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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8日訊】四、台海和平取決大陸政治民主，中國領導人必須作出慎重抉擇
台海兩岸的和平与否、安全与否、穩定与否，也有賴于中國共產党內的熱愛和平的政治力量的理智、智慧与能力，也有賴于中國大陸北京政府內的有識之士的英明決斷和具有前瞻性的、新穎的思路。
任何危机都是可以化解的，更何況還是骨肉之情的兄弟姐妹呢？那就更沒有什么理由肆意挑起自相殘殺、自相毀滅的窩里斗的台海戰爭了。
中國共產党并不是鐵板一塊，除了几個有數的極權專制主義者之外，許多人還是能夠而且也的确具有正義感、是非感的，只不過在極權主義制度的淫威下，這种正義感、是非感不能得以表現而已。一旦時机成熟，這些人被壓抑已久的良心都會顯示出戰胜專制、戰胜獨裁、戰胜極權制度的偉大力量的。關鍵是時机，共產党內的民主力量也在等待時机、以顯示它自身可能或必然具有的基本的人性、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共產党內并不缺少開明派，只不過這些開明派現在看來并沒有掌握党和國家的核心權力。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開明人士，或具有与他們一樣的和相似的民主思想的人物，党內肯定大有人在的。但是作為一种專制極權體制，共產党從整體來說是一种早應退出歷史舞台的人類文明發展的阻遏力量、是一种不容忽視的極大的惰性力量。
台海兩岸關系，說到底也取決于中國共產党內民主的實現程度。當民主一經實現，台海兩岸就只能有和平而沒有戰爭；當專制獨裁極權仍一如既往地耀武揚威和濫施淫威之時，台海兩岸關系就會充滿种种不可預測的不确定性，台海兩岸的和平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而有效的保障。那時，戰爭、非理性的戰爭，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降臨。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不民主，就是專制獨裁極權，就是這种反民主的極權政體，而中國共產党就是統治中國大陸的極權政體。可以說，專制不除，人心無宁；獨裁不除，社稷無宁；極權不除，國家無宁。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台海兩岸關系，也必定受其所累，沒有宁日可言。對此，是不應抱有任何猶豫游態度的。不能奢望在極權仍然保存完好的情況下，台海兩岸之間會由和平來主導，這是既不現實的，也 O不合情理的。
共產党內的民主勢力也肯定是反對台海兩岸之間發生不應發生的軍事沖突乃至各种形式的戰爭的，但這些體制內的力量需要體制外力量的有机的和有力的配合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否則它是很難發揮出什么作用來的。所以，要做好相應的配合工作，要注意分化、瓦解共產党的專制力量，要逐漸地孤立共產党的專制力量。被孤立的共產党的專制力量，是毫無力量可言的，是很容易被鏟除、被根除的。為此，需要在理論上批判共產党不堪一擊的陳腐教條，需要指出并批判共產党所恪守的意識形態的荒繆之處。
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對待台海兩岸關系的歷史与現狀，不能一頭熱，不能害單相思。共產党總是強調“實事求是”，可見它的不那么實事求是究竟有多么嚴重。共產党實際上是最不能做到實事求是的，所以才總是不厭其煩地、大張其鼓地和信誓旦旦地要求別人實事求是。台海兩岸關系的實事求是的要求就是必須正視兩岸業已長期存在的政治分离的現實，并据此進行兩岸協商与談判的相應工作。為此：
第一是要平等：要平等的政治地位，平等的政治實體，平等的相互交往。只有平等，才能消除誤解与隔膜，才能坐下來，才能逐漸地靠攏。倘若一方盛气凌人，居高臨下，那談判怎么進行？那恐怕就很難走到一起來了。所以，平等是前提，是合作的前提，是談判的前提，是走到一起來的前提；
第二是誠心：誠心誠意地為對方著想，誠心誠意地拿出自己的符合實際的想法，誠心誠意地接受對方的質詢，誠心誠意地希望對方諒解。沒有或匱乏誠心，而只想要脅對方、威逼對方、恐嚇對方，那就沒有什么意思了，那就用不著談判了，那就不是談判了；
第三是妥協：沒有妥協就沒有協議，沒有妥協就沒有談判，沒有妥協就沒有成功。台海兩岸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在誠心誠意的善意指導下，必須學會妥協。退一步，天高地闊，沒有什么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所謂妥協，就是互相謙讓，沒有謙讓，好事也是要辦砸的。所以，必須學會謙讓，必須實行妥協。應該說，台海兩岸關系只有在妥協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和平，這种和平才是牢固的、才是不易被摧毀的和平。妥協是走向和談与和平的光輝啟點；
第四是互信：台海兩岸分治已達半個世紀之久，有兩代人的差距。除了個別人的特殊交往之外，大規模的交往也只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長期的意識形態、尤其是毛澤東所搞的那一套戕害中華人民共和國臣民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搞得人心惶惶。誰要是有個親屬，例如叔叔或舅舅、姨姨或嬸嬸在台灣的，基本上就被划入了“敵特”或是“特嫌”的范疇，其待遇就跟“階級敵人”差不多，總是受到極為嚴密的監控，稍有不軌，那就得大刑侍候了。
顯然，在毛澤東的紅色中國大陸，在“偉大、光榮、正确”的領導下，對台灣從來都沒有什么信任之感，動不動就以“台灣國民党反動派”相指稱，以“蔣匪幫特務”相指稱，以“敵人”相指稱，這能叫信任嗎？可以說，大陸對台灣是毫無信任可言的。而台灣的“中華民國”，一直把大陸的中國共產党成為“共匪”，指大陸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手里已經變成了“人間活地獄”，所以台灣對中國大陸也是缺乏信任的，可以說是根本就毫無信任。在相互喪失了信任的條件下，台海兩岸焉能不發生危机？戰爭的陰影又如何能夠去除、戰爭如何不會迫近？
隨著八十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閉關鎖國大門的打開，台灣商人紛紛投資于中國大陸，經貿往來煞是紅火，交易額呈連年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大陸因六四屠殺遭西方國家經濟制裁后，港、台資金極力保駕支撐，令大陸經濟不至于最后地崩潰，這樣就使兩岸民間慢慢地有了一點點相互了解。其后，由于經貿往來日益頻繁且不斷增加，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開始深入，但由于政治層面的阻隔，這种了解也只能停留在經濟交往方面。政治方面，由于中共頑固地推行“不与台灣建立官方關系”的錯誤政策，致使迄今為止一無進展，更談不上有什么政治上的密切交往了。
建立兩岸之間的互信，确實還有很長的距离需要縮短。不建立互信，就不可能解除惡意与敵意，就很難确立和平的机制，就很有可能引發一場戰爭。所以，互信很重要，這尤其需要中國大陸的執政党 —- 中國共產党首先認同台灣是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与之進行各方面的、全方位的乃至官方的接触。只要中共党能沖破自我設定的妨礙台海兩岸關系發展的一切不良措施、包括政策与策略，按照上面提到的平等、誠心、妥協、互信的原則去發展交往，台海兩岸的危机自然就會得到很好的化解。
除了台海兩岸關系需要以民主的方式處理之外，處理一切其他的關系，包括与中國民主党的關系，与其他八個“花瓶”党派的關系，与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的關系，都需要以民主的方式加以解決。民主是解決一切關系的指導方針，民主也是解決中國共產党一党專制的基本方針。為追求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作為執政党的中國共產党必須首先實行自身的民主化，必須實行自身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必須改變中國共產党現有的專制獨裁極權的統治方式。那么，這种專制獨裁體制應如何改變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拿几种大家都熟悉的極權體制及其結局來作一對照，以說明中國共產党領導人必須直接面對的和必須慎重抉擇的几個出路。
1.勃列日涅夫統治
勃列日涅夫的執政方式，是沉悶、遲滯、無為的統治方式。其主要特征是“穩定壓倒一切”，其行為方式是以拒絕政治改革而維持專制極權統治的苟延殘喘。在強權的剌刀所維持著的穩定下面，充滿了社會生活非正常化的陷井，种种非人性的暴虐与血腥，言論不能自由，政治活動不能自由，社會上唯一自由的只有不受限制的、為所欲為的權力和持權階層。
勃列日涅夫朝代所追求的社會表面上的穩定，實際上卻涌動著亂動的深不可測的淵藪。現實的中國大陸亦即“江核心”時代，就是一個別無二致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而江澤民不過就是中國的勃列日涅夫而已。整個社會都處在一种無法自拔的昏庸無能的狀態，等待著偉大領袖自然生命的終結，等待著核心老死于任上而把整個一個爛灘子交給下一任党魁。中國大陸現在所處的勃列日涅夫或曰“江核心”時代，是中華民族現實悲劇的證明，是中國現代化毫無前途、也沒有任何希望的標志。中華民族倘若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實現中國人所應具有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就必須沖破中國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亦即“江核心”的獨裁體制和無能為力的狀態。
任何經濟改革，倘若不輔之以政治改革，則是不完善的改革，其導致的結果則必然是貪污腐化、行賄受賄、權錢交易以及黑金政治。所有這些，將不可避免地引發整個社會的層出不窮的不公正和全方位的道德淪喪，其危害是極其巨大的，是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的。
勃列日涅夫時代不可取，“江核心”時代不可取，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不可取，沒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不可取。
2.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
八十年代中期，在前蘇聯大地上興起了以戈爾巴喬夫為領導的改革運動，其標志是公開化与透明化，從而使前蘇聯的歷史沉冤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了澄清，并使前蘇聯由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的沉悶無為的死气沉沉的狀態轉到政治相對寬松、言論相對自由、思想比較活躍的狀態。戈爾巴喬夫以其改革与新思維的綱領激活了前蘇聯人民的前所未有的創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潛力，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創造力。雖然戈爾巴喬夫以棄權，亦即放棄蘇共中央總書記這一至高無上的地位之方式使自己消隱于俄羅斯的政治舞台，但他的不朽的改革与新思維的綱領，他的公開化与透明化的旗幟，他的使蘇聯社會由沉冤已久的非正常化走向社會生活的正常化，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其先進的理念推翻共產專制極權的曠世壯舉給俄羅斯大地帶來了不可逆轉的民主、自由以及人權，并使俄羅斯人民為能擁有他這樣一位偉大的、跨世紀的領袖感到幸運、感到自豪。
与俄羅斯人相比較而言，中國人民實在是太遺憾了，因為至今還尚未產生過一位類似于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胡耀邦与趙紫陽似乎應該成為中國的戈氏，但由于這兩位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曾經活在鄧老太爺的陰影中，都受到這位當代男性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指揮与擺布，因而雙雙都不可避免地落下了木偶的名聲，并最終遭到被罷黜的悲慘命運。雖然胡、趙兩人都可能具有戈氏的思想意識或至少接近戈氏的理念，但卻被具有中國特色的老人政治所堅定不移地和徹底地拋棄了。于是，中國大陸就在鄧小平以及一幫昏庸無能但能量竟可以一手遮天的老人們的一片擁戴聲中，扶正了一位從上海來京的六十多歲的、堪稱小字輩的“幼主”，這個人以善于作秀而著稱于世，但就是沒有治國之方略，就是沒有先進之理念，就是沒有戰略之頭腦，卻不乏察言觀色之技巧，吹拉彈唱之能力。背誦儿作之天賦，貪權戀座之本能。十年一晃而過，其所有的政治功績不過是舉舉小旗（即“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耳耳。除了舉舉小旗之外，剩下的就是對于中國民主党、對于泱泱之眾的法輪功信眾的龍顏大怒、勃然而起，乃至于不僅僅“消除于萌芽狀態”，而且要以“我不信我就治不了你”的方式把所有組織性的反對勢力，亦即被他欽點的“邪惡勢力”、“敵對勢力”，統統地赶往勞改營和范圍廣大的監獄。
這位通過先帝禪讓的方式而贏得了王位的總書記，這位中華民族的新時代的法老王，滿腦子都是為民作主的“民主”思想：“在上海，我養活了一千二百万人；到中央后，我又要養活十二億五千万中國人”；到外國訪問，面對數不清的抗議者，竟指斥對游行示威不予干涉的瑞典首相說：“你們是怎么管你們這個國家的？”話里話外充滿了要求所訪國鎮壓游行示威的聲色俱厲的專制思想。非程序地鎮壓中國民主党，非程序地取締法輪功等項，在在都證明這位姓江的老人實在是匱乏甚或沒有任何民主思想，沒有任何現代化的開明理念。說他是癟三加混蛋，可能是名至而實歸。
他應該向戈爾巴喬夫學習，學習他以自己的棄權而贏得一個自由的俄羅斯的所作所為，學習他的開明政治，即公開化和透明化的旗幟，學習他為歷史上發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冤假錯罪案平反昭雪的气魄与膽略，學習他解除報禁、解除党禁而使俄羅斯走向多党民主政治的開拓性貢獻，學習他使社會生活從不正常走向正常化的巨大努力，學習他敢于辭職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倘若如此，中國共產党尚可有生存的良好契机，中華民族尚可有發展的一線希望。孰好孰坏，望老江或江癟總慎重抉擇。
3.蔣經國的政治改革模式
台灣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全民競選的地步，与台灣前總統蔣經國先生倡導解除報禁、党禁的先進思想与理念是分不開的。沒有順應民意的改革，沒有揚棄一党專政的思想，實行多党競爭的現實局面就不可能形成，更不用說執政党合程序地下台、在野党合程序地上台的政党輪替局面的真正實現了。
台灣人民何其幸也，大陸人民何其不幸也？！經國先生的民主改革業已丰收了燦爛光輝的政治果實，業已成為造福于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大陸人民由于仍然在一党專政的領導下尚未實現其應有的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諸多在野党的領導人被統統地關進大牢，備受凌辱与折磨。
中國共產党應該向蔣經國先生學習，學習他甘于廢除一党專政、甘于拋棄自己的一党之私而關注社會發展与歷史進步的高風亮節，學習他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現代化所做出的應有努力，學習他不是一味地采取鎮壓与圍殲的手段把政治异見人士“消除于萌芽狀態”，而是采取退讓与妥協的方式与不同意見的表達者達成應有的諒解。
學習蔣經國先生，就是學習台灣經驗，就是學習中華民族的先進經驗，就是學習如何達到人類文明的應有高度。倘若能夠把蔣經國先生的經驗學到手中，如果能夠把台灣經驗學到手中，那么中國大陸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死气沉沉且無所作為了，中國大陸就可能或必然一改現行的渾渾噩噩的遲滯無為的局面而呈現出百舸爭流、万木竟放的生動多樣的理想場景。
4.齊奧塞斯庫模式
終生執政而受到羅馬尼亞人民衷心擁戴的大獨裁者尼古拉溶艨禷賵筑w，在羅馬尼亞的九十年代初的一次社會主義議會上又一次當選為羅馬尼亞總統，其時江澤民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說“這是羅馬尼亞人民熱愛社會主義的正确選擇”但時不過二十天，羅馬尼亞人民便發生了被偉大領袖齊奧塞斯庫欽定為“反革命騷亂”的人民示威運動，這時的“偉大領袖”卻被羅馬尼亞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并且立即予以執行。這位追求“穩定壓倒一切”的羅馬尼亞的“核心”，的的确确贏得了“壓倒一切”的穩定，死亡成了他別無選擇的超級穩定。
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教訓，值得江澤民之流記取。擁權自重、飛揚跋扈、漠視社會發展与歷史進步，否定民眾的自由与民主訴求，一味地運用秘密警察、軍隊、法庭等專政机器對付日益強大的民主力量，只能招致自己滅亡的可恥下場。所謂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此之謂也。
因此，建議中國共產党及其領導人，不要重蹈尼古拉溶艨禷賵筑w的覆轍，不要學習這位大獨裁者的那一套与世界文明主流意識背道而馳的陳腐不堪的意識形態及其導致的一系列漠視人權、否定人權和取締人權的罪惡做為。中共極權體制的領導們，猛醒吧！唯一出路就是徹底更正自己的現實罪行，忍痛割愛地与極權制度“揮淚”訣別。
5.盧太愚、全斗煥模式
南朝鮮軍政府首腦在執政期間的貪污腐化、漠視人權罪惡行徑，在過了若干年之后也要受到追究、受到起訴、受到審判。過去的罪惡必須受到法律的應有審判，不能清算罪惡的歷史就不可能贏得一個不罪惡的現實，罪惡的現實常常來自于不能被清算的罪惡的歷史，過去逍遙法外的罪惡必將導致企圖鐃幸過關的現實的罪惡。所以，必須清算一切歷史的罪惡，以徹底杜絕現實中任何罪惡生成的可能与机會。
韓國人民确實不屈不撓地与歷史的罪惡進行著頑強的斗爭，不可一世的梟雄也要受到正義的嚴厲斥責，也要受到罪有應得的審判。不能為賢者諱，不能為尊者諱，不能為圣者諱，不能為執政者諱，不能為皇權擁有者諱，更不能為“偉大領袖”者諱，此之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之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
中國共產党應該向南韓人民學習，學習他們敢于揭露并善于揭露一切歷史罪惡的勇气，敢于揭露并善于揭露一切歷史罪人的英雄气概。中國共產党也應該學會像南韓人一樣地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罪惡多端的歷史，以坦誠的忏悔的心情与自己過去的層出不窮的罪惡相揖別，尤其重要的是，要把毛澤東的罪惡向中國大陸人民講清楚，也要把鄧小平的昏庸無道的罪惡向大陸人民說清楚，使以往的罪惡不再發生，使以往的歷史不再重演。
倘若中國共產党不能現實地做到這一點，那么將來也必定會做到這一點，中國大陸人民將會毫不猶豫地做到這一點。這一點就是，現實的罪惡一定會在將來的某個時候被予以公正、合理的審判，并被予以其應有的清算。
6.皮諾切特模式
皮諾切特，智利的大獨裁者、軍政府首腦，在其長達二十年的獨裁專制統治中，肆意妄為地乃至喪心病狂地草菅人命，數千人被非程序地殺害，數千人不知所以地失蹤，社會生活在其“偉大、光榮、正确”的領導下毫無正常性可言，一切都是他的“最高指示”說了算，一切都以“皮核心”為軸心旋轉，把個智利搞得個暗無天日，雞犬不宁。
后來，在其出國訪問途中被英國警方逮捕。皮諾切特模式表明，罪惡總是逃遁不掉的，總是要被捕住的。逃得了一時，逃不了長遠；逃得了此地，逃不了彼地。凡是不能明智地看到這一點的，那結果恐怕就決不會美妙，恐怕就會很可恥地成為被逮捕、被通緝、被引渡的悲慘下場。
中國共產党的皇權掌握者應該從皮諾切特的模式中汲取其應得的教訓，免得有朝一日成為被某個國家為保衛正義、保衛人權而追討的人犯。
上述的几個模式不足以概括全部，但卻證明了現存的中國共產党領導人必須直接面對的和必須慎重抉擇的几個出路。孰好孰坏，是十分清楚的，是不言而喻的。不是民主的開拓者，就是歷史的罪人，責任重大，系于一念之差。只有擇优而從之，棄之一切之所當棄，方能夠走出專制獨裁極權之誤區，從而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進步与歷史發展順勢而動地展現自己的价值。倘若違逆這种浩浩蕩蕩的民主潮流，那無异于倒行逆施，那無异于繼續為非作歹，那無异于螳臂當車自取滅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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