免不會成為一個野心家、不會淪落成為一個欺壓人民的劊子手、不會成為甘心歌功頌德的看家狗;即使不成為野心家,也會自然成為野心家的吹鼓手、政治小爬蟲、當權既得利益的御用文人、專制獨裁者的投降派、背叛人民利益的犬儒主義者;儘管這種藝術家可能曾經創造了偉大輝煌的藝術或在某些方面的藝術技術水準還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也都注定挽救不了他的藝術人格會被人民大打折扣的下場,他的藝術思想光輝也會被前進的歷史所貶義與人民所唾棄的厄運,他的藝術成就魅力也會隨著專制獨裁統治著的逐步退出歷史舞台以至徹底消亡而被藝術價值自身消弭和蒸發一空的結果。於是說,參與或捲入這種專制獨裁政治的藝術,是根本不會再有批判精神的藝術,也不會再有為民請命的憂患意識。因為這種藝術說到底是沒有根本自由的、一元化的、主題先行的、沒有血肉的假大空藝術,是只能作為敲門磚往上爬的藝術,是只能成為極權統治者的御用工具的幫閒藝術,是永遠不會有大出息的藝術!相反,民主政治則完全是人民自己的政治,是真正還政於民的政治,是由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政治,是人的政治權利人人共享的政治,是人人有人權的政治。民主政治起源於古希臘城邦的一個詞,意思是平民或城市居民全體的統治,所有的人有權決定普遍關心的事物。民主是建立在對個人價值的信念的基礎上,因此進一步的標準是每個公民對某些基本權利得到保障的程度(指在實踐中的依法制而執行的),這些基本權利為:確保不遭任意逮捕或監禁;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即有權舉行公開集會);有請願和結社的自由(即有權組織黨派、工會和其他社團);有行動的自由、宗教和教學的自由。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需要建立一個人人可以接近的獨立司法系統和法院以保持民主。等等。民主政治的產生,則從根本制度上根除了野心家的產生和毫無法限地發展,剷除了專制獨裁野心家單靠暴力奪取或繼續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可能。民主政治必須使用的遊戲規則,其真正是建立在法律程序上的而不是空喊口號的為人民服務制度,這個制度是通過定期全民直選的多數票程序決定其自己滿意的各級領導人,由此凡搞野心的自然選不上來,即使選上來的若有野心膨脹或搞腐敗或不能很好為人民服務的,一是將被各種監督制衡機制隨時曝光、揭露和批判,二是將被議會和反對黨隨時動議彈劾或者必定再被人民選舉下來,因此,凡在民主政治上的野心家必將是身敗名裂,一般來說也沒有了其產生的土壤和在政壇上的繼續生長的溫床。大家都知道的,在美國歷史上的最大的政治野心醜聞案,則莫過於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先生利用現有職權支持本黨偵察他黨的政治情報,由此這一著名的「水門事件」,使政治前景一直被人民看好的尼就在事後人民的一片哄聲下,則立即下台了。如果換上我們中國的極權者,黨政不分,黨國不分,黨的一元化領導高於一切,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野心就是黨和國家的所謂最高利益。毛澤東先生在斯大林先生死後,為了爭當世界共運領袖,就要發動搞亂全國全黨的文化大革命,其用意,無非是想在非程序上,能夠剷除只是說了幾句反對個人崇拜的的話的劉少奇先生這個毛的黨內最大障礙。八九年那場學生民主愛國運動,本來從始至終都是和平秩序化的,可為了後怕因此會被迫承認學生是對的而動搖一黨專政的利益基礎,就要沒有暴亂也要先下手「除去後患」而「平暴」……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如此說,凡是攻訐搞民主政治和具有民主政治理念與信仰為政治野心的,如果不是由於天真幼稚無知,就是出於別有用心的巴結極權政治往上爬的企圖陰謀陷害,其這才是政治野心家面目的大暴露!請李磊和與李磊有類似認識的朋友千萬注意的是,理想民主政治並堅決批判現行極權政治的文學寫作,即被我稱為的後政治寫作,它本身就是與現行腐敗專制政治決不合作的,是專門批判這種豢養野心家的、以謀權篡位為唯一運作方式的獨裁政治的,是從根本上與之追求功名利祿的、歌功頌德的功利主義寫作勢不兩立的。只有頑固執行、極力維護並賣命幫閒當政極權統治階級利益的投降主義寫作路線的,他們才是甘當奴僕的妄圖實現政治野心的最本質表現者。

最後,我要鄭重告訴李磊先生的是,為人民爭取民主的文學藝術,是不僅能夠干預政治的,而且還要決定或影響政治的。因為文學既然是人學,既然要表現人性,文學就必須表現和參與決定人的第一權利的人性的政治性。人只有具有了政治權利性,人才能具有了真正解放的自由性。獲得了民主制度的國家裡的人民的充分自由人性,也是我們專制國家裡的人民有權追求的人性天賦自由人性。雖然我們的人民還沒有完全獲得那種充分天性的自由人性,但這不能成為想永久剝奪我們人民最終會實現這一自由天性的反動理由和無恥借口。西歐偉大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之所以一直高舉的人文主義大旗,就是以人為本位的人性權利的文學,並用以這樣的文學寫作來干預一切和決定一切的、解放一切生產力的文學革命過程,所以由此才在人類的西方普遍實現了人類自由文明的人類民主政治制度。所謂文學藝術「無法決定政治」和「無法改變政治」的非人學論調,與其說是這是一種不懂得文學是人學的根本要旨的表現,倒不如說是這是為了反對文學干預極權政治的罪惡目的,從而幫助專制統治者打擊陷害廣大人民通過文學運動爭取人權在民的偉大事業,進而鞏固他們的只有他們少數人的政治權利高高在上的不容挑戰、不容合理分配的獨霸地位。從我以上的論點可以見出,極權專制政治的特點,確實是如李磊先生所說的「政治即權術,當政者無不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絞盡腦汁」這一定論,所以,我們要主張民主政治,堅決反對、批判以至極力根絕專制政治。如果李磊覺得我這樣分析是有誤您的原意,或者明知道這是我反其道而用之,再或者對於專制極權者來說,我這也是以致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吧,這也就是為了嚴厲警告別拿專制無恥政治的混蛋邏輯來企圖有辱人民民主政治。是的,就藝術的超前性和活躍性來講,也無論是在專制政治還是在民主政治情況下,亦都應該是這樣,即恰如李磊所說:「藝術」確實「不同與政治」,「藝術家必須超越精神和思想的任何羈絆而獨立存在。」但必須明確指出的是,這裡的「獨立存在」,是它的主動性,而絕不是它的被動性;是它的介入性,而絕不是它的逃避性;是它的批判性,而絕不是它的奴才性;是它的超越性,而絕不是它的維護性;是它的毫無羈絆性,而絕不是它的保守性;是它的獨立存在性,而絕不是它的臣服依賴性……所謂「物我兩忘的藝術創作的自由意義」,都必須是建立在這一切原則基礎之上的,否則,不是圖有虛名,就是欺世盜名!可是李磊先生到最後還是沒有給自己把握好,反倒自己給自己大加否定地說什麼:「政治的輸贏則由政治家掌握,藝術的勝敗則由藝術家把握。」這樣說來,您還談什麼「藝術家必須超越精神和思想的任何羈絆而獨立存在」?!您還不如說:藝術對於政治就是被動的,就是歌功頌德的;文學對於當權就是逃避的,就是世外桃源的;詩歌對於極權就是奴性的,就是無法批判的;文藝對於專制就是維護的,就是不能超越的;文人對於皇權就是保守的,就是墨守成規的;藝術家對於獨裁者就是臣服的,就是俯首帖耳的(正像我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在生前教導我們的那樣:「政治家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我還是想要最後說明的是,李磊先生的多次主動發起反擊和挑戰我的後政治寫作,則絕對不是為了這些吧?!

  末了,我想向我的朋友李磊先生再次說清和道歉的是,由於您是我的朋友和我比較尊重的網絡詩歌批評家之一,我一向都是對於您的多次主動(跟我帖)反對和挑戰我的後政治寫作行為採取迴避態度和行動的。您應該記得,您的多次這種跟帖,我都是婉轉地繞過去了。對您的有些質疑,我都是在我的另文中不指名地具體回答了。這是為怕我的話鋒不機,會有傷您作為我的尊敬的朋友之一的感情。對於其他朋友,我也是和您一樣處理的。有關關懷我人身安全和鬥爭策略的提醒,我都是充滿感激和積極回音與認真對待的,而對於一般質疑我的這種問題,我還是盡量迴避的,怕就怕是像您和我這樣的由此引起的原則衝撞,這就被迫使我不得不迎頭回擊了。有關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建議我們最好到思想網站那裡去爭議,因為那裡相對不會像詩歌網站這裡非常炸眼。我們作為朋友,我願望繼續保持友誼關係,而作為觀念形態的原則分歧,我們只能在論戰中互相求異存同了。也許我的話有許多不中聽,或許會引起您的憤怒,但您畢竟比我年輕,我相信,將您覺醒的時代,就是我對您問心無愧的時代。

2003年11月5日星期三@(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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