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貽春:現代君主論(3)

鄭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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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4月28日訊】七、這种活生生的現實圖景就是集權,就是專制,就是極其野蠻的暴政。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長期以來始終貫穿著反文明、反人道、反現代化的這种集權、專制、暴政的所謂大陸特有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也是照此不誤地去做的。

由于毛澤東本人是以搞農民運動起家的,也是搞所謂的“武裝暴動”的能手,所以常常以發動大規模的和破坏力極強的人民戰爭為能事。這种戰爭不但給建政前的社會生產力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破坏,而且就是建成后也同樣程度地甚至更大程度地阻礙了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更談不上有利于民眾福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便在這种民不聊生的情況下,毛澤東也仍然念念不忘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那本荒唐之經。

他極其熱衷于挑動群眾斗群眾,挑起本不應當發生也根本就不應當存在的內亂,甚至在他周圍為他服務的衛兵、護士、秘書之間,他也以相互猜疑、攻訐、勾心斗角、假公濟私、公報私仇等等為樂事。今天是我斗你,明天是你斗我;此刻我整你,他刻你整我。互相斗互相整。“与人斗,其樂無窮”,“八億人民,不斗行嗎?”這些都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給中國人民于二十世紀留存下來的所謂光榮的遺產。

以紅旗到處飄,喊聲震天地、拳頭高高舉的急風暴雨似的階級斗爭和群眾專政為特色,使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斗、批、改、整成為社會生活的普遍現象,使得非正常化的社會生活在人們的心頭布滿了恐怖的陰影。

以批判并破除所謂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為招搖大力提倡“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堅持無產階級的党性原則”,以大義滅親的態勢,否定中華民族延續了几千年之久的基本傳統和“仁義禮至信”的道德要求,儿子揭發老子,夫妻反目成仇,親人之間互相監視,互相提防,互相戕害。這件件樁樁,這樁樁件件,無一不數典忘祖,無一不災禍連綿,無一不為害慘烈;

一人獲得載樁,全家受到戕害。左右親朋都坐臥不宁,鄰居左右都受到瓜連。這种与現代司法的基本文明完全背道而馳的古代以降的堪稱罪惡淵藪的株連制在毛澤東時代又加以發揚光大,又成為他嫻熟運用而且是到處運用的專政工具和專政手段。株連制,這是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極其巨大的、難以言喻的歷史性災難的極其恐怖的手段,這是渺視人性、踐踏人權、否定生命、濫殺無辜的最卑鄙、最無恥的專制護身符,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王朝制度所可能和必然干得出來的,以刑殺為威而保全社稷江山的鎮壓行動。封建王朝的株連九族之惡毒,在毛澤東時代又發展到了由淋瀝的鮮血所染成的光輝的權力頂峰這一極其無恥的程度。應當知道,漫長的封建社會長期實行的株連制到了清朝末年已經被當時所進行的憲政改革所取締,所更正,應當說,這是清朝末年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法制覺悟,這堪稱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次偉大的歷史進步。株連制至此本已成為并不光彩的可恥的象征、本已應當被毫不留情地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但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卻又在新的歷史時期、在本應從事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歷史時期,大搞株連制,并使這种丑惡至極的制度又沉渣泛起。大搞內查外調,勞民傷財,空耗民脂民膏,用盡一切甚至古代的帝王和古代的王朝想象不到甚或根本也做不到的卑劣手段,以整人為目的,以禍害人為目的,以既不增進物質財富,也不增進精神財富為目的,以既不給他人帶來歡樂而只能帶來懮愁和痛苦,也不能使自己有任何好處為目的,完全是一幅人与人之間窮折騰、胡整、亂整、瞎整的亂轟轟的鬧劇。

除了株連制的實行,還有另一种極其荒謬的、肆無忌憚的抄家行為。打家劫舍,隨意劫奪公民所謂的“非法”財產,并把這些天經地義地屬于公民個人的私有財產以這樣或那樣的什么名義,以這樣或那樣的什么托辭,以什么什么莫須有的罪名先行加害于人,而后一轟而上、一次或几次地抄收、抄沒這些私人財產,或用以充公,或就地分臟,或放火燒掉,或隨意毀坏和隨地扔棄,等等。

抄家,這是古往今來所有皇帝和所有王朝樂此不疲的強盜之所為、土匪之所為、流氓之所為。以某种所謂神圣的名義,以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并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為內容,抄家就成為一种自然而然的和必要的專政手段和鎮壓措施。但這卻完全徹底地否定了人的价值、人的權利和人之為人的一切夢想、欲望和目標。

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人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幸福的內容主要是以自我財產的不斷增進為其顯著特色的。自我財產的日益丰富意味著幸福的極大程度的實現;自我財產的損失則意味著幸福的相當程度的破滅。財產權的喪失,則就不可避免地使人陷入痛苦乃至極大的痛苦之中。而抄家,由于其野蠻地掠奪之本性,就必然地蔑視文明的主要內容之一的財產權,并使公民個人的財產霎時化為烏有,使公民長期辛苦之努力瞬間歸于白費,使公民与外界連系的秩序部分地乃至于完全地中斷,最后則必然地使公民以窮困潦倒、無產無業乃至啼飢號寒為歸宿。

正是基于此种考慮,針對封建王朝對于普通民眾所可能具有的加害,以文藝复興為標志的偉大的啟蒙主義運動及其思想家們以其大無畏的遠見之明,開宗明義地、大義凜然地和旗幟鮮明地提出:“私有財產,天然不可侵犯。”

不可剝奪的私有財產,以其不可侵犯的尊嚴,傲視一切類型的專制并最終消解專制于無形;

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以其不可剝奪的气勢,震懾各种各樣的恐懼之感并使一切行使威脅的恐懼成為可笑的荒唐之舉。

“私有財產,天然不可侵犯”,這是人權顯示自我价值、人的尊嚴為自我所認定、民主与自由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銅牆鐵壁,這是任何形式的強權專制不能逞其淫威、不能飛揚跋扈、不能為所欲為,更不能胡作非為的鎮山法寶,這是几千年來、特別是近五十來歷經滄桑、受盡磨難的中華民族奔向現代化、追求幸福文明、企盼繁榮昌盛的血淚凝成的沉重的呼喚和嘹亮的吶喊。

必須把“私有財產,天然不可侵犯”寫進《憲法》,不僅僅寫進《憲法》,也要寫進每個人的心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徹底地蕩滌以往在中國大陸境內所發生的各种株連、抄家、批斗、游行、示眾等等莫名其妙的和野蠻之至的丑惡行徑。只能這樣,我們才能与血肉橫飛、淚水滔滔的悲慘欲絕之往昔相訣別,我們才能甩掉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的形色各异、花樣翻新的沉甸甸的枷鎖而獲得一定程度的乃至極大程度的自我解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徹底破除毛澤東思想對于中國大陸人民由于長期的封建統治而形成的陰云籠罩,而輕裝上陣地奔向中華民族現代化的廣闊前程。

八、分析中國大陸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可以清楚不過地看出:由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一手造成的是怎樣的一幕幕滑稽可笑的人間鬧劇。其中的一個最大的鬧劇就是把知識与知識分子,把那些從事精神創造活動与文化繼承工作的所謂的腦力勞動者 ,當作攻擊的活靶子,當作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的運動員,當作任意蹂躪、任意打擊、任意批判、任意宰殺的對象。

毛澤東在1942年2月《整頓党的作風》中說:“應當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773頁)。在長期的所謂革命斗爭中,毛澤東類似的話講得甚多。他說,腳上沾有牛屎的農民,也比知識分子的知識多。到了晚年,他一邊說,“書讀的越多,越蠢”,一邊又假惺惺地勸說知識分子:“老九,不能走!”

對于知識分子,毛澤東以其特有的狹隘的農民草頭王的心理,是不大瞧得起的,甚至是不屑一顧的,這是說的客气一點,說得再實際一點,他從來都是卑視知識分子的,他是從來不把他們當人看待的。當然在個別的時候,對于個別人,他往往還是做做花架子,愿意与某個人或某些人談古論今的,尤其是當他為著某种政治目的的實現而要采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种策略的時候,但這僅僅是一种權宜之計的策略,而根本就不是他對知識分子整體的一以貫之的看法和評价。綜其一生,他是從骨子里極端仇視知識与知識分子的,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是基于他對于權力永無止境的追求与不可讓渡的把握所做的必然的、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知識与無知相敵對,因而也与愚昧相敵對。要施行專制主義的統治之術,要形成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野蠻之狀態,就必然盡可能地排斥,甚至從根本上杜絕知識。知識成為獨裁的死敵,知識成為暴政的障礙。

作為知識載體的知識分子,由于對知識不斷地自我積累和自我丰富、自我完善的本性,由于其自由和獨立的能夠不受外界強力控制而自我表達的特點,便不能不成為歷代封建皇帝、歷代大大小小的和名目繁多的統治者的眼中釘、肉中刺。在他們看來,必須徹底拔除之而后快,此事對社稷江山的穩定事關重大,除非那些有些知識但卻緊緊地依附于統治者、堅定不移并且心甘情愿地追隨統治者的徒有虛名的知識分子。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這些人已經不能稱之為知識分子了,他們頂多應該被稱作御用文人、御用歷史學家、御用科學家、御用作家、御用謀士,等等,總之,這些人必須是御用的,亦即必須為統治者搖唇鼓舌、拿雞毛當令箭、搖旗吶喊,或作以詮釋性的注解和奴顏婢膝的贊頌之類的工作的。這些已經喪失了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御用的幫忙者們、幫閑者們,無疑已經墮落成為統治者們的并受他們歡迎的應聲虫和形色不同的走狗。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被脅迫的,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存在已經給社會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由于他們喪失了良心,社會的普遍的良心也就順其自然地大大地變坏了。這個問題是相當嚴重的,這無疑阻礙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的歷史复興。

知識分子作為整體,為統治者所不容,也為現代的君主——中國大陸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航手”毛澤東所不容,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毛澤東咬牙切齒地痛恨知識分子,毛澤東橫眉冷對地看待知識分子,毛澤東無所不用其極地圍殲知識分子。用毛澤東自己在其漫長的歷史經歷中所說的話來講,就是要對他們進行“利用、團結、改造”,就是要把他們与“工農兵”相結合,直至完全“脫胎換骨”為止,直至徹底被消滅為止。尤其對人文知識分子,則毫不手軟,真可謂該出手時就出手,亦即出手大方地大打出手。從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調整”——實質上這是最大程度地縮編文科院校和文科系部的有組織有預謀地圍殲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全國范圍的行動,接踵而至的是各种類型的脅迫知識分子“向党交心”,“向人民交心”,“向祖國交心”的轟轟轟烈烈 、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黑云壓城城欲摧”的行動。再接著而來的像抓“胡風反党集團”案,抓“右派”,“四清”運動,進而把几乎所有文科知識分子一网打盡地流放到鄉下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再到后來共產党自己也不得不全盤否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后來——總之,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但卻根本解決不了。知識与知識分子被整得灰不溜秋,死去活來,活不得活,死也不得死,當然,許多許多的文科知識分子還是以跳樓、投河、上吊、吃毒藥等自殺的方式“自絕于党”,“自絕于人民”,“自絕于偉大領袖毛主席”。

至到一九七七年大學又恢复招生考試時,全國也沒有几所文科大專院校。文理科院校嚴重失調。文科學生想上大學,除了僅有几所師范院校和外語學院之外,几乎無從選擇。這不能不是中華民族教育史上的几千年的招生制度所能目睹的為數甚少的怪現象之一。

對于知識分子,尤其是對文科知識分子的虐殺最明目張膽的表現就是像康熙、乾隆、雍正年間所搞的那些悲慘的“文字獄”。可以說毛澤東自建政后,一直沒有間斷過各种類型的大大小小的文字獄。文字獄大的有若干次,小的文字獄則比比皆是,不可胜數,簡直多如牛毛。

五十年代中葉,文藝理論家胡風為繁榮文藝創作而上書三十万言,被毛澤東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六十年代初,小說《劉志丹》出版后,作者及相關出版人員被內查外調,隔离審查,受株連者眾,受迫害者眾;一九六六年抓出所謂的由鄧拓、吳、廖沫沙組成的“三家村”,以姚文元慣有的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筆法將之誣蔑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党的“黑窩”,并由此拉開了轟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禍國殃民的序幕。

如此等等的文字獄,以其不可戰胜的極其恐怖的威懾力,席卷了中國大陸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同時把死亡的黑森森的陰影遍布于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心靈深處,遍布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

你不是寫下什么了嗎?那么白紙黑字就是你鐵證如山的罪證。你不寫,倒可能沒有什么災難,而你一經思索 ,并把你的所思所想用文字表達出來,那么你就無可逃避地面對著塌天大禍,你就得面對著警戒森嚴的獄牆,你就得被流放到不毛蠻荒之地,甚至還有槍膛上的准星在瞄准著你,甚至還有疾速飛馳的子彈在歡迎著你。那么你就只好与死神相依為命了。所有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因為禍從口出,禍從筆出。換句話說就是,寫作即犯罪。不寫作,不犯罪;寫得少,犯罪輕;寫多少,就犯多少罪。

毛澤東就是以如此的思維方式彩排他否定、迫害、蹂躪并殺戮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鬧劇的。他果然得到了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几近徹底剿殺所有類型文明的成功:哲學的貧困,已經達到無以复加的程度,并且以其庸俗化和劣質化為特色;文學的荒涼,触目可見,除了干巴巴的、圖解似的說教和宮庭似的隨風唱影、歌功頌德之篇什外,毫無值得夸耀之處;歷史成為強權政治的御用工具,竟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隨時隨地加以篡改、不受任何限制地加以增刪,或者竟可以顛倒黑白地為所欲為地和無所不用其極地、乃至喪心病狂地編撰和偽造;教育領域成為謊言生成和擴大的集散地。童心被神圣的政治說教所浸染,被流行于世的謊言所澆灌,童心喪失作為童心的本質特征,亦即孩童般的純洁快樂和不枉真實的意趣均遭到毀滅性地戕害,等等。

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一手制造的規模廣大的和意義深遠的文字獄,是對于中華民族的大腦所施行的一次又一次的閹割手術,從而切斷了中華民族与文明進步之象征的文字所具有的千絲万縷之聯系。中華民族只能在匱乏文學、匱乏思想、匱乏一切文明的情況下苟且偷生。誰能說中華民族不能無知,誰能說中華民族不能愚氓?且看毛澤東無窮無盡的文字獄,就可以作出明晰、准确而且客觀的回答了。
(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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