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9日訊】1、今天我看了高行健先生的「獲獎演說」。兩位在理念上堅持的東西有共通之處，也有不同之處。高認為自己是被迫害的作家，自稱是「流亡者」，堅持個人寫作。楊先生如何看待高先生？您是否也認為自己是個「詩歌的流亡者」？是否也堅持「個人寫作」（ 孤獨方式寫作）？
我當然也是我們中國千千萬萬個被當局被害的作家、藝術家之一。但高可自稱是流亡者，而我絕不可自稱是，因我至少現在還堅持在祖國大陸的本土上寫作。其實，就我個人寫作的苦難史來講，除了現已流亡海外的英雄詩人黃翔以外，在當代本土上，我是命運最為慘重者之一，另外在詩歌界還有廖亦武先生，但廖還是比我幸運得多。廖畢竟在印刷時代就把自己的代表作品推出去了，而我到了網絡時代的現在才剛剛開始被挖開被封埋將近２０年的先鋒詩歌寫作史。但無論過去和現在，也無論怎樣，我都會一以慣之地堅持我的個人孤獨方式的獨立寫作。
2、我曾經看過這樣一段論調：我認為文革是必然的，包括文革前的運動。如果沒有文革沒有大躍進，中國的現在將比蘇聯更悲哀。文革的罪名被套在「毛澤東及四人幫」頭上是有失偏頗的。他們固然有錯誤的地方，但沒有集體無意識的參與是不會有這樣的結果的。再者說，文革的出發點本身不是壞的。我堅持的理由是：歷史的發展和進步必然是殘酷的，而且必須是殘酷的（也許有人會罵我有暴力美學傾向）。我們在「稱頌」秦始皇及成吉思汗的時候，難道沒有證明這一點嗎？希特勒或許在千年之後也是英雄。秦始皇與希特勒以及成吉思汗只是因為所處的歷史環境和時代的不同造成了在別人心裡的形象不同罷了，但他們在殘暴上難道沒有一致的地方嗎？因他們造成的進步不是他們的本意，但是是結果。不能說希特勒沒有給二戰後的世界格局及歷史的進步造成影響（電影的《英雄》是讓人嘔吐的）。現在看待這個問題時，我們被禁錮在民族主義的牢籠裡，這不單是中國人，也包括歐洲人、美洲人。……（出處我暫時無法提供給大家）我想問您如何看待這種論調，以及說我們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是否應該？
從中國人被血腥的極左共產專制的統治程度來看，文革的發生是必然的，因為這也是自中共建政以來所堅持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所導致的必然產物和不可避免的結果。歷史也是不可假設的。歷史已成為歷史、或已發生了歷史那就是歷史了。但單憑假設而言，如果沒有文革和大躍進，劉少奇不會被打倒，那樣在黨內的親蘇派就會佔據上風的統治地位，中國就會亦步亦趨地跟著斯大林加勃烈日涅夫模式的蘇聯走下去，其結果也不會比毛的反蘇派路線好多少（因為那時不會在黨內出現一個親西方民主派）。他們誰打倒誰，都不會把共產統治的根本即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和階級鬥爭方式改變，其只不過是溫和派和強硬派的誰上台的形式區別而已，再萬變也萬變不離其中的還是獨裁專制政體本身而已！所以說，由於那樣的一黨獨大的建立在一為血腥暴力鎮壓不同政治勢力、二為嚴控言論自由而愚民成效的獨裁至上的絕對權力的一元化迷信統治下的統治基礎上，為此那時的共產主義瘋狂確實是集體無意識的。２０歲以前的我，就是被這種毒液浸透了的心臟的赤誠者之一。我那時的赤誠也一點沒有假。這其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血液問題。要想徹底救中國，就必須徹底更換具有長期潛伏性的癌細胞組織裂變的血液系統，即給中華民族以徹底換血，亦即進行以徹底反洗腦的洗腦。我們經過了歷次所謂路線鬥爭的反覆洗腦運動，我們民族的９５％以上的民眾基礎的頭腦中的多元開放思維已不付存在；就連儒家思想也被從根本上的幾千年的傳統支配細胞中洗除，所被洗腦後灌輸進來的全部是只有一元思維的頑固不化、愚昧透頂的共產主義極左世界觀，血液裡全部是毛的封建專制主義加毛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英雄主義價值觀；對毛的個人崇拜至今還是全民族大多數人的絕對情感傾向的選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雖然不再成為人們平面上的日常生活準則，但在深層潛意識裡有時（特別是對歷史事件的回憶與看法的定位上）還在支配著人們的價值判斷標準；即使是對於７０、８０年代後所成長起來的經濟開放時代的走向和正在走向社會的新人來說，由於他們正好趕上一個中共作為國家化的極左指導思想全部放棄而實行了比較務實的只注意發展經濟的權錢交易的黑社會時代，所以他們在社會學上只有個人小自由的政治無意識而沒有全體大自由的民主思想，並且他們在行動上的小自由窮奢極欲氾濫化與在觀念（主要是來自教科書）上的接受下來的歷史共產主義思維教育的認可理念則又是那樣水火不相容，這使他們反倒是在現實觀念意識上謹小慎微地反感或者恐懼一切政治，而在歷史觀念意識上卻頑固保守教科書上的教育觀念，因此這一代人很可能就成為頹廢無聊的政治矛盾和政治無意識一代，他們很難再有王丹一代青年人的那種活躍思想時代。因此我說，我們的反洗腦的洗腦和全面換血運動如果不盡早地來臨和進行，新世紀的後幾代人還將被這樣糟蹋和蠶食廢棄掉！那麼，這個運動是什麼？這絕不是像中共傳統意義上的發動運動的運動，而是只是爭得或者等到言論開始走向全面自由、開始能讓媒體徹底實行鬆綁與解放就行了，就可以讓被歪曲的真理和被愚昧禁錮的普世價值觀在不會很長時間內重新回到人們只有一元化的單一頭腦當中來，並很快就會開放出百花爭艷的活躍思想春天來。這就是換血，就是反洗腦的洗腦。中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言論自由能不能開放的問題。如果首先有了言論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迎刃而開，其他自由的到來也許就不廢一槍一彈，或者少廢一些槍彈。
關於文革的出發點本身是不是壞的這個問題，這要看歷史的客觀存在而言。從主觀上講，文革的出發點是毛本想利用群眾反官僚、反權力腐敗的普遍願望和善良期求，而陰謀發動的以實現他的個人爭權奪霸的獨裁統治為目的的個人奪權運動，也是執政黨內非程序化的爭權政治鬥爭的結果；從客觀上講，其造成的空前民族大劫難，這是連執政黨也在後來不得不承認和將其全面否定的事實結果。所以，文革從出發點到結果（從主觀到客觀）都是壞的。對它還抱有「出以點不是壞的」說法的，一是執政黨為其繼續堅持進行已部分修正了的獨裁統治體制的一種策略說法而已；二是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極左思想作為支配人生觀的自我心理解脫者的說法。
關於民主制度沒有建立以前的一切歷史的發展和進步已然是非常殘酷的說法，是可作為事實的。因為這個歷史是全部靠著流血來更換新舊政治體制的，而自從西方民主體制誕生以來，便出現了新的和平過渡的更換新舊體制的非暴力的理想模式，即可以不再重複封建專制主義以來的那種非常殘酷的政體更進制和血肉進步史了。之所以進步人類要建立民主制度，就是因為這是完全可以按照良性循環的發展規律來改政換代的，即通過基本上是靠立法立憲規則下以和平普選的方式來完成政權更替的。自從民主制度有效實行以來，靠暴力來更換歷史進程的殘酷歷史與現實正在得到部分控制、改變或趨於緩節。美國等建立民主制度以來的上百年和平推進的政權輪換歷史，就很好地告訴了人類這一存在現實的必要和可能，並由此已成為人類世界進步歷史向前發展的總趨勢和總潮流。我的《猛犸時代》所表達的和平非暴力的基本民主進步理念與這種政治訴求就是在文學藝術形式上的代言產物。
過高「稱頌」秦始皇，這歷來是獨裁專制者的別有用心。毛的思想就是秦始皇暴君帝力根源加之馬克思階級鬥爭混蛋學說的產物。在毛的煽情和定論下，文革以來在史學界和思想界則把秦始皇過分地渲染了，這就是為政治服務和文以載道的結果。公正而客觀地講，把一定的歷史人物必須拿到一定的歷史階段來評價。之所以說秦有功績，是只能針對他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階段上的推動歷史的作用，並且他的殘暴一面是必須由後人認識清醒和批判的。如果不能清醒認識和批判，那就等於是守舊他的反動的一面，並加固由他創建的那種罪惡的封建專制體制。包括對成吉思汗也是一言以蔽之。希特勒上萬年後也不會成為人類的英雄，只能被界定為惡魔。因為歷史越是向前發展，越會證明並能不斷批判這種人類的罪惡元兇之禍根罪行。其實，毛比希特勒還希特勒，比斯大林還斯大林，比惡魔還惡魔。但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由於沒有真正的新聞言論自由，這便對於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毛還是一個大英雄，可過若干十年或不用上百年後，即等到言論完全自由後，毛肯定在人民群眾中是一個大希特勒。這裡必須指出，對於歷史人物的定位，我們普遍的知識界和史學界還是缺乏史學定位的基本常識。秦也好，成也好，還是希和毛，他們無論多麼罪惡，其都是影響歷史的人物，也是歷史上的一定政治宗教信仰集團內的領袖人物，但他們不能是人類進步歷史上的普世人文價值觀上的真正英雄。他們最多只能定位為一定民族歷史階段上的狹隘民族主義「英雄」（其實就是惡魔）——因為在一定歷史階段上，必須承認他們曾經代表某個民族、某個黨派、某個集團的一定利益、願望和信仰的，而且這種地位的取得，也主要是靠他們的高招權謀、武力佔有上風實力、愚弄群眾有術等這三個方面的只有混世魔王才能具有的條件基礎，並惟有在愚眾與亂世情況下才能使他們獲得成功的。在一個民主體制的正常文明盛世情況下，他們在斷了愚眾與亂世社會基礎之上是絕然不能成功的。毛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大英雄」也算是是當之無愧的，作為一定歷史階段上的當時代的人民和集團的領袖也是成立的。正因為他們的殘暴都是一致的，都是以暴力殺人起家、以欺騙獲得地位和以愚弄百姓爭得權力基礎的，所以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為今後歷史進程上公正承認的人類英雄。他們所造成的歷史事實，往往不是整體人類的進步，而只是個人和個人所在的集團信仰的成功而已。孫中山所締造的民主體制被毛的紅色革命一舉倒退為紅色專制，使我們不亞於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潮流付之逆轉，已至於今天還成為我們民族的夢中理想。
二戰後的世界格局及其歷史的進步，正是反法西斯的結果。如果沒有二戰，希特勒的極端社會主義就要從根本上消滅當時正在興起的民主體制，甚至就連蘇式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將不會存在，那樣就將是法西斯主義的以日爾曼大民族主義來任意屠殺各種種族、各種主義的完全黑暗的血腥的天下。
我們確實一直禁錮在民族主義的牢籠裡。古代的封建主義時期是這樣，現代的社會封建主義時期也仍然是這樣。當著專制極權主義在喪失一切統治人的價值觀時，他們的最後絕招就是打出（極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旗號。當年的希特勒就是這樣把所謂優等的大民族統治下的大家庭社會主義與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熔為一爐的，所以在短時間內就得到了無限膨脹和空前未有的強化，並產生了強大的精神控制力和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的強化威力，從而也很快發展了突飛猛進的生產力。共產主義當著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時，也同樣如上產生了巨大的威力。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十月革命後的短時期內的國民經濟迅速建設與恢復正是這樣，中國共產黨人借助抗日戰爭的爆發而一舉奪取政權也是這樣，其都是這種把極端民族主義和烏托邦的極權社會體制理想結合在一塊而成功的典例。若沒有極端民族主義與之他們的信仰理想主義結合起來運用，他們的信仰理想主義就是不會成功的真正烏托邦。尤其在當代，我們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力強化，則有效地抵制了普世民主主義的進步潮流的演變，也有效地填補了中共現體制對傳統的共產階級鬥爭價值觀放棄後的信仰真空，並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國民積極性為之片面發展經濟生產力而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務實作用力。但對於長遠的人類總體利益和歷史進程來說，極端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愚民效果和實際阻礙進步潮流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滋生的短期經濟效益行為、民族仇恨甚至恐怖主義盛行，這都是我們先進人類和進步的普世人性價值觀必須唾棄和批判的，而且這種批判勢在必行（不然人類進步潮流將會被這種罪惡的偽人性和狹隘利益價值觀所徹底吞滅）。真正符合普遍人類人性的，最終還是人類民主主義。但現在被極端民族主義煽動起來的民族矛盾、暴力仇視和恐怖行為則還愈演愈烈，美國等民主國家的相對人類主義的思想與行為還被根本歪曲和讓恐怖主義者包圍著，所以，真正的人類民主主義在實踐起來之時，則是那般艱難和不盡人意……當然，我不是說美洲人、歐洲人的先進民主國家裡就沒有一般性的民族主義思想，而是說他們基本上（從整體上而言）沒有非常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想和這種狹隘價值觀，起碼在他們的知識分子主體中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在民主體制的國家裡，民族之區分和差別以及相互的歧視越來越小，民族歧視問題從制度上給予了禁絕。凡民主體制國家裡，都是基本門戶開放主義的，而且各個民族的精英分子和異義人士都能相互來去自如。只有專制國家裡是口喊著世界大家庭，而實際上卻不能容納百川，甚至不能容納本民族的異義人士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僅僅有限的生存與活動的自由人性權力。
3、詩歌的審美該如何定位？
詩歌審美的定位，我認為一切真的都是審美的對象。審美也必須包括它的批判手段即審丑。純主觀審美的那種從正面歌頌正義和善美的審美固然需要，但純客觀審美的從反面揭露醜惡和批判罪惡的審丑也絕對的不可或缺。我們的專制主義強制下的主流文學藝術觀就是缺少後一種審美（即審丑）。我們的這種缺少更有甚於幾千年的封建主義時期，因為那時還有《紅樓夢》等偉大的審丑著作的誕生。所以，審丑寫作切實需要重新找回並要立為正傳，如此以至強化起來。
4、政治的審美如何定位？
對於政治審美如何定位這個問題，我認為必須首先從思想根源上徹底廢棄中共建政以來就推行的蘇式的極左傳統寫作模式即為政治服務的歌功頌德的政治審美原則。現在看來，這種政治審美原則已經基本上被淡化了，就連官方的意識形態主導領域也不再提「為政治服務」這個口號了。但是，作為這種政治審美模式還沒有從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思想根源上徹底消除。一方面，文學寫作者一般來說還是習慣於跟從性的正面頌揚現政意識形態的所謂審美寫作，與過去的歌功頌德的單方面的只歌頌個人統治之德和以建立在個人崇拜基礎之上的左派政治有所不同的是，現在是片面頌揚完全國家政治化了的極端愛國主義和與之相關的一切可以弘揚的只准說好不准說壞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一部分文學寫作者雖然開始厭煩任何貼近政治命題的寫作，但卻從此失去了對政治的批判鋒芒和對國家與民族的憂患意識，並更以為甚的是，由此而開始造成了普遍逃避政治、害怕政治、或者乾脆犬儒政治、投降政治的稗史之風。這樣就有意無意地還是綏靖了政治、同樣起到了頌揚政治的作用（因為現在的弘揚主旋律的文化政策，就是企圖更寬泛地來界定政治的含義乃是只要愛國便是最大政治的主旋律，也即是說只要不反現存政治就是等於弘揚了主旋律——等於頌揚了政治）。這兩種方式和傾向都是過去年代的服務政治的大翻版，其換湯不換藥，乃實質一樣。對於統治者來說，只不過是變換文化政策的新適應和新政治而言；而對於新時期寫作者來說，也只不過是投降政治的新形式和新御用而已。只有那些不僅主動逃避政治的利誘和御用的、而且還能勇於堅定不移地批判並解構現存政治的文學寫作者，才可以稱得上是真正地廢棄了傳統服務政治寫作模式和歌功頌德審美原則的人。
如此看來，在還沒有徹底廢棄傳統極左政治審美寫作模式的情況下，新的政治審美寫作原則和模式都還嚴重闕如。如此這樣一概逃避政治，在政治上沒有真正的審美（真正的政治審美是必須批判政治的），實際上就是等於放棄了對於這種大文化、大歷史和大藝術的干預及其寫作實踐。那麼，新的政治審美是什麼呢？這就是我一貫堅持進行的批判政治、特別是批判和解構平面化的政治極權中心權力話語的絕不投降的寫作路線，即堅持自古以來每個文人必須具有的批判主義和憂患意識，也即是以文學文本的藝術形式批判並解構一切醜惡而又腐敗的政治，努力為民請命、為歷史和人民的未來代言，從而肩負起每個知識文人分子必須肩負和承擔起的推動歷史、改變人類生存環境和現實人文面貌的道義精神責任。
5、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的：一是在政治體制層面上的具有制度根本保障的言論自由社會的早一天的到來；二是在文化體制層面上的具有多種文化意識共存制衡互動的完全自由化的文學藝術春天；三是在以上兩個層面還沒爭取到或者還沒到來的情況下，我們急需要的不是坐等其成，而是主動爭取並使之奮力推動向前，並以其早日實現之。這就急需要和必將要求我們文學寫作者必須承擔起我在以上所說的新的政治審美責任！不無重複和必須重申的我們的政治審美責任就是：急需要我們承擔起對於重大歷史事件和現時平面化的政治現場的干預責任；急需要我們承擔起對於普世人性人權價值觀念的以其藝術形式的普及教育責任；急需要我們承擔起對於我們知識分子文人來說、特別是對於慣以自稱為先鋒文人來說——我們必須承擔起的人類正義道義與人生正直價值觀的一切人類先哲賦予我們的勇於自我犧牲、勇於批判腐朽、勇於具有肩擔一切苦難的前瞻憂患意識和現實批判精神……責任！……
２００３／９／２３日於盤錦藍屋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